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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照的光”如何發揮作用？

——公有制經濟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的路徑

周紹東

【摘要】資本不是物，而是一種生產關系。資本意味著對勞動者的控制和強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存在資本具有必然性，不但非公經濟中存在著典型的雇傭勞動關系，國有企業擁有公有資本也是客觀事實。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普照的光”,深刻影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非公經濟，發揮著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的重要功能。這種規范和引導功能主要通過微觀層面的競爭、中觀和宏觀層面的控制和影響這兩條不同的路徑發揮作用。在產品市場，國有企業整合產業上下游，開展核心環節技術創新，把非公企業納入其主導的產業鏈和價值網絡。在勞動力市場，公有制單位樹立起“待遇標桿”,對非公經濟的勞動者工資報酬和福利待遇施加市場競爭壓力，改善非公經濟中勞動力再生產境況。從控制和影響路徑來看，公有制經濟利用產業擴散效應和“逆周期調節”影響非公經濟的決策，不僅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的發展，同時也提升其抗風險能力。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依法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資本的擴張將不可避免地造成壟斷問題。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五個方面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2]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造。既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然會產生各種形態的資本。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和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資本都是要追逐利潤的。‘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我們要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體制的結合，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公有制占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普照的光”,深刻影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發揮著規范和引導非公有制資本發展的重要功能。本文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展開論述的。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資本”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所以不同于市場經濟“一般”,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一般”結合的產物，換言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多種生產方式并存的經濟體制，呈現出兩方面的制度特點，既包含代表社會化大生產的公有制經濟，也包含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非公有制經濟，還包含兩種不同所有制性質經濟的混合體——混合所有制經濟。同時，在這些生產方式中，分配方式也各不相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要求對產品實行按勞分配原則，而非公有制經濟中則主要實行按勞動力商品價值分配的模式，資本所有者獲取剩余價值和利潤。

實際上，在“資本一般”的意義上，不同所有制性質的經濟中都存在著“資本”。馬克思指出：“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后者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4]這表明，資本區別于貨幣的地方在于，資本不僅僅是一種價值等價物，能夠發揮貨幣的價值尺度、流通媒介等多種職能；資本更是一種生產關系，一旦貨幣轉化為資本，就意味著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的雇傭關系也隨之建立起來，而資本就是這種雇傭關系的表現。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5]正是由于資本的本質屬性是生產關系，因此任何生產資料所有制中的雇傭關系，都可以被稱為資本雇傭勞動關系。一方面，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關系為核心特征的非公有制經濟關系中，除個體經濟外，在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以及混合所有制中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中，勞動者都是以出賣自身勞動力作為獲取收入的手段，資方和勞方之間存在著控制與被控制、剝削與被剝削的經濟關系。因此，非公有制經濟中資本的存在，就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客觀事實。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首次出現“資本”概念時，闡述的是關于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的有限責任問題，即針對的是公有制經濟而非私有制經濟的問題。黨的十五大報告在闡述股份制問題時提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6]這些論述已經明確指出，公有制經濟中存在著“公有資本”。在公有制經濟中，由于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在簽訂勞動合同時，在形式上是把勞動力作為商品對待的；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勞動者必須把自身勞動時間延長到必要勞動時間之外，從而創造出大量勞動剩余，因此也必然存在著單位對勞動者的種種勞動強制[7]。從這些特征進行界定，公有制經濟中同樣存在資本，也即公有資本。

二、公有制經濟肩負著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的重要任務

資本作為一種生產關系，如果任由其無序擴張，國民經濟活動和物質利益關系將首當其沖地受到危害。由于非公有制資本的所有制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其逐利性的特征更為明顯。同時，由于資本權力是一種“總體性權力”,當資本運行不受約束，其影響將進一步擴散到國家政治、社會治理、生態環境和意識形態領域，從而對社會產生整體性的影響[8]。

