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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侖巖評薦】石冀平：執政黨與革命黨之辨

點擊：作者：石冀平來源：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發布時間:2015-08-04 10: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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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侖巖評薦】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重提“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黨性要求，他沿用毛澤東“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說明道路問題是黨的生命，強調“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記‘兩個務必’，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著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并一再提醒全黨要汲取蘇共亡黨亡國的教訓，昭聾發聵、令人深省。去年紀念建黨93周年時，筆者曾撰文指出：

　　——共產黨是最徹底的革命政黨。革命性是它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是黨的先進性、群眾性的必然體現。執政黨與革命黨在角色定位上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并存融于一體。尤其是在長期執政和領導改革建設的環境條件下，時刻面對著黨可能變質、政權可能變色的現實危險和挑戰，始終保持黨的革命性質不變，理應成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自身建設的首要任務和根本目標。

　　——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在“告別革命”的思潮影響下，思想輿論界追風似地，一講執政黨意識，就批判革命黨思維，好像不取消黨的“革命性”，那就是極左，就搞不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會“文革”復辟。其實，這完全是形而上學，不懂歷史辯證法。眾所周知，當今人民軍隊建設的總目標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難道黨領導的軍隊還是“革命軍隊”，黨卻不是“革命政黨”了？邏輯都講不通！執政的共產黨建設目標，應當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具有領導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能力和反對敵對勢力顛覆侵略能力的革命政黨。

　　——革命黨和執政黨絕不是對立或替代關系。共產黨在一國或多國執政,不過是整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具體歷史階段。在我國，雖然國內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并沒有最后完成，且建設任務也始終是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際較量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因而必然是一個充滿著矛盾斗爭，甚至伴隨著曲折反復的長期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能否始終不渝地保持自己的革命性質，保持革命年代的政治本色，這是攸關黨的生命，攸關人民政權命運、攸關社會主義前途的重大根本性問題。一個自棄革命性質的無產階級政黨，無異于自殺。

　　然而，“革命”一詞能否重歸我們黨的生命詞典，困難得幾乎連討論的余地都難見一席。

　　正如石冀平教授此文所述：“無產階級政黨取得執政地位后，革命理論需要的不是轉型，而是需要更新基本內涵”，特別是面對改革開放新形勢的挑戰和蘇共變質垮臺的教訓，黨“需要新的革命理論構建”，而我們卻將“這一探索的歷史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一并被否定了，從而成為理論探索的禁區”。其實，“黨的共產主義綱領不僅僅是黨的信仰，也體現的是黨的革命屬性。它實際也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底線，突破這一底線，就意味著黨的革命屬性完全喪失。”他深刻而尖銳地指出：“主流知識精英也是相當清楚這一底線的，多年來他們對公有制的徹底否定，對革命由告別到批判的歷史指控，對共產黨轉型的所謂理論建構，其真實指向都是要突破這一底線，蘇共的歷史演變脈絡對此已經給予了鮮明的證明。如果至今還不愿承認或不敢明確指出這一點，那就不是理論的悲哀，而是歷史的悲哀。”

　　建議有關領導和同志們認真讀一讀這篇基于歷史客觀實際、進行系統理性分析的文章。在我們黨直面重疴、刮骨療毒的今天，在黨和國家意識形態領域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的關鍵時期，希望像這樣的文章、這樣的見地，無論是否完美無暇，都應該能夠得到善意的對待和重視，而不要遭受蘇共垮臺前那樣的理論乃至歷史的“悲哀”。

　　石冀平：執政黨與革命黨之辨

　　【提要】“轉型論”與黨的指導思想和最高綱領不相容。蘇共由革命黨轉型為建設黨，是蘇共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無產階級政黨取得執政地位后，其革命屬性主要體現在革命的綱領，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精神上。革命綱領，革命理論和革命精神的喪失必然導致無產階級政黨失去執政地位。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慘痛歷史教訓和新的歷史經驗。革命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本質，執政體現的是政黨在社會政治架構中的地位，兩者不是同一系譜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轉化或替換關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革命精神為立黨之本。

　　近年來隨著中國基本經濟關系的變遷近于完成，主流學術精英與媒體精英極其熱衷于將加快所謂政治體制演變（改革只是托詞，演變是本質）作為主導的學術主題和文宣主題。在此過程中他們提出了一些理論概念和理論邏輯，這些理論元素的本質功能實際是為他們認同的政改模式提供理論路線圖和合法性解釋。而在當今中國的政治生態中，此類精英的政治主張是眾所周知的，他們要改的不僅僅是政體，更主要的是國體（只不過體制內精英稍加掩飾而已）。因此他們炮制的這些理論元素，就應當認真對待。當然，全面辯詰非本文之目的。在此只對其中最具迷惑性的理論邏輯——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之論略加辯詰和分析。

