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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獨立自主”使中國在每次世界大變局中化險為夷

點擊：3908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7-30 14:11:44

 

 

 

　　戰后世界政治格局的三次變動與歷史質變“臨界點”的出現——基于世界地緣政治結構的分析（上）

 

　　【編者按】本文六萬余字，成稿于2016年底，全文主要內容首發并連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1、2、3期。1917年已經過去，2017年已經到來，山雨欲來風滿樓。謹以此文紀念偉大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2017年正值十月革命[1]100周年。100年來，當代帝國主義已從列寧時期的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相溶合的托拉斯帝國主義蛻化為完全的金融帝國主義，其間的革命和斗爭也表現出新的特點。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總結這一時期，尤其是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政治形勢變化及其特點、世界無產階級及社會主義國家反帝反霸的斗爭經驗，對于推進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必要的。

 

　　一、歷史辯證法和時代問題

 

　　“發展”的概念是黑格爾歷史學說的基本概念，它的核心內容是有質變的歷史，而不“只是重復著那終古相同的莊嚴的毀滅”“隨意動蕩而沒有什么發展”[2]，后一種歷史被黑格爾稱之為“非歷史”[3]的歷史。列寧推進黑格爾的概念并使之革命化，他說：“發展是按所謂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線式進行的；發展是飛躍式的、劇變式的、革命的；‘漸進過程的中斷’；量轉化為質。”[4]歷史的“質變”在馬克思列寧的學說中常常與“革命”是同義的反復。斯大林說：“使生活發生質的變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時候，運動就是革命的。”[5]1917年爆發的十月革命，就是一個具有歷史質變意義的偉大事件，斯大林說：“十月革命結束了舊的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開辟了被壓迫民族工人和農民的新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紀元。”[6]

 

　　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上升期間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已完成了“現代歷史的杰作”，即“在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7]。

 

　　斯大林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8]。這前半部分講的是時代特征，后半部分講的是時代任務。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是，這時的資本主義已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列寧說：“帝國主義就其經濟實質來說，是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決定了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因為在自由競爭的基礎上、而且正是從自由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壟斷，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向更高級的結構的過渡。”[9]

 

　　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在這100年間，歷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特征沒有變。但在列寧的研究中，即使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帝國主義也是分階段的，他寫道：“資本主義過去各階段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同金融資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別的。”[10]與20世紀初“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11]的特點不同的是，21世紀的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從占有優勢發展到完全統治的帝國主義。列寧認為這樣形態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說：

 

　　銀行基本的和原來的業務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這樣，銀行就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即生利的資本，把各種各樣貨幣收入匯集起來交給資本家階級支配。隨著銀行業的發展及其集中于少數機構，銀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發展成為勢力極大的壟斷者，它們支配著所有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幾乎全部的貨幣資本，以及本國和許多國家的大部分生產資料和原料產地，為數眾多的普通中介人成為極少數壟斷者的這種轉變，是資本主義發展成為資本帝國主義的基本過程之一。[12]

　　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占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者說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及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意味著食利者和金融寡頭占統治地位，意味著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處于和其余一切國家不同的特殊地位。[13]

 

　　用這些標準來衡量，21世紀的美國帝國主義將“資本的占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相分離”不僅推至“極大的程度”，此時的工業資本還完全屈服于貨幣資本即華爾街金融財團的腳下，形成了“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已具備“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典型特征。

 

　　列寧說：“可以相當精確地確定新資本主義最終代替舊資本主義的時間是20世紀初。”[14]

 

　　列寧所說舊資本主義是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如果套用一下列寧的話，那么我們也可以相當精確地確定新帝國主義即完全的金融帝國主義最終代替舊資本主義即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高度融合的托拉斯資本主義的時間，是在21世紀初。

 

　　1972年，石油美元的出現加強了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實力，1992年蘇聯解體消除了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外部威脅，由此金融資本反客為主實現了其對實體經濟資本的絕對統治地位。“911事件”始，美國華爾街開始將金融資本的統治推向全世界，這就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所謂“全球化”的實質。與列寧時代相比，這種優勢已不僅僅停留在金融資本對“本國和許許多多國家的大部分生產資料和原料來源”的控制，在今天它已發展為金融資本直接對資本輸出國——比如美國——的國家政權的控制。

 

　　20世紀初的表現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現象在21世紀已倒逼進入第一世界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1920年7月列寧在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寫的序言中說：

 

　　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從1917年起，這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證實。[15]

 

　　由于二戰后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世界無產階級的在這一時期的任務除了革命之外，又增加了發展的內容。發展，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說，是這一時期關乎社會主義國家安全和事業成敗的“硬道理”[16]。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早期曾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17]事實讓，發展也不是僅請客吃飯，發展中也充滿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生死斗爭。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

 

　　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18]

 

　　無獨有偶，1991年撒切爾在美國休斯敦講話中也有同樣的意思，她認為蘇聯使西方“陷入困境”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西方國家要“制造其內部問題”以從內部破壞這種制度，她說：

 

　　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并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經濟，加上與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制造其內部問題。[19]

 

　　撒切爾接著說她在蘇聯內部找到了實現這一目的的代理人：

 

　　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派”——引者）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20]

 

　　在講話結束時撒切爾一語道破天機說：

 

　　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21]

 

　　果然，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蘇聯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開性”和“壯士斷腕”式的市場化“改革”中分崩離析。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上的蘇聯國旗正式落下。似乎是歷史的安排，這天正是圣誕節。有意選擇這天宣布蘇聯解體顯然是戈爾巴喬夫獻給西方的“圣誕大禮”。就這樣，列寧、斯大林建立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此轟然倒下了。