(一)非公資本無序擴張造成的危害

從經濟領域來看，資本無序擴張既有可能造成產業壟斷，也有可能引發過度競爭。因此，資本的無序擴張不僅可能影響經濟公平的實現，也不利于社會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從傳統的市場經濟角度來看，資本無序擴張最明顯的弊端就在于生產和交換活動中以資本的擴張而非資源的合理配置為中心，通過無限制擴張，資本將獲得市場壟斷地位，并借助這種壟斷地位，利用不斷提高市場份額、達成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手段，排除和限制市場競爭，最終極大地損害市場內中小經營者和消費者的權益和福利。具體言之，資本無序擴張可能形成兩種不同的市場結構，一是寡頭壟斷，二是壟斷競爭。在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中，寡頭壟斷企業占據了很高市場份額，損害經濟公平。而在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中，雖然每一戶廠家都對自己的客戶擁有一定壟斷權力，從而獲得“壟斷利潤”,但總體上仍然存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受“壟斷利潤”吸引，大量企業將涌入同一個行業，極有可能造成重復建設、過度競爭，從而形成過剩產能，嚴重降低產業運行效率。

從非經濟領域來看，非公有制資本往往向國家政治、社會治理、生態環境和意識形態等領域滲透，不擇手段地謀取利潤[9]。在政治上，資本不僅對政府官員進行經濟腐蝕，通過官商勾結牟取不正當利益，企業經營者還會采取各種手段，通過構建人情網絡，獲得各種政治身份，直接或間接地破壞政治規則、政治生態，從而危害我國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正常運行。在社會民生方面，資本向教育、醫療、養老等公益性領域擴張，人為地抬高公共服務品和住房價格，給廣大人民群眾造成巨大負擔，使勞動力再生產過程受到嚴重阻礙，人口增長率連年下降。在生態環境方面，資本為了追逐利潤，不惜破壞生態環境，無節制地開發自然資源和能源儲備，造成人與自然關系不斷惡化。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資本無序擴張會使全社會充斥著“一切向利潤看齊、一切以資本為先”的浮躁氛圍，扭曲社會風氣，破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近年來，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方式——平臺生產方式，由此衍生的經濟形態也被稱為平臺經濟。平臺經濟中的壟斷企業通過掌控海量數據，依靠各種算法，為經濟活動中的供求雙方提供精確信息，進而從中牟利。資本打造信息平臺后，主要會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壟斷行為[10]。第一，橫向壟斷。平臺經濟具有明顯的網絡效應，用戶數量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在行業發展的早期，行業內的資本巨頭通過大量投入資金補貼，獲取價格優勢以吸引用戶，并利用免費服務、數據積累、累計折扣、會員優惠等方式鞏固市場份額，從而形成“贏家通吃”的行業格局；隨著行業的進一步發展，先入者迅速開展橫向兼并，最終確立自身壟斷地位。利用這種壟斷地位，平臺壟斷企業可以實施虛假促銷、捆綁交易、大數據殺熟、價格歧視等嚴重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11]。第二，縱向壟斷。平臺壟斷企業往往利用巨大的用戶基數，向那些依賴平臺提供信息服務的實體行業擴張，如電商平臺向實體產品的生產、倉儲、物流、配送等環節拓展業務。在這個過程中，平臺壟斷企業實現了從一個單純的中介服務者到整個市場生態的塑造者的轉變。當前，平臺企業已經廣泛進駐工農業生產、供應鏈、公共服務、智能城市等各個領域，從而掌握了社會權力[12]。第三，“平臺—金融”一體化壟斷。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當前，金融行業的發展已經超出了傳統的“金融服務”范疇，逐步向具有獨立運作規律和經營模式的經濟形態轉變。隨著壟斷平臺對海量數據和龐大用戶基數的掌握，其進入金融領域便成為一個必然趨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13]從第三方支付開始，壟斷平臺逐步進入存款、貸款、保險、投資、財富管理等金融領域，從個人金融業務擴展到機構金融業務，進而成長為“平臺—金融”一體化的壟斷巨頭。如果說橫向壟斷和縱向壟斷仍然僅僅局限于實體經濟領域，那么“平臺—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則把使用平臺進行交易和消費活動的社會個體都全部卷入到金融化體系中來，將原本只用于一般商品流通(商品—貨幣—商品，也即W-G-W)的資金納入資本流通(貨幣—更多的貨幣，也即G-G’)的過程，利用信用杠桿工具，極大地提高了全社會的金融化程度，同時也給國民經濟帶來巨大的系統性風險。

