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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今中國，“反斯為反毛，反毛必反斯”，這是一條定律。

實際上，自蘇聯解體以來，陸續揭密的蘇聯檔案，不僅沒有提供什么攻擊斯大林的“炮彈”，反倒一次次地戳穿了誣蔑斯大林的彌天大謊。這里，就例舉幾個最主要的問題，看看歷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

 一、所謂“肅反擴大化”的問題

蘇聯肅反到底鎮壓了多少人？這是個眾說紛紜、各種說法相差極大的一個問題。持不同政見者瓦·別洛策爾科夫曾經宣揚，“1億8000萬中的3500萬，也就是說六分之一人口被這‘吃人’的制度吞沒了”。索爾仁尼琴曾經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數都加起來，統統算作被鎮壓的人數。《消息報》在十月革命80周年時發表了一個更加驚人的消息：“共產黨政權消滅了1.1億人”。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對被鎮壓的人數有正式的統計：“1938年，根據反革命罪條款，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逮捕了52372人，司法機關在審查這些人的案件過程中，對273人定罪，其中89人被槍決，49641人被宣布無罪。如此數量的無罪判決表明，許多人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被原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逮捕的。他背著中央胡作非為。”

按照瘋狂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說法，“大清洗”過程中遭到殺害的人數，超過了當時蘇聯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總數。這種驚人謊言的編造，足以證明反共勢力的無恥。

二、所謂清洗“列寧近衛軍”的問題

以前有人認為斯大林“無情地消滅了整個列寧近衛軍”，即自稱為和列寧一起工作過的第一批老黨員。其實，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后，許多人都自稱列寧近衛軍，連1917年8月才入黨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稱是“列寧近衛軍”。他們在同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斗爭失敗后，把自己的垮臺，也算做斯大林對“列寧近衛軍”的“清洗”。

其實，斯大林是并不主張采取行政手段處理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岡諾維奇的回憶文章，對當時的情況做了詳細的描述，證實了斯大林對反對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義盡：“誹謗者造謠，說斯大林只通過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對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個中央、中央監察委員會同他們進行了思想原則斗爭，希望他們中即使不是大多數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這樣一個事實，即黨及其中央用了15年時間耐心地與反對派進行了斗爭，直到最后才對他們采取國家措施、鎮壓手段、訴訟程序和槍決。這是因為反對派已經走上了顛覆、破壞、恐怖甚至搞間諜活動的道路……我記得，當我們幾個比較年輕的中央委員，即我、基洛夫、米高揚問斯大林，他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時，他回答我們說，‘對這種情況不能操之過急。第一，他們也許不敢輕舉妄動，不至于把我們逼得必須采取開除他們的極端措施；第二，應該讓黨了解開除的必要性。’”

三、所謂“消滅了4萬個指揮員”的問題

所謂“消滅了4萬個指揮員”，就是蘇聯30年代末由伏羅希洛夫處理的36898名軍人退役的問題。出于政治和健康條件的考慮，實行了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這些人中有許多人提出申訴，國防人民委員部負責審理了這些申訴。1940年5月1日前，有12461名指揮員歸隊，1500人被釋放，有70人被判處槍決。可以說，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錯案。

斯大林及時地發現并糾正了這一錯誤，伏羅希洛夫因此還受到斯大林的批評。解密的檔案證明，斯大林在1941年5月曾批評說：“當然，可以理解伏羅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險的事情，因為為了在前線實施一次成功的進攻，需要成千上萬個戰士，而為了瓦解這一進攻，只要在參謀部里有兩三個該死的叛徒就夠了。可是，無論如何不能證明讓4萬個武裝力量的指揮員退役是正確的，這一措施不僅過分了，而且從各方面來講也是極其有害的。黨中央委員會糾正了伏羅希洛夫同志的錯誤。”這個事件的過程不但不能證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夠證明斯大林的正確。

四、所謂“流放少數民族”的問題

衛國戰爭時期，蘇聯曾經把部分少數民族從當地遷徙到邊遠地區，這成為那些反對斯大林的人指責斯大林“鎮壓少數民族”的口實。他們宣稱，當時蘇聯內務部部隊曾把成千上萬無辜的人運到荒無人煙的地區去，試圖讓人覺得斯大林如此殘酷對待少數民族只是出于“荒誕的想法”。

