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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運用毛澤東關于矛盾的學說來闡述改革問題
點擊：2777 作者：周新城 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 發布時間:2017-05-06 11:08:54
【摘要】：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它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調整。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來把握改革的必然性、規律性。毛澤東關于矛盾的學說，是認識有關改革問題的銳利武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決定了改革的必要性，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性質決定了改革的方向，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決定了改革的對象和內容，改革的具體措施、步驟和方法應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摸著石頭過河”。
黨的十八大剛剛開過，中央就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落實十八大確立的改革開放重大部署。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認真回顧和深入總結改革開放的歷程，更加深刻地認識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更加自覺地把握改革開放的規律性，更加堅定地肩負起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責任。”
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它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調整，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來把握改革的必然性、規律性。毛澤東關于矛盾的學說，是認識有關改革問題的銳利武器。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政治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該把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作為“綱”。我們研究改革問題，也必須抓住這個“綱”。這是研究改革問題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
談到改革，一般都會提出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怎樣確定改革的對象和內容？采取什么樣的改革方法？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從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出發，才能得到正確的回答。
一、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決定了改革的必要性
人們在談論改革的必要性時，往往是羅列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各種弊端，由此來回答為什么要改革的問題。這無疑是有道理的，在當前也是正確的。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正是因為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適應，甚至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了，所以才提出改革的。但是，這種回答還是不夠的。問題在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當我們實現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這一任務以后，社會主義社會仍存在改革的要求，仍需要通過改革來推動社會的發展。改革是社會主義永恒的話題，因此，習近平指出：“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因此，如果從理論上（而不是僅僅從當前的實踐上）說明改革的必要性問題，我們就不能局限于列數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需要改革的種種弊端，而應該以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作為這一問題的答案。
列寧根據辯證法的一般規律，曾經預言：“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但是，列寧逝世以后，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理論界長期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兩者之間已不再有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再是對立的斗爭、矛盾的運動，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才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他們把社會主義描繪成為一種十全十美的、完美無缺的社會。這種否認矛盾的形而上學的哲學觀點，是蘇聯長期以來否認改革必要性的理論原因。毛澤東以徹底的唯物主義辯證法批判了蘇聯理論界的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他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由此出發，應該從理論上公開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引導人們去認識和分析客觀存在的矛盾，并在實踐中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和解決這些矛盾。應該承認，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學觀點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毛澤東提出這一論點，是振聾發聵的。承認矛盾的存在，就為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必要性奠定了哲學基礎。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毛澤東關于矛盾的學說就是改革的重要理論淵源。
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有人渲染中國有人反對改革，甚至認為黨內存在一個反對改革的派別，多次掀起反改革的浪潮。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贊成改革，是全黨贊成改革”，“中國確實有一些人對改革的某些問題、內容、步驟有不同意見，但這些人中絕大多數也是贊成改革的。對某些問題有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我國之所以沒有反對改革的派別，不是偶然的，是有著深刻的原因的。從理論上講，我國黨內和社會上對改革的必要性的認識比較一致、基本上沒有分歧，是因為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我們全黨、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這一點上，已經有了統一的認識，因而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通過改革解決矛盾，就很快為全黨所接受和贊同，形成了共識。
有人不是從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出發，而是運用歷史唯心主義的方法來說明改革的必要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經濟人假設”。他們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先確定了一個大前提：“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有的人都追逐個人的私利，自私自利是人的不可改變的永恒的本性。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都是與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而都是空想，過去我們搞這一套都是“人性的迷失”，犯了歷史性錯誤，因此，必須進行改革，即根據“人的本性”來改造社會主義制度。用他們的話來說，“中國共產黨經過改革開放最大的收獲可能在于弄懂了人都是‘經濟人’。因此一切的政策策略都要以此為出發點。”按照這種觀點，結論必然是，改革應該拋棄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公有制以及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必須通過私有化恢復符合“人的本性”的資產階級私有制，重新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回到人類文明的正道”。同樣是研究改革問題，不同的哲學思想、不同的分析方法，會得出迥然不同的結論。從“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歷史唯心主義命題出發設計改革方案，并把它付諸實踐，必然把改革引上資本主義化道路。“人性論”一旦成為改革的邏輯起點，就不僅僅是抽象的哲學問題，而成為十分現實的、決定改革的性質和方向、決定社會主義制度前途和命運的重大的政治問題了。
二、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性質決定了改革的方向
社會主義社會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這是一個必須作出明確回答的重大原則問題，從根本上說，它決定著改革的成敗。
習近平強調，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我國改革的性質和方向。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實踐中，對改革的方向客觀上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答案。一種答案是，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即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調整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環節、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需要的環節；另一種答案是，改革是徹底推翻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即在全盤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主張全面恢復資本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多次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的改革必須按照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這個方向進行。而“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正因為存在這種分歧和斗爭，有人擔心隨著改革的深化，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鄧小平指出：“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
