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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兆云：“文化怪杰”辜鴻銘其人其事

點擊：  作者：鐘兆云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4-04-09 13:19:08

 

 中年時的辜鴻銘

 

辜鴻銘：在做“真正的中國人”路上

 

辜鴻銘(1857-1928)是清末民初馳名中外的文化怪杰。新文化運動領導人李大釗嘗言：“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鐘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于二十世紀之世界。”文化巨擘吳宓亦贊曰：“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惟一之宣傳員。”而新文化運動另一位領袖陳獨秀認為他是位“很可笑”“復古向后退”的怪物。毀譽參半中，東西洋卻流傳著“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之語，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和毛姆等莫不對他推崇備至。生前已成傳奇、死后“可能化為神話人物”的辜鴻銘，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有怎樣的出身和家庭背景?

 

辜鴻銘祖籍閩南(有說同安、惠安，彼時均屬泉州府)，其先祖下南洋，在馬來半島檳榔嶼落戶，成為開墾這塊蠻荒之地的華人前驅，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就生于斯。其曾祖父辜禮歡作為“當地最可敬之華人”，被初登馬來半島的英國殖民者委任為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腦——首任甲必丹。在這位地方頭人的兒子中，辜安平自幼被送回國內讀書，履職臺灣后定居，辜振甫一脈即出于其;辜國材和辜龍池則繼續與英國殖民者保持合作關系。辜龍池之子辜紫云不喜從政，幫助英商布朗經營檳榔嶼的牛汝莪橡膠園，并娶了一位葡萄牙妻子，其次子即辜鴻銘，名湯生(Tomson)。

 

聰明伶俐的小湯生被布朗收為義子，10歲時隨義父前往蘇格蘭，14歲被送到德國學科學，不久考入萊比錫大學，獲土木工程文憑。回蘇格蘭后，又進英國古老的名牌大學——愛丁堡大學就讀。Hong-Bengkaw(湯生在學校的英文名字，為閩南方言譯音)經過一番西方學術武裝，對卡萊爾、伏爾泰、愛默生等人抨擊資本主義的精辟格言爛熟于心。他們連同歌德、狄德羅等人對中國儒家文明熱衷贊賞，成了湯生了解和認同母國文明的精神食糧，尋回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神圣的民族尊嚴。

 

20歲那年，他通過拉丁語和希臘語兩門古語，以及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等眾多科目的學習和考試，摘取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的桂冠。爾后到牛津大學進修一段時間，旋赴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巴黎游學，憑著天賦和勤奮掌握了十多門外語，獲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文憑、學位，成為一位學識淵博、滿腹經綸、能言善辯、筆走飛鴻、大器早成的青年學者。父母去世后，湯生決心遵從父親“回到東方來，做個中國人”的遺命。布朗支持他東返，并告帶他到歐洲求學的目的，是為了安上一副具有透視能力的西洋鏡，會通中西，日后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

 

1881年歲末，在新加坡輔政司任職的湯生偶識清廷派赴南洋諸地宣慰僑胞的馬建忠(《馬氏文通》作者)，人生觀及生活方式發生180度大轉變，傾心仰慕祖國文化，決心回國為災難深重的祖國效力。他向英國殖民當局辭職不久，即來到華洋雜處的香港，埋頭苦讀漢學著作和中國經典，寫就平生第一篇有關中國的論文《中國學》，嚴厲批評了西方漢學家們的治學態度和學術不足。在上海旁聽塾師講授“四書”時，他借用《大學》中的“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給自己取字“鴻銘”。鴻者，大之意。商湯王在洗澡盆上刻寫的警語，湯生將之放大，刻在心中，成為座右銘。

 

1885年前后，辜鴻銘在返回香港的輪船上：用英文舌戰幾位肆意詆毀中國的洋人，為同船的廣州候補知府楊玉書所奇，乃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引薦。由是，辜鴻銘進入晚清重臣張之洞幕中，被委為洋文案，邦交諸務。

 

 

1924年5月2日，辜鴻銘(前排右一)和來華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前排右二)在清華園

 

如何聰明、善辯、幽默?

