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亞投行及其對世界瞬間產生的巨大影響，讓我們覺得有些突如其來。命運之神如此眷顧中國，以至國內有文驚喜：“亞投行：花兒為什么這樣紅。”欣喜之余，我們還要冷靜，應該對它的利弊風險做一個戰略高度上的評估。

 

 

　　總體來說，亞投行的設立對中國是一次機遇，同時，這也標志著世界經濟政治重心及與此相應的權力體系正在發生轉移。至于轉移的方向，有可能是以中國為重心的亞洲，也有可能是以英國為牽引的歐洲。

 

　　美國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的衰落步入世界霸權的行列，就在戰爭即將結束的1944年12月，45個國家或政府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后稱世界銀行）。

 

　　1945年12月，參加會議的29個國家代表簽署了《布雷頓森林協議》，標志著美元在國際貨幣中核心地位的正式確立——美元作為唯一法定貨幣與黃金掛鉤，其他成員貨幣與美元保持可調整的固定匯率關系。與此同時，美國作為重要的順差國，為基金組織提供最大份額的資金，相應地也獲得了一票獨大的決策權，世界建立起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漲潮之時，靜漂自可登陸；退潮之際，越游離岸越遠”。半個世紀后，歷史大潮的漲點移至中國。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確定為57個，其中域內國家37個，域外國家20個。涵蓋了除美國、加拿大、日本之外的主要經濟發達國家，以及亞歐區域的大部分國家，成員遍及五大洲。

 

　　根據現有章程，亞投行投票權實際上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亞洲區域內國家和地區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區域外非亞洲國家和地區占有的25%。亞洲區域內國家和地區的投票權將通過GDP、人口等一系列指標來決定。這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根據出資占股比例決定投票權截然不同。這些原則將中國置于亞投行中的關鍵地位。

 

　　當年國際權力向美國轉移的標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從林肯統一美國至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中國今天面臨的形勢是歐洲起來了，美國將慢慢倒下去了；美國倒下去不是受到別國的打壓，而是被自己發動的一系列戰爭拖垮的。與美國相比，中國崛起的歷史條件要順利得多。從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到今天亞投行建立，中國幾乎沒有遭遇戰爭，更不用說一戰、二戰這樣級別的世界大戰。從未來的形勢看，今天的中國正處“漲潮之時”。

 

　　隨著美國的衰落，我們看到的趨勢是，華爾街正在將依附在美元上的資產價值向其他幣種轉移，有可能是由幾種貨幣最終過渡——經過亞投行的“暗度陳倉”——到一種貨幣，從政治上考慮，這個最終貨幣可能就是英鎊。亞投行瞬間火爆，近60個國家加入，沒有華爾街的參與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這個過程完成，屆時國際力量重心也就完成了脫離美國的轉移。至于這個重心是歐洲還是亞洲，那要看他們駕馭資本的能力。目前歐洲正在為此做準備，而中國對這突如其來的好運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而美國則真的著急上火了。

 

　　為什么是英鎊？因為英國的政治條件有利于商業資本的生長。目前英國是全球重要的經濟體，在美國崛起之前一直是近代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英鎊仍是全球重要的儲備貨幣。

 

　　然而，自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后，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衰落，導致其世界霸權被美國和美元取代,為此英國一直痛心疾首。從丘吉爾開始，英國一直在為恢復大英帝國昔日地位而默默準備。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在回憶錄《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這樣寫道：“我想改革英國，使它保留20世紀初時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同時，面對21世紀的到來，不會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覺衰落和衰退。”這就非常明確地昭示了英國的目的。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中號召歐洲人痛定思痛，用50年到100年的時間，推動歐洲“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終使歐洲得以“恢復原狀”。當時他寫這本書的時候，大概是20世紀50～70年代，他要用100年時間恢復英國的地位，到現在才過去50年。

 

　　英國的政治家和學者們并沒有忘記二戰中被羅斯福出賣的恥辱，他們一直在用捧殺的方式削弱美國，并借美國之手為歐洲收復在雅爾塔體系中失去的戰略利益。這個策略很有效，進入21世紀后，美英開始角色置換，今天的英國人正在扮演當年美國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國的同時還要利用美國與世界的沖突大發橫財。

 

