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東在3月3日和3月4日連發兩個視頻談他到何祚庥院士家拜訪的情況，他透露了他和何祚庥院士之間的一些交流細節，其中涉及到兩個與莫言相關的話題。一個是關于莫言直到15歲還沒褲子穿的事，另一個是何祚庥透露他早年參加土改時，新政權如何定性和量化剝削的。先一個話題屬于何祚庥意圖幫莫言作證，是專門談到的。后一個話題是因為何祚庥想向王小東表現他研究剩余價值的心路歷程，順帶著說出了對剝削方面的見解。這個話題是他不經意間證明了莫言對土地革命的詆毀是實錘的，這個結果估計是何祚庥本人也始料未及。何祚庥是如何證明的？下面我就對此分別具體解析一下這兩件事。“我跟張洪林博士啊，去何祚庥院士家，拜訪他的一些事兒啊，他給我們講了一些事兒，這一次呢，肯定是要講到這個關于剩余價值論的問題，因為何祚庥院士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使得馬克思主義呢，能夠適應現在的這個時代。何老和我說了，1948年的時候，黨組織安排他去河北滄州接受培訓，他說這個滄州是共產黨的解放區，北平是國統區。當時他們的負責人是榮高棠，那么那時候呢就是搞土改。何老說，搞土改呢，就是怎么劃成分，判定是地主啊還是富農，它不是根據田地多少劃，不是根據地多地少劃，它不科學。是根據什么劃呢？要計算他的剝削量，是根據剝削量來劃的。那么怎么計算這個剝削量呢？它的基礎就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就是根據剩余價值理論來計算剝削量。這個我還真的是第一次聽說，我對黨史不是很熟悉，何老給我上了一課，長知識了。啊，當然啦。何老這番話的話，可能又會激怒右邊說土改多么血腥的那些人。哪有那么多科學計算，什么剝削量？你不胡扯嘛！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何老不像是能夠撒謊的人，你們說到那一面可能是有的，但何老師說的這一面確實也是存在的事實。說土改好的也是疾風暴雨式的啊，說土改壞的也是疾風暴雨式的啊，誰還能想到當時共產黨辦的這個培訓班啊，還搞這么細，這么學術的這么一套。而且這個剩余價值量吧，它不僅有你剝削別人的剩余價值量，還有你被別人剝削的這個剩余價值量，相互之間吧，是可以對沖的。具體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你家剝削了別人，但如果你家比如說有進城打工的。那個時候地主家里的人也有進城打工了啊，那就屬于被剝削了是吧？那么這個被剝削的這個剩余價值量是可以正負對沖的。我在上一個視頻講過了，何老家是大戶人家，揚州何園就是何老家造的。何老家的地被大漢奸殷汝耕給搶了，雖然被搶了地，其實何老家還有點兒地，只是不多了。但是呢，地租就從來就沒收上來過，大家都看他們家落魄了，地租也就不交了。因為沒收上來過，按剩余價值理論計算，他們家就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農。沒剝削別人啊，反正連地租都沒收上來，所以他們家沒有被劃成高成分。我當時確實也沒想到，就是土改一方面有那樣的疾風暴雨的一面啊，一方面還有這么細致的一面，我是沒有想到的。那么這個東西肯定在各地的執行標準是不一樣的，我視頻底下評論就有啊，有人質疑說：‘哪有這么多計算的？你們家地多，一人均地多，就給你劃地主富農了。’但是呢，應該說，當時黨的政策還真不是這樣。按黨的政策，確實是像何老說的這樣的去劃這個地主富農的。因為給何老他們辦培訓班，目的就是培訓他們準備土改的，這是黨的政策。”
話說到這里，意味著王小東從何祚庥嘴里透露出的信息十分重要！因為這個信息對于定論莫言對土地革命性質的定性，是屬于惡意誹謗，還是實事求是，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看過張旭東和莫言共著的《我們時代的寫作》一書的網友應該還記得，莫言在回答張旭東詢問時直言：“我從一開始就是用小說反黨”。看過莫言《生死疲勞》和《靈藥》的網友都清楚，莫言筆下的土改干部不是比日本鬼子還兇惡的惡魔，就是睡了地主家閨女的淫棍！土改工作隊濫殺無辜，死在他們槍下的沒有一個是惡霸地主，這些冤死鬼包括《豐乳肥臀》中的棺材鋪掌柜黃天福、賣爐包的趙六、開油坊的許寶、香油店掌柜金獨xx子等小工商業者，另外還有私塾先生秦二，還要槍斃別動隊頭子司馬庫的兩個小女孩！《靈藥》中的馬魁三的老婆和欒風山的啞巴老婆。他們被宣判死刑，當場槍斃、立即執行。再比如《生死疲勞》中的西門鬧是一個樸實善良，靠勤勞致富，以德服人的地主，他從未做過傷天害理之事。他經常修橋補路、接濟村民。可是這樣的人也不行，只要是地主身份，不管是什么樣子的，一律一刀切。結果村民們非但不感激他，還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把他抄家，并且無故槍殺了他。到了陰間，他放不下前世恩怨，日夜鳴冤叫屈，拒絕投胎轉世。閻王見他執迷舊恨，便罰他墮入畜生道，歷經六世輪回之苦。