對此，俄羅斯學者做出了新的說明。第一，這些民族在戰爭中確有投降行為。根據解密檔案中貝利亞1944年5月10日給斯大林的報告，克里木韃靼人有2萬人參加蘇聯紅軍，但在1941年紅軍從克里木撤退時，這2萬人全部逃離紅軍，并加入德國占領軍。車臣和印古什人的情況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把整個民族都遷徙了，這些民族中一些參加了紅軍的人、包括一些婦女并沒有被遷徙。第三，事情發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當時戰爭情況仍很嚴重，這些人和法西斯軍隊的配合直接影響了蘇軍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區。因此，這件事決不能成為指責斯大林的理由。

五、所謂《斯大林傳略》的問題

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中，曾經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斯大林為替自己歌功頌德的書《斯大林傳略》添枝加葉，說斯大林“扮演了編輯兼作者的角色，他是為自己歌功頌德的傳記的編撰者之一。”

現在，斯大林對《斯大林傳略》一書校樣的修改意見公開面世，作為《斯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徹底粉碎了赫魯曉夫及其信徒的捏造。歷史學家馬恰洛夫作為《斯大林傳略》一書的作者集體的一員，于1946年12月23日記錄的斯大林對《斯大林傳略》一書的談話記錄，很能說明問題。

根據1998年8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公開發表的記錄稿，斯大林的意見是：《斯大林傳略》一書“錯誤太多，調子也不好，是社會革命黨人的。什么學說都說成是我的，甚至什么關于戰爭經常性因素的學說也是我的。原來我還有關于共產主義的學說，瞧，據說列寧只講過社會主義，關于共產主義一點也沒講過，而我講了共產主義。還有，據說我有關于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等等的學說。事實上，國家工業化問題的提出恰恰應該歸功于列寧，關于農業集體化等問題也是一樣。”“在這部傳記中頌揚的東西太多，吹捧個人的作用。讀者看完這部傳記后該怎么辦呢？得跪下對我頂禮膜拜。馬克思主義不需要你們這么去教育。……我們不需要偶像崇拜者……”“我們有馬克思列寧的學說。任何補充的學說都不需要。”“沒有一處明確說明我是列寧的學生。不可思議……但只在某一處隱隱約約地提到。事實上，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自己是列寧的學生。關于這一點，我在與路德維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談話中明確地說過……”“我是列寧的學生，列寧教導了我，而不是我教導了列寧。任何人都不能說我不是列寧的學生。他開辟了道路，而我們沿著這條開辟出來的道路走。”

六、所謂斯大林有“偏執狂癥”的問題

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中惡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執狂癥”的謊言，企圖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偉大形象。戈爾巴喬夫在所謂“改革”中，更是變本加厲地把這一謊言當作對斯大林的“致命一擊”，到處散布。

戈爾巴喬夫的宣傳機器散布說：杰出的醫學專家別赫杰列夫在20年代曾為斯大林做過醫學診斷，說他患了“偏執狂”，而別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殺，而且引用了別赫杰列夫的孫女的“證詞”加以證明。現在，同樣是科學院院士、人腦學科專家的別赫杰列夫的孫女，在報紙上公開說出了問題的真相：壓根就沒有過這樣的診斷！她說：“這是一種要宣判斯大林是‘瘋子’的傾向，包括借用所謂我祖父的意見，但我的祖父根本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否則我們是會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這樣的說法。他們開始對我施加壓力，而我只得證實說，有過這么一回事。他們對我說，他們將發表文章，介紹別赫杰列夫是個無所畏懼的人，為了勇敢地履行醫生的職責而殉難。”

別赫杰列夫的孫女終于說出了真話，有良心的話。她的話不但揭穿了那些無產階級的叛徒們企圖污蔑斯大林的謊言，而且也揭露了這些篡奪了列寧、斯大林開創的事業而無恥背叛的人的卑鄙伎倆。他們竟敢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強迫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用謊話去污蔑社會主義制度的開創者和領袖，這是世界歷史上多么卑鄙無恥的事啊！

總之，斯大林一生功勛卓著，半個多世紀來對于斯大林問題的爭議，不僅是在事實上有出入，而且是不同立場的人對斯大林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能否客觀公正地對待斯大林，是是否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試金石。

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說過：“我知道，我死后有人會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墳上。但是歷史的風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對斯大林、毛澤東的污蔑攻擊，不過就是朝偉人的墳上亂扔垃圾的無恥勾當而已，歷史的風必將把這些垃圾，連同那些形形色色的跳梁小丑，統統刮走，一掃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