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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我國歷史長河中，開創了一個偉大的輝煌壯麗的時代。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6周年。我們的國家在過去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勝利的基礎上，最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建設又取得了巨大成就。“飲水思源”，不由得懷著崇敬的心情，緬懷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本文僅就我國建立公有制經濟這個方面，作一些回顧與思考，以資紀念。

一、重溫毛澤東關于建立我國公有制經濟的一些論述

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社會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程度日益加深，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日益尖銳。同時，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也逐步加劇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唯一的出路就是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所以，《共產黨宣言》以一句話概括了共產黨人的理論：“消滅私有制”，消滅私有制，就是要建立和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這是共產黨人從入黨第一天起就為之奮斗終身的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任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點，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經濟特征。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比私有制經濟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并且隨著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壯大和管理的日臻完善而充分發揮：

——只有以公有制為基礎，才能使勞動者從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來，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和國家的主人。

——只有以公有制為基礎，才能實現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才能消滅剝削制度，實現按勞分配，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只有以公有制為基礎，才能從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國家才有統一的社會利益和雄厚的物質力量，合理安排各方面的比例關系和資源配置，適當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搞好重點建設，協調多元化的利益要求，及時調整供需關系和經濟結構，確保經濟和社會協調、穩定和較快地發展。

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結合我國實際，對建立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有很多論述：

1.毛澤東以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和社會主義在中國必然勝利的大無畏氣魄，早在革命戰爭年代，就成竹在胸地孕育著全國解放后如何實現消滅私有制、發展公有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經濟成分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遠見卓識，為貧窮落后的舊中國和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指出光明的未來。

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所有”、“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還提出：“這個共和國將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①。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解放區，由于日本侵略軍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為了克服財政和經濟的困難，毛澤東就指出：“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五年以來，……我們渡過了困難，這不但是由于邊區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尤其是由于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起了自己的公營經濟”②。毛澤東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中又進一步指出：“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是不要‘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下面‘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國家”③。現在，人們讀到這些論述時，可能感覺不了什么，但在當時，卻顫動著人們的心弦，因為這些論述意味著上海的外灘和南京路、福州路一帶的一些至今猶在的廣廈洋樓，也就是殖民主義者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那些吮吸中國人民血汗、掠奪中國寶貴資源的場所，以及類似的分布全國各地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工商金融企業，將為人民所擁有，由國家經營；農民也將得到夢寐以求的自己耕種的土地。這對長期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中國人民來說，無異于陽光雨露，灑滿人間，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歡欣鼓舞地唱出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為人民求解放”的心聲，迸發出巨大的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的激情。

2.毛澤東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從中國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貧窮落后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改造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新中國所有制結構的宏偉設想。

這主要體現在全國解放前夕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

——把舊中國的資本主義明確劃分為兩部分，提出了不同的策略：“中國的現代化工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還預見到，“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于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對于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

——提出了農業和手工業必須向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

——還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經濟成分和經濟形態作了描繪：“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④。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哪里是一般理性論文，簡直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謀略和決策。他對中國資本主義的區分和提出的不同政策，對私人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必然出現限制與反限制的斗爭，對如何引導個體農業手工業走上集體化道路，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經濟成分和經濟形態的闡述等，都是創造性地從實際出發作出的正確判斷，而不是照抄別國的經驗，以致成為強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動綱領，指引我國建國后順利地邁開了改造私有制經濟、建立公有制經濟的步伐，并在實踐中得到充分檢驗。我們今天重溫這些論述，仍然感到精邃廣博，字字珠璣，閃爍著耀眼的光輝。

3.毛澤東的英明，過去有長征途中的扭轉乾坤，繞過暗礁，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建國后也依據形勢的發展作出新的判斷，高屋建瓴地指點迷津。