(二)公有制經濟肩負著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的重要任務

非公資本野蠻生長帶來的一系列危害，使得遏制其無序擴張、規范和引導其有序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題中之義。在這個過程中，需要采取的具體手段是多種多樣的，既包括政府通過行政和法律手段對非公有制資本行為進行規制，也包括經濟基礎領域各經濟成分的影響和干預。其中，公有制經濟要在這里發揮“普照的光”的作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4]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因此公有制經濟的生產方式也就成為這個社會的主體生產方式，也即“普照的光”,對其他類型的生產方式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從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的視角觀之，規范和引導非公有制資本發展的任務主要是由公有制經濟來完成的。我國當前的公有制經濟主要包括國有經濟和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國有企業作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與非公有制資本在商品的生產和交換中同處一個賽道，與之進行直接的競爭與合作。因此，從經濟基礎內部的各所有制關系來看，國有企業在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方面肩負著極為重要的職責。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效。公司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國有企業初步建立起市場化的體制機制，實力與效益水平大幅度提升，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同時，以分類改革為主要思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一步完善，初步實現了從“管企業為主”到“管資本為主”的國有企業管理模式轉變。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在資產規模、經營效益、發展質量等方面也邁上了新臺階。2014—2021年，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從48.06萬億元提高到75.55萬億元，實現利潤從2.48萬億元提高到4.52萬億元，分別增長57.2%和82.26%,利潤率得到顯著提高，經營質量不斷提升1。

從國有企業肩負的使命和發展目標來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國企改革目標是“全面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其核心要義是國有企業勇挑重擔、勇于擔當，理直氣壯、毫不動搖地把國有企業搞好，堅定不移地把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15]。提高國有企業“五力”,要求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在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從三條路徑發力。一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開展競爭與合作，國有企業發揮自身優勢，通過創新活動引領民營企業發展。二是國有企業發揮控制力和影響力，引導民營企業發展的方向。三是國有企業不僅要增強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同時也通過保障國民經濟安全，為民營企業提供更為穩定的經營環境。總體來說，要深刻把握“兩個毫不動搖”,特別是要注意，“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國有企業在這里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三、公有制經濟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的微觀競爭路徑

公有制經濟通過在微觀領域與非公資本直接展開競爭，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的發展。這種競爭包括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兩個方面。在產品市場，國有企業整合產業上下游，開展核心環節技術創新，把非公有制企業納入其主導的產業鏈和價值網絡。在勞動力市場，公有制單位樹立起“待遇標桿”,對非公經濟的勞動者工資報酬和福利待遇施加市場競爭壓力，改善非公經濟中勞動力再生產境況。

(一)通過產品市場競爭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

不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平等性、競爭性、法制性、開放性。其中，平等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特征。所謂平等性，指的是市場上經濟活動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在市場交換的活動中不受社會地位影響，平等地參與交換；在市場交換的過程中，交易雙方必須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任何主體不得利用強制手段占用他人的勞動成果。

長期以來，圍繞市場經濟平等性的討論，多涉及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地位的合法性問題，其主要目的是給予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平等競爭的權利。但是，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種觀點，認為國有企業不應與民營企業“爭利”,而是應當退出一般競爭性行業。從理論和實踐來看，這種觀點均屬片面。從理論上來看，市場經濟的平等性意味著，任何一類所有制主體，只要其建立起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具備清晰的產權邊界，擁有獨立完整的企業法人財產權，就應當賦予其市場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有制經濟主體與非公有制經濟主體具有平等的市場地位，沒有理由強制國有企業退出一般競爭性行業。從實踐來看，改革開放之初，通過在體制外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倒逼”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實施改革。通過深入改革，大批國有企業已轉變成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市場經濟主體，在很多一般競爭性領域都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涌現出一大批行業龍頭。這些優質的國有企業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反過來又能夠刺激民營企業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從而使雙方共同朝著高質量發展的方向邁進。

私人資本無序擴張的典型表現之一就是盲目投資行為。“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他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16]而在我國特有的央地關系背景下，資本的無序擴張表現為地方資源的不平衡配置。地方政府為了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目標，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會更傾向于引進那些投資見效快、投入產出大的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這些企業有很大部分是由私人投資興建的，也就是私人資本。市場配置資源的無序性使其往往忽視區域間的產業分工協作和產業鏈協調，從而造成某些低附加值產業出現嚴重的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貫徹國家產業政策，有針對性地、有目的性地進入某些產能過剩產業，對其進行產業鏈整合和行業重組，這一舉措本身就是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有利于規制資本無序擴張，促進私人資本的有序競爭。

