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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墻被拆除的歷史真相，著名建筑專家孔慶普的回憶

點擊：作者：孔慶普牟尼來源：紅色文化網發布時間:2024-04-24 10:20:00

孔慶普，1928年生于河北高邑縣，1945年考入北大土木系。1950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設局工作，著有《城：我與北京的八十年》《北京的城樓與牌樓結構考察》

無法割舍的情懷

——訪著名建筑專家孔慶普

孔慶普牟尼

摘要：2014年9月,86歲高齡的著名建筑專家孔慶普的新作《北京的城樓與牌樓結構考察》由東方出版社出版。孔先生是北京老城從修繕到拆除的親歷者、參與者。該書完整地記錄了北京市的城墻、城樓、箭樓、牌樓、門樓的測量數據、營造資料和大量的珍貴照片,書中的時間精確到具體年月日,甚至于小時,并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僅從北京城內外城墻的拆除過程,即可看出頗引人深思之處。本刊特約記者牟尼不久前就孔先生經歷的那段歷史,對他做了專訪。

一、北京城墻拆除的見證者

孔慶普, 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縣, 1945年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的土木系, 后又上清華大學。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設局道路科任北京市建設局顧問林是鎮的助手, 負責北京的城墻、城樓、牌樓、門樓等古代建筑以及橋梁 (當時古橋占大多數) 的修繕與管理工作;1953年主持參與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墻、城樓、箭樓、牌樓、門樓。

改善交通拆除

1949年1月31日, 北平宣告解放, 2月1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和北平市人民政府派趙鵬飛為代表, 帶領工作組接管北平市工務局。3月19日, 北平市人民政府行政會議決定, 撤銷工務局, 成立建設局。3月30日, 華北人民政府任命趙鵬飛為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設局副局長, 代理局長。4月1日建設局正式成立 (10月3日改稱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設局) 。

1949年5月20日, 經華北人民政府批準, 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正式成立。都市計劃委員會的職能是協助市政府審議城市建設規劃草案和市政工程實施計劃。5月22日在北海公園畫舫齋召開都委會第一次會議, 葉劍英兼任主任委員, 曹言行兼常務副主任委員, 常務委員有王明之、鐘森、華南圭、單士元、梁思成、劉敦楨、劉仙洲、李頌森 (均為兼職) 。常委會辦公室設在建設局內, 改建設局企劃室為企劃處, 作為都委會辦事機構, 林治遠代理企劃處主任, 建設局原企劃室副主任林是鎮為都委會顧問。

1951年春季, 為做好城墻、城門及城上建筑物的管理, 決定建立城墻、城門等設施技術檔案。于是進行城墻、城門、牌樓、門樓詳細調查。調查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 查閱歷史檔案;第二步, 召開座談會;第三步, 實地調查。

1951年4月中旬, 政務院撥給北京市15億元城樓修繕專款, 于是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合作, 又進行城樓補充調查測繪, 4月底完成。

1951年6月, 市政府批準崇文門、西直門、永定門三項城門交通改善工程。

崇文門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項目是, 拆除甕城、開辟城墻豁口、修筑豁口內外道路、加寬窎橋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劉宗棠設計, 窎橋加寬工程由王文俊設計。

西直門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項目是, 開辟城墻豁口、修筑豁口內外道路、加寬窎橋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張道岐設計, 窎橋加寬工程由姚炳華設計。經公開招投標, 窎橋橋面加寬工程和西直門北橋加寬加固工程, 由義利營造廠中標承做, 監工員是孔慶普, 于8月中旬開工, 10月中旬竣工。

永定門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項目是, 拆除甕城和箭樓, 開辟城墻豁口、修筑豁口內外道路、加寬窎橋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張連璧設計, 窎橋加寬工程由閻安素設計。

朝鮮戰爭與“開豁口”

1950年10月中旬, 美軍在朝鮮戰場逼近鴨綠江。10月11日, 市委市政府召開戰備工作會議, 會議決定, 為預防美國飛機空襲北京, 在內城的東西北三面城墻上各開辟兩座豁口, 以便市民疏散, 要求建設局在三日內拿出城墻豁口設計方案。

10月13日, 建設局向市政府匯報豁口工程設計方案及工程設計。市長彭真、副市長張友漁、秘書長薛子正聽取匯報, 彭真市長問張副市長怎么樣?張副市長點頭, 彭真說, 就照這樣辦。

當天 (10月13日) 下午道路科和道路工程事務所的有關人員開始準備城墻豁口選址工作, 在地圖上, 按照道路建設規劃標出六座豁口的位置, 決定豁口的名稱以編號表示。東面、北面、西面的城墻各開兩個豁口。