50年代初期，出現了“確立”或“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的論調，提出“先搞10年、15 年或更多一點時間的新民主主義，然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認識和提法。當時筆者在基層，同許多同志一樣，認為這種論調和提法是無須置疑的，因為毛澤東本人的一些論述，也一直講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國家。但是，這種論調和提法由于沒有指明當時的前進方向，容易自覺不自覺地把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分割開來。任何事物隨時都在發展變化，不是朝這個方向發展，就是向那個方向發展。當時的形勢是，面臨全國財經的統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結束。如果不及時指明前進的方向，從“五反”中反映出的問題看，私人資本主義必然會加劇同國營經濟的矛盾，資產階級必然加劇同工人階級的矛盾；歡天喜地分田分地的農民在得到土地后，是重新走向兩極分化或者在互助組織基礎上更上一層樓，走集體化道路，也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大問題。對此，毛澤東1953年明確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開始。經他這一指點，全黨都受到很大啟發，思想豁然開朗。因為誰都知道，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實踐證明，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也不可能走別的道路，這是歷史的選擇，是從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確定了的，在黨領導的整個民主革命進程中也一直堅持，從未動搖過。那么，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向社會主義過渡，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經過這樣的反思和醞釀，無不對毛澤東的提法心悅誠服。這就有了由毛澤東提出和黨中央討論確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⑤。這條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是以后我們通常說的“一化三改”)是否正確，后來的實踐作了肯定的回答。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建立公有制經濟的實踐，主要集中在“一化三改”這個期間。

一方面，推進了社會主義工業化。

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加上友好國家的支援，編制和實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指導方針，提出了國民經濟要實事求是按比例協調發展，進行全面綜合平衡。執行“一五”計劃中，在原來沒收官僚資本建立起來的國營企業的基礎上，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以“156項工程”為中心，陸續建成一大批國家工業化所必須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以基礎產業為主的國營企業，使國營工業在全國工業中的比重從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3.8%。由于國營工業在全部工業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在生產關系劇烈變革中，我國工業發展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反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5年內，從全國社會總產值結構看，在工農業都有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工業所占比重上升到43.8%，農業下降為33.4%，說明已開始改變我國經濟以農業為主的情況。從工業總產值內部結構看，在輕重工業都有增長的情況下，重工業的比重上升到45%，輕工業下降到55%，說明初步改變了我國工業以輕工業為主的狀況。尤其是基礎產業的產品產量從少到多，有些甚至是從無到有地大幅度增長。如鋼，從全國解放時年產15.8萬噸猛增到1957的535萬噸，原煤、發電量、原油、水泥、化肥、農藥、機床、農業機械等比1952年都成倍、幾倍地增長；舊中國不能生產的汽車、飛機等，實現了零點突破，生產出了自己的產品。在“一五”計劃順利完成和一批以基礎產業為主的國營企業建成投產的情況下，我國工業化進程面臨兩個前途：一是繼續沿襲蘇聯模式，照葫蘆畫瓢，這似乎天經地義；一是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道路，但底子薄，又缺乏經驗，步履維艱。在當時還存在“社會主義陣營”，我們國家又舉過手承認蘇聯是這個“陣營”的頭頭。如果不跟著它走，幾乎近于大逆不道。但毛澤東獨具慧眼，看出蘇聯那一套模式的嚴重缺陷，堅定而勇敢地選擇了后者。我們說，遵義會議是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創造性地擺脫共產國際羈絆，領導全黨全國人民走向勝利的轉折點，那么，毛澤東高瞻遠矚，在初步總結我國“一五”期間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及時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創造性地率先提出了受到全黨全國人民高度稱贊和熱烈擁護的有關政治生活和發展經濟的一系列重大原則，這也可以說是我國工業化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其意義非常深遠。例如，從優先發展重工業轉變為要保持重輕農的合理比例，為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從只有中央一個積極性轉變為發揮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不僅使國家進一步集中力量搞好重點建設，各地方也因地制宜地相繼建起了一大批不同規模的地方國營企業，發展了集體經濟，可以說像5月的鮮花，在祖國一窮二白的原野上競相開放。《論十大關系》的發表，引導全國進入獨立自主地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難時期，這個時期的工業化進程，有起伏，有波折，發展與調整交替進行，終于建立起我國社會主義的門類比較齊全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下一步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打下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不僅如此，更大的意義還由于我們的國家沒有跟著蘇聯亦步亦趨，也就沒有在經濟上淪為它的附庸，以致在蘇聯崩潰時我自巋然不動，堅定地繼續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昂首闊步前進，這不能說與毛澤東當時的決斷不無關系。

