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成都市區文廟前街與文翁路交會處坐落著一所名為“石室中學”的學校,大門匾額還題有“文翁石室”四個大字。這里被普遍認為是漢代文翁石室舊址所在地。自漢代以來,石室便成為蜀學的中心,出現了“人人入蜀謁文翁”的景象。
文翁(公元前187年—前110年),名黨,字仲翁,廬江郡舒縣(今安徽舒城縣)人。自幼刻苦好學,精通《春秋》,以郡縣官吏的身份察舉為官。在漢景帝末年,出任蜀郡太守。彼時的蜀地,“辟陋有蠻夷風”。
為改變當地文化落后的狀況,文翁決定從興辦教育入手。他先從郡縣中挑選出張叔等十余位才識開敏的年輕小吏,親自教導,訓誡勉勵。然后,將他們送至都城深造,學習儒家經典和律令條文。
幾年后,張叔等人學成歸來,文翁即給他們委任授官,或在郡縣中擔任重要職務,或做官學之教師。爾后,又繼續通過察舉等方式將他們薦舉給中央,有的還做到了郡守或刺史等一方大員。
此外,文翁還在蜀郡普遍設學。雖然財政經費有限,但文翁仍不遺余力推動教育經費落實,“減省少府用度”,以保證辦學。其中,“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這便是“文翁石室”。
為了使這些學生安心學習,文翁免除了他們的徭役賦稅,并根據這些學生的學業狀況,學成后派到郡縣及基層任職,“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
在平常的教育中,文翁主張學生要熟悉社風民情,不能一頭扎進故紙堆,對世事不管不問。因此,文翁讓學生們在學校學習時,就到郡縣府衙中協助處理政務、傳達政令、起草公文。每次了解民情,文翁會讓這些學生一起隨行。
這不僅使學生有了接觸實際、不斷觀摩、增長見識的機會,還擴大了辦學的社會影響。沒過多久,蜀地居民爭先恐后地將自己的子弟送入學校。一些富家豪族,更是“出錢以求之”。
文翁在辦學過程中建立起了能夠有效解決辦學經費、師資培養、學生就業等關鍵性問題的制度,使得郡學得以發展持續。
一方面,通過文翁的辦學實踐,當地的學習之風大興,讀書求學的人越來越多,為蜀地培養出了大量人才,有效地促進了蜀地經濟社會的建設與發展。
另一方面,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傳入蜀地,儒家思想在蜀地廣泛傳播,縮小了當地與中原地區的文化差異,提高了整體文化水平,原來文化落后的面貌大為改觀。
對此,《漢書》記載道:“由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更為重要的是,受文翁啟發,蜀地周邊郡縣也紛紛開辦起了學校。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百姓經過學校教育,逐漸吸收、融合了中原文化、風俗習慣,這對形成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促進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文翁在蜀地崇文興教的舉措,引起了中央對地方教育事業的高度重視。漢武帝下詔全國,要求推廣文翁的做法,“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因此,也可以說,我國最早由地方官府興辦教育,就是從文翁開始的。
文翁的事跡,史書有載。《漢書》將其錄于《循吏傳》中。
所謂“循吏”,即奉職守法、循理為治者也。班固在《漢書·循吏傳》中,將文翁列于整個西漢“循吏”的首位,并評論道:“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 可以說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由于對蜀地的杰出貢獻,文翁長期受到百姓的懷念和稱頌。文翁病逝后,蜀中吏民為他修建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皆以為“文翁之化也”。
在眾多緬懷文翁的詩文中,其中一首這樣寫道:“巴江成字蜀風清,儒雅彬彬太守聲。郡縣初開誰立學,吏民爭睹也知榮。漢京就業先張叔,石室尊師有長卿。扶翼人才比齊魯,祠堂試訪錦官城。”由此可見文翁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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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后;來源:“旗幟微平臺”微信公號,原載《旗幟》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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