 

著名中國通、曾任袁世凱總統顧問的《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喬治·莫理循雖與辜鴻銘為敵，卻也由衷地說他是“語言天才”。孫中山和林語堂皆推辜鴻銘的英文造詣為“中國第一”。其德文水平也達出神入化之境，德國作家帕凱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民國初年在德國人舉辦的慶祝俾斯麥誕辰一百周年的聚會上，辜鴻銘即興用德語作了一個充滿激情的精彩演說，博得全場掌聲。至于法文、希臘等語，辜鴻銘使用起來也像公孫大娘舞劍一般順手。就連幾欲失傳的拉丁語也不在話下。

 

辜鴻銘還是個記憶天才。他在少年時代所讀詩歌，終身不忘。師從辜鴻銘學英語的現代著名女作家凌叔華，曾親耳聽過年過花甲的他背誦彌爾頓那6100多行的無韻長詩《失樂園》，居然一字不差。他嘗教記憶之法，謂初步為感動(impression)，次步為保留(retention)，終為回憶(recollection)。還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天才出自勤奮，辜鴻銘的聰明是幼時勤奮好學結出的碩果。除了每日背誦古今中外經典，他還喜歡抄書。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讀書期間，他每于星期日，必入藏書樓閱書，數年間抄數十種。連西方一些飽學之士，都畏與之談，因其所讀之書，不僅有為彼等未曾寓目者，還有世間無法購得之孤本。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這是辜鴻銘喜歡引用的孟子語錄。在現實生活中，他還是直追東方朔的能言善辯之士、一個為中外稱道的諷刺天才。對那些自以為是、不尊重他民族習慣的西洋佬，他的舌辯天賦發揮得最是淋漓盡致。還在英國留學時，每逢中國重大傳統節日，他便在房間里朝東方擺個祭臺，敬上酒饌，有板有眼地遙祭祖先。房東老太揶揄地問：“你的祖先什么時候會來享受你這些大魚大肉哇?”他響亮地回敬道：“應該就在貴先人聞到你們孝敬的鮮花花香之前!”令對方瞠目結舌。

 

19世紀末曾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訪華，曾會晤辜鴻銘，譏誚孔孟學說落伍。辜鴻銘回擊：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幾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幾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說，難道還會是三三得八不成?不過閣下說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這19世紀的數學是改良了，剛才我們說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確之處。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卻七折八扣變成了三三得七，有時連七還得不到，成了個大大的負數。到了還錢時三三得九卻連本帶利還了三三得十一!一席話說得伊藤博文大窘無語，后來逢人就說辜鴻銘有金臉罩、鐵嘴皮功夫。

 

一次外國友人邀請辜鴻銘宴飲，推其坐首席。席間有人問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鴻銘答：剛才諸君互相推讓，不肯居上坐，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競天擇”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旨，則今天這一席酒菜勢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競爭一番決出勝敗，然后定座，再動筷子。眾皆稱妙。

 

辜鴻銘一張利嘴，還為辮子保過駕，為纏足作過辯護。外國人問他為什么中國人留辮子?他如是答為什么外國人留胡子?當外國佬譴責中國婦女纏足野蠻時，他必大加反擊：你們西洋女子為何要束腰呢?辜鴻銘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級辯護，乃是為納妾制所作的“壺一杯眾”。當一位洋夫人藉此反問為何不能“妻一而夫眾”時，他振振有詞地答：夫人可曾見過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壺?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次他受此詢問后，以溫和的語氣道：夫人平日以汽車代步，汽車有四只輪胎，敢問府上備有幾付打氣筒?辜鴻銘機智善辯，雖然有時也狡辯，強詞奪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圓其說，并以巧言制服論敵的那份能耐，卻中外莫如。

 

辜鴻銘不僅是中國留學生的老前輩，也是幽默的老前輩。被稱為幽默大師的一代文豪林語堂對其推崇備至，嘗言：“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許正因為辜鴻銘聰明、幽默、有趣且有見識和深度，因此頗受學生們的喜歡。據北京大學畢業的震瀛等人回憶，辜鴻銘在北大執教時，“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

 

 

是怎樣一個“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

 

文化巨匠吳宓曾以“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加譽辜鴻銘，并說，“行之終身，無縮無倦”。

