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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讀《殘留》，不由慨嘆萬端，一個強烈質問油然生出：第三次國內戰爭，如果共產黨戰敗，中國會是個什么樣子？

《殘留》，是山西省檔案局高級專家孔繁芝的力作。這部著作，以真實的歷史史實，敘述了日本投降前后，在國民黨山西軍隊中“寄存武力”的歷史事件。

書中披露的史實，關聯多維，鮮為人知，使得時政的蔣介石集團的丑惡嘴臉曬于世人面前。

歷史記載，日本戰敗投降，經聯合國戰爭犯罪審查委員會批準，國民黨政府在保定、東北、南京、廣州、濟南、武漢、太原、上海和臺灣設立軍事法庭，從1945年年末至1947年12月底，對受理的2435件日本戰犯案件進行了審判，最終，判刑的318件，其中核定死刑的110件，不起訴的661件，宣布無罪的283件。

這個判決，我們一望便知，不起訴和宣布無罪的共944件，占到受理案件的38.8%。

我們要問了，這樣一個判決，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少嗎？顯然不是。且看一下當時國民政府的訓令，也便是明了的。

1946年2月1日，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發出的京訓參字第114號訓令，對日本侵略者所犯罪行，作了這樣的歸納表述：“查14年來，敵人縱橫于吾國境內，奸淫擄掠，殺戮無辜。強寇所致，概成焦土，老弱婦孺，咸遭浩劫。犧牲之慘，史無前例，今猶尸骨遍地，血跡未干。凡我同胞，莫不切齒痛恨，而含¨待伸者，不知有若干萬人。”

既然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罄竹難書，令人發指，而審判又為什么會這樣呢？我們看一下《殘留》，也便是明了了。

上面說到的，在太原的軍事法庭，是由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設立的，而第二戰區的司令長官是閻錫山。那么，這個閻司令一直在忙什么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閻司令即令他的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于17日趕赴太原，代表他與駐晉的日軍最高長官——第一軍司令澄田睞四郎、參謀長山岡道武議定了《妥定事項》，核心的內容是，日、閻部隊共同堵擊共產黨軍隊接收太原。

反共的目標是一致的，所以處事的氛圍自然是和諧的。閻錫山這個國民黨第二戰區的司令長官，于8月30日就在駐晉日軍司令和參謀長的候迎下，在日軍列隊的保護下，勝利返回了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

9月1日，這位閻司令即按照“行客先拜坐客”的中國禮數，去日軍第一軍司令部，拜會了司令澄田睞四郎、參謀長山岡道武。澄田睞四郎是閻在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所以閻司令很是友好，對澄田將軍1944年入晉，至今才得晤面，表示惋惜。我們看，在這里，這位入侵中國的強盜，竟成為了閻司令遠道而來的入晉客人。

閻司令告訴這兩位日本侵略者駐晉的高官：“我已正式受命為第二戰區受降長官。日軍先照《妥定事項》執行即可。具體受降事宜，也就是個形式了。”走個形式!何等的精妙，當然，這些惡魔是心知肚明的。

閻司令說，當下“日本寄存武力”是大事，大家繞繞腦子，不要招致國際非議，希望駐晉日軍編入第二戰區部隊，幫助共同“剿共”。這里看的出，閻司令那精明的腦殼，既要防國際非議，又要掩國人耳目，還要達成與日合作“剿共”的目的。

這樣一個打算，所以閻司令就顯得很忙。同日，閻錫山就又在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接受了澄田睞四郎和山岡道武的“晉謁”，進一步達成了“寄存武力”和共同反共的共識。

其后，閻錫山還與何本大作、城野宏（日偽山西省政府顧問輔佐官）等謀面，共同籌劃了軍事、政治、經濟等等合作事宜。這個何本大作，讀者可能一時想不起，他并非尋常之人，而是大名鼎鼎的，策劃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的那位高參。