 

　　“事實是頑強的東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視事實。”[22]蘇聯垮臺的教訓說明，即使在所謂“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即使在已建成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23]

 

　　二、世界地緣政治結構：古典的和“新型的”

             

　　世界地緣政治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大體說來可分為新型和古典兩大類。前者指工業革命之后世界地緣政治的存在狀態，后者指工業革命之前世界地緣政治的存在狀態。

 

　　（一）世界地緣政治的古典結構

 

　　“新型地緣政治結構”[24]，是美國地緣政治學者斯皮克曼[25]的術語，它是對工業革命以來，特別是俄羅斯和美利堅國家崛起以來世界地緣政治存在狀態的一種學理描述。在此之前至羅馬帝國解體后的中世紀，中華政治曾是主導歐亞大陸政治的基本形態。若與斯皮克曼的“新型地緣政治結構”的概念相對應，我們可將中世紀的世界地緣政治結構稱為古典型結構。

 

　　在這一時期的地緣政治結構中，歐洲已經破碎為多種力量平行和對等的多國政治，只有中國在歐亞大陸具有整體合力，中國因而成為世界的中心。用麥金德的話說，當時的歐洲歷史只是“隸屬于亞洲和亞洲的歷史”[26]。這時，特別是到了中世紀后期和近代初期，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簡直就是歐洲啟蒙運動和近代改革的參照物。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披露18世紀法國的“經濟學派”對中國“君主專制”制度曾是“倍加贊揚”，托克維爾以批評的語氣說：

 

　　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找。我毫不夸張地說，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贊美；由于對中國還很不了解，他們對我們講的盡是些無稽之談。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布的那個虛弱野蠻的政府，在他們看來是可供世界各國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后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馳神往。[27]

 

　　在黑格爾的思想中，“東方”“亞洲”，在相當多的時候是“中國”一詞的同義反復，黑格爾說東方是太陽升起的地方，亞洲是歷史的起點[28]。西語“東方”（古法語、拉丁語oriens；英語Orient[29]）一詞，均與“珠寶”“定向”“目標”等意思相聯系；而在西方人的東方觀中，西方人長期無法征服的中國——與印度相比——則被賦予更多的敬意，以致黑格爾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即四大文明古國——筆者）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30]

 

　　西方地緣政治學先驅麥金德在其《歷史的地理樞紐》的講演中也告訴那些持“歐洲中心論”觀點的同行說：“正是在外來野蠻人的壓力下，歐洲才實現它的文明。因此，我請求你們暫時地把歐洲和歐洲的歷史看作隸屬于亞洲和亞洲的歷史。因為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說，歐洲文明是反對亞洲人入侵的長期斗爭的成果”。[31]

 

　　馬克思預言未來中國：“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FRATERNTTÉ（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32]

 

　　即使到了18世紀末，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來到中國還在為見皇帝時下跪與否糾結，只是到了19世紀，東方中心才逐漸為西方中心所取代，不過，那時的西方還不是美國，而是歐洲。美國與俄羅斯的世界帝國地位發跡和完成于以歐洲為主戰場的兩次世界大戰。

 

　　（二）世界地緣政治的“新型”結構

 

　　斯皮克曼認為近現代海洋霸權出現后，世界地緣政治出現新的結構性的變化。他說：

 

造成這個時代的世界政治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海運的發展和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航路的發現。海上活動是新型地緣政治結構——海外帝國——的基礎。從前，歷史給我們提供了陸上強國的實例，它們以統治毗鄰的地塊為基礎，如羅馬帝國、中華帝國和俄羅斯帝國。而今海洋已成為交通大道，產生了實力雄厚和面積廣大的新組織。不列顛、法蘭西和日本等帝國以及海上強國的美國都促進了現代世界的成長，而這個世界是政治勢力發生相互作用的單一場所。正是海上勢力使我們有可能把歐亞大陸當作一個統一的單元，也正是海上勢力支配著新舊世界之間的關系。[33]

 

　　如果我們將世界分為南半球和北半球，就會發現具有黑格爾所說的“政治”[34]意義的地區，多存在于北半球，這是由于具有自主經濟能力的國家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南半球經濟多是北半球的外圍或附屬，其經濟是以北方國家發展為中心的片面經濟。

 

　　如果我們再將北半球劃分，就會發現圍繞著世界最大的歐亞大陸，其政治分為大陸政治和海洋政治，在此基礎上又分為大陸中心地帶和海洋邊緣地帶及其對立統一體的存在。斯皮克曼說：“正是海上勢力使我們有可能把歐亞大陸當作一個統一的單元，也正是海上勢力支配著新舊世界之間的關系。”

 

　　如果以美國為起點，以英國為終點——在近代正好是以英國為起點，以美國為終點，就會發現由東至西沿歐亞大陸邊緣的海洋地帶存在著包抄歐亞大陸的海洋國家群落。與此對應，在歐亞大陸一邊存在著一個以俄羅斯為中心、以歐洲和中國為兩翼的大陸國家群落。兩類國家不同的地緣政治特點造就了北半球地緣政治的另種“中心”和“外圍”的特征。前者是指歐亞大陸上的陸權國家，后者是指圍繞歐亞大陸外圍的海權國家。

 

　　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加速了人們對世界政治的整體認識和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世界政治的能力。認識并提出大陸中心和邊緣地帶理論的是英國學者哈·麥金德[35]和美國學者N.J.斯皮克曼。