 

當年出西洋讀書時，父親說了許多話，辜鴻銘記得最牢的是“中國人”三個字。到歐洲后，作為大富翁家的養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貴族化的，可畢竟是個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是為當時歐洲人所瞧不起的黃種人中的一員，這種社會背景，培植了他極強的自尊心和愛國情結。

 

剛走上張之洞總督府洋文案任上，他對西人公文中稱中國貨為native goods(土貨)大為氣憤，認為native含有生番野蠻不化之意，立即將之改成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這是“中國貨”。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其移節武昌，面對長江流域教案疊起，憤而以“一個中國人”為筆名，在《字林西報》上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系論》，堂堂正正地捍衛民族尊嚴。倫敦《泰晤士報》懷疑此文出于中國人之手，因為“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自鴉片戰爭以來，整個英語世界幾乎一直是歐美列強自己充當輿論主角并自說自話，而辜鴻銘的出現使中國終于有了為祖國權利向世界發言、尋求正義的聲音，這是屈辱的中國近代史難得一聞的壯魄和虎吼聲。

 

辜鴻銘歸國以來，心頭始終升騰著濃烈的民族感情和神圣的國格意識。一位美國船長在福州無端開槍致幾名中國人喪命，僅支付了20美元賠償，美國駐福州領事竟責怪他多付了。辜鴻銘得知后，著文說：“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國駐福州領事那樣的人……是那些以種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是那些惟暴力是視、恃強凌弱的法國、德國和俄國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卻以文明自居的歐洲人!”如此義正辭嚴、指名道姓的譴責，在此之前的外交文書或對外檄文中是無法見到的，即使今天讀來，也令人血脈僨張，肅然起敬。

 

八國聯軍侵華后，辜鴻銘用英文寫就《王篇》等文章，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當辛丑議和，列強叫囂要拆毀大沽口炮臺時，他大聲疾呼：“我斗膽預言，假若這一炮臺不引起世界應有的關注，很快甚至連外國人在中國謀生都不可能——除非搶!”此類檄文，堪稱民族宣言?！肚迨犯濉啡绱朔Q道：“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除了抨擊侵華行為，譴責列強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對那些傲慢無禮、藐視中華已極的輕佻言論，辜鴻銘也少不了要為中國辯護，捍衛民族尊嚴。19世紀末，歐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為了消彌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甚囂塵上的無稽之論，并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國有“小斗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

 

英國作家濮蘭德與白克好司筆下對中國和中國人極盡譏嘲揶揄之能事，辜鴻銘也少不了作文駁斥。凡此種種，為世界重新認識中國產生了積極效果。日本學者、《時事新聞》駐北京通訊員鷲澤與四二曾說：“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國人民站在了中國政府和文明的一邊。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過分的贊譽都顯得多余。”

 

在崇洋懼洋成風的年代，辜鴻銘始終高舉愛國主義大旗。愛國，首先要愛其文明，辜鴻銘一心要把中華文明推向全世界，并聲稱要用中華文明改造世界。這種民族骨氣和不凡氣度，在舊中國不說絕無僅有，也當屬鳳毛麟角。愛國主義是辜鴻銘思想學說的淵源，愛國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說：“我熱愛我的國家……在他們(按：指嘲笑他的大學生)還沒有出生前，我就口誅筆伐，反對‘不平等務約’和治外法權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國讀書時就已知道何為祖國……”他希望中國繁榮富強，“那時，我將在儒家的天國深感欣慰”。著名譯家、革命志士蘇曼殊由此感慨地說：“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鴻銘的愛國言行，連洋人都為之感動。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里就說：“他是熱情的愛國者，曾首先高呼‘中國人是中國的主人’‘中國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歐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樣’。”不熄的民族自尊之烈火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辜鴻銘的偏狹，使得其愛國言行，難逃狹隘愚忠之譏。

 

 

晚年在日本講學時的辜鴻銘

 

如何守舊、落后?