　　一、“轉型論”與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最高綱領不相容

　　所謂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基本理論邏輯是：共產黨以革命手段取得執政地位后，就不再是革命黨了，而是向執政黨轉型。這種轉型的基本內容，一是轉型為建設黨(1)，二是黨的政治文化轉型，因為過去在執政意識上仍停留在革命黨的思維上(2)。由于此類說辭的理論指向是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的黨綱目前仍將自身定位于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政黨，其最高目標仍是共產主義。所以對此類以黨建理論文本形式出現，似乎為共產黨長期執政出謀獻策的理論建言，還是應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來分析，以共產主義目標為標桿來衡量才合乎邏輯。而這也正是此類言說者刻意要回避的，之所以要回避，是因為他們也清楚地知道，離開黨的指導思想和最高綱領來談黨的轉型是不合邏輯的。因為任何政黨的建設和發展必然要服務于服從于黨的最高綱領，同時建設和發展的路徑選擇必須以黨所信奉的理論為指導，除非這種路徑選擇是以最終廢除黨的最高綱領，擯棄黨的指導思想為目的。如果依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分析，并以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共產主義為衡量的基準，那么針對“轉型論”，起碼會有這樣一些推論。

　　首先，如果依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邏輯，革命應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屬性，或者說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本質。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空想社會主義學說雖有相近的社會理想和社會目標模式，并且兩者之間有理論繼承關系，但在實現社會目標的路徑選擇和訴諸的社會主體性上是有根本區別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路徑選擇是革命，所訴諸的社會主體性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體性——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所定義的共產主義不但是對數千年私有制的否定，而且要與一切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使人類徹底擺脫動物界的生存法則和生活法則，實現真正的人類社會的歷史復歸。這一歷史任務的實現只能由具有徹底革命性的階級——現代無產階級來完成。以往歷史中新興階級都曾具有革命性，但歷史賦予它們的革命性是有局限性的，這種局限性使它們的革命性最終會在本階級的統治確立之后歸于消解，并進而隨著歷史的演變，該階級也會走向革命的反面，通俗的講法就是：可以革他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否則就要反革命。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決定了其政治特點是革命的徹底性，這種徹底性并不僅僅在于通常所認為的徹底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且在于不斷否定自身，革自身的命。非如此，無產階級是不可能完成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的。這一點馬克思在其理論初創時期就意識到了：“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成為社會的新基礎。”(3)顯然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觀決定了其革命觀既訴諸于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也訴諸于無產階級自身的革命，在觀念形態上也就是革命精神。因此起碼在理論邏輯上，以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的現代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具有徹底革命的精神，消解或喪失革命精神即等同于消解或喪失共產主義目標，兩者在邏輯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事實上，這一邏輯已經為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所證實，蘇共的歷史演變就是典型案例，關于此點后文還將涉及。

　　其二，既然實現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最高綱領，那么通過革命取得執政地位也就并非革命的終結。而且特別要指出的是，執政地位的取得對無產階級政黨實際具有雙重效能，正面效能是為實現最高綱領提供了客觀條件。負面效能則是可能導致革命精神的泯滅，由于革命精神與黨的最高綱領具有邏輯同一性，因此這也會同時導致黨的最高綱領的最終消解。這種負面效能展現的邏輯是：脫離國際資產階級力量長期占優勢，并且社會主義制度起始狀態過低的時代特點和歷史環境，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效能做出過于局限化的解釋，將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目的局限于取得執政地位，取得執政地位就等同于革命的完結。進而將共產主義的實現完全訴諸于取得執政地位后的生產力的發展，認為共產主義是建設起來的（共產主義建設的概念就是蘇共取得執政地位提出的）。由此革命讓位于建設，革命黨向建設黨轉型，黨對自身的評價標準自動轉為生產力標準，而且進一步將生產力標準由根本標準推演為唯一標準。但問題是，共產主義并不僅僅是經濟建設的自然之果，共產主義本質上是以物質文明發展為基礎的人的全面發展，是真正人類社會的現實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創始者就曾預見過舊社會殘余及傳統觀念對以新人為主體的新社會發展的制約性，但現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背景所展現的歷史制約性遠遠超出他們的預見。這一基本歷史背景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取得執政地位的國家，無一不是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度。在這樣一種初始狀態不佳的條件下向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共產主義演進，所要面對的就不僅僅是清除馬克思所講的舊制度的殘余，更關鍵的是要被迫做出歷史妥協：使舊制度的基本經濟要素——商品貨幣關系保留或復歸（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創始者的社會主義模式中沒有商品貨幣關系的存身之地。因此目前國際共運的頹敗之態，尚不足以證明馬克思主義創始者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這一模式至今尚未真正實踐過，所以并無成敗可言）。商品貨幣關系是有內在逐利機制的經濟關系，居執政地位而掌控政經資源的無產階級政黨必然面臨強烈的利益誘導，同時國際資產階級勢力以其歷史先發優勢為后盾，可以施加有效的意識形態擾動（之所以指出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擾動是以歷史先發優勢為后盾，是因為主流知識精英普遍認為這種擾動之所以有效，在于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正確而普世。但試想一下如果西方世界貧困的象海地或索馬里那樣，還有多少知識精英信奉那個套路的解釋？上世紀大蕭條時期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有多大吸引力，連資產階級自身都曾大加懷疑），這種利益誘導和意識形態擾動會與所謂舊社會的殘余共同生成巨大的疊加效應，如果不能正確化解這一效應，完全可能使無產階級政黨逐漸偏離它的最高目標，并最終放棄之。這是20世紀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歷史宿命，也是馬克思主義創始者未曾預見也不可能預見的歷史新課題。

