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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勝：從全面小康看毛澤東防止兩極分化思想的時代價值

點擊：作者：王立勝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7-05-27 09:35:37

【導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倡導的“協調發展”“共享發展”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至關重要。全面小康的社會主義性質以及其全面性、人本性和均衡性決定了防止兩極分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防止兩極分化應該貫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過程，目的是防止“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鄧小平語）。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對于防止兩極分化問題有大量的論述，形成了內容豐富的科學思想體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我們應該結合當前實際深度挖掘毛澤東的這個思想體系，以獲得對當前實踐的有益啟示。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倡導的“協調發展”“共享發展”理念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至關重要，防止兩極分化應該貫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過程。在這個歷史背景下，重新學習毛澤東關于防止兩極分化的思想十分必要。

一、防止兩極分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根本執政目標是最大限度為人民群眾謀利益，人民利益是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防止貧富差距拉大尤其是防止兩極分化始終是黨的政策的重要關注點。全面小康的政策目標本身就內含防止兩極分化的思想導向。

（一）全面小康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在建成全面小康過程中必須防止兩極分化

我們要建成的全面小康不是別的小康，是社會主義的全面小康，這是與資本主義小康和歷史上其他社會形態下小康的本質區別。這就決定了全面小康必須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對此，鄧小平曾講，“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1]64也就是說，全面建成小康就是一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實現社會主義本質，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普遍提高的社會發展過程。

追求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具體體現。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1]123這樣，全面小康必須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為目標。

（二）全面小康的全面性決定了我們追求的是多領域均衡協同發展、不分地域、不讓一個人掉隊、不斷發展的小康社會

全面小康，核心就在全面。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一是，從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邏輯結構來看，“四個全面”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布局和戰略舉措，突出體現了發展和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其著重點和著眼點都在全面上。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目的，其他“三個全面”是手段。對于“四個全面”的內在聯系，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2]也就是說，“四個全面”的總和是戰略總體的全面，其中既有目標又有舉措，既有全局又有重點，各個“全面”又都有自己的目標、重點和途徑。“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和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和時代潮流，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從嚴治黨是執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簡單并列關系，而是有機聯系、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建成小康社會、煥發改革精神、增強法治觀念、落實從嚴治黨，‘四個全面’的主線，勾繪出的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未來圖景。”[3]在“四個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目標，是“一鳥”，是“一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是“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組織保障。正是因為有了“建成小康社會”的全面的要求，才有了隨之而來的其他“三個全面”。

二是從改革開放的進程來看，把“全面”確定為“小康社會”的核心目標要求是歷史的必然，是我們黨在帶領全國人民奔小康的過程中，對小康內涵的認識不斷深化、小康實踐不斷拓展，從而推動小康目標不斷升級的必然結果。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使用了“小康”概念，并提出了在20世紀末我國達到“小康社會”的構想。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在與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談話中明確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概念，并將它稱為“新概念”：“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1]54從此以后，對小康社會的理解，突破了描述生活水平的界限，小康社會成為一個更加具有理論內涵的描述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體現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新概念。

黨的十二大正式引用了這一概念，并把它作為20世紀末的戰略目標。1997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了“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新任務。按《全國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準》指標測算，到1999年我國總體已走完溫飽階段94.6%的路程，2001年我國人均GDP突破900美元，實現了總體小康的目標。但是，總體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謂低水平，就是雖然我國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一定規模，但人均水平還比較低。所謂不全面，就是當時的小康基本上還處于生存性消費的滿足，而發展性消費還沒有得到有效滿足，社會保障還不健全，環境質量還有待提高。所謂發展很不平衡，是指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水平差距不小。

要推進小康社會建設，超越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小康階段，我們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就必然升級為全面小康。在總體小康實現后，全面小康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新目標。進入21世紀，隨著總體小康的實現，我國的小康建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由實現總體小康升級到建設全面小康的階段。

在這種形勢下，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并作出具體的戰略部署。經過10年的努力，到2012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取得巨大成就。