 

　　1887年哈·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地理學的范圍和方法》，1904年再宣讀《歷史的地理樞紐》，這兩篇論文被認為是英國地理學的“經典文獻”[36]。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論文從世界政治和世界體系的整體視角觀察地理現象，從聯系為一體的世界地理視角解釋世界政治現象，提出著名的世界“地理樞紐”的理論，并由此將地理學發展為融于世界體系中的地緣政治學，他寫道：

 

　　當我們考慮對這個廣闊的歷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顧時，不是覺得明顯地存在著某種地理關系的持續性嗎？歐亞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牧民縱橫馳騁，而今天又即將布滿鐵路的地區，不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樞紐區域嗎？那里從古到今，一直擁有適合一種具有深遠影響而又局限性質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機動性的各種條件。現在俄國取代了蒙古帝國。它對芬蘭、斯堪的納維亞、波蘭、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壓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擊。在全世界，它占領了原由德國掌握的在歐洲的中心戰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擊，也能受到來自各方的攻擊。它的現代鐵路機動性的充分發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樞紐以外地區，在一個巨大的內新月形地區中，有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國；在外新月形地區中，有英國、南非、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和日本。在當前的力量對比的狀況下，樞紐國家俄國與周圍的國家不對等，有一個讓法國來充當平衡物的位置。

　　樞紐國家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區的擴張，使力量對比轉過來對它有利，這將使它能夠利用巨大的大陸資源來建立艦隊，那時這個世界帝國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國與俄國結盟，這種情況就可能發生。因此，這樣一種事態的威脅，必將推動法國與海上強國聯盟，于是法國、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鮮就會成為這么多橋頭堡，外部的海軍可以從這些橋頭堡支持陸上部隊來迫使樞紐聯盟也部署陸上部隊，從而阻止他們集中全力去建立艦隊。同這一情況相比，以前威靈頓在伊比利亞半島戰爭中，利用托雷維德拉斯的海軍基地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小規模的了。[37]

 

　　1919年，麥金德把他最初提出的“樞紐地區”概念提煉為更富有沖擊力的“心臟地帶”的概念，并以更簡潔的短句作出如下概括：

 

　　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38]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原來在世界政治天平的南北兩端的沙俄和英國及其均勢為蘇聯和美國所取代。基于這種力量結構的變化，1944年美國學者N.J.斯皮克曼出版《和平地理學》，提出“邊緣地帶”理論。斯皮克曼認為麥金德過分夸大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作用，實際上包圍著基本由俄羅斯占據著的心臟地帶的外緣區域如中國、印度、巴爾干國家、法國等擁有大量的人口、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農業資源，而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俄羅斯）自然環境比較嚴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認為主宰世界的關鍵地區不在心臟地帶，而在麥金德所說的“內新月形地帶”即由德國、法國、巴爾干國家、土耳其、伊朗高原國家、印度和中國占據著的“歐亞大陸邊緣地帶”[39]，認為海洋邊緣國家無法壟斷歐亞大陸腹地，而如果與大陸邊緣國家聯合起來，則可影響大陸心臟地帶的國家政治。而不管是俄羅斯還是美國，誰能贏得這個中間地帶，誰就能贏得世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

 

　　與大不列顛和美國最有直接關系的區域，是歐亞沿海地區同周圍一系列邊緣海間的接觸帶。不列顛帝國以不列顛群島為根據地，通過對歐亞大陸周圍一系列的內陸海和邊緣海的控制，發展了它的世界勢力。就這樣，它有能力對海陸兩性的邊緣地區施展封鎖的壓力。差不多一直到1900年為止，大不列顛一直單獨掌握著用海軍封鎖大陸的權力。[40]

　　這個帝國（蘇聯——筆者注）在尋求通往海上的途徑時，在19世紀發現它的出路被擴張到歐亞沿海地區的不列顛海上勢力所攔住。不列顛帝國的地位建立在從海上包圍歐亞大陸的基礎上，這種包圍是由它的海軍控制著周圍海道來維持的。這種地位可以由于大陸沿海地區出現一個競爭的海上勢力或由俄國的陸地實力侵入到沿海地區而受到威脅。

 

　　鑒于此，斯皮克曼將麥金德提出那句戰略名言改為：

 

　　誰支配著邊緣區，誰就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41]

 

　　戰后世界政治格局有“東方”“西方”的劃分，前者更多地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后者更多地指資本主義陣營國家，但這只是一種直觀的色彩辨認。如果改換一下視角，將麥金德的大陸樞紐地帶和斯皮克曼的海洋邊緣地帶理論合二為一，我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地緣政治及其戰略力量就會有一個結構性的認識，這有助于理解后面將要開展的對戰后世界戰略力量對比變化規律的分析。

 

　　三、戰后世界政治格局三次變動與歷史“臨界點”出現

 

　　（一）戰后世界政治格局三次變動

 

　　戰國時期，秦魏兩國爭奪河內[42]一帶，吳起幫助魏國奪得河內，三十年之后，白起又幫助秦國奪回河內。事后民謠四起：

 

　　三十河東，三十河西；吳白兩起，天作玄機。[43]

 

　　用這則民謠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格局的三次變動也是合適的。

 