　　力圖單純依賴經濟建設擺脫這一歷史宿命基本上是文不對題，藥不對癥。因為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導致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價值觀的認同，兩者并不具有完全的直接的因果關聯，這是其一。更關鍵的是：利用具有內在逐利機制和分化機制的商品貨幣關系搞經濟建設，很可能會在執政團隊中形成逐利集團，同時導致社會利益配置嚴重失衡，而這是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價值觀完全背離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創立者來講是對客觀歷史規律認識的升華——升華為價值追求，沒有這種追求，共產主義這一歷史洞見是不能自動生成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要訴諸精神層面。無產階級政黨應對上述疊加效應的唯一的也是最根本的武器只能是精神，確切地講就是革命精神，在執政條件下以革命精神體現這種價值追求。因為革命是否定，是批判，是拒絕，是對舊的腐朽之物的顛覆，它始終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在落后國家取得執政地位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果真正以共產主義為目標，就無需刻意強調目標的遙遠性，而更應注意革命精神的維系和發揚。在向最終目標進發的漫漫征途中，革命精神是無產階級政黨生命之所系，除此之外無所依傍。實際上不要說重任在肩的無產階級政黨，任何政治團隊都要靠共同的價值觀和精神追求維系。據說當年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的消息傳到美國國會時，那些一生反共的資深議員老淚縱橫，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反共是他們的價值追求，是資產階級反共團隊精神維系之所在，而這一追求在他們看來終于實現了。這一歷史場景與蘇共解散時絕大部分黨員的麻木狀態形成了鮮明反差，蘇共黨員的這種精神狀態與“保爾”時代，“鄉村女教師”時代蘇共黨員的精神境界相比較，更是恍如隔世。蘇共覆亡首先是精神垮了，基本的價值追求放棄了。而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團隊對精神價值追求堅持不懈，反共不輟，以至取得了他們認為的“最終勝利”，這也許才是這些資深反共議員激動不已的根本原因。這種所謂的“勝利”，并不是因為這些資產階級政黨實現了什么向“建設黨”的轉型。任何執政黨都要抓經濟建設，但這只是其執政的基礎之一，抓經濟建設是所有執政黨共同具有的執政行為，它并不反映政黨的政治屬性。一個執政黨搞不好經濟建設充其量會失去執政地位（當然這并不是說抓經濟建設不重要），可是如果這個黨放棄了標志其本質政治屬性的社會價值觀和以這種價值觀為動力的精神追求，那么這個黨就會瓦解，連翻本的機會都沒有！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在這方面頗為成熟，他們即使在資本主義經濟最不景氣的大蕭條時期，也決不放棄反映其政治屬性的基本社會價值觀和對這種價值觀的堅守。多年來我們在發展經濟方面對西方借鑒的淋漓盡致，在這方面是不是也應當有所領悟？在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繼續秉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屬性，保持和發揚以黨的最高綱領為目標和動力的革命精神，以此阻遏執政團隊成員對人民的經濟建設成果產生歸屬感，并進而行使自利型的歸屬行為，從而使黨永不背離人民群眾，這才是保持黨的執政地位的根本之道。

　　事實上，即使不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分析框架，不以無產階級政黨的最高綱領為標尺進行權衡，僅按一般的政治邏輯做推論，所謂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之說也是站不住腳的荒謬的。所謂執政黨是指政黨在社會政治架構中的地位，革命黨是指黨的政治屬性，兩者根本不是同一系譜的概念，因而也不存在所謂轉化關系。這就猶如蠶能變成蛹的基本前提是兩者為同一物種，蠶不能變成麻雀首先是因為不具備這個基本前提。革命黨取得執政地位只能表明它在社會政治架構中的地位的變化，并不代表它政治屬性的變化。還要指出的是，執政黨概念在現代政治邏輯中并不是單體性的概念，而是對稱性概念，與其對稱的概念就是在野黨。這一對概念是西方資產階級為維護其統治所建構的政治體制的反映，這一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所謂政黨輪替。因而從邏輯上講，接受所謂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同時也就接受了成為在野黨的可能性與合法性，從而最終會接受所謂政黨輪替的現實。所以，不管“轉型論”提出者的主觀動機如何，起碼它的客觀作用是在理論邏輯上預設了承認政黨輪替的陷阱，并以迂回的方式隱喻了多黨制的政治前景。在這一點上，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者是相當清醒的。在中共取得執政地位后，一方面強調黨要學會過去不懂的東西，學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本領，同時更強調而且是反復強調黨要保持革命戰爭時的那種革命精神，黨要繼續革命，并為此將革命意志衰退列為整黨的重要內容（可惜的是這一切中要害的整黨內容被當做“左”的東西放棄了）。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共產黨始終是一個革命黨，不要因為取得執政地位而消解乃至喪失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否則黨的命運就不僅僅是失去執政地位，而且是自身的瓦解。因為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的立黨之本，試想一下，黨的早期創立者們如果沒有革命精神，這個黨立得起來嗎？立黨后如果沒有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的支撐，在血雨腥風中是如何堅持下來的？取得執政地位后，如果沒有革命精神，靠什么抵御誘惑經得起執政的考驗？靠高學歷？靠把干部送到西方公共管理學院培訓？靠最高層黨校的教授向受訓的黨內高干灌輸“自私是人的本性”的所謂經濟學原理？（4）事實證明靠得住嗎？