國有企業的創新力也是遏制私人資本無序擴張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緊抓國際產業轉移的重大機遇，利用我國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方面的比較優勢，以出口導向為基本遵循，以國際市場為標的市場，逐步發展起規模龐大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由于大量本土企業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和包裝等產業鏈下游環節，長期受制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和渠道控制，難以實現向上游研發設計和打造下游營銷品牌環節的躍遷，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比較緩慢，甚至在某些領域遭遇“卡脖子”困局。這種情況下，投入大量資金開展基礎理論、共性技術和前沿技術研究就成為實現產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必需，由于這些類型的投資將面臨巨大的技術不確定性和市場不確定性，投資成本大、風險高，對于以逐利為根本生產目的的私人資本來說，較之成本較低、技術相對成熟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不是一個優先項。與之相反，在這方面，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恰恰可以發揮自身資金實力強大、技術人才集聚、研發基礎雄厚等優勢，以推動經濟發展和滿足人民群眾需要為目標，瞄準國際技術前沿，實施重大科學工程，開展基礎理論和共性技術研發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國有企業可以成為民營企業重要的技術供應方和創新溢出方，引領其朝著產業鏈更高的價值節點共同向上攀升。事實上，近年來，在航空航天、深海探測、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集成電路、5G網絡、疫情防控等多個領域，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央企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創新成果，為引領全行業的創新突破和民營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通過勞動力市場競爭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

公有制經濟通過競爭機制，對非公有制資本進行規范和引導，其發揮作用的舞臺并不僅限于產品生產和市場競爭環節，收入分配和勞動力再生產環節也同樣包含在內。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差異性，不僅體現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同時也體現在企業內部的分配模式上。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模式，國有企業經營獲得的“剩余”,一部分以利潤、稅收的形式上繳國家，一部分以績效、獎金和福利等形式發放給職工，還有一部分留作企業發展的積累資金。而在非公有制經濟的分配結構中，剩余價值和利潤主要是由資本所有者支配的，勞動者獲得的是勞動力商品的價值，也即工資。

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勞動者工資與企業利潤并不是完全此消彼長的關系，國有企業在獲得產品銷售收入或營業收入后，扣除生產經營的直接費用，剩余部分作為國有資產的利潤。這部分利潤的分配，主要是根據具體的需要，在處理好國家、集體和企業職工三者之間利益關系的基礎上做出的。因此，國有企業不同于私有制企業，就業于國有企業的勞動者獲得的收入，不僅僅要滿足其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也要滿足其自身全面發展的需要；國有企業不僅要為職工提供貨幣化的工資收入，還要為其提供各種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這種優厚的“體制內待遇”,相對于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中，除了國有企業，還包括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在內的公有制經濟的福利性薪酬，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待遇標桿”。在所有的這些公有制經濟部門中，勞動者報酬并不完全被視作需要降低的“成本”,而是作為剩余的組成部分，根據勞動者的需要進行分配。只要勞動力市場具有充分流動性，勞動者可以在不同所有制性質的單位之間自由流動，那么，公有制經濟的“待遇標桿”就會對非公有制經濟單位構成待遇壓力，一旦其為勞動者提供的收入待遇低于這個標準，就會產生勞動者向公有制經濟單位流動的趨勢。“待遇標桿”的存在，實際上是通過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機制，保護了非公有制經濟單位的勞動者權益，提高了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

具體言之，公有制經濟在勞動力市場競爭中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從勞動力商品化的角度來看，在商品的價值構成中，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在數量上是此消彼長的。V作為企業生產的成本項，資本所有者為了追求M的增長，必然對V進行嚴格控制。然而，在公有制經濟單位中，V和M并沒有嚴格的區分，兩者之和構成一個整體的“價值增量”或“凈收入”,工資不再計入成本項，也就不存在與利潤出現沖突的情況。也正由于此，公有制經濟在初次分配時，其利潤的重心是向勞動者傾斜的。私營工業企業的平均利潤增長普遍快于職工平均工資增長，分配重心明顯向資本傾斜，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則相反(見表1[17])。

