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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得平：發揚斗爭精神，捍衛黨的歷史

點擊：作者：齊得平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11-24 07: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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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齊得平在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發揚斗爭精神理論研討會上的發言】

習近平同志9月3日發表的關于“發揚斗爭精神”的重要講話，繼承、發展了毛主席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思想，非常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為深入學習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舉辦“發揚斗爭精神”理論研討會，是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實際舉措。我首先祝賀會議的召開！

我是一個老檔案工作者，紅會邀我參加這次研討會，給了我向同志們學習的好機會，很高興。要我發言，我想向同志們匯報一下我們中央檔案館幾位老同志在西路軍問題上向歷史虛無主義做斗爭的情況，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80多年前，即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明確指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是張國燾蓄謀過河，這是明明白白的。1937年3月31日，張聞天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發言里說：“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最后的破產”，“想將這責任推向中央，這企圖是不成功的。”但是，自1983年以來，有人打著撥亂反正的旗號一折騰，是非顛倒了，《黨史》改寫了，《毛澤東選集》注釋也修改了。

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稱：“根據中革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于24日夜渡過黃河……”（第419頁）“在敵眾我寡的極端不利的情況下終于遭到失敗。”（第421頁）其實“中革軍委命令”是沒有的。

《黨史》中說：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是“根據中革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于24日夜渡過黃河……”“在敵眾我寡的極端不利的情況下終于遭到失敗。”

1991年7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失敗。”（第151頁）

2001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改成“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兩萬多人奉中革軍委指示，西渡黃河……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慘烈地失敗。”（第45頁）

2002年9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又改稱：“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于10月25日渡過黃河……”（第508頁）“在敵眾我寡的極端不利的情況下最終失敗。”（第510頁）

2016年9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說：“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奉中革軍委命令，西渡黃河……終因寡不敵眾，于1937年3月慘烈失敗”（第162頁）。

五部《黨史》著作中，先后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是怎么回事？沒有說明，使讀者迷惑不解。其實，所謂“中革軍委命令”、“中央軍委指示”、“中革軍委指示”是沒有的。

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2版，將《毛澤東選集》第1版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19]，原注中“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兩萬多人渡河（文字表述上有毛病應當訂正）改成“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這種說法完全是虛構的，能幫助讀者理解正文嗎？

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修改后的注釋說：“終因敵眾我寡，1937年3月失敗。”《黨史》五個本子也都是這么說的。我們認為這種說法也是不妥的。如果這種說法成立，就不會有我們今天的人民軍隊。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軍隊，就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長期處于敵眾我寡的極端惡劣環境中逐步成長發展起來的。

為了維護黨的歷史真實面貌，反駁人為編造的謊言，澄清紅四方面軍西路軍問題真相，根據周恩來總理1963年4月10日與曾三同志談話“檔案工作必須研究歷史”，“應用檔案來印證歷史事實”的精神，1987年我館田逢祿、耿仲琳、唐修化整理出一份《清算張國燾錯誤的一次重要會議——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錯誤問題的情況介紹》的資料。

后來，我們還整理和撰寫了《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兩件文獻、資料》、對《〈毛澤東選集〉、〈黨史〉關于西路軍問題的不同意見》、《關于一封電報的考證》、《關于西路軍渡河問題的材料校評》、《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真相》、《鄧小平“3.22”批示真相》等資料和文章。《關于一封電報的考證》發表后，受到讀者好評。

1997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修訂《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要召開征求黨史專家意見座談會，約我參加。我同耿仲琳、田逢祿商議后寫了《對西路軍問題的一點意見》。1997年11月20日，我在發言時提出這個問題，并建議按照歷史本來面貌進行修改。發言后，將發言稿交會議記錄人一份備案，并當面交給石仲泉同志一份，但我人微言輕，發言石沉大海，無人理睬。

2007年1月，耿仲琳同志在中國紅色旅游網上發表《<蘭臺稿存>怎樣揭開西路軍西渡黃河的真相》，有人在網上辱罵作者，說什么“‘文化大革命’又來了，四人幫又登臺了，禍國殃民的大奸臣康生又還魂從墓穴中爬出來了，文痞陳伯達也還魂了，北京城里某些見不得人的陰暗角落里‘左’字旗又在亂晃，我黨的撥亂反正又要被撥亂反正了！”“還鄉團回來了！”“看來這幾個家伙是三德全無的東西，只有無恥和卑劣。”“田逢祿等三位老先生……你們可以自費印刷出版評價西路軍的書，你們能把《毛澤東選集》、《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這幾本權威著作中對西路軍的結論推翻嗎？”“你們再瞎搞老子可不答應！”如此等等，多么瘋狂啊！這說明黨史界關于西路軍問題的斗爭是多么激烈！

2016年6月《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出版后，我給中央黨史研究室曲青山主任寫信，反映《黨史》中的西路軍問題。隨后中央黨史研究室辦公廳主任和曲主任的秘書等同志來我家看我，說明黨史研究室領導很重視這個問題。我感到有希望了，很高興。

中央檔案館幾位老同志為什么敢同在西路軍問題上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為張國燾翻案的錯誤作斗爭？

首先是，維護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正確結論，反對否認中央的正確結論。

第二是，歷史檔案俱在，誰想改變也改變不了。研究黨史需要檔案做依據，研究西路軍歷史也必須以歷史檔案做依據。

第三是，我們有幾把尚方寶劍：⑴1963年4月10日周總理的談話；⑵1980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批示；⑶2010年7月21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

第四是，我們這幾個老同志都是入黨幾十年的老黨員，從事檔案工作幾十年，深知這是關乎歪曲還是維護黨的歷史真實面貌的重大原則問題，不能聽之任之、置之不理。

在這里，我要感謝《黨的文獻》、《檔案天地》、《武漢黨史》編輯部同志的大力支持，發表我的《關于一封電報的考證》、《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真相》、《鄧小平“3.22”批示真相》的文章。

（作者系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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