　　不要忘了英國人是西方世界中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為什么這么說？1950年1月26日印度建國，4月1日即承認中國的外交地位。印度過去是英國殖民地，盡管印度1947年就實現獨立，但當時它在政治上仍然受制于英國，英國不首肯，它不可能有承認新中國的魄力和膽識。

 

　　1954年英國跟中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這一年朝鮮戰爭剛剛結束，真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美國當然不高興。此后，英國又將美國忽悠到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最終導致美國在本世紀初的衰落。現在，英國根本不顧美國的感受，第一個申請加入亞投行。這是20世紀50年代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第一個向新中國伸出橄欖枝并兩面獲利的老調重彈。美國如果沒有應對能力的話，實際上就意味著美國真的衰落了。

 

　　對美國打擊最深的還不是歐洲人對美國的拋棄，而是與美利堅民族曾并肩戰斗反對歐洲壓迫的華爾街財團對美元和美國的拋棄。美國對中東的失控意味著世界石油天然交易將脫離美元體系，在國內沒有實體經濟的有力支撐，軍事上又無力挽回中亞敗局的情況下，石油交易脫離美元體系是難以避免的，美元面臨大幅縮水危局。“山雨欲來風滿樓”，華爾街為了自身利益必須考慮資產轉移的問題。目前歐元自身難保，不敢說華爾街會把它所有的資產全部轉移到英鎊上來，但英鎊無疑是它最重要的選擇。

 

　　那么，依附于美元的華爾街資產有沒有可能向人民幣轉移呢？暫時性的共融是可能的，這是因為它需要保值——這是他們選擇亞投行的動因。但長期“結盟”是不可能的，因為政治上不許可。資本沒有祖國，更不用說社會主義國家。華爾街資產需要它所依附的國家有足夠的力量，只是為了它的資產保值；同時它又不需要這個國家過于有力，因為它還要吸吮這個國家的“血液”。

 

　　因此，一向以冷酷著稱的英國政客在西方世界中率先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舉動決不會是一時心血來潮，它很可能是配合依附于美元之上的華爾街資產轉移所作的“暗度陳倉”式的準備。

 

　　春江水暖鴨先知。2015年4月1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年會在華盛頓召開，20國集團的財長和央行行長也在此舉行會晤。《紐約時報》發文感嘆“美國的盟友都被亞投行誘惑”，稱“在全球經濟盛會上，美國領導地位日顯衰落”。文章認為，由于美國兩黨長時間的內耗、奧巴馬的有心無力、團結政府的機能失效、國家缺乏充足的資源在全球部署經濟力量……“美國正在從國際舞臺的中心撤退”，讓位給新崛起的經濟體。

 

　　今天的美國真的衰落了，在它面前，已經站起兩大新興力量：一個是以中國為重心的亞洲，另一個是初步整合起來的歐洲。這兩大力量對世界金融資本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如果說喪失對教權的管控是中世紀歐洲在破碎化中衰落的重要因素，那么喪失國家對金融的監管權，則是導致當前美國衰落的重要原因。明察其中的經驗教訓，對當代中國是有意義的。

 

　　1939年初，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告訴資本大佬們他要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理由——實際就是告訴這些資本家美國參戰會給他們帶來什么好處。當時德國正在統一歐洲，然而歐洲的分裂才符合美國的外交利益，也符合美國軍工資本家的利益——遭受德國襲擊的英、法等國會向美國軍工廠購買武器。因此，當時依附于美元的華爾街財團和美利堅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歐洲霸權，掌控世界財富。在這樣的大前提下，美國資本家很容易接受羅斯福參戰的提議。

 

　　二戰結束后，美國取得了全面勝利，這時又出現了誰掌握國家權力的問題。有著深痛教訓的美國金融財團卯足了勁，一定要把國家權力掌握在手中。他們從自身的長項即金融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機，造成國家資金短缺形勢，迫使美國政府向他們借錢。

 

　　借錢可以，但條件是國家要改革金融壟斷體制，理由是政府“監管不力”才造成“危機”。金融管理經驗遠不及老牌歐洲的美國政治家，遠不是被歐洲人趕到美洲的金融家的對手。開始有些美國政治家比如林肯、麥金萊、肯尼迪等也試圖通過提高國家對金融的監管能力將金融監管權力收到國家手中，但最后他們的努力均不敵美國金融集團。

 