黨的十八大在總結10年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的戰略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黨確定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無論在認識上還是行動上都更加自覺。由20世紀末的總體小康到21世紀頭10年的全面建設小康再到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小康目標要求也由不均衡、不全面到比較均衡比較全面再到完全均衡和真正的全面，小康目標體系不斷升級，如果說總體小康是1.0版(1979-2000)，那么本世紀頭10年的小康目標就是2.0版(2001-2010)，第二個10年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的小康是3.0版(2011-2020)。可見，全面小康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在建設小康的實踐中，遵循認識邏輯和實踐邏輯，對小康目標進行不斷探索和升級的必然結果。

三是從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的精神來看，會議所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尤其是其中的“協調發展”和“共享發展”的理念正是強調了“全面”的精神實質，并將這種精神貫徹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這是在實際操作層面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也就是實現發展的“全面”問題。

這一點從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可以看到。大家一致認為，建議稿體現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決策部署，順應了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內在要求，有很強的思想性、戰略性、前瞻性、指導性。建議稿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理論和實踐上有新的突破，對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建議稿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回應人民群眾訴求和期盼，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戰略和重要舉措，對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可以說，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建議就是針對這些年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的一些“不全面”發力的。無論是“新發展理念”的確定，還是“聚焦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的要求，都明確體現了這方面的特點。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核心在于“全面”，這個“全面”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從領域來看，“全面”首先表現在涉及的領域是全面的，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全面小康。具體來說，我們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的全面小康;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的全面小康;是“國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全面小康，是“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全面小康，領域的全面性集中體現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第二，從區域來看，全面小康的“全面”體現在到2020年全國各個地區都要邁入小康社會，不是一部分地區進入小康社會，而其他地區還處在貧困狀態。盡管這個過程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是，在整個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情況下，通過產業接替、結構轉型升級，區域間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小，所有地區按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第三，從人群來看，“全面”體現在覆蓋的人群是全面的。它是不讓一個人掉隊的全面小康。

概括起來，就是各領域全面發展、各地區全面發展、各人群全面發展，消除各行業、各區域、各個人群之間的發展差距，防止出現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三）小康社會的人本性決定了全面小康必須以人為本、全面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要和實際利益

全面小康是以人為本的小康，以人為本是小康社會的核心理念、本質要求和重要保證。其根本目的是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全面小康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4]習近平說：“我們將堅持以人為本，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相協調，建設美麗中國。”[5]這些論述都是對全面小康人本性的突出強調。

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把人的全面發展視為全面小康的價值目標，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貫穿于全面小康建設的全過程，落實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方面，推進人的自然素質、社會素質和精神素質共同提高。具體來說，一是要盡快地使全國人民都過上殷實的小康生活，并不斷向更高水平前進。二是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偉大創造精神，保證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實現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三是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實現人們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發展。四是要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使人們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工作和生活。也就是在物質生活、精神文化和自然生態等方面，全面發展，共有共享，不斷縮小現有差距，防止出現兩極分化。

（四）小康社會的均衡性決定了全面小康必須不斷縮小行業、地區和人群之間的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全面小康是均衡發展的小康，是社會各個領域如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整體推進，是不同區域、行業和人群的均衡發展。由于我國各地區自然環境、資源條件、經濟基礎、文化背景存在著極大差別，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均衡，加之我們是在非均衡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總體小康目標的，而依靠非均衡發展實現的總體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僅僅是溫飽有余，解決了衣食問題，在住房、交通、教育、醫療、衛生、環境等方面還有很大差距，東西之間、城鄉之間、貧富之間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要建成全面小康，我們的發展戰略必須從原來的非均衡發展轉向均衡發展，著重解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階層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改變東、中、西部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縮小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其著眼點就在于消除局部貧困、少數貧困，在使貧困人口首先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基礎上，進而達到小康生活水平，使全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實現均衡發展，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反映了中國最廣大群眾的最根本利益，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總之，無論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還是全面小康的全面性、人本性和均衡性，決定了全面小康是惠及最廣大人民的、協調發展、共同富裕的小康，防止兩極分化是全面小康的題中應有之義。

正因如此，鄧小平反復強調，在小康社會建設中要防止出現貧富不均、貧富差距，要防止兩極分化，不能出現兩極分化。他指出：“我們是允許存在差別的。像過去那樣搞平均主義，也發展不了經濟。但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搞共同富裕。”[6]1312“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1]364他把“消除兩極分化”提到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來把握。