 

辜鴻銘回國初期對洋務運動頗支持。他訂閱上百種世界各國報刊，遇外國新發明及有關時事，必向張之洞詳解，而張之洞每次“輒危坐安樂椅中傾聽不倦”。著名文史學家王森然認為：“所有湖北新政策畫，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議，梁(鼎芬)從旁贊助，文襄立予施行，故當時湖北氣象燦然一新，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先生以一學者，對于民族思想之發展計劃，真知灼見如此，究不失為一時之俊杰矣。”辜鴻銘與張之洞青萍結緣，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華，協助張之洞創辦名聞全球的漢陽鐵廠和兵工廠等洋務，為湖北新政立下汗馬功勞。

 

甲午戰后，中華民族危機加劇，有識之士紛紛呼吁引進西學，變法圖存。面對這勃然而興的維新思潮，辜鴻銘卻生怕因之毀棄中國文化，于是專門擬就《上湖廣總督張書》，大講儒教尊王之旨、義利之辯、忠恕之道，備陳西學西政之失，認為“好論時事，開報館，倡立議院”是西洋亂政之所由來，而且“民氣一動，不可復靜，馴至辨言亂政，將不可收拾”。后來，他還變本加厲地認為：“以歐美的學說，變更中國的政制，這是亂中國有余，救中國不足。”

 

辜鴻銘的保守立場自此日趨頑固。他當然也在為多災多難的中國設制藍圖，只不過他的辦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也不是以暴易暴相回敬，更不是通過部分地或全盤地將中國西化，而是使中國更加中國化，用中國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對付西方槍炮，即孔子所倡導的“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辜鴻銘的一些守舊行為和怪論，如愛小腳、狎妓冶游、納妾，作為彼時士大夫和病體社會的流行病，無須特別詆詬。但改朝換代到民國后，他仍堂而皇之地宣言：“許多人笑我癡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國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國之文明。還把辮子當“護照”，并為此類國渣陋俗辯護，丁巳年不分良莠地加入到張勛復辟之列，讓人大跌眼鏡，自然招來炮轟。

 

 

辜鴻銘書法對聯

 

西學造詣和國學功底究竟如何?

 

早歲游學歐洲列邦的經歷，使辜鴻銘戴上了“精于別國萬言，邃于西學西政”的桂冠(羅振玉語)。

 

當年輕的胡適博士從太平洋回到中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時，辜鴻銘卻說：“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其眼界之高可以想見。林語堂崇拜中甚至認為自己“不配去接近”辜鴻銘。曾作過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說，在國外看見一本英文雜志里刊有辜鴻銘的一篇文章，體裁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常用的問答傳習體，稱“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絕”。英國著名學者鄂方智主教認為辜鴻銘用英文所寫文章，“以英國人看，可以和維多利亞時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這些評語雖有溢美成份，但辜鴻銘的西學造詣在舊中國卻確實難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鴻銘以典雅的英文，翻譯述評中國文化的精華。辜鴻銘窮畢生之力翻譯中國經典，不僅因為他返國后完全歸服于傳統儒家，還因為在此之前中國經典沒有好的譯本，那些所謂西方漢學家的譯作大多不忍卒讀，結果使歐洲一些學者認為孔子可能只是一個好吹牛、平凡、陳腐的老學究。辜鴻銘決心把中國文化這塊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動的骨頭拾起來，教化西洋人。在翻譯中，他積極為那些不諳中國文化的西方讀者著想，幫助他們理解中國儒家經義，乃別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萊爾、愛默生、阿諾德和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其中的有關經文，并借此表達他對儒家經義的理解。比如在其英文譯作《論語》的主標題下，他特地注明：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來解說的新的特別翻譯”。如此“特別翻譯”，既需漢學功底，更需深厚的西學造詣，方能到“信達雅”的地步。歐洲讀者受了辜鴻銘的影響，對中國哲學和文化刮目相看，此后辜鴻銘每翻譯一部中國典籍，列國爭相傳譯。

 

對辜鴻銘翻譯儒家《四書》中的三部，林語堂認為這是極為了不起的功績，甚至為他沒有翻譯更多的儒家經典而感到遺憾。林語堂后半生以英文寫作為主，積極向西方傳播和介紹中國文化的事業，不能不說是受了辜鴻銘的影響和啟發。

 