另一方面，開辟了一條適合我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首先，為了引導農民走農業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下，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到1956 年底，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到全國農戶總數的93.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民占全部農戶總數87.8%，從而實現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其次，對手工業，也采取了類似農業的形式，根據積極引導、穩定發展的方針，由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到1956年底，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人員達到全體手工業人員的91.7%，實現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堅持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后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而沒有實踐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到1956年底，全國私營工業戶數的99%，私營商業戶數的82.2%，分別納入了公私合營或合作社的軌道，把原來落后、混亂、畸形發展、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經過三大改造，1956年同1952年相比，國營經濟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經濟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營經濟由0.7%上升到7.3%，個體經濟由71.8%下降到7.1%，資本主義經濟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種經濟已達92.9%。在工業總產值中，社會主義工業由56%上升到67.5%，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由26.9%上升到32.5%，資本主義工業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商品零售額中，國營商業供銷合作社商業由42.6%上升到68.3%，國家資本主義商業和原來小私商組織的合作化商業由0.2%上升到27.5%，私營商業由57.2%下降到4.2%。這些數字說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已經建立起來。

總之，“一化三改”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在工業建設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中建立社會主義的艱難任務”、“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這個結論也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

“三改”中有沒有缺點和偏差？有。“在一九五五年春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遺留了一些問題”⑥。這四“過”的缺點，不能說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沒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因為對于一部分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出現這些缺點和偏差，毋庸諱言，是黨中央的失誤，主要是毛澤東的失誤，但不是方向性、路線性的失誤，而是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進行前人沒有進行過的開創性事業，社會變革又極其廣泛深刻，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來講，不可能完滿無缺。何況在馬恩著作里，對于公有制應是什么形式和內涵以及應該如何發展變化，并沒有講得一清二楚。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理想結合中國情況付諸實踐，這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創舉，哪能在實際行動中不出現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呢！盡管舉世公認毛澤東有非凡的雄才大略和過人的遠見卓識，畢竟有其歷史局限性，有其不足和失察的一面。就毛澤東一生來看，雖然晚年犯了更大錯誤，但他的歷史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不愧為中國歷史上流芳千古的偉大英雄人物中的佼佼者。歷史的發展是“長江后浪推前浪”，認識事物往往“雛鳳清于老鳳聲”，但我們不能因此而驕傲。對一定時期的歷史事件，不能用今人的眼光求全責備；對歷史前賢，也不要在不了解歷史背景的情況下隨意指點、貶毀。那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確的態度是鄧小平為我們樹立的光輝的榜樣，他說：“三中全會后，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⑦。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糾正了過去“左”的錯誤造成的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越純越好的，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所有制結構，轉變為逐步適應我國多層次、不平衡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從而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建設取得空前未有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和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又進一步引起各方面對所有制問題的深入探討，見仁見智，觀點紛呈。可是，鄧小平堅定地多次講過，我們的改革，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其他經濟成份為補充。這對所有制問題的各種議論來講，真是金石之言，落地有聲。這作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毛澤東關于建立公有制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相對照，并結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有制結構變化的實際來看，可以說既有撥亂反正，又有繼承發展；在繼承發展的基礎上撥亂反正，撥亂反正是為了更好地繼承發展。所謂“撥亂”，就是糾正了毛澤東由于歷史局限的一些錯誤提法，如毛澤東曾批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經濟基礎”⑧，這“唯一”兩字就不大妥當，造成“三大改造”大大超越預想進程，帶來大量遺留問題，不得不花很大力氣予以糾正。所謂“反正”，就是回到過去正確的東西，把毛澤東曾經提出但沒有辦或者沒有辦好的事情辦起來。如毛澤東過去就主張，建國后相當長時期內是允許私人經濟存在的，但并沒有這樣辦。1956年底，毛澤東也曾有過我們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些資本主義的談話，意思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還可以允許資本家投資辦廠。這在當時，只是一個思想火花，并沒有形成決策。而鄧小平的理論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正好同毛澤東過去的正確主張和這個思想火花相吻合，也可以說是對毛澤東過去的正確主張和這個思想火花的反正。撥亂反正不是全面否定社會主義改造，正是為了鞏固和發展過去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而進行的。所謂“繼承發展”，這要結合黨的十四大根據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來講，在所有制問題上，主要有三個問題：

