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大規模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打擊不法投機資本等系列強力措施,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權遺留的各種殘余組織,迅速實現了執政黨對全國的組織覆蓋。在共產黨取得政權、掌握政權后,如何加強意識形態主導權,實現意識形態對全國的有效覆蓋,這是毛澤東面臨并必須解決的一個意義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對于意識形態工作,尤其是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都非常重視。毛澤東認為:
“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
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新中國成立之初,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出來。
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選》中指出:
“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
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旗幟鮮明地提出:
“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
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從正反兩個方面集中強調了意識形態領導權問題。他指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另一方面,他表示: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毛澤東對意識形態諸領域的事情十分敏感,在國際上“反帝反修”的同時,在國內還特別著重緊抓上層建筑各個領域的思想政治斗爭。
鑒于意識形態無論在奪取政權還是在穩定政權,乃至顛覆政權方面的特殊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領導剛剛全面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黨自身建設進行全面革新的同時,以“立”為主,“破”“立”結合,批判清理了各種非社會主義思想的負面影響,大力加強意識形態建設,明確并強化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指導地位,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逐步在全社會得以確立。
主導意識形態是在一個國家或社會占指導地位或者具有統治作用的意識形態,俗稱官方意識形態。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意識,戰勝了封建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等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社會革命的主流意識形態和體現國家意志的國家主導意識形態。新中國成立后,維護馬克思主義在哲學、宗教、道德、文學和藝術等領域的主導地位,成了這一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任務。因此,中國共產黨在繼續全面解讀、普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同時,大力普及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形態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要求把宣傳思想和輿論引導工作放在突出地位,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始終要求黨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主導權。
(一)旗幟鮮明維護、身體力行研習馬列主義
旗幟鮮明維護馬列主義的理論基礎地位。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特地提出了宣傳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共識問題,明確要求“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全會專門列出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布)黨史》《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等干部必讀的馬列經典12本。毛澤東希望,“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規定了干部學習的嚴格制度。
新中國成立前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要求:
“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并將在長時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并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具備了在全國范圍明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并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有利條件。
1954年9月,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明確強調,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次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伴隨著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基本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正式載入了憲法。
身體力行帶領黨員干部認真研習馬列主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身體力行研讀馬列經典,并多次號召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要認真研究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還將相關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推介給各級干部集體學習。早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就成立了各種理論學習小組,毛澤東親自組織和參加中央研究組及高級學習組的學習。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新的課題,毛澤東在1954年再次號召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并帶頭認真研讀《資本論》《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政治經濟學批判》等經濟學經典著作。為推動黨員干部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中共中央在1954年12月還確立了領導干部輪訓和學習制度。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
“我們要作出計劃,組成這么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
在1957年初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強調“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的問題,提出“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暴露了一些問題。帶著這些問題,毛澤東深入研讀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并首次闡述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商品生產的必要性。從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澤東先后四次在全黨范圍內倡導各級領導干部帶著這些問題學習《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經典著作。
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們的信上建議大家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則是《馬克思恩格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毛澤東指出:
“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
毛澤東本人三次認真研讀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并在書上作了大量批注。隨后,他于1959年8月15日再次寫信給黨內各級領導干部和黨員同志,建議大家讀《哲學小辭典》(第三版)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建議從哲學、經濟學兩門入手,連類而及其他部門。”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間,毛澤東還在杭州專門組織讀書小組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研讀,邊讀邊議,后來還整理了近10萬字的談話記錄,聯系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提出了許多深刻的、獨到的見解。