辜鴻銘的國學是留歐回來改弦更張后自修補習的，時年已而立。辜鴻銘在總督大儒張之洞的引導下，一頭扎進儒家經典，鉆研六經子史，爽然道：“道固在是，無待旁求。”他發憤用功，自號“漢濱讀易者”，沉酣寢饋于中國典籍，積有歲年，學以大成，十數年后他公然向當年瞧不起他的一代鴻儒沈曾植挑戰。

 

與嚴復、林紓不同，辜鴻銘不愿向國人譯介西方文學。惟一的例外，是20世紀初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本英譯漢小冊子《癡漢騎馬歌》。近代著名翻譯家伍光建對此譯著極為佩服，說：“辜氏用五古體譯此詩，把詩人的風趣和詩中主角布販子的天真爛漫，特別是他那股癡呆味兒都譯出來了，讀來十分親切。”吳宓認為辜氏此譯“為吾國人介紹西洋詩歌之始”。蘇曼殊一向自視甚高，對嚴復、林紓頗不以為然，卻對辜鴻銘的譯才另眼相看。

雖然辜鴻銘出版的漢文著作僅有《張文襄幕府紀聞》《讀易草堂文集》等幾種，但國學大師羅振玉卻還是給他戴上了“醇儒”之桂冠，并言：“君之文為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藥石，非尋常學者可等類齊觀者也。”1910年，辜鴻銘獲得了清廷給予的一項榮譽，即以其“游學專門列入一等”，賞給文科進士。

 

無論怎么說，辜鴻銘的國學確實遜于西學。關于辜鴻銘的國學，日本漢學家清水安三博士另有看法：“在比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領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純粹的國學家，但他只要具備理解、批判中國文化并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的能力，就足夠了，因為除此之外的研究，對他來說都是多余的。”

 

徜徉于西學和國學的海洋里，辜鴻銘的平生主張及學說大旨，具見于《春秋大義》及英譯《中庸》。在辜鴻銘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點，即可數為他文化思想邏輯核心的，是對“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這也是他堅執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蘊。

 

在辜鴻銘的學說里，世界上只有“中國文明是一種真正的道德文明”，文化觀念上的偏狹由此可見。他認為，中國人性格和中國文明的特點是深沉、博大、純樸、靈敏，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但不博大;德國人深沉、博大，但不純樸，又都不夠靈敏，因此都難以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相對來說，只有法國人還差強人意。

 

作為學者，辜鴻銘有著深切的人文關懷。他所行雖不羈，但交友真誠，每以進德修業相勉。還在北大時，他深嘆學生徒以語言文學為裝飾，絕非真心向學為可惜。在《留學生與文學革命——讀寫能力與教育》一文中，他對那些初回國的歐美留學生欲將中國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間摧毀破壞深表憂慮。

 

辜鴻銘這種關懷和擔憂，由人文推及政教，他認為：“將來科學愈進步，世界戰爭也愈激烈，要消彌這種災禍，非推行中國禮教不可。”諸如此類思想見解，固有新穎可取處，但有時也怪論百出。由于過分鐘情于中國文化，過于排棄西方文明，使得辜鴻銘的思想學說從整體上顯得膚淺而空疏，有時還像其發辮一樣，為生活的裝飾品。

 

 

在國外尤其是西方世界有怎樣的影響?

 

辜鴻銘畢生逆西學東漸之潮，不懈地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是中國人中獨立完整地英譯儒經的開拓者，極具世界效應。民國外交家、曾任國務總理的法學博士王寵惠曾說：辜鴻銘“為國增光，馳譽國際，曠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貢獻，厥功甚偉!”曾任段祺瑞執政府內閣總理的許世英亦說：“鴻銘先生，名德碩彥，久為世重。”現代學人震瀛說辜鴻銘“是中國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國人崇拜的”……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的桂冠，一個時期以來，戴在辜鴻銘身上，何其多也!