1.所有制問題是同社會主義制度聯系在一起的。我們要繼承發展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就應以公有制為主體。同時，為了更好地適應我國現時期生產力發展水平，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加快經濟建設的步伐，還應相應地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使它們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補充部分。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應在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其他經濟成份為補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換句話說，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就是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分水嶺。這里講的公有制，是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是國有經濟和城鄉集體經濟共同協調發展，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人為地拔苗助長。所謂“主體”，就是公有制經濟在各種經濟成份中要占一定的優勢：從全國來講，不僅公有制經濟的總的比重要占得大一些(各地區、各行業可以有所不同)，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命脈，一些基礎產業也應大部分是公有制。隨著改革深入，各種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將大量涌現，一般來講，越是支柱產業、基礎設施，公有股所占比重將會越大。不能把股份制和公有制對立起來，好像搞了股份制就沒有了公有制或者就不要公有制。強調“主體”，不是要忽視“補充”，近幾年，非公有制經濟雖有發展，但目前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仍然很小，還要大力鼓勵它們發展，并不斷完善對其管理的法規。“主體”與“補充”不能含糊，不能顛倒，那些露骨地或隱晦地主張全面私有化的論調是極其有害的，是與國際上妄想改變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勢力相呼應的，我們任何時候都要警惕和防止，不能讓它們干擾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

2.我國的國有企業，是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幾十年艱苦奮斗創立的基業，是社會主義制度賴以建立、鞏固和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脊梁。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首要中心環節就是要通過改革，轉換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經營機制，把企業推向市場，增強它們的活力，提高它們的素質，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并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建立起來，關鍵取決于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能否真正轉變機制，搞好搞活。道理很簡單，如果國有企業都搞不好，還談得上堅持什么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經營機制都不能轉變，還談得上建立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這是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關鍵所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改革實踐告訴我們，完成這項前所未有的任務，難度是相當大的，但不能認為過去在舊體制下的種種弊端是國有企業的痼疾而喪失信心。

3.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要求國有企業、城鄉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都進入市場，通過平等競爭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并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所謂“都進入市場”，不是這種所有制企業進入市場，另一種所有制企業不進入市場。不難設想，那是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法規的；只有所有企業都進入市場，才能在平等競爭中，逐漸改變長期存在的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狀況，克服重復布點、盲目發展的“小而全”頑癥。所謂“要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并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是因為這些年所有制結構雖有變化，不少國有企業也還困難不少，效益不高，但國有企業畢竟仍掌握著國民經濟的命脈，仍是基礎產品生產的主要陣地，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源泉，技術進步的主要力量和宏觀調控的主要依托。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其他所有制企業不可能取代的。

我們紀念毛澤東，緬懷他的歷史功績，要繼續學習他的著作，讓毛澤東思想世世代代傳下去。要永遠銘記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全國人民打下的社會主義江山，開創的社會主義基業，是來之不易的，要珍惜，要繼往開來，發揚光大，這就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基礎上，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

注 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678頁。

②③《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891—892頁，第1058 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301433頁。

⑤⑧《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04頁，第705頁。

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⑦《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264頁。

(作者單位：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來源：昆侖策網，原文摘自《毛澤東百周年紀念》，編發時有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