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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斗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拓寬民主的適用范圍，在經濟發展和軍隊建設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民主實踐，其內容包括實行官兵平等的軍隊政治民主實踐，在地方實行分田地的經濟民主和動員群眾參與選舉的政治民主實踐。這些民主實踐奠定了鞏固根據地政權及社會和諧的基礎，為此后的民主實踐積累了豐富經驗。

遂川縣蘇維埃政府工農兵代表大會代表證

一

1927年9月，毛澤東在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受挫后率領部隊南下，并進行了 “三灣改編”。這次改編，針對舊軍隊中軍官打罵士兵、官兵待遇懸殊等不良制度和習氣，在軍隊中設立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制度，這是我軍歷史上民主實踐的重要探索。

士兵委員會由士兵代表會議選舉產生，軍、團、營、連均設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參加軍隊經濟的管理、維持軍隊的紀律、作群眾工作、作士兵政治教育。士兵委員會使士兵自己管理自己，軍隊在經濟上實行賬務公開，平均分配，大家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服，伙食由士兵管理，“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陳毅任紅四軍士兵委員會主任期間，每月由軍部軍需處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況，由士委會審查，軍需處長出席報告并負答復解釋之責，如有毛病則處罰負責人。政治上官兵平等，官長有錯誤，士兵可以開會反對。據羅榮桓回憶，士兵委員會有很大的權力，軍官要受士兵委員會的監督，做錯了事，要受士兵委員會的批評，甚至制裁。毛澤東曾這樣描述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就是監督院，是監督官長的。沒有這樣一個組織，士兵們就不敢講話，講了話也沒有作用。成立士兵委員會就是要士兵敢于講話，講話也要有作用。

對于俘虜，部隊實行寬待政策，不虐待，不搜腰包，在生活上享受與紅軍一樣的待遇，對于傷兵給予積極治療。對于想回家的，發給路費，想留在工農革命軍的，則開歡迎大會吸收。1929年12月下旬，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古田會議決議》，再次強調軍隊官兵生活平等、廢止肉刑辱罵、優待俘虜等民主政策。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講到，“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的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

二

土地是農民安身立命之本，湘贛邊界地區農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獲得土地。毛澤東上井岡山后，首先就發動群眾，開展打土豪的游擊暴動，為分田做準備。一開始，工農革命軍打土豪分浮財的游擊暴動，并沒有得到農民的擁護和參與。打下遂川后，“我們向沒有走的老人宣傳，他們多半都不理睬；把財物分給他們，他們搖搖頭，拱拱手，誰都不接受。于是我們就從小處著手，先分給一些可吃的東西。”部隊自身的行動也是很好的宣傳，嚴格遵守紀律，不侵犯群眾利益，農民對軍隊的態度逐漸改變。

在湘贛邊界，分田一般要做三件事。一是寫標語，宣傳黨的政策，解釋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每個士兵除了有一支槍外，還要提一個石灰桶子，到處寫標語，發動群眾。二是搞調查，深入了解當地人口分布、土地數量、土地分配及地主剝削程度等情況。三是按人口平均分田，在分好的田地上插牌子，牌子上標明分到田地人的姓名和畝數，并當眾燒毀田契，搗毀田界。1928年2月下旬，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后，插牌分田僅用了10多天，全縣4個區39個鄉的土地分配全部完成。寧岡的分田經驗得到了推廣。1928年5月，湘贛邊界黨的一大上，提出了“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的方針，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以鄉或村組織的土地委員會由當地農民協會委員、工農兵政府工作人員和紅軍戰士組成，調查土地、登記人口，召開群眾動員大會，掀起了湘贛邊界土地革命的風暴。

為了保證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湘贛邊界各級紅色政權——縣區鄉工農兵政府，普遍設有土地委員會，政府基本上不收土地稅，在有條件的地方，紅軍還召開群眾大會，訪貧問苦，宣傳土地革命的政策。到1928年7月，湘贛邊界的土地革命基本完成。中農、貧農所占有的土地總數達到85.34%。1928年12月，毛澤東總結一年來井岡山土地革命的經驗，親自起草和主持制定了我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確立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則。分了土地，農民很高興，但也擔心土豪回來秋后算賬。因而，在黨的幫助下，廣泛組織暴動隊、赤衛隊，投入到革命戰爭和保衛根據地的斗爭中去，最大限度地保衛革命成果。

三

在嚴峻的革命斗爭形勢下，根據地政權能否鞏固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與否與參與程度。除了讓農民獲得土地外，根據地政權強調群眾參與政權管理，加強政權與農民之間的話語溝通。

1927年11月，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革命政權——由工人、農民、士兵三方代表共同組成的茶陵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1928年元月，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農民出身的王次淳任主席。“鄉農民協會即為該鄉執掌政權的機關。區的執掌政權機關，……由全區工農兵代表大會所選舉的人民委員會。”根據這一精神，永新、寧岡、蓮花等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也先后成立。由群眾民主選舉產生的工農兵代表大會是根據地的權力機構，由代表大會產生的同級政府是它的執行機構。工農兵政府下設土地、軍事、財政、教育等部，主要抓土地革命、軍事和基層民主政權建設。

邊界的蘇維埃組織剛建立時，廣大群眾乃至一般黨員“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認為代表會僅是“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代表會再不談起”，甚至“有許多投機分子、小地主混進里邊來”。對此，邊界政府在制度上制定了詳細的各級代表會組織法，限定了蘇維埃代表和委員的成分與質量，增加了工人和農民成分，在實際斗爭中吸引廣大工農兵群眾參加政府的工作。

1928年5月，毛澤東在寧岡茅坪召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全盛時期，“民眾普遍知道了各級‘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寧岡民眾簡稱為‘埃政府’（客籍土話‘我們’稱‘埃’，埃政府就是‘我們的政府’）”。1928年12月，遂川縣工農兵政府召開了全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來自全縣的工農兵代表集聚一起，討論革命大事，研究政府工作，選出政府執行委員15人，常務委員7人。這些被選出的政府委員，絕大多數是貧苦農民和工人中的優秀代表。

蘇維埃政府通過打土豪分田地，保障人民的基本經濟生活；官兵平等充分保障了軍隊的民主；通過立法與政權相結合，給人民提供平等參政的機會。“我們的紅軍就是穿上軍裝的農民，而普通的農民，穿上了軍裝，就成了一名光榮的紅軍戰士”。根據地的民主實踐激發了廣大群眾的革命熱情，對革命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來源：《光明日報》（2012年03月21日11版）

馮曉霞

（2012年03月21日）

作者單位：西安理工大學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