　　第一次變動：兩個陣營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進入兩個陣營的“冷戰”時期，一方是以蘇聯為核心的除西歐之外的大陸國家集合而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另一是以美國為核心的海洋國家集合而成的資本主義陣營。這一時期世界政治的特點是海洋邊緣地帶的國家和歐亞大陸國家同時崛起且勢均力敵。當時，大陸國家也被一分為二，歐亞大陸西端的西德、法國、意大利、希臘等國加入海洋邊緣國家陣營，從東德到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加入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處于東端的朝鮮、越南與中國一起則加入了大陸中心國家蘇聯陣營；韓國、日本、南越等則與美國為首的海洋邊緣地帶國家捆綁在一起。中國在遠東地帶頂住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封鎖的同時，也幫助朝鮮和越南打敗了美國的軍事侵略。

 

　　這樣的力量平行對峙持續了大約十年，也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陣營”均勢的時期，它與20世紀20年代蘇俄面對的國際形勢相似，列寧說：“目前國際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均勢，雖然這是一種暫時的，不穩定的均勢。這種均勢表現在，各帝國主義強國雖然切齒痛恨蘇維埃俄國并且企圖進攻蘇維埃俄國，但它們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因為資本主義世界愈來愈分崩離析，愈來愈不一致，而擁有10億以上人口、受盡壓迫的殖民地各國人民對它們所施加的壓 力卻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周比一周更加強大。”[44]列寧的這句話將有助于我們理解20世紀50至60年代兩個陣營對壘的性質。

 

　　第二次變動：西方“不戰而勝”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歐亞大陸中心的政治板塊開始松動，其特點是排列于蘇聯西東兩端的東歐國家和中國在蘇聯霸權主義的高壓下與蘇聯關系日益疏遠并向邊緣海洋國家傾斜。1968年蘇聯出兵進入盟國捷克斯洛伐克，壓制了那里的脫離蘇聯的運動，加劇了蘇聯周邊大陸國家尤其是中國向海洋邊緣國家傾斜。1972年中國和美國發表聯合公報，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中國加入海洋邊緣地帶，打破了大陸中心地帶的平衡。1980年至1981年波蘭發生工人大規模的抗議罷工運動，1985年，蘇聯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主動放棄了“二戰”以來斯大林時期為蘇聯獲得的地緣政治利益，其結果是蘇聯在外誘內推中于1991年解體。

 

　　早在1988年，尼克松就預見到蘇聯的這種結局，將當年出版的一本論文集就以《1999：不戰而勝》命名，尼克松寫道：

 

　　蘇聯人追求的是不戰而勝，我們的對策不應是不勝而和。

　　蘇聯人認為歷史在他們一邊。我們應確保在書寫下一世紀的歷史時，它是在我們這一邊。[45]

 

　　結果蘇聯比尼克松預料早7年垮臺。

 

　　第三次變動：美國盛極而衰蘇聯解體后，美國政治家們再次有了“二戰”勝利初期的驕狂，他們忘記了前任的經驗——也可能他們想超越這些經驗[46]，1991年、1999年及2001年，與北約一起連續通過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戰爭在海灣地區、巴爾干地區及中亞地區插入其軍事力量，全面回收蘇聯地緣政治遺產并于2002年退出《反導條約》，打破原有的戰略武器平衡。就在美國軍事力量在中亞大規模推進的同時，其國力也在嚴重透支，結果又重蹈越戰覆轍，2008年美國國力大幅縮水，國運出現頹勢。

 

　　中東不僅是世界資源集中的地區，也是世界霸權國家力量伸展的極限所在。歷史表明，在戰略力量極限處發動攻勢，尤其是發動連續攻勢，是國家崩潰的開始。尼克松的戰略目標是在亞洲盡量減少對手，集中力量實現美國的核心利益。而蘇聯解體后的美國戰略家們是在不斷增加對手的情況下推進美國的利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可小布什在任期間卻將戰爭打成戰爭的繼續，他曾破天荒地將許多國家列為“邪惡軸心”，似乎打遍天下無敵手。結果是對手越打越多，反恐越反越恐，美國由此轉衰。

 

　　歷史經驗表明，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有力量與兩個以上的大國對抗。古羅馬人開始為了自衛，與北方的高盧人打仗，后又與南方迦太基人交戰，勝利后繼續向整個地中海國家進攻，結果導致羅馬帝國滅亡；19世紀初，拿破侖與英國作戰取得勝利，繼而深入俄國，三年便遭到失敗；20世紀40年代，德國希特勒初與英國作對，贏得西歐后，得意之際進攻蘇聯，又是三年便敗；同期的日本一開始侵略中國，初期取勝，1941年又對美國開戰，還是三年失敗；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美國與中國和蘇聯對陣，三年便敗；20世紀60年代美國又在越南戰場上與中國和蘇聯交手，也是敗得沒有面子。小布什上臺后，指名道姓向多個所謂“邪惡軸心”國家叫板，但凡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會明白他這是老虎吃天。所以說，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誰擴張，誰失敗，失敗的速度與擴張的廣度成正比。縱觀歷史，概莫能外。

 

　　1992年，美國不戰而勝，但令美國人意想不到的是，進入21世紀的美國，卻以比蘇聯更快的速度滑入衰落。

 

　　（二）2016：歷史質變“臨界點”出現

 

　　對世界政治而言，2016年是一個劃時代的年份，因為在這一年中發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一是當年6月23日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另一件是6月2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簽署于當天生效和實施的《中俄聯合聲明》。歷史將證明：這次英國脫歐之于歐洲統一的意義不亞于蘇聯解體，而《中俄聯合聲明》的意義不亞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如果將這兩個具有風向標意義的事件迭加在一起，我們就可以看出世界政治版塊正在發生著結構性的變化；世界政治進入質變的臨界點。