 

但如同凌叔華指出的那樣，辜鴻銘在中國的聲望，遠不如在西方來得隆重。法國文豪羅曼·羅蘭說“辜鴻銘在歐洲是很著名的”，丹麥評論大家勃蘭兌斯稱他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就著作在歐美的流傳范圍和產生過的轟動效應而言，辜鴻銘當之無愧稱得上是近代中國第一人，之后也僅有林語堂有此殊遇。馬伯援有段回憶：在美國時，他曾到圖書館去看辜鴻銘的著作，頗驚其多，圖書館員說，辜書在英美圖書館里，“不僅是多，而且寶貴”。

 

據沈來秋回憶，1910年他在青島大學就讀時，奧國籍教授赫善心博士推崇辜鴻銘為“中國現代哲學家”。1920年沈來秋到德國接觸過不少社會人士，“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鴻銘的名字流傳于人口”。“這一時期，德國人士認為，可以代表東方文化的有兩個人，除了辜鴻銘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只是一個詩人，而辜鴻銘除了是哲學家、文學家之外，還是一個政論家。”嗣鑾也說起留德六七年刺激最深的兩件事：哥廷根大學哲學教授奈爾遜對辜鴻銘極為折服，得知其貧，竟為他籌款;另有一位教授鄭重其事地宣布，學生中若不懂辜鴻銘，不準參加有關討論。

 

沈來秋、嗣鑾所說并非空穴來風。奈爾遜教授就曾著文說：“我讀辜鴻銘的書，至今已十幾次了，多讀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并世同輩中，吾所佩服者當以辜鴻銘為第一。”

 

因為推崇辜鴻銘，歐美國家的報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其文，盡管不少是諷刺詈罵這些列強國家的。如說英格蘭人傲慢，蘇格蘭、德國人自私，美國人粗俗，俄國人殘暴，辜鴻銘一張利嘴，幾乎罵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國《紐約時報》星期雜志，刊有辜鴻銘的論文《The Uncivi United States》(《沒有文化的美國》)，中間插入辜鴻銘身著前清頂戴朝服后拖一根大辮子的漫畫像。生平痛罵西人而反以此見重于西人，辜鴻銘算是一個獨特的樣板。

 

有一件事，頗見辜鴻銘受外人重視程度。中國人彼時講演從來沒有賣票的，可辜鴻銘在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中國人的精神》時，卻公開賣票，而且賣得比梅蘭芳的戲票還貴。

 

辜鴻銘之所以深得外國人的尊敬甚而崇拜，不僅在于他所著有關歐戰文字，使飽受戰禍的歐洲人產生精神解脫作用，還因為他能夠把中國固有的文明，宣傳到外國去，而不像別人只說外國的東西好。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博士艾愷認為：“在戰時與戰后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鴻銘，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在那時代，辜氏極受歡迎，他的書是歐洲大學哲學課程所必讀，譯成了多種歐洲語言。西方多位哲學家引用其書為重要權威;西方客人競相走訪，敬聆教誨。”

 

因為受了辜鴻銘的影響，歐洲一些學者對中國哲學和文化刮目相看，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就曾寫信向他請教。英國文豪毛姆認為辜鴻銘是一個“聲高望重的哲學家”“中國孔子學說的最大權威”，為此不遠萬里前去拜見他。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游時，從友人嘴中得知“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于是乎，辜鴻銘在北京東城椿樹胡同那座寒素的四合院，常有國際名流學者親造拜訪。辜宅燃黑油燈，煙氣撲鼻，洋人中有謂此燈不亮者，辜鴻銘則詼諧地說：“吾東方人，講明心見性，吾人如心明，則燈自亮。東方人不似西人之專務外表者!”

 

辜鴻銘政治思想與時不和，然其文章學說卻為世所宗，如此集于一人之身，頗值玩味。由于他畢生不遺余力地從事中華文化輸出工作，成為中國人中獨立英譯儒經的開拓者，成果斐然，極具世界效應。哪怕諾貝爾文學獎在亞洲的首個桂冠戴在了印度詩人泰戈爾頭上，但辜鴻銘在西方的聲望一點也不遜其，泰氏來華還特別求見辜鴻銘。

 

 

有怎樣的政治操守和思想政見?

