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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報告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和本質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1]中國式現代化“以人為中心”,體現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共同富裕，人的全面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些本質特征的充分體現，需要一個制度保證，即基礎性制度安排。

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確立是中國式現代化啟動及實現的基礎和根本保證

從20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文明就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主要表現為工業化帶動城市化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從生產力角度看，其主要內容是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經濟增長和發展；從生產關系角度看，其主要內容是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及現代構建。諾斯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西方興起原因所在。”[2]

關于制度與績效關系，西方學者有很多理論觀點，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與績效的關系是基于制度(產權)-經濟組織-經濟體系-經濟績效這樣一個邏輯。從近現代社會經濟制度的歷史變遷看，15～16世紀歐洲各國普遍建立了以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為核心的私人財產權利體系，并在此基礎上推進了市場經濟制度的形成。從封建社會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一開始就建立了確認和保護私人財產的所有權制度。資本主義私有制推動了生產力發展和現代化的進程，但是它的巨大缺陷是它帶來階級分化、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勞資對立和不平等問題等，是資本主義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中的“痼疾”。

新中國建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以實踐和問題為導向，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個道路的中國特色從基礎生產關系來看，就是20世紀50年初與國家工業化同時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以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所有制及其結構的不斷創新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基于基本國情總結初期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道路的經驗，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所有制結構層面，“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保證了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和公有制的“普照之光”;在分配方式層面，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既激發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又使各種社會資源和要素能夠更充分進入到社會生產生活中，給現代化提供了蓬勃活力；在運行機制層面，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耦合統一，既發揮了市場的資源配置優勢，激發了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又有效發揮了政府調節市場、彌補市場缺陷的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規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也對分配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是由我國生產力狀況、所有制關系決定的，是所有制關系在收入分配領域中的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所有制關系為前提和基礎，體現所有制關系、交換方式和資源配置方式，并受所有制關系、生產力發展水平等影響，對所有制關系及其實現形式也有重要影響。

二、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所有制基礎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重要的成果。這一成果在理論上解決了兩大難題：一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可以是一個包含公有和非公有的多元主體結構；二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能夠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相結合。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始終遵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的規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實踐為主線，創造性地取得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革的中國經驗。進入新時代，面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戰略任務，以及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的新背景，所有制領域的改革和制度完善需要新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拓展。

1.推進所有制結構改革的縱深發展和理論拓展

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成為現階段正確認識和處理所有制問題的根本準則。2000年以后，所有制結構完善的重心轉向從政策和法律層面著力鍛造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要素上平等使用、經濟上平等競爭和法律上平等保護的平等發展格局上。進入新時代，在堅持改革開放、新發展理念和高質量發展以及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同時，所有制結構調整優化向縱深推進，其核心邏輯是推動不同所有制經濟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從宏觀制度架構層面進一步延伸至各種所有制資本交叉融合發展和產權保護等關鍵環節和微觀領域。

推進所有制結構改革的縱深發展，首先是鞏固和發展公有制主體地位，擴展其新內涵。一是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使其成為執政根基、社會性質、發展成果共享的制度性保障，使其作用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以人民為中心、共同富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特性中體現出來；二是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完善產權權能，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探索各種“新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

2.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1]這是新時代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根本任務。進入新時代，在國有企業中引入非國有資本為特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構成了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推進了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

產權改革的績效取決于是否有一個能夠促進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在一些國計民生和國家戰略性行業，國有企業一般處于壟斷地位，針對壟斷，我們的改革是放松管制、開放市場、引入競爭，但實際經驗表明，還必須選擇一個合理的所有制結構，因為我們發現，把國有企業放到一個特殊產業的環境中來看其產權與改革績效，一個產業結構下(行業集中度),企業的產權結構、治理機制和政企關系對企業行為從而對企業績效發揮著重要影響。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最終落腳于提高整個經濟系統內的資源配置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與結構化調整方面，要繼續推進結構調整以及不同類型國有企業的分類改革，同時通過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的改善來改變國有企業的行為，提高企業績效。關于產權與績效的關系，應該納入到生產關系和利益關系分析中，從政治經濟學視角解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社會基本利益關系如何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體現。同時還要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混合所有制企業內部資本與勞動、不同要素所有者以及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利益關系也會影響企業的激勵與績效。

3.構筑不同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微觀財產權制度基礎

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所有制結構、市場化改革與按要素貢獻分配，在財產權結構上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個人(及家庭)擁有了私有財產，私人財產權利提供了個人參與市場活動、生產和積累財富的激勵，為共享共建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動力。

在理論創新和改革經驗總結方面，有三個關鍵點：一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所有制結構能夠容納私有財產；二是構建平等保護各類經濟主體財產權利的法律體系，處理好不同產權主體間的財產關系，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的關系，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公權與私權的關系等；三是集體土地使用權的物權化、可交易化，讓農民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讓農民的土地財產要素參與市場資源配置，獲得財產權收益。

三、完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3]這一重要論斷，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的新概括，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作出的重要發展和深化。

就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而言，所有制決定分配的性質，而市場機制決定初次分配的具體方式，資本間的競爭格局、市場權力大小決定剩余價值的分配格局；同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勞”不再是勞動者在公有制企業中的實際勞動數量和質量，而是通過市場機制，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認可的勞動數量和質量。[4]結合現代經濟中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上升的趨勢，激勵各類要素主體投入市場，按市場化原則按要素貢獻獲得相應報酬，這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

收入分配制度即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環境中實現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探索和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了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發揮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隨著科學技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掌握科學技術、擁有知識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越來越大，這就需要賦予要素所有者合理的回報，調動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而要素合理定價與流動又必須依托高標準的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為各種要素建立按財富生產貢獻分配的客觀依據。因此，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相結合的制度特征，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需要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基礎，在收入分配領域，要完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要解決好的重點難點問題包括：完善分配結構，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處理好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之間的關系；形成合理均衡的三次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領域處理好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好政府有效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走包容性發展道路，實現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在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領域，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包括更完善的市場調節機制，更具競爭力和充分活力的市場組織，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更有效率的政府服務體系，以及更加安全有效的宏觀調控與政策協調機制。

參考文獻：

［1］習近平．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N］． 人民日報，2022 －10 －26( 001) ．

［2］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 西方世界的興起( 900 － 1700) ［M］． 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9．

［3］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9．

［4］劉鳳義． 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新概括的理解［J］． 北京: 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20( 2) : 4 －11．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原副校長、西南財經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本文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23年第2期，轉自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