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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83號文件——《中共中央轉發山西省委關于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的批語》。

一、關于“大寨經驗”。文件指出：

“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確是農業戰線上的先進典型。周恩來同志所總結的大寨的基本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在全國的推廣，也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來，在大寨和昔陽縣推行“左”傾路線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后果，主要應由陳永貴同志負責。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陽縣的干部和群眾，在實事求是地批評陳永貴同志的錯誤(不要登報點名批判)，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以后，恢復過去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好作風、好傳統，結合自己的實際，切實貫徹執行黨在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政策。[1]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的代表人物登上了更高的政治舞臺。一九六七年一月，劉格平等人篡奪了山西省的黨政權力之后，他就打著“造反派”的旗子殺了出來，奪昔陽縣委的權,并一躍進入省核心小組。“左”傾路線需要一個能夠體現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關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為農業戰線推行“左”傾路線的典型。

由于大寨代表人物掌握了昔陽縣的黨政大權，在全縣積極推行“左”傾路線，也就在更大范圍內推廣并且大大發展了大寨一系列“左”的東西。昔陽的經驗就是大寨經驗的推廣和發展。我們講到“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大寨經驗，也就包括著昔陽縣的經驗。

大寨、昔陽經驗中“左”的東西表現在政治、經濟、思想、組織、作風等各個方面，但最集中的是所謂“三條根本經驗”，即“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干社會主義”，簡稱“大批促大干”。這三條根本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所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從大寨、昔陽十多年的實踐來看，這個“繼續革命”的內容就是:

 (1)不斷地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形成階級斗爭擴大化。大寨的代表人物說，他們的脾氣“就是愛斗，七斗八斗不停止”、“斗一步進十步，步步斗進一路”。他們混淆敵我，把各級黨政領導同志當作“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許多干部和群眾當作“敵人”，進行無情的打擊和殘酷的斗爭；對社員群眾的一些生活小事也要進行批判。這樣亂批亂斗的結果，使相當多的干部群眾遭到迫害，有的被整死，有的造成殘廢，后果是嚴重的。

 (2)不斷地變革生產關系，搞“窮過渡”。“文化大革命”初期，昔陽就在全縣實行了大隊核算。后來又在大寨公社實行公社所有制。大寨代表人物還想搞全縣的全民所有制。他把這種作法叫做“窮過渡，富還債”。所謂“窮過渡”，就是不顧生產條件的過渡、脫離客觀實際的過渡。農業合作化以來的實踐證明，一切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盲目進行生產關系變革的做法，歸根到底都只能阻礙和破壞生產力的發展。

 (3)不斷地“割資本主義尾巴”、“堵資本主義的路”。“文化大革命”中，昔陽把自留地、社員家庭副業都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進而發展到“批判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限制社隊工、副業，扼殺多種經營；取消集市貿易，阻止社員互通有無，堵塞城鄉經濟交流。他們說：“資本主義從哪里冒出來，我們就從哪里斗；資本主義打上什么旗號活動，我們就扯下它的什么旗號來斗。”實際上斗的不是資本主義，割掉的也不是“資本主義尾巴”，而是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堵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路”，而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路，使農民由窮變富的路。

 (4)不斷地鼓吹平均主義，破壞按勞分配。在勞動管理方面，大寨代表人物一貫反對定額管理、定額計酬。廣大基層干部和群眾把“大寨工”叫做“大概工”、“混混工”，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它的平均主義實質。昔陽縣在農田基本建設中，“一平二調”的問題也是相當嚴重的，這是破壞黨的“按勞分配”政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以上各個方面的“繼續革命”，實質就是從所有制到交換，分配，直到勞動管理等各個方面，不斷地限制或剝奪農民。至于所謂“七斗八斗”，則反映了對農民的剝奪是使用強制手段進行的。[2]

二、 關于陳永貴。文件指出：

大寨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經濟上搞“左”的東西，在組織上搞宗派。“文化大革命”以來，直到去年十一月調整縣委領導班子以前，昔陽在使用干部方面，一直是以是否所謂“十月事件的受害者”，以及對大寨的感情、態度如何來劃線，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宗派主義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派性結合在一起，使許多造反起家而又沒有改正錯誤的人長期受到提拔重用，而大批有威信的老干部和正派干部則受到排斥和打擊。他們還在基層黨組織中，年年整“五種人”，混淆兩類矛盾，使昔陽各級黨的組織受到嚴重的損害。

大寨、昔陽發生的一切問題，都和“文化大革命”分不開，和它的代表人物分不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依靠造反起家，頑固地推行“左”傾路線。他是一個派頭頭，眼中沒有黨，沒有組織，把大寨、昔陽搞成誰也不能過問的獨立王國。他實行封建家長式統治，一切都得由他個人專斷。他作風霸道，飛揚跋扈，自認為一貫正確，一切都要以大寨的是非為是非，以大寨的標準為標準。人們對大寨、昔陽只能頌揚，不能說半個“不”字。如有不同意見，就是“感情問題”、“立場問題”，隨之而來的便是“反大寨”的帽子、棍子。他思想路線極不端正，從思想上的形而上學，發展到弄虛作假，虛報產量，騙取榮譽。更為嚴重的是，直到三中全會以后，他還對抗黨中央的路線，抵制落實政策，繼續欺騙黨中央，欺騙全國人民。

三、關于怎樣對待先進典型。文件指出：

“山西省委總結了大寨大隊從農業戰線的先進典型變成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的經驗教訓，批判了省委過去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中央認為，這個檢查報告的基本精神是好的。現將報告轉發給你們，請在縣委召開的農村干部會議上傳達、討論，認真總結一下學大寨和三中全會以來的農業戰線上的經驗教訓，以利于進一步肅清農業戰線上“左”傾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制定的各項農村政策，包括最近在中發(1980)75號文件中規定的政策。”[3]

 “表揚先進人物和先進典型。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的，把任何先進典型都看作是群眾集體智慧和辛勤勞動的產物。歷史已經證明，人為地樹立先進典型，最終沒有不失敗的，先進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樣，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為了營造先進典型不惜動用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撐所謂先進典型的門面，甚至容許作假欺騙上級欺騙輿論。那種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宣傳和介紹先進典型，一定要說真話，不能講假話，那種只讓人看幾個事先安排好的點，只講甚至夸大先進一面，隱瞞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錯誤的。這里誤人害己的事情已經很多，今后要務必引以為戒。”[4]

“任何先進技術經驗經營管理經驗，都必須同當地農民的經濟利益聯系起來，重視經濟效果，在農民自愿接受的基礎上，經過試驗，逐步推廣。切不可用一陣風的運動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亂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壓制等手段。”[5]

[注釋]：[1]-[5] 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1981年10月第一版。

文章來源于農政書院 ，作者農政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