表1 部分年份不同所有制企業利潤與職工工資比較

另一方面，從勞動力社會化來看，公有制單位勞動者的勞動力再生產，不僅僅通過勞動者使用貨幣工資在市場上購買生活資料來實現，公有制單位提供了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福利保障。特別是對于那些非經營性的公有制單位(包括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各種顯性和隱性的福利待遇對于勞動者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可以選擇在不同所有制性質的單位就業，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成為重要的擇業條件。改革開放后，我國逐步建立起一個自由流動、信息透明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在公有制經濟和非公經濟之間的流動是順暢的。在這種情況下，公有制單位樹立起來的“待遇標桿”給其他類型單位帶來很大的競爭壓力，非公有制單位不能僅僅支付勞動力商品價值作為工資，而是必須通過各種福利待遇與公有制單位爭奪勞動力，特別是爭奪技術人才和管理骨干。有研究顯示，2019年有84.4%的民營企業為員工提供了多樣化的福利項目。其中包括繳納“五險一金”,提供宿舍餐廳、帶薪休假及用餐交通補貼等保障型福利(見圖1)。另外，實施人力資本投資以促進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是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民營企業也逐漸開始培養員工的可持續發展能力，2019年我國有15 367家民營企業有培訓投入，培訓投入金額達109.7億元， 其中培訓覆蓋率100%的企業有10 674家2。企業對于員工培訓的投入，促成了勞動力擴大再生產與企業利潤提升的雙贏局面。

圖1 參與調研的民營企業的員工福利，數據來源：《中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20)》,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21年版，第163頁。

四、公有制經濟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的中觀和宏觀路徑

在中觀產業層面，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通過投入—產出關系建立起聯系，公有制經濟通過在產業鏈上的主導地位，利用產業擴散效應規范和引導非公有制資本發展。而在宏觀經濟層面，公有制經濟通過“逆周期調節”,提升非公有制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抗風險能力，防止經濟大幅波動。國有企業作為重要的經濟載體，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提供了“抓手”。

(一)國有企業利用產業擴散效應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

在同一個行業內，國有企業可以通過競爭和創新，規范和引導非公有制資本發展。而在不同產業之間，特別是產業鏈上下游和產業的網絡結點之間，國有企業則可以發揮擴散效應，控制和影響非公有制經濟主體和民營企業，從而達到規范和引導非公有制資本發展的效果。具體來說，產業擴散效應包括三種形式。一是回顧效應，也即后向關聯效應，它指的是某產業的變化對其上游產業的影響，也就是影響為該產業提供投入品的產業。二是前向效應，也即前向關聯效應。前向效應主要是指某產業的變化對其下游產業的影響，也就是影響以該產業產品作為投入品的那些產業。三是旁側關聯效應，指的是產業發展影響那些與該產業不存在直接投入產出關系的產業，這一影響往往是通過技術外溢、基礎設施配套、制度環境優化等路徑實現的。國有企業可以利用回顧效應、前向效應和旁側關聯效應來控制和影響私人資本，遏制其無序擴張。

首先，對于那些生產大型成套設備、交通裝備、工程機械的大型央企而言，由于其掌控終端整機組裝環節，可發揮回顧效應，把民營企業納入其龐大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供應網絡，提高國有資本的控制范圍和程度。譬如，中國廣核集團通過契約規制、組織協調管理、平臺網絡治理等方式，主導產業鏈整合，逐漸構建以國有企業自身為核心的產業生態系統，促進該產業生態內成員企業共同豐富資源和提升技術能力；與此同時，憑借資源、技術積累所產生的強預測能力，企業獲得了先行優勢，使其得以吸引更多市場主體參與，從而拓寬資源整合范圍，在主導整合過程中實現產業技術的趕超，在企業層面，實現了從國內獨一用戶、到國內領先企業、再到國際先進企業的市場地位躍遷；在產業層面，實現了我國從最初提供服務配套、到能力逐漸完備實現產業升級、再到具有國際競爭力、進入國際核電一流行列的躍遷[18]。

其次，位于產業鏈上游的大型央企，掌握能源、礦產資源、重要原材料以及資金等生產要素供應能力，可通過前向效應，控制和影響下游一般性制造業、快速消費品、房地產行業等領域的民營企業，通過規劃管控、價格調節、供應量配額等方式，避免下游產業的無序競爭和產能過剩。這種控制上游生產要素的做法，對于引導民營企業更多地進入實體經濟，避免經濟房地產化和過度金融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例如，國有企業神華集團掌握了高端液壓支架技術，通過向投標的國內制造商提出研制目標、主要技術參數及技術標準，并在生產的過程中提供技術支持，如幫助裝備制造商引入軍工行業的航天特種焊接工藝和大型結構件焊接變形控制技術，并將該技術與國外機器人自動焊接技術相結合，由裝備制造商開發出高強鋼結構自動焊接工藝等，引導制造商供應符合標準的液壓支架，不僅帶動了國內有關領域非公有制企業的技術創新，還將其納入到國有企業的生產供應網絡中來，實現了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的資源整合，最終服務于我國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長期目標[19]。