 

　　我們看到，目前被斯皮克曼所描述的從英國沿歐亞大陸直抵美國的“邊緣地帶”正在發生破碎、坍塌和整體性衰落。衰落從世紀初的美國開始，西迤至今天的英國，歐洲統一進程由此逆轉，歐洲向破碎化時代回歸。與此相對，圍繞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國家都在向大陸中心靠攏。由西向東，其標志性的事件是：

 

　　歐洲地區：

 

　　——2015年2月11日，俄德法烏四國領導人齊聚白俄羅斯明斯克會談，會議在沒有邀請北約核心成員國英國和美國的情況下，由北約另外兩個核心成員國法國、德國和俄羅斯聯手主導解決了烏克蘭問題。

　　——2016年6月中俄聯合聲明，表示兩國元首“高度重視維護國際和地區的戰略平衡與穩定”。

　　——2016年6月23日，英國就是否脫離歐盟進行公投，結果是占51.9%的人同意脫歐。

 

　　7月9日，英國政府正式拒絕了逾412.5萬人發起的舉行第二次退歐公投的請愿。英國外交部代表官方表示，首相和政府均已經明確，必須尊重此前公投的結果。目前政府正在為退歐做準備工作，確保英國民眾利益得到最好的保證。10月2日，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國政府將最遲在明年3月底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正式向歐盟提交退出申請。啟動脫歐程序將由政府自行決定，無需議會批準。2017年1月17日，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國不會留在歐洲共同市場，但會尋求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議，這意味著英國將尋求“硬脫歐”。

 

　　英國內部的“南北差距”引發國家南北分裂的可能性。2016年10月13日，蘇格蘭地區首席大臣、蘇格蘭民族黨領袖尼古拉·斯特金在該黨的代表大會上表示，蘇格蘭或將在英國退出歐盟之前舉行新一輪獨立公投，而且下周就將公布公投法草案。公投結果令蘇格蘭面臨脫歐的前景，違背了蘇格蘭意愿，蘇格蘭將考慮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斯特金說，歐盟成員身份是以前蘇格蘭留在英國主要理由，英國通過公投決定脫歐，聯合王國的存在，已經沒意義了[47]。

 

　　中東地區：

 

　　——2016年5月17日，美國會參議院不顧沙特方面的強烈反對，通過一項法案，允許“9·11”事件受害者及其親屬起訴沙特政府并尋求賠償。9月28日（當地時間），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以壓倒性多數推翻了奧巴馬總統對這項法案的否決。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于當地時間29日發表聲明，稱美國國會通過這一法案將會給世界各國——其中包括美國自身——帶來負面沖擊。沙特方面希望美國國會更正立法，避免“可能發生的嚴重而意想不到的后果”。此前（2016年4月）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曾警告說，如果美國國會通過相關法案，沙特將拋售所持的多達75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及其他美元資產。

　　——2016年8月9日，北約重要成員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與俄總統普京在圣彼得堡舉行會晤，雙方同意盡快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并就恢復高層對話機制、加強國防工業領域合作等議題達成一致。

　　——2016年8月16日，俄羅斯轟炸機首次從伊朗空軍基地起飛，完成對敘利亞境內極端組織的打擊并順利返航。這是俄國首次利用伊朗軍事基地打擊敘利亞境內的武裝分子，同時也被認為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首次允許他國利用伊朗領土開展軍事行動。伊朗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表示，伊俄的合作具有戰略意義，兩國從現在起將分享資源，打擊恐怖主義。

　　——2016年10月7日和12日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和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分別通過《俄敘間關于在敘利亞境內部署俄羅斯飛行大隊的協議》。俄羅斯和敘利亞于2015年8月簽署該協議。協議規定，應敘利亞請求，俄羅斯在敘境內部署飛行大隊。飛行大隊駐扎地為拉塔基亞省的赫梅米姆機場，該機場及其基礎設施以及雙方商定劃出的區域交由俄方無償使用。據報道，除了在赫梅米姆機場外，俄軍還在敘利亞西部塔爾圖斯海港擁有補給站。目前俄計劃把塔爾圖斯海港修建永久性海軍基地。

 

　　亞洲地區：

 

　　——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合組織元首第16次會議接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印巴兩國簽署了《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義務的備忘錄》。

 

　　——2016年10月20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華和中菲元首會談，標志著中菲友好全面恢復到正常軌道。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杜特爾特舉行會談，并共同見證了中菲經貿、投資、產能、農業、新聞、質檢、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共13個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邀請，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于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正式訪問。11月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會見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馬來西亞聯合新聞聲明》，兩國重簽《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國防科工局與馬來西亞國防部簽署《關于共同開發建造馬海軍濱海任務艦合作框架協議》。《華盛頓郵報》稱：“緊跟杜特爾特，馬來西亞是第二個轉向中國的東南亞國家。”[48]

 

　　美國

 

　　2016年11月9日，有意與華爾街拉開距離，而且資金和助選團隊的社會地位遠弱于希拉里[49]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擊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據報道，特朗普6月28日發表演說表示，一旦他掌握政權，“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他還透露已經不考慮向日本等其他參加國尋求再度談判。美國白宮高級官員11月11日表示，奧巴馬政府已清楚認識到美國政治局勢的變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前景將由下屆美國總統和國會決定。特朗普參選總統期間曾表示，如果自己當選，將要求日本和韓國“百分之百”負擔美國駐軍的一切費用。他當時說，如果這些國家不愿意負擔更多費用，美國就應該“準備走人”，即從當地撤軍。