可見，在鄧小平的小康社會構想中，根本的方向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的目的是通過先富帶動后富來激發各階層的積極性發展生產力，但必須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小康是不能容忍兩極分化存在的，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那就意味著我們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二、防止在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進程中“兩極分化自然出現”

經過21世紀頭10年的奮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取得重大進展。但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存在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這表現在全面小康社會實現程度區域差距很大，東部地區為88.0%，中部地區77.7%，西部地區71.4%，東北地區82.3%。從10年來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來看，東部地區增幅最高，提高23.7個百分點，中部地區次之，提高22.1個百分點，東北地區再次之，提高22.0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最低，提高18.2個百分點。同時，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薄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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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計監測報告(2011)》，詳見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112/t20111219_16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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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看待這些差距，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會不會出現我們不希望看到的“兩極分化”?目前是否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對這個問題，理論界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現階段確實存在著很大的貧富差距，出現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但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

這種觀點認為：“兩極分化具有特定的內涵，即少數一部分人占有大量的生產資料，并作為統治生產者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無償占有別人創造的剩余勞動;同時，廣大勞動者失去生產資料，除了出賣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從而形成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和積累、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向多數人集中和積累的兩極分化。兩極分化是收人差距擴大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如果用國際上比較流行的基尼系數來衡量的話，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說明收入差距比較合理，數值0.5以上說明收入差距過大，0.6被定為兩極分化的警戒線，表明已經出現兩極分化。但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包括各種集體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內，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45。而據世界銀行的測算，認為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467。這兩組數據都告訴我們，我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總體上處于合理差距向過大差距過渡的過程中，并沒有出現兩極分化。”“現階段我國貧富差距是在居民總體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收入差距，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伴生現象，而不是以犧牲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的利益，降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的收入為代價的。因此，這種差距是相對差距而不是絕對差距，在本質上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活動是一致的。”[7]81

另一種觀點認為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中國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這種結論一般是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實證性研究得出的。比如，經濟學家李炳炎教授就認為中國基尼系數持續上升，已連續10年超過了國際警戒線。“自改革開放以來，基尼系數變化巨大，1978年為0.18，1981年為0.29(此前被國際上認為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國家)，2000年達到0.417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此后一直居高不下，2005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458，2008年高達0.469，近兩年持續攀升，實際已超過了0.5。超過世界所有發達國家和包括印度在內的所有周邊國家。基尼系數的迅速擴大，表明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現加速擴大趨勢。”“財富集中度急劇上升。20世紀50-60年代，我國最高收入的20%人口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大約為36%-37%，最低收入的20%人口約占7%-8%。到1995年，中國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達47.5%，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則僅為5.5%，中國最上層20%家庭收入是最下層20%家庭收入的8.49倍。到1997年，中國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上升到50.4%，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則下降到4.06%，最富裕的2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之比達到12.41。2005年中國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總收入或總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總收入或總消費的份額高達50%。另外，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7.3倍上升到23倍。最新的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8]100

持此觀點的人普遍認為，我國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中，全社會形成了一個財富分配的金字塔形結構，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9]

到底有沒有出現兩極分化，應該允許爭鳴。

兩極分化是收入差距擴大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我們認為，現階段雖然出現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但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但這絕不意味著可以忽視貧富差距的拉大。因為，收人差距或貧富差距的過分懸殊必然導致兩極分化。也就是現實中存在著兩極分化的趨勢和可能。

鄧小平也承認這一點，他認為兩極分化會自然出現。1997年他石破天驚地做出了一個論斷：“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6]1364這個結論基于對改革開放以來實踐發展歷程的敏銳觀察，也是對未來社會發展的一種科學預測，同時也是對中國未來決策的一種警醒。

所以，鄧小平始終高度重視貧富差距問題，不斷強調要防止兩極分化，一再指出：“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6]1364“現在，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了，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內地的發展，否則社會穩定不了。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來了，還有49%，也就是6億多人仍處于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6]13121364“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1]374

我們黨在實踐中也始終高度重視這一問題。黨的十八大更是明確指出，目前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10]3

三、毛澤東防止兩極分化思想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就是要消除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讓廣大人民都從革命和社會發展中得到好處。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目的以及毛澤東和所有共產黨人的理想。毛澤東認為，中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和平均主義這兩種有損社會公平的現象，都是社會主義所不能容忍的。