最后，國有企業發揮旁側效應控制和影響私人資本。一方面，國有企業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大型工程項目，引導民營企業開展配套經營。譬如，在三峽工程、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南水北調、奧運場館、神舟飛船等國家標志性重大工程建設過程中，中央企業牽引和帶動了一大批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參與到建設中來。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在平臺經濟領域具有發揮旁側效應的功能。大型數字平臺通過大數據和算法技術，把供求雙方對接起來，通過提供信息服務謀取利潤。由于大型平臺在各領域快速擴張，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產業鏈上下游經濟主體、消費者及其員工的利益[20]。這些數字平臺發揮作用的前提是信息設施、交通物流等基礎設施配套的不斷完善，國有企業在這些方面恰恰掌控了重要資源。因此，平臺反壟斷需要基礎設施領域的國有企業發揮其控制作用，有針對性地通過對信息流和物資流的管控來影響平臺壟斷企業決策。

從國有企業控制和影響私人資本的具體形式來看，近年來，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架構已基本建立，應充分發揮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運營公司兩類平臺的功能和作用，引導國有企業通過產業鏈協調、戰略聯盟、混合所有制改革、產業投資基金等多種方式，更大力度發揮國有資本的帶動效應和杠桿作用，加快形成國有經濟與非公經濟相互融合、共享發展的良好格局。

(二)國有企業“逆周期調節”提高非公資本的抗風險能力

國有企業本身也有提升抗風險能力的要求。提升國有企業抗風險能力是提高綜合競爭力、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的關鍵。從總體目標來看，抗風險能力主要側重于保障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從工作重點來看，主要是防范國有企業戰略風險、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

除了國有企業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培養之外，國有企業還通過“逆周期調節”的方式，在配合宏觀調控政策的同時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有效地提升非公資本的抗風險能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宏觀調控主要是通過實施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以達到調節就業水平、價格水平、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國際收支狀況等目標。宏觀調控通過相機選擇的政策措施對經濟運行狀態實施“逆周期調節”,在經濟過熱時采取緊縮政策，在經濟衰退時采取擴張政策。但需要指出的是，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需要得到微觀經濟主體的配合和支持，否則將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非公經濟和公有制經濟在配合宏觀調控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具有很大差別。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非公經濟的經營特點是“順周期運行”。譬如，在消費不景氣、產品銷路不暢時，民營企業的理性選擇是壓縮規模、裁減員工，由此導致就業水平下降，這將進一步引發居民收入下滑和社會消費不振。而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作為政府進行經濟調控的微觀載體，在經濟衰退時，穩生產、保就業就成為國有企業的首要任務。同樣，在經濟過熱時，民營企業可能會盲目地追趕產業熱點，進入不熟悉的產業領域或擴張既有的經營規模。此時，國有企業的“逆周期調節”功能同樣會發揮作用。通過控制產業鏈上游重要生產要素供給、暫時減少基礎設施投資額度、在混合所有制單位中控制非公資本投資沖動等多種方式，國有企業在微觀上發揮了遏制私人資本無序擴張的作用，在宏觀上，通過這種逆周期操作，有效避免整個國民經濟出現系統性風險。

五、結語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中，資本不僅作為紐帶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組合起來，同時也作為一種“總體性權力”,對現實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影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中也存在著“資本”,通過參與到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的經濟活動，公有資本作為生產關系“普照的光”規范和引導著非公資本發展。這種規范和引導作用主要是在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發揮作用的。在產品市場，國有企業整合產業上下游，開展核心環節技術創新，把非公企業納入其主導的產業鏈和價值網絡。在勞動力市場，公有制單位樹立起“待遇標桿”,對非公經濟的勞動者工資報酬和福利待遇施加市場競爭壓力，改善非公經濟中勞動力再生產境況。從控制和影響路徑來看，公有制經濟利用產業擴散效應和“逆周期調節”影響非公經濟的決策，不僅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的發展，同時也提升其抗風險能力。

參考文獻及注釋略

（作者系武漢大學教授；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本文原載《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23年第5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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