1951年年度道路建設計劃中, 列入開辟城墻豁口的工程有三項, 即東直門北小街豁口、陶然亭豁口、架松豁口。1952年度市政工程計劃中, 批準的開辟城墻豁口工程有三項, 即武定侯豁口、左安門豁口和宣武門豁口。1953年市政府批準的新建、擴建城墻豁口工程共八項, 即永定門西豁口、雍和宮豁口、范家胡同豁口、天壇東路豁口、東總布豁口、東直門豁口、廣安門豁口, 以及陶然亭豁口擴建工程。其中除永定門西豁口外, 其余七項均屬于新建道路工程中的配套工程。是年4月, 又新增一項二號豁口擴建工程, 1953年度, 共批準開辟城墻豁口工程九項。

1953年以前, 凡是涉及開辟城墻豁口的工程, 均需先經過都市計劃委員會討論通過以后, 再報市政府批準。歷次在都市計劃委員會上討論開辟城墻豁口的問題時, 梁思成先生總是把“中央機關不應該設在老城里”擺在前面, 而使研討會難以進行。為此, 彭真市長很生氣, 遂于1953年6月, 成立由中共北京市委直接領導的規劃小組。此后, 建設局有關開辟城墻豁口等事宜不再報都委會, 直接報請暢觀樓小組審議后, 由規劃小組上報市政府。

1954年度道路建設工程計劃中, 列入開辟城墻豁口工程兩項, 一是白紙坊豁口工程, 二是阜成門豁口工程。1955年年初批準的年度道路建設工程計劃中, 有開辟朝陽門和安定門兩座豁口工程。1955年4月下旬市政府又批準打通廣渠門內大石橋至廣渠路道路工程, 其中包括, 開辟廣渠門北城墻豁口工程。1955年度共批準開辟城墻豁口工程三項。1956年批準的開辟城墻豁口工程只有一項, 即龍潭湖城墻豁口工程。該工程屬于龍潭湖公園及其周圍道路等工程的配套工程。

在開豁口的同時, 由于交通壓力, 北京的城樓、城墻也開始被漸次拆除。1957年冬季至1958年春季, 外城的城墻磚基本上已被拆光, 堆積在城根的碎城磚和城墻土無人管理, 只有永定門城樓和箭樓孤立地存在。隨后, 養路工程事務所遵照上級指示, 于1958年5月上旬開始清除外城遺留下來的碎城磚和城墻土, 直至9月下旬才基本清完。1958年9月下旬, 實施永定門城樓和箭樓工程。至此, 外城的城墻和城門全部拆完。之后, 由于修建排水管道以及地鐵工程, 又開始拆內城城墻。

地下鐵道隧道工程竣工后, 保留下來的城樓、箭樓、城角箭樓有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德勝門箭樓、東南城角箭樓和西南城角箭樓。保留下來的城墻有四段, 即西面城墻的南段 (西南角樓以北) , 南面城墻西段 (西南角樓以東) , 東面城墻南段 (鐵路以北) , 南面城墻東段 (東南角樓以西) 。因為這四段城墻不影響地鐵隧道工程施工, 所以未拆除。1970年, 為修筑京周路 (北京至周口店) , 拆除西南城角箭樓及其以東的城墻, 至此, 明代城墻僅存三段。此后, 三段城墻又多受摧殘。

破壞真文物, 復建假城墻

1987年5月10日在盧溝橋修復工程工地開會回來, 孔慶普和單士元、杜仙洲、羅哲文同坐一車, 路過西便門內時, 發現西城墻南段土芯的外面正在砌磚, 于是下車詢問, 據說是承包西城區的工程。

隨后, 孔慶普和賈書玉通電話, 得知1987年, 在北京市文物局王世仁的攛掇下, 經文物局副局長彭思奇同意, 由西城區政府實施西城墻的南段修復工程, 工程名稱定為“西便門城墻遺址修復工程”。據說是因為資金不足, 將原有兩面的四層青石板墻基拆去賣掉, 又為了省錢, 將城墻的厚度減薄 (原頂面厚18.40公尺, 底部厚21公尺) , 磚墻也減薄。

次日, 單士元與鄭孝燮通電話。5月17日 (星期二) , 文物局副局長彭思奇召開專家座談會, 到會的人士有鄭孝燮、單士元、杜仙洲、祁英濤、孔慶普、賈書玉、王效清。彭思奇首先表示歉意, 修復西便門城墻遺址的事, 本來應該先和各位商量, 因為此項工程是西城區辦的, 是我一時疏忽, 今天請大家來, 就此工程提提意見。