（一）要防止兩極分化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

共同富裕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但生產力的發展，并不意味著必然導致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勞動人民的共同富裕，反對兩極分化，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的。因此，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要有社會主義制度作保證。

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多次強調，共同富裕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1955年7月，他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對于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11]4291962年，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擴大會議上講：“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貪困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指軍、烈、工、干四屬———筆者注)、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12]1242

為此，他主張要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11]437他還從鞏固工農聯盟的高度強調指出：“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農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13]308

可見，毛澤東是把兩極分化問題置于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來認識。他認為，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中國就走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了。

毛澤東是從馬克思關于財富的積累和貧困的積累這兩極的共生角度來看待兩極分化現象的。其理論假設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必定會出現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這種現象就是兩極分化。馬克思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在這種對立的基礎上產生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而兩極分化則是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發揮作用的必然結果。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結論成為毛澤東觀察中國問題的根本方法論。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他發現：“現在農村中存在的是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個體農民所有制。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11]437

（二）大力發展生產力是消除兩極分化的根本途徑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國家不富又不強。“我們還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國的基礎上，是談不上什么強的，也談不上什么富的。”[11]495“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為生產力水平低。”[11]500為了迅速實現人民共同富裕，消除貧窮，毛澤東提出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

1956年1月，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并指出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316在黨大的八大上，他明確指出：“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14]117

（三）必須從所有制層面上消除產生兩極分化的根源

毛澤東認為，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只有從分析經濟關系入手，才能抓住問題的實質，而在經濟關系中，最根本的是所有制關系。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重構所有制基礎，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兩極分化。

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毛澤東在點出問題的實質之后，接著給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11]437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澤東對張平化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15]151

毛澤東上述論述含有深刻的內涵。他認為，如果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不僅兩極分化消除不了，而且在中國資本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內外夾攻下，中國也不會富強起來。所以，毛澤東進一步論證道：“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15]151

（四）實行按勞分配制度，但又要反對“資產階級法權”

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也是毛澤東考慮經濟問題所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據此，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中國只能實現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勞動者都是平等的生產資料所有者。這種生產資料公有制，使得人們向社會提供的，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同時，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在這種條件下，人們不可能不勞而獲，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從社會領得消費品。當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力還沒有達到充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生活需要和生產需要的程度，因而消費品還不可能按照勞動者的實際需要進行分配。勞動還不能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僅僅是謀生的手段。在這種條件下，要以勞動為尺度來分配個人消費品。也就是說，勞動者獲得消費品的多少，不是根據他實際生活的需要，而是與他向社會提供的勞動量成比例。這是同共產主義分配原則不同之處。

在強調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的前提下，毛澤東還提出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在毛澤東看來，按勞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卻不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每一個人只能按照自己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來獲取消費品，排除了剝削，這是平等的。但是，每一個人的勞動能力不一樣，存在著體力、智力、學力以及勞動熟練程度的不同，再加上每個人贍養的人口的差異，如果按勞動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每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肯定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實際上還是不平等的。

由此看來，按勞分配原則確實存在形式上平等掩蓋著事實上不平等的現象，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提出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認為如果只講按勞分配，人們由于先天條件、家庭負擔的差別，久而久之難免兩極分化。他一度主張取消薪金制、恢復供給制，提出“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16]68

（五）全國一盤棋，推動區域平衡協調發展

新中國建立之初，為了改變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極端不平衡這一不合理的狀況，防止區域之間、行業之間的發展差距越拉越大，實現共同富裕，毛澤東提出要做到“全國一盤棋”，實現均衡發展，在生產力的布局上實施均衡發展的戰略方針。

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最早提出“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以促進內地工業的發展和生產力布局的合理化，處理好沿海與內地工業的關系，把國家經濟建設的重心放在內地，其實質是內地(主要是西部)重點開發，其目的是縮小內陸與沿海的差距。“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14]25“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備戰。”[14]26在區域產業結構調整方面，毛澤東指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17]303使二者保持適當的比例。

為促進沿海與內地的平衡發展，毛澤東親自制定執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并實施區域投資傾斜政策來平衡分布人力、物力和財力，從而實現區域生產力的合理布局，“一五”計劃(1953-1957年)的制定和實施，充分體現了這一戰略。