　　一次次“金融危機”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或曰“融資”）和放權，最終華爾街將原來由國家掌握的銀行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華爾街反客為主，政府成了它最大的“銀行客戶”。結果，巴黎公社放棄銀行監管權所造成的亡國惡果，一百年后又不幸在美國上演，美國民族資本最終成為金融資本的犧牲品。

 

　　我們知道，實體經濟和銀行是一對國家必須依賴的互為補充的兩個支柱：銀行好比是一個人的血液，實體經濟是腎，有血可以強腎，有腎也可以生血。華爾街利用危機搞垮了美國國家銀行后，立即向實體經濟發難，利用手中的金融權力慢慢將美國的實體經濟擊垮。

 

　　20世紀50年代，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的比重高達40%左右，從60年代開始，美歐開始了“去工業化”浪潮，進入80年代，生產外包成為趨勢，2009年美國在全球制造業產值中的份額跌破20%，2010年繼續跌至19.4%（當年中國為19.8%）。2008年美國制造業增長率1.7%，2009年猛跌至-18.7%。2010年美國服務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達70%左右，狹義上的制造業在美國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7%強降至目前的12%左右，其中與國民生活無關而華爾街石油集團需要的軍工產業還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使得美國由以往以實體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不自覺地滑入一個以消費為主業的寄生性的社會結構。

 

　　在尼克松上任之前，美國貨幣以黃金為基礎，并且有實體經濟的支撐。但是，以1971年12月《史密森協定》為標志，美元對黃金貶值，同時美國拒絕向外國中央銀行出售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金本位制名存實亡。

 

　　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宣布放棄美元金本位而將美元與國際石油掛鉤，美國與世界上最大的產油國沙特阿拉伯達成一項“不可動搖”的協議，雙方確定把美元作為石油的唯一定價貨幣，并得到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其他成員國的同意。

 

　　從此，美元的強弱始終影響著國際油價的走勢。作為石油的定價貨幣，石油成為支撐美元的價值要素。之后開始炒作石油價格，利用各種方法讓世界大量使用石油，并用美元結算。比如，美國向世界宣揚近乎極端的環保主義，其核心目的是加大石油消費（實則石油美元消費），讓石油替代煤炭，這樣美元便與海外石油掛鉤，由此必然的邏輯就是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從而實體經濟相分離。

 

　　美元不再依賴實體經濟，從勞動形態上來說，美元背后的支撐也不再是民族勞動產品，與古羅馬出現的情形一樣，整個國民不再需要勞動，只要控制了石油生產國，就能保證美元堅挺。美國對石油控制的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只能使用美元，尼克松之后的美國外交重點日益向中東集中，其目的就是用一切手段保證石油以美元結算。此后，美國國民成了華爾街控制中東的炮灰，而美國政府也不得不在華爾街設置的一次次“財政懸崖”中乖乖就范。

 

　　2013年12月3日，底特律這座曾經風光無限的汽車城正式宣告破產，同時它也宣告美國工業資本慘敗并屈從于商業資本的歷史的開始。自從美元脫離黃金轉為石油美元后，美國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開始分離，現在更是淪為金融資本的奴仆。

 

　　但是歐元出現了，現在人民幣也日益有了國際貨幣的趨勢。有些中東國家嘗試以歐元或人民幣為石油結算貨幣，這對石油美元是一個致命性的打擊。美國圖窮匕見，對于那些不愿意用美元結算的國家，不惜發動戰爭。持續不斷的對外戰爭透支且傷害了美國的國力，但對華爾街來說卻是雙重利好。軍事戰爭既拉動了軍工利潤又保證了國際石油結算以美元為主，進而確保了美元的堅挺。但是隨著美國戰爭失敗，華爾街利益開始與美國買辦集團的利益分道揚鑣。今天華爾街資本已有了“出走他鄉”的意圖，這對美國統治集團（實際是買辦集團）是痛苦的，但對美國人民和美利堅民族卻是有利的。

 

　　現在，奧巴馬看到了美國的問題所在，宣布再工業化，要實行醫療改革，推動控槍法案，這是為國為民的思路。誰知，他話音剛落，底特律就破產了，醫改、槍禁也都面臨重重阻力。為什么？華爾街資本家不答應。軍火商們為了保證基本的槍械市場，不惜放任國民自相殘殺。天下哪有惡醫希望病人速愈的事情。

 