　　實際上不僅無產階級政黨，任何政黨都要以精神為立黨之本。政治含義中的精神是一種有價值指向的落實于行動的追求，而信仰或信念只是一種認同。有信念不一定實踐之，有信仰不一定追求之（中共早期歷史中，就有一些黨員雖然仍相信共產主義，但面對白色恐怖退縮了，“躲進小樓成一統”自動脫黨不再追求這種信仰）。單純的信念或信仰并不能成為政黨的立黨之本，只有勇于實踐敢于追求信仰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立黨之本。關于信仰和精神的關系，基督教立教過程可以說是一個有意義的案例：早期基督教作為具有政治色彩的宗教組織，雖然信仰立起來了，但卻是受壓制的弱小的。可是眾多教徒實踐信仰傳播信仰的精神，即使在基督教成為官方宗教之后，也延續了上千年，歷史上一些傳教士為傳教不怕艱苦不畏生死的精神至今令人嘆為觀止，這種精神為最終使基督教成為影響遍及世界的大牌宗教發揮了巨大作用。信仰非現實非人間的上帝的宗教尚需精神立教和精神支撐，以人間現世幸福——共產主義為信仰的無產階級政黨能喪失革命精神嗎？喪失的結果會是什么？

　　二、以蘇為鑒，鑒什么？

　　多年來對蘇聯解體蘇共瓦解（兩者具有同一性）的原因問題，大體有這樣一些看法：

　　一是經濟決定論，即經濟沒有搞好。這一度成為主流說法，至今還有廣泛影響。但這種解釋脫離了具體的歷史環境，缺乏大跨度的歷史分析，很難得到歷史驗證的支持。蘇共接手政權時，蘇聯是一個歷史起點很低的國度，與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比較是一個封建色彩濃厚，現代經濟十分落后的國家。蘇共在國家初始狀態很差，外部環境極其惡劣，又沒有外援的歷史條件下，迅速完成了工業化。在“二戰”中受到巨大戰爭創傷后，又能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急起直追，成為連美國都頗為忌憚的超級大國，同時還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了巨大的示范壓力，迫使它們二戰后也廣泛實施社會保障。試問歷史上在其他制度背景下，有哪個國家能夠做到如此程度？如果僅僅由于后期經濟發展放慢就必然垮臺，那么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和政黨會得以幸免這樣的命運。中國主流知識精英近年來一再強調要尊重常識，這是不是常識？事實上，經濟決定論的所謂正面意義充其量是為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選擇做注腳，但這個注腳無視基本的歷史事實和常識，基本沒有學術價值。

　　第二類解釋是蘇共僵化保守，沒有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所謂沒有理論創新一說，起碼從文本考察是不完全成立的，這將在后面加以說明。至于沒有制度創新之說，也并不符合事實。蘇共不但搞了制度創新，而且動作很大，這就是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此改革力度之大，甚至使它成了蘇聯解體蘇共瓦解的直接導火索。中國主流知識精英不是一直在為這種改革喝彩嗎?實際上，實際上此類解說的意義指向還是中國自身，即為目前頗為紅火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做注腳。

　　第三種解釋是認為自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蘇共就逐漸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信念，黨員干部官僚化特權化，最終拋棄黨的最高綱領和指導思想，導致瓦解。這種解釋應當說最接近事情的本質，最為靠譜。但是判定蘇共自赫魯曉夫開始逐漸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信念，從學術角度也應有一個文本驗證問題。同時更重要的問題是：蘇共為什么會逐漸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信念？黨員干部為什么會官僚化特權化？僅僅是由于赫魯曉夫及其集團的背叛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流的背叛只是赫魯曉夫之流背叛的一個最終結果，從學術角度看，研究意義并非一般認為的那樣大）？筆者手頭的文獻資料極其有限，但如果考察當年蘇共官方最高層次的政治文獻——蘇共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文本和官方頒定的蘇共黨史文獻，還是有一些問題值得注意和討論的。這也可能會為深化第三種解釋提供思路，為回答上述疑問提供一種解答的視角。