 

　　上述重大事件涉及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和北約如英、美國、法國、德國、土耳其，以及美國的最重要的盟友沙特等核心國家，我們看到，從2015年至2016年間，這些國家按“大陸中心國家”和“海洋邊緣國家”出現分裂。海洋邊緣地帶的國家（如英國和美國）與大陸中心外圍國家（比如中國、法國、德國、土耳其和伊朗）快速分離，后者全方位地向中心地帶的俄羅斯靠攏——這與“9·11”之前世界政治全方位地向美國靠攏的形勢正好相反。與以往不同的是，此間的變化已不是量變意義而是非常接近質變意義的結構性變化。根據斯皮克曼的理論，“歐亞沿海地區”，具體說就是法國、德國、土耳其、伊朗，特別是中國等國的外交走向將決定世界政治的方向，上述重大事件羅列一起就會讓人發現海洋邊緣國家與歐亞大陸國家間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有利于后者的傾斜，以美國為主導的海洋邊緣地帶破碎化及由此引發的衰落趨勢已難以避免。

 

　　2016年也是列寧創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00周年。100年來，帝國主義的本質沒有變，但帝國主義的內容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00年來，美國從一個帝國主義集團中的“小兄弟”搖身變為“黑老大”。這些年來，美國被英國忽悠著不知節制地扛起“老大”的重擔，與“9·11”之前的形勢相比，目前美國身體已被拖垮并進入衰落期。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這里所說的美國衰落，不是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衰落而是作為帝國的美國衰落。在未來的世界里，美國還在，但美利堅帝國將會成為一段傳說。

 

　　（三）世界大變局的意義與中國經驗

 

　　歷史大勢，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大凡能在其中獨立自主者，方可勝出。獨立自主——而不是所謂“不結盟”——是中國總能在每次世界大變局中化險為夷并占據主動的重要經驗。

 

　　世界政治最大的變化莫過于格局的轉換。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格局出現過三次帶有全局性的變化。先是大陸中心和海洋邊緣地帶雙雙上升并由此形成兩個陣營的“冷戰”時期。此間新中國加入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不僅由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還由于美國選擇了蔣介石政權并對新中國施壓。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蘇聯從社會主義國家日益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赫魯曉夫試圖聯手美國并開始對中國施壓，勃列日涅夫時期又在與美國展開全球爭霸的同時，持續在中國北方邊境進行軍事高壓。這迫使中國與日益力不從心的美國雙方有了戰略合作的意向。1972年，毛澤東和尼克松握手，導致中國迅速向海洋邊緣地帶傾斜，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加入世界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拉動了邊緣地帶的整體性上升。由此帶來的聯動效應是蘇聯的解體。基辛格說：“美國的國際地位似乎淪落到無以復加的最低點之時，共產主義卻開始解體。”[50]

 

　　現在回想起來，在蘇聯帝國走向崩潰的過程中，中國沒有與蘇聯死綁一體——此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尚未中止，但蘇聯放棄承諾并布兵于中國北界——而是獨立自主地選擇了決定收縮的美國一方，轉向了海洋邊緣地帶。與此相反，那些與蘇聯捆綁在一起的東歐諸國則與蘇聯同期陷落。可以設想，如果當時中國像東歐國家一樣放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死與蘇聯捆綁，這樣也可能會得點好處，但結果會是像東歐國家那樣跟蘇聯的擴張政策一起陷亡。

 

　　蘇聯解體后，美國開始忘記了兩位羅斯福注重與大國合作和共享合作成果的經驗，忽視了中國的戰略價值，單槍匹馬地獨吞世界。2001年12月13日，美國正式宣布退出美蘇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拋棄了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關系，從西面逼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與此同時，美國揮師阿富汗和伊拉克，開展所謂“反恐戰爭”，在伊拉克失利后，2008年美國宣布從伊拉克撤軍，隨后提出目標明顯針對中國的“戰略東移”計劃。與20世紀70年代蘇聯排兵于中國北方邊界的后果一樣，美國的逼迫使中國與迫切需要中國合作的俄羅斯聯手。

 

　　由此對美國具有災難性的事件出現了：2016年6月25日，中國和俄羅斯簽署并于當天生效和實施《中俄聯合聲明》和6月23日英國公投脫離歐盟，這兩件事件的意義不亞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和蘇聯解體。其間，美國事實上已拋棄其在三個《聯合公報》中的承諾并將兵力集結于西太平洋，與此對應，中國獨立自主地再次選擇迫切需要與中國合作的俄羅斯。與蘇聯衰落并解體的原因一樣，在今后二三十年內，用毛澤東“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51]的判斷是合適的，只要中國與俄羅斯深度戰略合作的結構持續，以及中國不被美式新自由主義忽悠得陣腳自亂，美國及其主導的邊緣地帶的衰落大勢是不會逆轉的。戰后世界大陸中心地帶與海洋邊緣地帶政治形勢的變動如下圖所示：

 

 

　　由圖可知，美國和俄羅斯的衰落與中國地位上升，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變化的基本特點。目前俄羅斯已基本渡過危機期，國力開始上升，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很難達到蘇聯時的國力水平，而美國則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還要持續衰落。由此造成世界戰略力量的失衡及世界政治天平中的中國“砝碼”持續吃重。

 