毛澤東于1963年7月11日再次提出,黨內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中高級領導干部,要有計劃地讀馬列的書。他說,
“有的人沒有讀書興趣,先要集中學習。中級以上干部有幾萬人學就行了。如果有二百個干部真正理解了馬列主義就好了。”
(二)面向各階層宣傳普及馬列主義
面向工農的普及:對于工農群眾,黨積極引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宣傳普及毛澤東思想的政治啟蒙和文化學習運動。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號召:
“現在國內戰爭已基本上結束,黨正面臨著建設新中國的復雜任務,全黨有系統地學習理論,比較過去任何時候都有更好的條件,也更加迫切需要。”
全黨必須明確,向人民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以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是黨的一項最基本的經常的任務。斯大林在新中國成立后就建議毛澤東把自己寫的文章、起草的文件和報告等內容編輯成選集出版,從而幫助人們了解中國革命獲得成功的寶貴經驗。不久,《毛澤東選集》正式編輯出版。
對于《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毛澤東非常重視和慎重。除親自參加選稿和確定篇目外,毛澤東還對大部分文章進行了精心修改和校訂。1951年10月、1952年3月、1953年2月《毛澤東選集》第1-3卷陸續出版?!睹珴蓶|選集》第4卷也于1960年9月正式出版。另外,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一些重要講話和論著,也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或以單行本面世。
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發行,為廣大干部群眾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各級干部和廣大群眾積極學習《毛澤東選集》,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群眾性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組織和活動層出不窮。通過有計劃、有組織地出版發行毛澤東著作,加上理論家、宣傳工作者的通俗性解讀,深入淺出,將毛澤東思想的普及推向高潮。
學習毛澤東著作、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熱潮有力地促進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毛澤東思想逐漸成為指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強大思想武器。
面向知識分子的宣傳:對待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群體,黨和政府根據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方針,采取了“團結、保護、教育”的政策,在充分尊重、耐心等待的同時,注重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1951年夏至1952年冬,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知識分子中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旨在使從舊社會過來的廣大知識分子“克服舊思想,接收新思想,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從而獲得“前進的方向和力量”。根據毛澤東“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指示,開辦了軍政大學、革命大學等各類培訓班,通過動員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和清理總結等方式,深入系統批判封建主義、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劃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界限和敵我界限,培育樹立知識分子的馬列主義基本觀點。
毛澤東充分考慮到了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特殊性。1952年9月5日,毛澤東在《致黃炎培》的信中指出:
“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基本思想,……這就是要求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這些對于少數進步分子說來是可能的,當作一個階級,則不宜這樣要求,至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不宜如此宣傳。”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再次談到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的方法問題,他指出:
“由于我國的社會制度已經起了變化,資產階級思想的經濟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變的必要,而且有了改變的可能。但是世界觀的徹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應當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實上必定會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愿意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愿意接受共產主義,對于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從國家的要求,從事正常的勞動,我們就應當給他們以適當工作的機會。”
在意識形態層面,知識分子無論在理想境界還是現實問題上,對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理想本身就具有某種親和性。經過慢慢接觸及和風細雨的改造,許多知識分子越來越了解和接受國家的意識形態。
在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中,特別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剛剛確立時,必須對各種思想和思潮進行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需要旗幟鮮明地批判那些公開反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潮和言論,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和主導權。
“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鑒于此,新中國成立后,對包括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內的一切非社會主義思想進行批判就成了當務之急。從1949年到1957年,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全方位集中開展了對各種錯誤思想的斗爭,尤其是對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確立后,毛澤東于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明確指出:
“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斗爭。”
理論上,集中批判關于中國革命的謬論,為新中國準備輿論力量。
民主革命時期,在沒有掌握國家意識形態宣傳機器的情況下,毛澤東就開始關注意識形態問題,并領導中國共產黨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批判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各種反動思想及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為民主革命走向勝利準備了理論基礎和輿論力量。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對華關系白皮書》,其中詳細敘述了抗戰后期至1949年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及其逐步失敗的過程。新華社連續發表了六篇對“白皮書”的評論,毛澤東緊緊抓住“白皮書”這份極好的“反面教材”,親自寫了六篇評論中的《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五篇。
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用事實集中駁斥了艾奇遜所謂的“西方的影響”引發了中國革命的謬論。毛澤東指出:
“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在反抗中,“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最后,毛澤東詳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后所發生的偉大作用,并得出結論: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
這個系列評論宣告了新中國成立后的馬克思主義導向,引導全黨充分認識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將是執政后黨的第一任務,揭露了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進行的欺騙、麻醉和奴化思想。