　　首先，如果考察蘇共權威政治文獻，自蘇共二十大直至上世紀70年代，起碼在最高層次的政治表達上還看不出蘇共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明顯跡象，尤其是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更是如此。例如，蘇聯官方頒定的黨史教科書最后部分都要引用蘇共中央權威部門所做的歷史經驗總結。在這種總結中，對重大原則問題的闡述是：在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態度和堅持黨的領導方面，總結認為：“工人階級只有在對資本主義制度采取革命態度、對一切壓迫誓不兩立、對妥協分子和投降主義者毫不調和、不受機會主義和教條主義沾染的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才能解決贏得無產階級專政、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歷史任務”(5)。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總結認為：“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即只有在工人階級對社會實行政治領導和國家領導的基礎上，才能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才能順利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6)。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方面，總結認為要：“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捍衛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對于任何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行為決不調和，堅決反對各種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企圖。”(7)在黨的組織原則方面，總結指出：“黨的組織結構和黨內生活的主要指導原則就是民主集中制。”(8)在意識形態方面，蘇共23大指出要：“十分注意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必須堅持不懈地反對非政治傾向、私有制殘余和市儈習氣，反對以虛無主義態度對待社會主義的理想和成果。”(9)蘇共24大進一步指出：“反對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企圖，今后仍然應成為黨的思想工作的中心。”(10)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上，總結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之所以強大和不可戰勝，就在于它同工人階級，同人民群眾有緊密的、不可分割的聯系。”(11)以上這些對重大原則問題的表述，顯然是正統的或者說是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表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蘇共起碼在官方文獻中也是要反修正主義的，而且還被定為“黨的思想工作的中心”。實際上，直到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前，蘇共最權威的政治文獻的表述一直與上述表述基本一致，除“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的提法外，在最高政治文本中幾乎看不出背叛馬克思主義的表述。可是為什么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說變就變，又是改黨綱又是改憲法，對這種徹底背叛馬克思主義的舉措，為什么黨內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反對者甚少聲音甚微？這才是真問題。

　　其次，認為蘇共執政時期教條主義嚴重缺乏理論創新，也是很難得到權威歷史文本的充分支持的。如蘇共認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看成是一種凝固僵死的東西，是教條的匯集。它同任何科學一樣，在不斷發展，不斷完善，不斷用新的經驗、新的知識、新的結論和原理來豐富自己。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是要掌握它的實質，學會在解決革命運動和共產主義建設中的實際問題時運用這個理論。共產黨忠于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但同時也更換它的某些過時的原理，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根據工人階級的利益、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進行的實際斗爭的需要提出新的原則性的理論原理”(12)。這一表述與目前我們關于理論創新的權威表述基本一致。實際上，蘇共二十大時的一些提法就被說成是創新，被認為是：“用黨在對內對外政策問題上的新結論和新論點豐富了革命理論，樹立了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榜樣”(13)。由此可見，在權威文本表述上，蘇共也是反對教條主義，主張根據實踐發展進行理論創新的。此外，蘇共執政后期一些理論提法和理論思路與中共改革開放后的一些創新性提法和思路也頗相似。例如，蘇共提出：“發展社會基礎是各級黨組織活動中的新現象。加強黨的隊伍、吸收新生力量參加各級黨組織的工作，這就擴大了各級黨組織的活動范圍，加強了它們同群眾的聯系”(14)。這與中共目前提出的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基本屬于同一思路。又如蘇共22大通過的第三個新綱領中指出：“綱領要實現黨的口號：‘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綱領的目的是要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15)。“蘇聯共產黨保證把個人的全面而和諧的發展看作是自己的目的”(16)。這一提法的內涵與中共提出的“以人為本”的內涵也是基本一致的。再如，蘇共也是先于我們認識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該黨綱指出：“科學正成為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決定因素。它將完全成為一種直接的社會生產力”(17)。總之，起碼在理論文本意義上，蘇共并非那樣僵化保守，也是有新思路新提法的。

　　綜上可見，我們對蘇共瓦解的原因的探討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筆者在對蘇共編撰的黨史權威文本的閱讀中，產生了一點不成熟的看法。

　　蘇共執政地位穩定之后，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自那時起（除了衛國戰爭時期），蘇共歷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文本及蘇共后期權威黨史文本對自己歷史經驗的總結，完全體現了一個執政黨的角色。其基本文本表達是：意識形態上堅持馬列主義，政治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建立全面的公有制經濟關系，并集中全力發展生產力。這些完全體現了現代執政黨的一般執政要素：確立主導意識形態，建立和維護基本的政治經濟制度，并在此基礎上確保經濟發展。這些執政要素是所有執政黨的共性所在。但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歷史使命，以及當代的歷史條件，決定了取得執政地位的無產階級政黨僅僅秉承這些一般的執政要素，從而充當執政黨的角色是不夠的。執政不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目的，而是達成目的手段。獲得執政地位不是歷史使命的完成，而是新的開端，這一開端曾被毛澤東同志形容為萬里長征第一步。就歷史條件而言，內部初始狀態低下，外部環境長期不佳。這些決定了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如資產階級政黨那樣，在取得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完成華麗轉身，實現由所謂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角色轉換，而應始終保持革命黨的政治本質和革命精神。但是在蘇共權威歷史文獻中會發現，上世紀三十年代，蘇共在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奠定了工業化基礎后就認為：“列寧提出的‘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由社會主義的勝利解決了”(18)。“共產黨人把全副精力都用來實現列寧的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19)。以此為開端，革命的內涵及革命的對象逐漸在理論視野和政治視野中淡去，革命意識轉型為建設意識，建設意識最終轉化為純程序化的，純技術的理性操作，并成為黨的活動的中心內容（赫魯曉夫時代將黨分為工業黨和農業黨就是這一轉換意識的典型體現）。這時蘇共文獻雖然也強調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但這種純建設意識下的教育已經抽調了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內涵——革命。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革命，它不能止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也不能止于在低初始狀態且外部環境嚴酷條件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因為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后也會面臨如何避免形成自身利益機制的問題，這就與黨的自身定位密切相關。如果以建設型黨定位，那么有建設就要有付出，有付出就要有回報并且起碼是對等回報，即所謂物質利益原則。蘇共干部待遇的等級制高薪制就體現這一邏輯。如果是革命型定位，又是革誰的命呢？應當是革自身的命，共產主義革命的徹底性集中體現于此。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才能勇于否定和拒絕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只有革命型政黨的定位，共產黨執政后的共產主義教育才有精神內涵，才有現實感染力，才是有源之水。這支隊伍才能保持革命精神，才能在制度安排和體制設計中體現政黨追求的先進性，才能使宣稱的東西與實際行使的東西相一致，才能真正使人民信服。可惜的是，自蘇共執政尤其是五十年代后，在蘇共文獻中幾乎找不到革命的字眼，更談不上現實安排了。由此觀之，蘇聯民眾對蘇共瓦解的冷漠也就不足為怪了。