鄭孝燮拍著桌子說, 西城區也太不像話了, 這純粹是破壞文物, 屬于破壞性建設。應該停工, 應該經過論證, 按照原有城墻的規模和形式修建。羅哲文說, 已經建起一大截了, 我看就別拆了吧, 下一步如何建, 請文物局過問一下此事如何?孔慶普說, 工程名稱不對吧!西便門城墻屬于外城的西北城墻, 這段城墻是內城西面城墻南段的一部分。單士元、杜仙洲、祁英濤沒言語。彭思奇說, 單老, 您哪?單士元搖搖手 (表示無言可說) 。

據賈書玉和王效清說, 開會前, 彭思奇囑咐他們, 西便門城墻遺址修復工程是西城區政府報請市長陳希同批準的, 不能停, 會上專家們可能要發脾氣, 無論他們說什么, 你們只許聽不許說話。

會后, 工程照樣進行, 城墻的高度也減低 (原高11.50公尺) , 磚墻減薄。在城墻上面修建一個碉樓 (位置和形式全不對) 。

假城墻將近完工時, 西城區政府請侯仁之 (那次座談會侯仁之未參加, 不了解情況) 撰寫《西便門城墻遺址修復碑文》。

所謂“西便門城墻遺址”復建工程設計人是王世仁, 他根本就沒有見過北京的城墻, 他也沒有城墻的資料。

為什么說它是假城墻?第一, 名稱就是錯誤的。西便門是外城北面西段城墻的城門, 西便門兩邊的城墻是東西向。此段假城墻的原墻是南北向, 屬于內城西城墻的南段。第二, 修建的新城墻, 其平面、立面、斷面均不符合原有城墻的構造和形式。厚度和高度均小于舊城墻 (原有城墻底部厚21公尺, 頂面厚18公尺, 高11.50公尺) 。磚墻下面有四層青石板, 石基厚1.75公尺, 石基寬2.10公尺。第三, 城墻上的垛口墻和宇墻, 其規格與做法, 全不符合西面城墻舊垛口墻和宇墻的規格 (原有垛口墻厚80公分, 高1.65公尺, 垛寬2公尺, 口寬50公分) 。第四, 城墻上面新建的敵樓 (小箭樓) , 其結構形式、規模和位置完全不對 (原有敵樓的位置在西便門東城墻與內城西城墻的相接處北邊) 。

1989年, 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院, 在做外城西二環路工程設計期間, 因為這段“西便門城墻遺址”在此擋道, 使西便門立交橋的技術處理十分犯難。規劃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崔風霞請示市政管委主任黃紀誠, 可否將“西便門城墻遺址”假城墻拆除?黃主任不表態。

1951年初，在北京城建會議上，梁思成提供的“城墻公園”方案草圖

二、梁思成的保護方案為什么沒實現?

下令拆城樓的是劉少奇

記者:一開始, 您是在做北京市城樓的保護, 去做測量, 然后開始維修。沒過多久, 就變成了要拆。這彎兒也轉得太大了吧。

孔慶普:1950年, 我在北京市建設局道路科任工務員, 負責橋梁養護與管理工作, 以及城墻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繕管理工作。1951年春節過后, 我指揮9名工人, 組成了三個“城樓調查小組”, 3月31號完成了外業調查, 然后寫了調查報告。1951年4月, 周恩來總理讓政務院給北京撥了維修款, 修繕城樓。在建設局顧問林是鎮的幫助下, 請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協助, 做城樓修繕的工程設計。

1951年修繕完了七項工程以后我們報上了第二批的修繕計劃, 但一直都沒信。到了1952年5月份, 接到拆的命令。就這么突然。是誰讓拆的?后邊才知道, 是劉少奇。

記者:這個決策是怎樣出來的?