鄧小平提出的需要解除的憂慮，在我國只是一種可能性。但是就國際范圍而言，這兩種方向的改革卻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我們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進行改革，而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改革都是拋棄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化的道路。方向截然相反，結果也完全不同，這是有目共睹的。
拋開階級立場、政治目的這一根本原因不說，單從認識的角度來看，不同方向的改革來源于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性質的不同理解。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它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例如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個別企業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解決，也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則是另一回事。隨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大規模階級斗爭已經過去，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大部分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一般來說，人民內部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屬于非對抗性矛盾，因此，它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范圍內，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這種性質，從哲學上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方向，即改革不應該、也不需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而應該是、也只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仍是對抗性的，這種矛盾在社會主義制度范圍內不可能得到解決，那么為了解決矛盾，改革勢必要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種改革，從理論上講顯然是混淆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的不同性質，因而是根本錯誤的；在實踐上則必然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導致社會的倒退、生產力的窒息。
三、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決定了改革的對象和內容
確定改革的對象和內容，對于改革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黨提出要劃清兩種改革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這兩種改革觀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改什么，即什么是改革的對象，那么，怎樣才能正確地確定改革的對象呢？
大家知道，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調整生產關系，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換句話說，就是要解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科學地回答“改什么”的問題，應該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的狀態，明確什么東西是發展生產力的障礙。毛澤東指出，同其他社會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狀態已同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基本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得出結論：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發展中國。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克服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決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的任務。而且在解決舊的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這就是一切事物發展，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辯證法。可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處于既相適應，又不適應，而且是基本適應、局部不適應的狀態。因此，我們的政策應該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性質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基本的方面），必須堅持；而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局部的方面），必須改革。換句話說，改革的對象不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是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非基本部分。
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態（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也一樣），使得我們不能籠統地談論改革，而要把“變”與“不變”統一起來，在確定改革的對象的同時，也要明確在改革過程中哪些東西是應該堅持、不能動搖的，既講“改什么”，也講“不改什么”。
毛澤東對于“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有過精辟的論述。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指出：“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只有進步的一面，只有變革的一面，那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動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毛澤東這一段論述是以生物為例說明的，但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也是完全適用的。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用這種徹底的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和指導我國的改革實踐。至少有兩條應該明確：第一，如果不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就不能前進，就會陷入僵化、停滯狀態，這樣，社會主義就會在同資本主義的激烈斗爭中打敗仗，這種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第二，改革必須在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穩定的條件下進行，只講改革，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那樣的改革就會走到社會主義的反面去，改得不成其為社會主義本身了，這就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防止的改革的邪路，即改旗易幟的道路。
習近平在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強調要“清醒認識世情、國情、黨情的變和不變”，社會主義就是在“變”與“不變”的統一中發展的。我們在改革問題上，也必須把“變”與“不變”統一起來，只講“不變”，不講“變”，社會主義就變得死氣沉沉，沒有前途；只講“變”，不講“不變”，社會主義就失去相對穩定性，失去其固有的本質特征。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失敗。
在社會主義改革中把“變”與“不變”正確地統一起來，就可以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并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劃清界限。那些主張資本主義化改革的人，在理論上有一種片面性，即只看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同生產力發展相矛盾的一面，改革它，可以解放、發展生產力，而看不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部分是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堅持它，也是解放、發展生產力。只講“變”，不講“不變”，仿佛什么都要改革，只要是改革就是正確的，都應該贊成，一切“改革派”都應支持，而不管他們改革什么，這種不作具體分析的簡單化、片面性的邏輯，的確誤導了一些同志，模糊了改革的方向和性質。
應該看到，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只講改革而不講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回顧一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搞的改革吧！那時他口口聲聲講改革，但從來不肯明確改革的對象，即改什么，同時卻在厲聲批判什么“社會主義守靈人”。戈爾巴喬夫制造了一種氛圍：誰否定社會主義實踐、否定黨的歷史，他就是“改革派”，就應該肯定和支持，而且否定得越徹底，甚至是破口大罵，越是得到贊揚。一時間，“告別過去”，“炸毀一切：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等“改革”口號甚囂塵上。這似乎是最徹底的改革了，然而正是這樣的改革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復辟。當這種“徹底改革”的惡果顯示出來，俄羅斯人民痛心地覺悟到“上了政治騙子、理論騙子的當”的時候，卻已為時過晚，難以挽回了。俄羅斯的現實說明了那種只講“變”不講“不變”的改革的實質究竟是什么。