生活中,全方位清理舊社會痼疾,培育新社會風尚。
“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批判舊制度的落后性。”
社會風尚是社會民眾的精神風貌和思想境界的直接反映,它對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建設和整個社會的文化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1949年11月21日夜,北京市的妓院被悉數查封。隨后,對全國賣淫嫖娼行為進行了禁絕性打擊,并廣泛開展了禁止吸毒販毒,取締聚眾賭博等運動。尤其是1950年4月13日,新中國頒布實施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從制度上開始徹底摧毀封建婚姻制度,全社會由此掀起了摧毀封建婚姻制度的高潮,沉重打擊了封建宗法意識,沖擊了男尊女卑的舊觀念,開始樹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觀念。上述措施主要是從精神文化層面對舊社會痼疾進行清理。與此同時,黨還結合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在農村進行廣泛的思想動員,從經濟和制度上徹底摧毀了封建主義意識形態殘余存在的基礎和條件。
經過短短三年的努力,在中國共產黨的有力領導下,迅速滌蕩了舊社會遺留的污泥濁水,社會風氣明顯改善,社會環境得到凈化,為新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提供了良好社會環境。
思想上,肅清封建買辦思想及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侵蝕。
新中國成立初期,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中尚未占據顯著優勢,抵制和消除封建買辦思想及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等一切落后腐朽思想文化的影響,正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必須面對的一項重大任務。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就把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作為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任務。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清理和批判唯心主義思想,是清除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必然要求。
針對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學術思想的負面影響,1954年10月,毛澤東領導發動了一場對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運動。10月16日,毛澤東寫了《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發給中央政治局成員和主管宣傳文化工作的負責人。信中支持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的文章,認為是“小人物”“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并批評“‘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攔”。毛澤東借用兩個“小人物”的文章為由頭,發動了一場反對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思想斗爭。這也是毛澤東批駁艾奇遜的《白皮書》的繼續。
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指示強調:
“必須喚起全黨的注意,進一步認真地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各級黨委必須真正做到把思想領導當作自己領導的首要職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任何形式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義世界觀。因此,黨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宣傳唯物主義的思想,反對唯心主義的思想。”
1959年3月3日毛澤東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談話中再次批評了親美、崇美、恐美情緒:“在我們這里,過去親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別是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同時,毛澤東又對清理親美、崇美、恐美情緒信心滿滿,他認為,
“崇拜美國的人說美國科學和工業都很發達,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說美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好。后來經過慢慢說服,他們知道美國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許中國的月亮還好一點”。
經過一系列思想文化領域的批判和斗爭,直接關系到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陣地上的領導權問題,這對于傳播普及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確保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在“立”的同時“破”,在“破”的同時“立”,堅持“破”與“立”的辯證統一,這是毛澤東加強新中國成立初期意識形態主導權的重要歷史經驗。毛澤東堅持“破”“立”統一,加強意識形態主導權的歷程與經驗告訴我們: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任何情況下都不可稍有懈怠,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同時抵制和批判一切錯誤思想,使社會主義思想牢牢占領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由于意識形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特別是伴隨著科技進步和時代發展,不同國家與地區間的交流給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帶來了挑戰,在各種價值觀念深度的碰撞與融合的當前形勢下,更要把提高黨領導意識形態工作的能力作為強化黨執政能力建設的靈魂,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動權,這是社會主義事業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所在。在當前經濟深度全球化態勢下,把握意識形態主導權,依然需要堅持以“立”為主,“破”“立”結合。
一是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強化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就必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強化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新聞媒體要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同非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對于事關重大原則是非的問題必須旗幟鮮明地劃界批駁。不斷加強和改善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從根本上保證新聞輿論工作順利健康發展,確保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權,使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體現黨的意志和主張。
二是完善意識形態領域的法律法規,建立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我們要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要不斷推動立法機構和政府部門完善意識形態領域的相關法律法規;對于互聯網上出現的一些違法違規賬號要及時進行清理,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
三是創新意識形態宣傳工作,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時代在變,人的思想也在變。只有不斷創新意識形態宣傳工作,才能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創新意識形態宣傳工作,就是要努力在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基層工作創新上下功夫。意識形態宣傳部門要不斷加強學習和實踐,成為讓人信服的行家里手,提高意識形態宣傳工作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傳遞好新時代的中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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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來源:“察網智庫”微信公號,察網摘自《毛澤東思想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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