孔慶普:彭真為這個事兒, 找了毛澤東, 說不能把北京城一掃光了。后來毛主席說, 黨內的事兒我負責, 那些事兒歸少奇同志管。從那時候起, 我的職能變了, 從原來的修繕改成了拆除。

記者:之前我是看一些書里說, 毛主席希望有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 他說他希望從天安門上望下去, 下面是一片煙囪。

孔慶普:1950年定規劃的時候, 是把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設在這老城里頭, 其他的都放在周圍。那時候梁思成提了一個意見, 把政府部門集中在西郊新市區。后來有人說, 不行, 咱們想想, 帝國主義包圍著我們呢, 戰爭不能松懈, 現在不是和平時期, 把各部委都分散在周圍, 不要太遠了。擱一塊兒, 一毀了不是全毀了嗎?那時候是這樣定的。那么, 老區怎么辦呢?老區跟外邊得有聯系, 聯系就得修路, 修路還得拆, 那城墻就得拆豁子。

一說拆豁子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都同意拆豁子是沒問題, 都是同意。這個規劃是正確的。是吧?至于后來拆了豁子以后, 城墻都亂了。都亂了怎么辦呢?這太亂不行, 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李頌森提出, 出了豁子以后, 城墻都分了段了。每一段都蓋一個公園。城墻啊, 護城河啊, 護城河的外面50米, 圍著建了一個圍城的公園, 這公園不是連續的, 而是斷斷續續, 都被這個道路割開的。

那道路怎么辦呢?鐘森、華南圭、單士元這些老同志們就說, 這個老城里住了近40萬多人, 生活必需品得要供應, 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這個量相當大。

城墻開豁口是現實所迫

記者: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孔慶普:我這里需要解釋下。解放前的北京沒有重載的車, 有一些挑挑的、推小車的供應, 就夠吃了。因為解放前物資不豐盛, 那時候吃混合面, 不吃菜, 沒錢買。以前我父親掙100塊錢, 可有錢沒地兒買, 城里的供應很簡單。垃圾主要就是煤球灰, 煤球灰都墊到胡同里了, 那胡同比院里頭都高好多。每一個大雜院里都有滲井, 水排不出來。垃圾也都埋在地下, 越墊胡同越高。還有一些垃圾, 就倒在城墻根, 有的地方都快到城墻上了。我小時候住西邊那兒, 我們從垃圾堆上, 能爬到城墻上去掏鴿子蛋, 逮蛐蛐兒, 摘酸棗。1949年解放以后, 動員了一批人, 來了一個大掃除, 到這兒收拾垃圾。垃圾清理完了, 1950年又搞了一個三海清淤、四海清淤, 三海清淤是北海、中海、南海, 四海清淤是后海、前海、西海、小海。當時, 我給建設局的顧問林是鎮做助手, 他走哪兒, 我跟著到哪兒做記錄。

那時候梁思成說原城保護, 別拆, 也別扒豁子, 城墻要保留下來。那城里頭近40萬人的出行怎么辦?他說解放前都行, 現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從前是什么樣。解放前老百姓沒人管, 你沒吃的就沒吃的, 你倒垃圾愛怎么倒就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 你排出來的垃圾, 都得運出去啊。那自來水也是這樣, 從前都是井, 一般都是有人拉個車, 一邊一個水箱賣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錢、二分錢, 幾分錢, 后來一毛錢, 再變成一千塊錢了 (一千塊錢實際上就是一毛錢) 。只有一個自來水廠在東直門外, 供應政府機關。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來水。那時候和煤球還得要黃土。黃土上哪兒弄去?上北城根兒, 城墻根里頭挖坑。馬三立相聲里頭說過這些事兒, 一車黃土賣幾個錢。那時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簡單, 不需要供應, 也不需要幫他清理。

記者: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陳占祥提出了“梁陳方案”。

孔慶普:主要是解放后情況不一樣了。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漸改善。還有, 戰爭一結束, 人口增加也很快。另外, 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內之后, 增加的人口也是非常多的, 包括官員、服務人員、駐軍、警察都增加了。

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問題怎么辦?面對這些新情況, 梁思成沒詞兒了。陳占祥跟著梁思成一塊兒搞了一個梁陳方案, 然后他變卦了。為什么?就是北京城里邊要建房子, 北京飯店對面有兩棟灰磚樓, 兩層, 那是梁思成設計的, 他說, 就照這樣子建。陳占祥是學外國建筑的, 覺得中國建筑那個大屋頂, 都是木頭堆起來的, 東西太浪費, 不行。從這兒起, 他倆的主張就分開了。陳占祥主張, 我同意北京城開城墻豁口, 不開城墻豁口, 變成一個死城不行。中央說了, 要把北京變成一個生產城市, 發展輕工業。這樣的話, 那城墻豁口就得拆, 不拆不行。

陳占祥一變, 不同意開豁口的, 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 這開豁口就基本上定了。朝鮮戰爭爆發后, 中國就要考慮預防美國的空襲。萬一美國空襲, 幾十萬人怎么疏散?所以, 1950年10月11日, 市委市政府召開戰備工作會議決定, 在內城東西北拆六個城墻豁口。這個在會上一說, 誰也沒有反對。梁思成在那兒, 他也沒反對。