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促進了內地的經濟發展，改善了沿海與內地嚴重失衡的工業布局，縮小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從新中國成立起至1978年的30年間，以現價計算，國民經濟總值增長速度，東西部之比為7.08比7.52，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0.44個百分點;1978年，東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已縮小到200元左右。”[18]15

（六）必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是兩極分化的反面。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從根本上杜絕土地改革后農村出現兩極分化，必須實現全體農民的共同富裕。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指出：“為著進一步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農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后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并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19]661-662

共同富裕包括社會各階級，包括社會所有成員，“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階級”。[11]495“對地主，在一定時期要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改變成分后才可恢復公民權，加入合作社，那時就不叫地主而叫農民。對地主來說，這事實上是解放了他們。他們在全國總共三千萬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來。”[11]490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將來農民的生活要超過現在的富農。資本家如果將來餓肚子，這個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沒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11]490

（七）反對兩極分化并不是要絕對平均

雖然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過程中有時過分強調分配上的平均，但是，從理論上來看毛澤東絕對不是平均主義者。從紅軍時代直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經常批判絕對平均主義，認為這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所以，在毛澤東那里，反對兩極分化并不是追求絕對的平均主義。

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針對部分人的錯誤認識，毛澤東指出：“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20]10毛澤東對于各種“共產風”也一直持批評的態度。1959年，他在《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就指出，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的所謂平均主義是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辦法，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是無償占有別人的一部分勞動成果，這是十分不對的。在對待平均主義和兩極分化的問題上，毛澤東運用辯證的方法來分析問題。他指出：“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20]130毛澤東對當時社會建設中出現的兩極分化和平均主義兩種社會現象都給予了充分關注，并為反對兩極分化和平均主義提出了一些具體原則，這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挖掘的寶貴思想資源。

（八）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牢固樹立群眾觀念

在毛澤東看來，人民為本，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產黨員一切言行的最高準繩。“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21]522“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22]1094

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要實現和維護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努力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群眾共同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要求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在想問題、辦事情時，都要以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始終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實踐人民群眾的利益，使人民從貧窮落后的困境中解放出來，走向共同富裕的生活。

毛澤東要求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在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的過程中，“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22]1096廣大干部要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對人民負責的意識。杜絕以權謀私的犯罪勾當、阻遏“率先致富”的可恥行為。

（九）重視理想信念和精神因素在實現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中的作用

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制度因素，主要指經濟運行制度，包括財產所有制和財富分配制度;二是人的因素，主要指經濟人的自私本性。

在毛澤東看來，樹立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弘揚集體主義、艱苦奮斗等高尚精神是克服自私自利的念頭、堅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精神支撐，是人民以主人翁態度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確處理個人和集體、獲取和奉獻關系的精神動力。所以，毛澤東非常強調社會主義集體精神、無私奉獻精神，倡導大公無私，強調思想政治功工作的作用，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候，尤其是這樣。”[11]449“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14]351

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23]277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把物質作用與精神作用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提出要用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艱苦奮斗的精神，使人們超越由于按勞分配形成的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每個人進學校，學文化，學技術，首先應該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鞏固工業化，為了為人民服務，為了集體利益，而不應該是為了提高工資”。[23]289他還強調：“把共產主義引導到平均主義是不好的，過分強調物質刺激也不好。報酬以不死人，維持人民健康為原則。這話是對黨內講，對先進分子講的。國家建設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鋒分子、積極分子。我們為革命死了多少人，頭都不要了，還給什么報酬。天天講物質刺激，就會麻痹人的思想。寫文章要多少稿費，錢多了，物質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養共產主義風格，不計報酬，為建設事業而奮斗。”[24]58“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14]162針對少數人爭名譽，爭地位，比吃穿等，毛澤東號召：“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4]285

毛澤東認為，反復強調物質刺激，就會“引導人走向個人主義”，就會導致人民追逐物質利益，從而產生兩極分化。“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3]287

（十）反對特權，防止權力腐敗，杜絕各種非法致富

所謂干部特權，是指某些領導干部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私有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為個人或小集團謀取私利的行為，權力腐敗與非法致富是孿生的。反對特權，是毛澤東對領導干部的一貫要求。

建國以后，毛澤東經常警告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958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發薪水都要分等級，分將、校、尉，結果是脫離群眾，兵不愛官，民不愛干，因為這一點和國民黨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辦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農民不喜歡我們。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提出黨內不少領導干部享受著衛生、文藝、醫療等各個方面的好處，自覺高人一等。