 

辜鴻銘操守廉潔，在上海黃浦浚治局局長任上查知局中洋員貪污巨金，峻拒賄賂，不懼國內外壓力，予以懲辦，超然骨氣于斯可見。

 

辛亥冬，張謇、唐紹儀皆聚上海，欲羅致辜鴻銘入袁黨，還引孟子“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為寇仇”以勸。辜鴻銘堅拒袁黨，道：“鄙人命不猶人，誠當見棄。然則汝兩人者，一為土芥尚書，一為犬馬狀元乎!”言罷擲杯而去。而就是這個遭辜鴻銘罵得體無完膚的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仍極力推崇辜鴻銘為國學，還為其死后未得國葬而憾，認為系“吾輩之責也”。對辜鴻銘的政治操守及其抱負，羅振玉嘗言：“君雖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民國初年，美英俄等六國銀行團以高薪聘請辜鴻銘為翻譯，當他得知他們借錢給袁世凱以作其鎮壓南方革命經費時，憤而辭聘。

 

辜鴻銘服官講學30多年，師爺氣和書生意氣，使他特別喜歡月旦人物。從太后皇帝、尚書督撫，到維新領袖，在他嘴中幾乎鮮有漏網之魚。在罵多贊少的評價中，其政治眼光亦寓于其中。

 

辜鴻銘當時臧否之人，不但大都健在，而且灸手可熱，他卻能一一指而罵之，不稍假貸，實乃一介任氣忤物、不惜開罪于人的狂狷之士。其言，寓勸世于罵世之外，含嫵媚于辛辣之中，殊非當時一般士大夫可比。其行，較之奴顏膝以事權貴者，更是有天壤之別。

 

辜鴻銘非政治家，卻有不可忽略的政治主張，形之于文的，有1898年所作《上湖廣總督張書》，有1908年的《上德宗皇帝條陳時事書》等。在后者中，辜鴻銘“位卑未敢忘憂國”，說改革外交必先改革內政，而改革內政必先削除李鴻章以來的北洋勢力。對于辦理外務，他認為先應統籌全局，且力言“修邦交”重于“講武備”，言人所未言，羅振玉讀后認為“賈長沙(賈誼)復生不能過是”。

 

晚年，辜鴻銘應邀兩次赴日本講學，鼓吹儒學救世，其中不乏政治言論，雖時見疏陋偏頗，但諸如把Democracy(民主)拆字成Demo-cracy(意為魔鬼加瘋狂)，既反映了他對西方民主的厭惡，也道明了西方民主的虛假一面。

 

 

《覺醒年代》劇照

 

今人該如何評價?

 

在中國近現代史之交，辜鴻銘演足了自己有聲有色的悲喜劇。

 

以他的聰明智慧，卻沒有與時俱進，這是為人所嘆惋的。羅振玉甚至認為辜鴻銘“不見用于當世，乃國與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辜鴻銘的意義當然不是為彼時現今提供了一個詼諧可觀的形象，而在于他是那個崇洋媚外、“外國月亮圓”的年頭中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者，在于他讓世界了解到了中國文化的精義(雖有殘缺之嫌)，了解到中國人民的不可欺。

 

對這個曠世怪杰，百年來評價不一，譽之者上天，貶之者入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吳宓在辜鴻銘死后向世人提交了一個“折衷”之見：“吾人之于辜氏，毀之固屬無當，而尊之亦不宜太過。辜氏譬如有用之興奮劑，足以刺激，使一種麻痹之人覺醒;而非滋補培養之良藥，使病者元氣恢復、健康增進也。”

 

時過境遷，近年對辜鴻銘的評價漸趨客觀公正，對其在中國文化遺產宣傳方面所具有的不世之功予以充分肯定。如黃興濤教授認為：“他是五四時期以前惟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積極弘揚中國文化的中國學者，是中學西漸史上一個獨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傳教士的壟斷中擠得了一席之地。”魯樞元以作家和學者的眼光來看：“在歷史的蘋果園里，辜鴻銘是一只過早墜地的‘落果’，他的可貴之處是超前地看到了社會發展中的困境和危機，他的可悲之處也正在于此。”近年熱播的《覺醒時代》等影視劇里，辜鴻銘的形象算是為大眾所接受。

 

總之，辜鴻銘在做回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的路上，也把自己寫成了一本內容駁雜、耐人尋味的奇書，讓后人常讀常新，愈發有味。

 

(本文原載《炎黃春秋》2024年第4期，來源：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