梁思成后來說不上話了

記者:原來, 城墻開豁口還有這么一個歷史背景。

孔慶普:從這兒一開始, 一扒豁子, 老百姓說好。原來設計的時候, 東邊兩個, 北邊兩個, 西邊兩個。后來扒豁口的時候, 東邊的豁口外邊修木橋, 東邊兩個是我做監工員。北邊是馮先松, 西邊是崔玉璇。六個戰備城墻一修完以后, 到第二年, 各個路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 就把豁口修成正規路了。這一弄, 老百姓就有意見了, 紛紛給《北京日報》寫信, 有的轉到市政府, 有的轉單位。市民建議開更多的城墻豁口, 以連通城內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黨派對城區道路交通不暢的問題, 綜合了四條意見, 市政府將匯報材料轉給了建設局, 要求建設局按道路規劃提前分批逐步安排開辟更多城墻豁口工程。

那時候我們建設局拆多少豁口, 拆多少條路, 也搞了規劃。第一批工程計劃安排五條道路和五座城墻豁口。但是, 方案交到都市計劃委員會后, 委員會幾次開會都未能形成統一意見。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1951年1月下旬, 吳晗副市長召開了開辟城墻豁口專題座談會。1951年, 開辟了東直門北小街、陶然亭、架松 (勁松) 三個豁口。1952年, 又開了武定侯、左安門東、宣武門三個豁口。1953年開了永定門、陶然亭 (擴建) 、雍和宮、范家胡同、東總布、東直門、廣安門豁口, 以及二號豁口的擴建。1954年又開了白紙坊、費城門兩座豁口。1955年開了朝陽門、安定門、廣渠門北城墻豁口。1956年又開了龍潭湖城墻豁口。

記者:開這么多豁口, 梁思成先生一直不同意吧?

孔慶普:1953年以前, 要開城墻豁口, 都需要經過都市計劃委員討論通過后, 報市政府批準。每一次開會, 梁思成就講, “中央機關就不應該設在老城里”。后來, 彭真市長生氣了。在1953年6月, 成立了一個首都規劃小組, 由北京市委直接領導。這個小組設在哪兒?設在動物園西邊的暢觀樓。所以, 這個小組也叫“暢觀樓小組”。以后, 建設局有關開辟城墻豁口就不再報到都委會, 直接報暢觀樓小組審議后, 由規劃小組上報市政府。等于繞開了梁思成。梁思成很生氣, 他找副市長吳晗訴委屈。吳晗不但沒支持他, 還給他講一些道理, 說服他。從這時候起, 梁思成就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北京的城樓, 是1952年9月開始拆的。大面積、大規模地拆外城城墻, 是1956年開始的, 到1958年就拆光了。

從1952年到1958年, 所有的古建筑拆除工程, 都是我主持的。1958年外城的城墻和城門就全拆光了。內城呢, 南面的城墻、城門, 大部分都拆除了。拆除過程中, 我和我的助手們逐項進行了結構考察。“文革”時, 我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 下放到工地, 就沒有再主持工作。“文革”期間, 內城的三面城墻, 西面、北面、東面, 還有西直門的整個城門和安定門的城樓, 這幾項, 都是由工程兵拆的。

記者: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來, 結果愿望落了空。這是因為他當時的想法太超前了嗎?

孔慶普:主要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做不到。北京不是個小城。是不是?像山西平遙, 沒多少人, 好辦。北京城內近40萬人生活, 這不是個小數目。比如拆那個西便門, 開會的時候, 誰都不發言, 都等著梁思成。梁思成說, 這個城門非拆不行。他說我考察了, 這個城門才3米多寬, 光走一個大汽車, 別人就走不了。這邊是護城河, 城門里頭又有鐵路, 我看現在不行, 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 大家都同意了。

記者:您從老城維修轉而改為拆除, 您當時的心情很復雜吧?

孔慶普:你說, 城樓是我修的, 又讓我拆。能不難受嗎?阜成門的古城門修得相當好, 我每一次拆的時候, 單士元老先生、臧爾莊老先生, 都要去看。劉振軍教授已經調到南方去了, 他還派他的助教到北京來看。我一邊制訂拆除方案, 一邊掉著眼淚啊。在拆的時候, 我真不忍心看。單士元老先生到阜成門去了, 他說:“我來向城樓告別來了。”向城樓鞠了三個躬, 扭頭走了, 再沒說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