　　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后，與美國崛起之初工業產品進入歐洲導致的結果一樣，第三世界的輕工業產品涌進美國，使美國工業成為多余，這不符合美利堅民族的利益卻符合華爾街利益。華爾街在美國成了一個怪物：美國國家財政依賴華爾街金融，華爾街金融依賴軍工和石油擴張；軍工石油擴張又必須以對外戰爭拉動，戰爭勝利再反哺華爾街，進而進入美國財政。而成本越來越高的戰爭又進一步透支了國家財政，使政府對華爾街的依賴日益加深。如此惡性循環，致使美國發生了迄今尚不見盡頭的危機，再加上完全被歐洲忽悠起來的世界老大的地位迫使美國還要扛起全世界事務，腎虛活重，美國迅速衰落。

 

　　現在打仗這活美國實在扛不住了，戰爭的失敗使美元與國際石油的“不可動搖”的絕對掛鉤關系發生動搖，這迫使華爾街必須考慮依附于美元之上的資產保值問題。美元如果持續疲軟，華爾街利益就會受損，至于美國衰落，這不關華爾街的事，他們需要的只是其資產保值升值。這也就是目前亞投行吸引那么多西方國家注資的原因。可以試想，如果沒有華爾街的參與和允許，這些西方資金是不會來的。

 

　　資本沒有祖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是不愿意看到西方資金注入亞投行的，因為這意味著美元的老大地位真正動搖和美國的真正衰落。美元是跟美國綁在一起的，但美元里面的價值可是跟華爾街綁在一起的。“像產業資本家會欺詐勞動者一樣,商人也會欺詐資本家”，華爾街不會讓自己的資產隨美元這艘曾經的“泰坦尼克”雙雙沉沒。在美國出現結構性衰落的情況下，為其資產改選其他有實力的幣種是可行的方案。現在看來，歐元不行，歐元現在危機重重；德國馬克較有實力，但二戰前后的德國政治讓這些金融大佬至今仍心有余悸。比較而言，英鎊是比較好的選擇。

 

 

　　世界在變化，唯有渴望不曾改。歐洲人正在拋棄美國——不然，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就不會在2015年2月召開的明斯克會議上拋開美國和英國直接與普京討論并決定烏克蘭前途。華爾街也在拋棄美國——不然也不會“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一個多月內有那么多的西方資本不約而同地蜂擁進入亞投行。

 

　　美國的國家信用正在全世界衰落，與此相應，關于世界未來道路思考的基本面正在向社會主義方向匯聚。可以看出，亞投行并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背后不僅是大國之間的政治較量，更是世界各種力量從不同方向——或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考慮著新的選擇。

 

　　但是，如果認為目前西方向中國靠近是對中國政治道路的承認，那就大錯特錯了。商業在英國人手中歷來都是政治斗爭的武器。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英國在與美國討論中國形勢時認為，“現階段任何阻止共產黨人獲得中國全國政權的外部企圖，不僅注定要失敗，而且會使具有傳統的恐外情緒的中國人聚集到他們新的統治者的旗幟之下”，對此，英國為美國提出從內部以“商業關系”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戰略。

 

　　基于這樣的戰略，1954年6月17日，英國與中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對此毛澤東看得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會議上說：“英國資產階級歷來老奸巨滑，是最善于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妥協的一個階級。”

 

　　英國在近代世界史中建立起世界霸權，除了其工業領先外，倫敦商人從威尼斯商人那里學習到的金融管理本領更使英國霸權如虎添翼。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認識到消滅資本的前提是要先學會駕馭資本，列寧告訴蘇維埃各級干部：“不要以為在國營托拉斯和合營公司中，到處都有負責的優秀黨員，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有了這些黨員也不能解決什么問題，因為他們不會經營，在這一點上他們還不如那些經過大工廠大商號鍛煉的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列寧棒喝這些品質優秀卻不會也不愿“言利”的官員，“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至于要消滅所有的狼（在一個合理的人類社會里理應如此），那我們就要照俄國一句精辟的俗話去做：‘上戰場別吹牛，下戰場再夸口……’”。

 

　　中國改革開放后，我們也認識到并基本掌握了駕馭國內資本的本領。現在國際資本主動找上門來，我們不得不學會駕馭國際資本的本領。中國治理古代世界的經驗非常有效，但對于未來的世界治理，則是新手。在這方面，英國的成功經驗和美國的教訓都需要今天中國人認真加以研究和總結。英國比歐洲其他國家較早較成熟地學到了威尼斯商人的金融管理經驗，這使它成為近代文明的引導力量，今天我們如果能夠批判地學到英國治理世界,特別是其中駕馭國際資本的經驗，中國必將成為建設未來新文明的重要力量。