毛澤東認為，干部特權產生的現實基礎是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擁有權力的人群獲取大大多于普通群眾的利益，這樣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干部將不可避免地從擁有特權發展到剝削工人、農民，最終形成一個官僚特權階層。為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來達到消除干部特權，毛澤東從分配制度和干部與群眾之間的關系兩方面著手解決問題。在分配制度上，毛澤東強調反對干部高薪制，主張縮小收入差距。他明確表示：“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特權。”[16]68

建國后，毛澤東提倡實行干部低薪、節儉保廉制度，因為他認為高薪、特權進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敗賴以產生的物質基礎，并多次批評有些黨員干部爭名譽、爭地位、比薪水、比吃穿、比享受的錯誤思想，要求黨員干部應當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職位高，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4]285針對建國后一些黨員干部執政后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打擊、以權謀私、搞腐敗的現象，毛澤東主張堅決打擊，絕不手軟，并及時開展始終堅持了反貪污腐敗的斗爭。

四、毛澤東防止兩極分化思想的當代啟示

防止兩極分化是貫串小康社會全過程的一項根本任務。如上所述，毛澤東關于防止兩極分化的思想形成了一個系統的科學體系，它必將成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防止兩極分化實踐的重要思想資源。毛澤東防止兩極分化思想對于目前的防止兩極分化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據初步梳理，我們可以歸結為十大啟示。

第一，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防止兩極分化的根本途徑。

在毛澤東那里，所謂的兩極分化，與資本主義道路就是同義詞，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就等于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所以，他對兩極分化的根本判斷是在中國道路的選擇這個層面作出的。在這一點上，鄧小平與毛澤東的認識是一樣的。鄧小平曾經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出現兩極分化，他甚至認為，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引領著中國人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既取得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各方面的巨大發展，又成功地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形成了西方學術界稱為“北京共識”的區別于“華盛頓共識”的“中國模式”或者“中國道路”。盡管目前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可以克服的問題。所以，黨的十八大作出了明確的結論：“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九十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10]3黨的十八大號召大家要樹立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新的實踐中，防止兩極分化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歷史的經驗，也是未來的途徑。

第二，大力發展生產力是防止兩極分化的物質基礎。

要從根本上防止兩極分化，就要大力發展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只有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才能筑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決不能有絲毫動搖。”[10]3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也證明：不發展生產力、不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就難以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是防止兩極分化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

毛澤東歷來是從所有制的角度看兩極分化問題的。他認為，要從根本上防止兩極分化的出現，只有建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度。也正是因為這個根本的觀察問題的方法論原則，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他一直高度警惕所有制方面的變化，哪怕是一些細微的變化，比如，對包產到戶的態度。鄧小平也說過：“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1]149改革開放以來，適應中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我們探索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項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黨的十八大重申：“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10]3在這一所有制結構政策的指導下，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是防止兩極分化的根本經濟制度基礎，但問題在于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出現這種兩極分化的內在趨勢還是存在的。所以防止這種趨勢轉變為現實是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堅持這樣一種所有制結構，毫不動搖地支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所以，在目前情況下，我們既不能徹底消除兩極分化現象，又不能聽任貧富差距擴大所引發的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發展。

根據毛澤東觀點的啟示，我們的現實選擇有兩方面。一方面必須強調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使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始終處于輔助地位，以此為基礎把貧富差距拉大現象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杜絕其蔓延到全社會。因為，如果公有制主體地位喪失，貧富差距現象必然擴大到全社會，社會矛盾勢必激化，社會穩定的局勢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尤其要注意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保障非公有經濟中工人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這兩條是根本性的措施，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缺一不可。目前，社會上存在的所謂私有化主張和限制非公有經濟發展的主張都是錯誤的。

第四，堅持按勞分配在分配結構中的主體地位是防止兩極分化的分配制度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適應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們探索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由于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特點，決定了分配結構的多元化樣態。黨的十八大重申：“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10]3按照毛澤東的觀點，只要是堅持了按勞分配在分配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就為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奠定了分配制度基礎。又由于中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經濟還必須鼓勵和支持，所以，其他多種分配方式的存在也是必然的，但必須是居于輔助的地位。