　　此外，蘇共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并非如通常解釋的那樣不提階級斗爭，認識不到階級斗爭的存在。至少在文獻文本中，蘇共對此是有認識的。但是對階級斗爭的存在及其影響，蘇共運用的是“外部歸因”法，將階級斗爭的原因和影響歸結為外部帝國主義勢力：“我們應該永遠記住我們的階級敵人是帝國主義。它正在進行著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原則、意識形態和道德的破壞活動。帝國主義龐大的宣傳機構在腐蝕個性，企圖使群眾脫離政治。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在一切情況下都應該是不妥協的斗爭，因為這是階級斗爭，這是為了人、為了人的尊嚴和自由、為了加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陣地的斗爭，這是為國際工人階級的利益的斗爭”(20)。蘇共后期始終沒有認識到內部階級斗爭的可能性和現實性，沒有認識到或不愿認識到，共產黨在執政條件下形成利益集團的可能性和現實性。而這種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必然引致政治上的蛻變。這本質上就是特殊歷史形態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政黨要在這種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始終保持革命型政黨的定位是必要條件，這時革命首先是革追求自身利益的命，這就需要徹底革命的精神，這也是共產黨執政后仍能保持與群眾密切聯系的唯一途徑。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蘇共在總結歷史經驗的文獻中還講：“它同工人階級，同人民群眾有緊密的、不可分割的聯系”(21)。但蘇共瓦解時群眾的冷漠顯然證明它并未做到。革命精神先是懈怠終至喪失后，就只能是自身功利的追求，以致最后不惜以自身瓦解為代價將這種追求合法化。

　　蘇共革命精神的懈怠和由此導致的功利性追求，以及價值標準的功利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實際已成為蘇共的主要存在形態。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一批左翼青年留學蘇聯，后來他們根據留蘇觀察出了一本書，在這本書中可以發現蘇共的這種存在形態已經表現在各個層面。比如在精神表達層面，連在“五一”和十月革命節這樣的政治性節日都擯棄任何革命歌曲：“在學校舉行節日前夕祝賀時，樂聲喧天，吵鬧不絕，全是搖擺樂，扭擺舞音樂”。“工廠工人的游行隊伍中的吹奏樂隊演奏的也是這一類曲調”(22)。在政治行為層面：“許多有革命意義的、有創造性的新事物，一概遭到扼殺。任何集會或活動，人們只要是不按照官方交下來的或官方批準的做法去做，如果是按照群眾自己的創造，特別是牽涉到革命的事物，就必須進行殊死的斗爭”(23)。蘇共功利性追求的定位使：“今天的蘇聯，則以入黨為取得社會地位的保證。當然，今天在蘇聯入黨比日本的文官考試容易的多了。但是不入黨就不能夠在社會上爬上去。功課優良的學生，不管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場如何，都可以入黨”(24)。“蘇聯現在實施各式各樣的的經濟改革，使‘有能力的人’的薪水越來越高，工資差距越來越大。高鋸在人民頭上的蘇黨高級黨員的所作所為，無不為了保持自己階層的利益，而提出一個接一個的政策”(25)。這種現象又形成了誘導機制：“只要當了黨員又有了地位，就能領取高的工資。所以普通人就拼命想成為黨員。青年學生也把入黨作為他們拼命爭取的目標，努力自我修養。可是，他們心目中實際上想的卻是入黨就有了一切”(26)。功利化定位還使入黨的價值評價標準異化，政治標準事實上放棄了：“在蘇聯，吸收黨員，只側重個人能力和努力讀書、努力工作的人。這和日本通過國家考試來吸收那些拼命用功讀書、旨在向上爬和做官的學生，本質上是一樣的”(27)。這種篩選機制運行二三十年后形成的黨員主體顯然與共產黨員的本質要求不相干了，甚至其核心領導成員也不例外（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就是典型代表）。這些留蘇學生當年就就敏銳指出：“從外表看來是一些‘優秀的’、居核心領導地位的黨員，他們實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28)。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共領導的政治選擇和廣大黨員的冷漠表現果然印證了這一預判。日本留學生們的這種洞見是有跡可循的，因為這批左翼青年是抱著革命熱情來到十月革命的故鄉的，結果這個革命故鄉給他們最深刻的印象是毫無革命精神和革命色彩可言。當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遠未完成時，就完全喪失革命性，其結果還能是什么？這應當也是蘇共興亡史中可以借鑒的重要方面。

