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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在北平中南海合影。

毛澤東是一位善于從古今中外吸取智慧、重視從五湖四海選賢與能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旗下賢者云集、人才濟濟、群英薈萃、各顯神通，與其重視“搞五湖四海”密切相關。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

毛澤東的著述中經常談到“五湖四海”。他在著名的《為人民服務》的講演中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他在延安總結歷史經驗時說：“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說：“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從組織上說就是不斷地從五湖四海、三山五岳擴大隊伍、匯集力量的結果。井岡山時期有過三次大會合。第一次是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隊伍與袁文才、王佐率領的隊伍的會合。第二次是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起義農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隊伍的會合。第三次是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的紅5軍到達井岡山與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4軍的會合。在贛南閩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經過會合形成了紅一方面軍。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到川陜革命根據地，經過會合形成了紅四方面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發展起來的紅2軍團、紅6軍團在長征中會合成紅二方面軍。在陜甘革命根據地，紅25軍同當地的紅26、紅27軍會合，形成紅15軍團。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各路抗日武裝力量經過多次會合，形成東北抗日聯軍。全國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北方武裝力量會合成八路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方武裝力量會合成新四軍。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武裝力量經過多次會合形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四大野戰軍，即彭德懷、習仲勛率領的在西北的第一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在中原后來到西南的第二野戰軍，陳毅、粟裕率領的在華東的第三野戰軍，林彪、羅榮桓率領的在東北后來到中南的第四野戰軍。

“要搞五湖四海”

新中國成立伊始，怎樣建設國家、治理國家擺在了毛澤東面前。在選拔和使用干部方面，毛澤東提出“要搞五湖四海”。1949年10月24日，他同綏遠軍區負責人談話時說：“這次政府的名單中，共產黨和進步人士還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

毛澤東提出“要搞五湖四海”，就是要求既要搞好黨內團結，在黨內選拔好、使用好干部，又要搞好黨外團結，在黨外選拔好、使用好干部。當時，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宋慶齡、李濟深、張瀾3位是黨外民主人士；政務院4位副總理中，郭沫若、黃炎培2位是黨外民主人士；政務院里相當于4個分院的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的4位主任，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譚平山2位是黨外民主人士。將黨內和黨外賢與能者即德才兼備者選拔到領導崗位上，發揮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中集中民智、凝聚民心、匯合民力和聚集各方面人才、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強大作用。

不僅中央一級選拔、使用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各省各地選拔、使用干部也“要搞五湖四海”。方志純回憶，江西剛解放時中央決定由陳正人、范式人、邵式平、陳奇涵、楊尚奎、劉俊秀再加上方志純，組成江西省委。“毛主席說：‘現在又是五湖四海啰，要善于團結各方面、各個山頭的同志一道工作。’笑了笑，又伸出一個食指指著我說：‘你去了應該多做團結的工作嘞！’”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既重視正確處理三個方面軍之間的關系，又重視正確處理長征來的干部、紅軍與陜北當地干部、紅軍之間的關系。為正確處理三個方面軍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將張國燾路線與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區別開來，毛澤東做了大量工作。他既重視批判張國燾躲避抗日的逃跑主義和另立“中央”的分裂主義錯誤，又反對把什么都說成張國燾路線，反對借批判張國燾路線整人，主張多用紅四方面軍的干部。

“要搞五湖四海”就要反對任人唯親和宗派主義

毛澤東指出：“不但要關心黨的干部，還要關心非黨的干部。黨外存在著很多的人才，共產黨不能把他們置之度外。”怎樣選拔、使用干部？毛澤東要求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他說：“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

“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就要反對宗派主義。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任務之一，是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三次“左”傾路線，在組織路線上形成了脫離黨內群眾和脫離黨外群眾的宗派主義。特別是第三次以王明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對不同意、不執行其錯誤做法的同志，采取了不擇手段的“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這是招致土地革命戰爭失敗、紅軍被迫長征的組織路線上的原因。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鏟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能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和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

毛澤東終生重視“搞五湖四海”，反對搞宗派主義。晚年毛澤東對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宗派集團非常反感，多次嚴厲批評“上海幫”“四人幫”。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1月6日，毛澤東在長沙又批評江青：“叫她不要搞上海幫，她要搞。”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最后一次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鄭重指出：“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么照樣搞呀？為什么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靠什么“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

毛澤東重視“搞五湖四海”是與重視共同的目標聯系在一起的，也是與重視群眾路線、虛心待人聯系在一起的。

五湖四海的水所以能匯集到一起，是由于目標相同；目標不同，各奔東西，就不能匯集到一起。毛澤東講“五湖四海”時，首先強調是靠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政見相同才能結合在一起。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經常到抗日軍政大學講課，幾乎每次都講到抗大的教育方針，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毛澤東總是把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指出“首先是學一個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向，你們要學一個正確的政治方向，這就是要打日本、怎樣打日本、為什么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能打倒的正確的政治方向。”

毛澤東之所以重視“搞五湖四海”，之所以能“搞五湖四海”，與重視走群眾路線，視“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密切相關：也與毛澤東強調謙虛謹慎，強調“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密切相關。毛澤東認為楚漢相爭中劉邦之所以勝，項羽之所以敗，一個重要原因是劉邦會用人，項羽不會用人。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會時，毛澤東指出：“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通曉一個方面或者稍微多幾個方面的知識就行了，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就變成了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如果我們有各方面的人，每一個人都通曉一方面或者有比較多的專長，選這樣幾十個人，我們的中央就會比較完全。我們要從集體中求完全，不是從個人求完全。”

來源：學習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