第五，區域均衡發展是防止兩極分化出現的空間戰略安排。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優先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采取對口支援等多種形式，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扶持力度。”[10]3

第六，追求共同富裕是防止兩極分化的必然要求。

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是毛澤東的思想，也是鄧小平的觀點。共同富裕是兩極分化的反面。防止兩極分化必然追求共同富裕。但是，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呢?怎么樣去追求共同富裕呢?這里的本質分歧是共同富裕的基礎是什么。

按照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理解，共同富裕不僅僅是一個分配領域的概念，它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一種本質的經濟關系，其制度基礎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10]3十八大報告把共同富裕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高度來認識，并且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作為實現共同富裕和防止兩極分化的前提來論述。

現在的問題是，有很多人離開了這個前提來談共同富裕問題，把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成是共同富裕，這也是那些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人的一個思想認識根源，他們離開社會主義所有制來談共同富裕問題，看到的只是國家的分配政策，而看不到背后的剝削實質。于是他們就把瑞典等北歐國家的福利主義看作共同富裕的典型。正是據此，他們喊出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希望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沒有認識到，北歐國家搞“福利社會主義”的實質和目的，是資產階級緩和階級矛盾進而鞏固自己統治地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而已。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是公有制，要從根本上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

第七，追求絕對平均主義是防止兩極分化的錯誤認識。

平均主義天然不是分化主義，平均就不是兩極分化。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為了防止兩極分化，就走向了平均主義尤其是絕對平均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一直予以堅決反對的觀點。況且那會背離了我們追求共同富裕的價值目標，導致的結果必定是共同貧窮。“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極其鮮明地說明了這一點。毛澤東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也確實有這方面的失誤甚至錯誤。但是，我們也知道，從全局看，從毛澤東的整個思想體系來看，從毛澤東革命和建設的整體實踐看，毛澤東是極力反對平均主義尤其是絕對平均主義的。就這種主張來說，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中，雖然有這種思潮存在，但始終處于非主流地位。一些被稱為“老左派”的人物，以反對兩極分化的名義，極力主張回到“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那種社會氛圍中去，這種思想在民間也在某種程度上容易引起社會底層群眾的共鳴，時下暗流涌動的民粹主義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這種思潮的一種回應。這些我們必須予以時刻警惕。不能因為防止兩極分化而使平均主義回潮。

第八，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是防止兩極分化的思想基礎。

推動經濟發展是黨的中心工作，是第一要務，但我們的發展不是為了發展而發展，發展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的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相對于人民的需要來講，發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終的標準是要看為誰發展，發展的目的是為了誰。樹立為人民而發展的發展觀就為防止兩極分化奠定了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

第九，注重精神文明建設，弘揚高尚的道德情操，樹立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防止兩極分化的精神動力。

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樹立倡導社會主義榮辱觀，構建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發揮精神、道德的力量對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大力提倡援助、帶動、贊助高尚行為。市場競爭無情人有情，扶貧濟困是中華民族團結互助的傳統美德。這種精神是超出市場機制與政府調節力量之外的又一種可以影響分配的重要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堅定馬克思主義信念的重要性，他把理想信念比喻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就會得“軟骨病”，一到關鍵時刻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在分配領域，只講物質激勵，不講思想政治工作;只講個人利益，不講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長此以往，形成一種慣性，“一切向錢看”，把個人獲得物質利益看作人生的根本目的，看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其后果會是十分嚴重的。

第十，堅決反對特權，建立和完善法制體系是防止兩極分化的機制保障。

當代中國的貧富分化，不完全是市場化作用的結果，法制不健全、執行不力、維權成本太高、對各種非法致富的手段制裁不力等都對貧富分化起直接或間接作用。為此，需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一步落實預防反腐敗條例等等，讓官員不敢腐、不能腐，逐步實現官民平等、城鄉平等、公平競爭、和諧發展。應當說，黨的十八大以后的強力反腐在這個方面起到了強烈的震撼和推動作用，在黨的制度建設方面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尤其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在深刻總結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新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修訂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必將鞏固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所取得的輝煌成果，并將為新形勢下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內監督提供新的制度遵循，也必將在反對特權、推動法制體系建設方面起到引領作用，這就從體制和機制方面為防止兩極分化提供了長效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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