進一步需要明確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哪些部分是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必須堅持；哪些部分是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相矛盾，必須改革。這個問題，必須通過社會主義實踐，隨著經驗的積累才能逐步得到回答。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鄧小平全面地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對上述問題作出了科學的回答。鄧小平在談到我國改革的偉大意義時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里，鄧小平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即應該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的經濟體制、運行機制嚴格區分開來。這就為在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過程中明確了“變”與“不變”的對象：對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們必須堅持，這是“不變”；對于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們必須改革，這是“變”。改革不是否定和取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發展社會主義事業這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是統一的。
作為四項基本原則在制度上的反映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經濟角度說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及由此決定的按勞分配。我們之所以要堅持它，是因為它適應生產力的社會性質，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從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矛盾出發，得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然性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是由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客觀地決定的，反映了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因此，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采取堅持的態度，而去否定、取消它，例如把公有的生產資料量化到個人、實行私有化、鼓吹實行雇傭和剝削工人的制度，等等，都是違反歷史發展趨勢的倒退行為，最終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甚至破壞生產力。
但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優越性，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以后，還有一個通過具體體制和機制（這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來實現其優越性的問題。必須建立既符合歷史條件和具體國情，又能反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特點和要求的經濟體制，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各種物質資源，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如果經濟體制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或者不符合歷史條件和國情，仍然有可能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適合當時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曾經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推進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尤其是增長方式從粗放發展轉到集約發展的軌道上來，這種體制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了，因而客觀上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且與生產力發生矛盾的，已經不是經濟體制的個別方面、個別環節，而是經濟體制的整個模式，所以改革不能局限于對經濟體制采取修修補補的措施，必須改變經濟體制模式，轉換整個運行機制，即由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事實證明，這種改革是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可見，改革所要改變的不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本身，而是它的具體實現形式，就經濟領域來說，也就是具體的經濟體制、運行機制。正如黨的十五大指出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覺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和環節，來適應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
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改革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統一的：從理論上講，統一于對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既適應又不適應的這種狀態的完整分析；從實踐上講，統一于解放、發展生產力。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改革具體體制、運行機制結合起來，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經驗。
四、改革的具體措施、步驟和方法應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摸著石頭過河”
在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性質和狀態的基礎上，明確了我國改革的方向、改革的對象和內容以后，還有一個怎么改的問題，即改革采取哪些具體措施、步驟和方法來解決現實存在的矛盾的問題。
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嶄新的事業，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在不斷實踐探索中推進。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規律，從實踐獲得真知。”他指出，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這就指明了改革的基本方法：在群眾創造性的實踐基礎上，總結出帶規律性的東西，形成系統的改革方案，指導實踐。這就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群眾路線。
改革必須尊重群眾在實踐中的創造，這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基本含義。習近平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根據這一原理，我們黨歷來主張走群眾路線，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在實踐中的經驗是我們正確認識的來源。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是不可能做出正確決策的，也不可能推進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毛澤東教給我們的工作方法是，“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總結了歷史經驗，尤其是“大躍進”以來黨內生活的經驗，對于如何貫徹群眾路線問題，作了精辟的闡述。他說，走群眾路線，實質上就是發揚民主的問題。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也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加工廠”這個提法生動地表達了群眾路線的內涵。要辦好“加工廠”，就必須加強社會調查，收集原材料。所以，毛澤東特別重視調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提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要力戒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議論、提意見的主觀主義的作風。這些論述仿佛是針對當前干部作風中存在的問題說的。重新讀一讀毛澤東關于群眾路線的論述，對于在新形勢下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大業還是有現實意義的。
必須正確理解“頂層設計”。這是借用西方政治學的一個概念。對“頂層設計”需要做具體分析。如果是指在尊重群眾創新、總結群眾實踐基礎上，領導機關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經驗加以總結，提出完整的、科學的改革方案，那是完全正確的。這種“頂層設計”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加工廠”。我們一定要把“頂層設計”同“摸著石頭過河”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絕不能把“頂層設計”理解為少數精英離開群眾實踐，關起門來主觀地搞“制度設計”。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例如有人提出，聰明的領導人是不把改革的目標告訴群眾的，因為對改革的最終目標分歧太大，爭論不休。因此只能把最近要干什么說出來，引導群眾一步一步朝著領導人心目中的改革目標走。這些自命“精英”的人，把群眾當作“不可使知之”的群氓，他們“設計”出來的改革方案完全脫離群眾的實踐，也不想依靠群眾來實施。這種“頂層設計”是絕不可取的。
列寧講過，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的生氣勃勃的創造。群眾是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創造出新鮮經驗，不斷涌現出先進典型。拿經濟領域來說吧，我國出現了像中國建材集團、中國醫藥集團等通過改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得到蓬勃發展的一大批國有企業，從實踐上回答了一系列爭論不休的重大理論問題，如公有制能不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如何同市場經濟相結合，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如何發揮作用，如何利用股份制這種資本組織形式壯大和發展自己，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如何發揮主導作用并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等等。只要我們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善于總結群眾經驗，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一定能夠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宏偉目標。
作者簡介：周新城——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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