 

　　亞投行是歷史賦予中國的機遇，更是挑戰。機遇是我們有了學習管理國際金融本領的機會，挑戰是我們不得不接受可能產生的國際資本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產生更大的傷害。避免傷害的辦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學習并掌握戰勝它的本領。

 

　　以史為鑒，可知得失。金融在歷史上是一柄雙刃劍，它可推動國家的崛起，也可誘使國家衰亡。20世紀初世界金融危機逼使俄羅斯人選擇了社會主義；同樣也是國際金融力量誘使失去金融監管能力的蘇聯瞬間滅亡。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于抵御國際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傷害，這一點已在蘇聯初期取得的偉大成就中得到證明；但社會主義國家甚至資本主義國家若沒有管理和駕馭金融資本的經驗——這只有在列寧所說“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的過程中學習和積累——也會亡國，這一點已從蘇聯后期乃至今天美國衰落的教訓中得到證明。

 

　　《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為總結巴黎公社經驗和教訓的著作。1891年，恩格斯對巴黎公社領導人忽視金融監管造成的惡果非常痛心,他在為這部著作寫的導言中說：“最令人費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蘭西銀行視為神圣，而在其大門以外畢恭畢敬地佇立不前。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價值。”

 

　　恩格斯為一百多年前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巴黎公社總結出的這條教訓，對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而言更具警示意義。

 

　　近代以來，我們從國際金融的受害者、拒絕者、被動適應者，到現在轉為積極參與者。今天我們在國際金融管理領域還是新手，與當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中的美國一樣，新手剛上路就被推向“第一把交椅”，與此相應，人民幣還要走向世界貨幣。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這個“欲使吾居爐上耶”的第一把交椅意味著在世界事務中我們要擔第一責任，如果體力不濟的話，這個責任就是扛不起并要將我們壓垮的高危重活。殷鑒不遠，美國就是被這金融“第一把交椅”壓垮的，翻車路上無先后，對此教訓我們要認真汲取。

 

　　目前的世界基本矛盾仍是資本主義尤其是金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當代帝國主義已從工業托拉斯進入金融資本壟斷階段。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遠沒有解決。華爾街給美國政府的時間不會太多了，要想保住美元，美國（買辦）政府就得留住華爾街財團；要留住這些人，先要保住他們依附在美元上的資產。在獨控中東無望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現蘇聯解體后釋放出的浮財并由此使美元升值。從美國戰略東移的指向看,他們的目標是中國。

 

　　美國的衰落對中國不僅是機遇，更多的還是挑戰。未來幾年將來勢洶洶，從這個意義上看，它是真老虎；但本質上它色厲內荏，因為時間不在美國手里，從這個意義上看，它又是紙老虎，對付這樣的美式“老虎”，不需要特別的方法，只需用春秋時曹劌論戰中的方式，讓其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中陷入“彼竭我盈”的境地。

 

　　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澤東分別復電周恩來、劉少奇，提出“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的方針，而不采孤注一擲的方針”，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積極進攻口號，將來可用帶戰略性的反攻口號”，“但八路軍、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在今天“熬時間”仍可視為中國西太平洋斗爭的基本策略。

 

　　2010年天安艦事件后，希拉里就是“一鼓作氣”而來，“再而衰”而去，下一次再來，時間在我方一邊，除了“三而竭”，美國反華勢力不會有其他結局。

 

　　當然擺在美國面前的還有尼克松式的出路，即在華爾街離開后，美國“而今邁步從頭越”，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休生養息，恢復國力。從目前情勢看，美國統治階層不敢這么做，而美國人民的力量也不足以造成有效的革命形勢。從長期發展看，革命可能是目前美國得以自救而華爾街也明白的趨勢。革命來臨之前，他們得“狡兔三窟”，先轉移財產。

 

　　1917年蘇聯社會主義給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當代社會主義者要像列寧那樣具備為社會主義自身發展利用進而駕馭國際資本的能力，在21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更要學會用社會主義的原則塑造進而團結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這個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國將給世界人民提供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經驗告訴我們,世界未來還是會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斷：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不管哪種可能，社會主義新文明取代資本主義舊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偉大的歷史轉折中，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