　　可以預料，自英國脫歐后，歐洲統一進程可能出現逆轉，或返回破碎狀態。這樣便出現了與20世紀90年代相反的政治形勢：20世紀90年代是以蘇聯為核心的大陸板塊的戰略力量在整體瓦解，與此同時以美國為核心的海洋邊緣地帶的戰略力量則因中國的加入而整體性地抬升；21世紀始，美國的全球擴張造成大陸板塊力量整體性地向中心地帶即俄羅斯匯聚，其合力持續抬升，與此同時，以美國為核心的海洋邊緣地帶的戰略力量卻在整體地持續衰落。根據歷史經驗，這種“半江瑟瑟半江紅”的形勢可能要延續二三十年。這就給中國——條件是中國還能夠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崛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留下了相當廣闊的空間，也就是說，在此期間，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相當從容的國際環境。

 

　　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的歷史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否定，又在21世紀初進入新的肯定。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同的是，那時的南北矛盾不僅沒有消除，現在又出現的新的“東西矛盾”。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矛盾表現與20世紀50年代不同但相似：不同的是它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矛盾擴大并深化為以俄國和中國為核心的力量大陸國家陣營與美國和英國為中心的海洋國家陣營的矛盾。

附：目錄

　　一、歷史辯證法和時代問題

　　二、世界地緣政治結構：古典的和“新型的”

　　1、世界地緣政治的古典結構 

　　2、世界地緣政治的“新型”結構

　　三、戰后世界政治格局三次變動與歷史“臨界點”出現

　　（一）戰后世界政治格局三次變動

　　（二）2016：歷史質變“臨界點”出現

　　（三）.世界大變局的意義與中國經驗

　　四、追根溯源：造成戰后世界格局變動的內因

　　（一）背叛十月革命原則，蘇聯走上社會帝國主義路線

　　1、蘇聯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

　　2、卡特執政期間，“蘇聯強權無論在何處都能所向披靡” 

　　3、社會帝國主義外交使蘇聯眾叛親離

　　（1）中蘇破裂

　　（2）蘇聯與東歐國家關系惡化

　　（3）中美和解與蘇聯帝國解體

　　（二）濤聲依舊，美國又在重復著蘇聯帝國的故事

　　1、石油美元是美國衰落的元兇

　　2、戰爭成了美國國家財政增長的“推土機”

　　3.、中美競爭的本質是制度之爭

　　（1）“亞太再平衡”是癡人說夢

　　（2）中美競爭的本質是制度之爭

　　（3）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之于世界進步的時代意義

　　（4）升級后的美國對華戰略的可能走勢

　　五、世界地緣政治結構中的中國角色及其經驗

　　（一）準確地把握中國在世界均勢中的作用

　　1、辯證地認識俄羅斯地緣政治的優勢

　　2、辯證地認識美國地緣政治的優勢

　　3、辯證地把握中國地緣政治的定位——與歐洲比較

　　4、比較結論

　　六、溫故知新：預判未來二三十年的世界

　　（一） 資本主義進入“最不合乎自然”的腐朽階段

　　1、世界進入以金融霸權為主導的金融帝國主義時代

　　2、當代資本主義進入“最不合乎自然”的腐朽階段

　　（二）狡兔三窟：國際金融資本將重新布局

　　（三）歐洲統一進程逆轉，伊斯蘭政治板塊將向歐洲推進

　　1、英國脫歐，歐洲統一“行百里者半九十”

　　2、中東伊斯蘭政治板塊將再次向歐洲推進

　　3、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特點及戰略與策略

　　（1）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新高潮的桅桿已現

　　（2）21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特點 

　　（3）戰略與策略

　　結束語：“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注 釋：

 [1]俄國十月革命發生于公元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按俄歷稱為“十月革命”。

[2]［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08頁。

[3]［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頁。

[4]［俄］列寧：《卡爾·馬克思》，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頁。

[5]［蘇］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見《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27頁。

[6]［蘇］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見《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頁。

[7]［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2頁。

[8]［蘇］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見《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頁。

[9]［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頁。

[10]［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5頁。

[11]［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頁。

[12]［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7頁。

[13]［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4頁。

[14]［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8頁。

[15]［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頁。

[16]鄧小平：“穩定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頁。

[17]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

[18]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19]轉引自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頁。

[20]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頁。

[21]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頁。

[22]［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8頁。

[23]毛澤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頁。

[24]［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65頁。

[25]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年），荷蘭裔美國人，地緣戰略學家，國際關系學者，美國外交政策的古典現實主義的發起者之一，將東歐政治思想帶入美國。曾在耶魯大學國際研究所任職。他教學重點放在地緣政治學。49歲死于癌癥。

[26]［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52頁。

[27]［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98頁。

[28]“太陽——光明——從東方升起。”“世界歷史從‘東方’到‘西方’，因為歐洲絕對地是歷史的終點，亞洲是起點。”［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頁。

[29] Websters,SecondCollege Eddition p.1002.