　　最后還要指出的是，革命黨轉型為建設黨的政治邏輯同樣站不住腳。革命是黨的政治屬性，經濟建設是黨的任務和職責。兩者同樣不是同一系譜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轉化關系。一些學者難道真搞不清這樣簡單的邏輯關系嗎？

　　三、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后的革命屬性何在？

　　縱觀國際共運史，共產黨在取得執政地位之前是有革命對象性的，其革命屬性也往往直接表現為以革命手段奪取執政地位。在取得執政地位初期，其革命性尚且有所歸屬，一般表現為抵抗和鎮壓內外敵人的反抗和進攻，以及對經濟基礎的革命性改造。在此之后，執政的合法性解釋就由革命讓位于建設，這充分表現在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認知上（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時黨的革命性似乎隨著革命對象消失而無所依歸。問題由此出現：無產階級政黨的最終目標遠未實現，革命卻隱退了。因為這時已將達到最終目標的手段完全訴諸于建設，當年蘇共就是依此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的口號和任務，其后所有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提法基本源于此邏輯。然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提法并不完全符合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邏輯，也無法與這些國家所處的國際歷史環境——資強社弱——完全對應，因此這種提法的歷史合理性是有限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現不能完全歸結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更不能完全與之等同。嚴格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僅靠經濟建設是立不起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首先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經濟建設只為其提供物質基礎，物質財富的量的度量并不是它們的唯一性標準，它只是維度之一，甚至不是本質性維度，誰能給共產主義規定一個物質豐裕度的量的標準？馬克思主義更多地是在制度形態和觀念形態上定義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和與傳統觀念實行徹底決裂，這才是本質維度。而這一維度所體現的歷史內涵，所昭示歷史路徑只能是革命。因此，真正認同這一本質維度并將其奉為目標的無產階級政黨就必須始終是革命的主體。其革命的主體性不僅僅體現于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更重要的是取的執政地位后，如何繼續體現黨的革命屬性。歷史已經證明，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課題，也是被忽視甚至被否定的重大問題。如果理論上以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歷史使命為依據，現實中以國際共運的巨大挫敗為借鑒，居于執政地位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屬性起碼要始終體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基本綱領應當始終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果真正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對以公有制為基本內涵的社會模式的歷史追求就不能最終放棄，也不容在現實的具體實踐中完全虛置。對無產階級政黨而言，共產主義不僅僅是歷史目標，也是以革命為基本路徑的現實追求，同時也是最具革命內涵的社會模式。因而黨的共產主義綱領不僅僅是黨的信仰，也體現的是黨的革命屬性。它實際也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底線，突破這一底線，就意味著黨的革命屬性完全喪失。這時不管黨的名稱歸向何處，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特的歷史價值就將完全歸零。主流知識精英也是相當清楚這一底線的，多年來他們對公有制的徹底否定，對革命由告別到批判的歷史指控，對共產黨轉型的所謂理論建構，其真實指向都是要突破這一底線，蘇共的歷史演變脈絡對此已經給予了鮮明的證明。如果至今還不愿承認或不敢明確指出這一點，那就不是理論的悲哀，而是歷史的悲哀。

　　其次，革命應當始終在黨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中據核心地位。對革命理論內涵的界定不應僅僅局限于奪取政權的暴力革命理論，如果做這樣的理論歸屬，隨著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的任務的達成，暴力革命理論失去實踐意義就直接等同于革命理論失去實踐意義，這正是革命理論轉型為建設理論的基本邏輯。依此邏輯，革命理論的歸宿只能是進入歷史櫥窗，成為歷史告別的對象。這種告別論的進一步延伸則是否定革命理論的合理性正當性，并最終將革命理論的歷史實踐指稱為逆歷史潮流而動，偏離普世大道的非正常行為。結果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歷史行為遭到指責，進而對這一行為導致的執政地位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多年來，主流知識精英在這一議題上所展現的不正是這一邏輯嗎？這一邏輯得以展現的直接原因就是將革命理論僅僅歸結為暴力革命論。深層次原因則在于對革命理論的歷史地位或歷史適用性的認知上，即認為革命理論只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治統治權具有歷史價值。然而事實上，政治理論范疇的產生和存在價值取決于歷史現實的需要。無產階級政黨取得執政地位后，革命理論不可能也不應當轉型為建設理論，因為這兩種理論回應的是兩種不同的現實歷史需要，都具有歷史現實性與合理性，兩者不是轉型或替代關系，建設理論屬工具理性的范疇，革命理論屬價值理性范疇，后者的價值追問和歷史探求非達共產主義而不能停止。無產階級政黨取得執政地位后，革命理論需要的不是轉型，而是需要更新基本內涵。更新的本質就是重新面對革命的基本問題——確定革命的對象，即以自身為對象，以及如何革命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政黨應對執政地位挑戰的根本之道，這一問題前文已經論及，不再贅述。這顯然需要新的革命理論構建，可是自從這一理論構建的早期探索被徹底否定之后，這一探索的歷史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一并被否定了，從而成為理論探索的禁區，“天下從此無文章”。然而缺乏革命理論導向的執政實踐所畫出的歷史軌跡將伸向何方，起碼蘇共的歷史結局已經有所昭示。