隨即，閻錫山與日軍議定：將殘留日本軍人編成部隊，置于山西軍的編制下；閻錫山對殘留日軍提供優厚條件，軍人全部享受軍官待遇，在原級別基礎上提高二級，給予從日本接家屬來山西或寄錢給家屬方便等。于是，1945年10月，閻錫山的代表與日軍第一軍的代表，便共同組成了“合謀社”，以閻錫山的堂妹夫為社長，下設軍事組、經濟組、總務組、文化組，由日本人擔任組長，繼而合謀了日軍殘留、組建武裝部隊等計劃活動方案。

就這樣，為了共同反共，在閻錫山的蔭庇下，山西有萬數以上的殘留日軍，組成了國民黨山西軍隊編制下的“暫編獨立第十總隊”，直接參加了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同時，閻錫山還聘請澄田睞四郎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總顧問、山岡道武為副總顧問，還有日本軍隊第114師團的師團長三浦三郎中將等，幫助對山西的國民黨軍隊進行訓練。使得這些殘留的日軍，在中國土地上又制造了大量的新的戰禍罪行，直至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被消滅。

了解了這些，我們也就知道了，太原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也就只能是走過場了。因為，軍事法庭的審判長等一干人馬，都是閻司令親點的，而閻司令又早已對戰犯的使用作出了安排。正是，史實顯示，在太原的16名戰犯嫌疑人，大多數判為不起訴和無罪釋放。而澄田睞四郎、何本大作等戰犯也便有了逍遙法外的美好前程。

山西的殘留日軍整編作戰，以及太原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地方的事吧？你還真別這么認為。書中講到：“因日本參謀本部次長河邊虎四郎，讓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駐山西的第一軍司令部，同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山西將領閻錫山，締結‘共同打擊共軍’的秘密軍事協定。而‘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國問題’，也有岡村寧次向何應欽提出。”

書中提供的資料表明，各軍事法庭的審判，均是不得力的。正如1946年12月國民政府國防部電報指出的：“茲查各地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理案件稽延時日者仍屬不少，殊屬不合。”

當筆者讀到日本侵略者駐晉最高指揮官澄田睞四郎逍遙法外時，自然就聯想起了那個惡貫滿盈、用“三光政策”制造無人區的惡魔、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我們知道，岡村寧次無疑是侵略中國的重大戰犯。這個惡魔，參加過中國的內戰，策劃組織了一系列的犯罪案件，指揮實施了對東北抗日聯軍的清剿，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武裝發動百團大戰后，岡村寧次又調任華北任最高司令長官，指揮日軍對八路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殘酷的大掃蕩，并對華北地區的平民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屠殺。到抗日戰爭后期，這個惡魔升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就是這樣的一個惡貫滿盈的重大戰犯，竟然也在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法庭審判中，被判為了無罪。

真是不僅要問：“如果連制造“三光政策”的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都‘無罪’，那么還有誰有罪？”我們只能說，那就是：誰判他無罪，誰就有罪！是對中國人民的犯罪，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

岡村寧次這個屠殺中國人的惡魔，為什么會有如此的“幸運”呢？感情是蔣介石要用他來對付共產黨，因為這個惡魔是對付共產黨及其人民武裝的“老手”。這樣，崗村寧次首先是做了蔣介石的秘密軍事顧問，中國抗戰一結束，岡村寧次就去負責為蔣介石策劃向共產黨的武裝進攻，要借此制共產黨于死地。其次是在國民黨政府逃往臺灣后，崗村寧次被蔣介石聘請為“革命實踐研究院”的高級教官，協助訓練國民黨軍隊圖謀“反攻大陸”。

筆者還在想，對岡村寧次的袒護和重用，是不是也可視為對蔣介石抗戰作出的最好注腳呢？

筆者在這里不就此旁述，還是回答開篇提出的那個強烈的質問：如果共產黨戰敗，蔣介石集團獲勝，中國會是個什么樣子？那勢必是：它依托的美國人肯定占有勢力范圍，它借用的日本人肯定分得相關利益，英國人的原有勢力范圍必要恢復，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條約》中的項目要兌現蘇聯，那中國就仍將是個半殖民，或是更糟，那也就勢必沒有了一個完全獨立的新中國。

 2019年12月19日

作者系：《毛澤東精神》作者，解放軍軍事院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汪清童長榮紅軍小學紅色教育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