[30]［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頁。

[31]［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52頁。

[32]［德］馬克思恩格斯：《國際評述（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7卷，第265頁。

[33]［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64~65頁。

[34]黑格爾術語中的“政治”，與“歷史”“自由”等都是“理性”的另類表述，他說：“大體上說來，印度文化析分布只是一種無聲無臭的擴張，那就是說，沒有政治的行動。”［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頁。

[35]哈·麥金德（Halford JohnMackinder，1861年2月15日~1947年3月6日），英國地理學家與地緣政治家。歷任牛津大學高級講師和第一任地理系主任、倫敦經濟和政治學院院長、英國下院議員。認為地理學是探討人類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科學。提出陸心說，首次以全球戰略觀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對英國大學地理教育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著有《歷史的地理樞紐》、《不列顛與不列顛的海洋》和《民主的理想和現實》等。

[36]［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譯者前言》，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37]［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7~69頁。

[38]轉引自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引言》，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3頁。

[39]［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05頁。

[40]［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00頁。

[41]［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78頁。

[42]河內郡，是漢代畿郡、名郡，位于今日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東西部。

[43]轉引自孫皓暉：《大秦帝國》第三部《金戈鐵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頁。

[44] ［俄］列寧：《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文獻·閉幕詞》，載《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頁。

[45]尼克松著，王觀聲等譯：《1999：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頁。

[46] 2002年初小布什訪問中國，登長城時問導游，尼克松當年登長城走到哪兒。當上到北側760米高處時，導游告訴他，尼克松當年就到了這兒。小布什又往前走了幾步，超過尼克松當年的高度。“美總統布什攀登長城超越尼克松總統紀錄”，http://www.2118.com.cn/news/2002/02/23/105.htm。

[47]《蘇格蘭再提“獨立”因不愿隨英國脫歐》，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6_10_15_377293.shtml。

[48]《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訪華期間炮轟西方國家 外媒：美國再度受創》，

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6_11_05_379550.shtml。

[49]據統計，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與希拉里比較，特朗普在資金、知識和政治精英、媒體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劣勢。在競選中，公開給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背書的富豪有：巴菲特、布隆伯格、愛麗絲·沃爾頓、喬治·索羅斯、惠普CEO梅格·惠特曼等。此外，美國許多有名的商界精英曾經出現在副總統人選的名單上，其中包括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通用汽車CEO瑪麗·巴拉（Mary Bara）、星巴克CEO霍華德·舒爾茨等。作為共和黨候選人的特朗普跟資本精英的關系顯然差很多。本來，美國華爾街和大資本集團在政治上是共和黨的盟友。但這一次情況相反，華爾街的資本集團并沒有站在特朗普一邊。目前支持特朗普的富豪只有石油巨頭哈羅德·哈姆和投資人卡爾·伊坎等，這些人在資本精英集團里的力量遠不如希拉里背后的大富豪們。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兩位候選人籌集的資金。根據福克斯新聞的統計，到2016年夏天為止，共有24位億萬富翁捐獻給希拉里陣營或是支持希拉里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根據路透社的報道，到今年10月底，特朗普籌到的競選經費還不到希拉里籌款的四分之一。

在與知識精英的關系上，希拉里的優勢徹底壓倒了特朗普。哈佛大學有一個共和黨俱樂部，成立于1888年。這個俱樂部成立128年來一直都是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但這一次哈佛大學共和黨俱樂部有80%支持希拉里，只有10%支持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該俱樂部公開發表宣言反對特朗普，指責他的觀點不僅不符合共和黨的價值觀念，而且也違背了美國的價值觀念，他的政策將會給國家和世界帶來災難。2016年5月24日，超過600位美國的作家，聯名發表公開信，表示他們反對特朗普是出于良知。2016年10月19日，美國140多位保守派的學者、評論家、歷史學家發表公開信，指出特朗普是對美國建國理念的最大威脅，是對民主憲政原則，自由、公正、公平、誠信，基本人性良知的最嚴峻挑戰。2016年10月31日，19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表公開信支持希拉里，指責特朗普的主張一旦實現將會摧毀美國經濟。第二天，11月1日的《華爾街日報》刊登了370名經濟學家，其中包括8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聯名公開信，指出特朗普是一個對于美國極為危險和毀滅性的選擇。

兩位候選人與媒體界的關系。2016年11月為止，美國媒體中支持希拉里的超過了200家，而支持特朗普的媒體不到10家。公開支持特朗普的主流印刷報紙僅有一份《拉斯維加斯評論》，這在歷史上從未有過。一些有著重大影響力，但過去不輕易在競選期間表態的媒體如《大西洋月刊》《外交政策》，這次也公開站出來批評特朗普。

兩位候選人與政治精英的關系。2016年大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跨越黨派的支持非常明顯。一些民主黨成員，特別是一些華裔民主黨成員轉而支持特朗普是一個重要現象。但相比較而言，共和黨內跨黨支持希拉里、反對特朗普的都是美國政界有影響的人物。對于共和黨來說，特朗普這次在黨代會上獲得提名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妥協。就共和黨的主流精英而言，他們內心深處并不接受特朗普，但難以阻擋特朗普掀起的民粹主義浪潮。于是，這次美國大選出現了一個反常現象，共和黨的主流精英拒絕支持本黨的候選人。一些在共和黨內有影響的政治人物，如布什父子、羅姆尼、麥凱恩、鮑威爾、賴斯等前政要都表態反對特朗普而支持希拉里。2016年10月10日，國會中最有實力的共和黨人、聯邦眾議院議長保羅·瑞恩宣布將不為特朗普競選。這個表態顯然是在關鍵時刻拆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的臺。這些基本事實說明，美國的統治精英在今年的大選中放棄前嫌而結成了“神圣同盟”，齊心合力地試圖阻止特朗普進入白宮。資料來源：寒竹：《大選年看美國之二——美國精英在大選中遭遇重創》，

http://www.guancha.cn/HanZhu/2016_11_10_380071_s.shtml。

[50]［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頁。

[51]“全會指出，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國際形勢的總的特點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全會滿意地指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更加壯大了，團結得更加鞏固了。”見《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公報》。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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