　　再次，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屬性還要體現在始終具有革命精神，并確保體現這一精神的革命歷史的代際傳承。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最本質的特點就是其無私性，這對于處于執政地位的無產階級政黨而言是最有效的精神凈化劑和過濾器，是拒腐蝕不變質的最有力的精神支柱。推崇儒家道德為主體的傳統道德并不能確保為政者身上流淌“道德的血液”，中國歷朝歷代的為官者，基本是靠讀所謂推崇德行的圣賢書進身仕途的，但歷史上真正留下清譽的又有幾人？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個“私”——為自己做官而讀書。“私”的本質就是拒斥一切道德要求和道德追問，而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在當今歷史條件下，雖然不能無視物質利益原則，但起碼對無產階級執政黨而言，不能將自身完全置身于物質利益原則之下，使無私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無所歸依，甚至成為擺不上桌面，羞于出口的東西。

　　此外，不能用創新精神替換革命精神，只提倡創新精神，不提倡革命精神。兩者不是同層次的概念，創新精神本身就需要高層次的精神統攝，不同精神統攝下的創新精神所體現的利益追求乃至社會追求是不相同的。國民黨當年也曾提倡國民革命，并為此搞過體現創新精神，具有社會創新色彩的“新生活運動”。但這種所謂的國民革命具有巨大的階級局限性——追求和確保維護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在這種所謂的國民革命精神統攝下的具有創新色彩的“新生活運動”，不但未能成功，黨風、世風反而進一步江河日下，國民黨的統治也終為歷史所棄。無產階級政黨無私性的精神本質決定了其倡導的創新精神必須由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所統攝，這是確保各類社會創新以人民利益為依歸的基本政治前提。實事求是地講，當前各種社會矛盾的存在，并非完全如主流學者所稱是社會轉型期的必然產物，更不完全是改革不徹底的結果。有的是與某些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所謂“創新”直接相關的。這種創新之所以會有如此效應，根本原因是沒有正確的精神統攝，從而使這類創新淪為追求部門，集團利益甚至家族利益的工具。

　　最后，之所以要確保體現革命精神的革命歷史的代際傳承，是因為革命歷史是共產黨的“道統”和“法統”。絕不能以時代特點為托辭與自身的革命歷史做切割，這實際等于放棄了自身的“道統”和“法統”。階級社會的政治統治首先是階級統治，任何階級統治都是以其歷史作為其“道統”和“法統”的，因而是不能放棄的，更不能拒絕和自我否定。美國會否定獨立戰爭嗎？會否定華盛頓嗎？在階級社會還存在階級斗爭的客觀歷史環境下，對自身革命歷史的放棄或諱言，必然引致敵對勢力進一步的否定和抹黑。就現實而言這方面是不容樂觀的，在革命歷史的代際傳承上，本來國民教育系統應是主渠道之一，但由于教師的政治素質嚴重參差不齊，目前已是問題多多。曾登上主流媒體講壇的某歷史教師對中國革命歷史及革命領袖的謾罵和肆意侮辱是一個典型，以本人對教育系統的了解和觀察，此例遠非個案。更嚴重的是，各類媒體、一些文史刊物和影視文學作品等傳播載體對革命歷史的揶揄和另類解讀乃至抹黑，已經對革命歷史的代際傳承形成巨大的阻斷效應。許多學生尤其是大學生都認為課本上的革命歷史是假的，而從各類文化載體所得到的歷史信息才是真實的。可是文宣部門卻大談文化包容，權威報紙甚至提倡包容異質思維。結果包容事實上成了單向度的包容，你包容，對方不包容，完全不對稱。這種不對稱是思維不對稱或者說認識不對稱的結果，自己把對革命歷史的否定性評價看做文化問題加以包容，敵對勢力則將其當做政治操弄。其目的是否定共產黨的“道統”和“法統”，阻斷其代際傳承，使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最終失去歷史合法性。

　　總之，革命始終應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本質。如果在共產黨的最終追求——共產主義遠未實現之前，就主動改變這一政治本質，將革命綱領、革命理論、革命精神置入歷史的櫥窗，那么黨自身連進歷史櫥窗供后人憑吊的機會都沒有，國內外的資產階級反共勢力始終叫囂的是：徹底消滅共產主義。言猶在耳，忘了嗎？

　　注釋：

(1)蔡永飛：“論建設黨、革命黨、執政黨”《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2)佚名：“‘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政治文化轉型等”《新華文摘在線閱讀》2003年第9期。

(3)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中央編譯局選編，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頁。

(4)王東京：“澄清經濟學的三大問題”《中國改革》2006年第9期。

(5)(6)(7)(8)(9)(10)(11)(14)(15)(16)(17)(20)(21)波諾馬廖夫：《蘇聯共產黨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13、815、817、826、738、807、827、708、711、715、716、739、827頁。

(12)(13)(18)(19)波諾馬廖夫等：《蘇聯共產黨歷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4、706、496、720頁。

(22)(23)(24)(25)(26)(27)(28)新谷明生等：《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香港三聯書店1969年版第35、36、38、39、40、43、46頁。

　　參考文獻：

1、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馬嘯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