“土地改革的問題，現在我也很難判斷到底有沒有必要，但是根據我的家族里面的人講，是沒有必要的。你們都知道，《豐乳肥臀》里面不是寫過一個‘張生’嗎？實際上就是康生。過去我們山東地區的電影里描寫過還鄉團，1947年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像濰坊北部地區，我們縣北邊，一天晚上殺了兩千二百多個共產黨的基層干部。為什么呢？因為土改中執行了極左政策。當時康生提出了一個口號，叫‘抹血政策’。有些村子里有惡霸地主，但是大部分的地主是靠勞動致富，勤儉起家的，沒有苦主，沒有冤頭債主，而且跟鄉鄰保持了親密的、受尊敬的關系。土改的時候，白天分地主家的浮財，你的牛分給張三家，驢分給李四家，所有的家具、八仙桌分給誰家，到了晚上，分了東西的老貧農又把東西給送回去了，一見面就說，大爺，對不起，沒辦法，白天我也不敢不要。后來每個村里‘拔高草’，標準不一樣的，像山東的貧困地區的村子里，你有十畝地，在這個村子里，你就是地主。另外的一個普遍富裕的地區，貧農可能也有十畝地，并不均衡。不是全國一個標準，而是根據每個村莊的標準。普遍貧窮，哪怕你比別人過得好。”在莫言的口中，還鄉團一天晚上殺了兩千二百多個共產黨的基層干部，是因為這些共產黨的基層干部，在土改中執行了極左政策。莫言的這些話靠譜嗎？根本就不靠譜！當時中央十二月會議決議提出：劃分階級標準的原則是，“地主、富農、資本家、高利貸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沒有剝削。剝削方式，剝削的比例有多少。嚴格掌握這些規定就不會出大錯。”而何祚庥所說的：“搞土改就是怎么劃成分，判定是地主啊還是富農，它不是根據田地多少劃，不是根據地多地少劃，它不科學。是根據什么劃呢？要計算他的剝削量，是根據剝削量來劃的。怎么計算這個剝削量呢？它的基礎就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就是根據剩余價值理論來計算剝削量。……它不僅有你剝削別人的剩余價值量，還有你被別人剝削的這個剩余價值量，相互之間是可以對沖的。比如你家剝削了別人，但假如你家有進城打工的，就屬于被剝削了，那么這個被剝削的這個剩余價值量是可以正負對沖的。”這番話印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運動所實行的政策是通情達理，有分有寸的。1947年，毛澤東同志在楊家溝，看到群眾在批斗并毆打地主。于是立即派人阻止，并指示說：“土地改革的任務是消滅封建制度，消滅地主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本人。對地主、土豪，我們的政策是分給他們一份土地，要他們去挖地，去生產。”親身經歷了此事的楊家溝群眾，至今流傳著毛主席當時說過的一段話：“我們是要地主交出錢來，不交錢也不要打，要通過教育啟發他們。”然按莫言的說法，土改被槍斃的地主都是冤死鬼，他們個個都是善良的，其實哪有那回事？廣大的貧苦農民為什么恨地主階級？難道他們和善良有仇？難道他們不辨是非善惡？非也。其實一個很簡單的邏輯擺在這里，那就是，如果大多數地主都是好的，農民就不會提著腦袋干革命了。太平天國就搞過一次《天朝田畝制度》，它主張“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孫中山時期的國民黨又主張一次平均地權，然后共產黨又來一次土地改革。每隔一段時間農民就會被逼著起義，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大多數地主確實都是壞的。有網友說得一針見血：“我們反對剝削階級，并不是因為剝削階級中某個人的人品不好，南美的毒梟有時候也做善事呢，也為家鄉修橋鋪路呢，但能夠認為滿手血腥惡貫滿盈的他們是‘大善人’嗎？中國的地主，大約也是這么個情況，所謂對傭人好，對仆人大方，對長工客氣，把下人當“家人”，其實這只是上層階級偶然施舍的“慈善”而已。強者對弱者，本來就不需要窮兇極惡，因為他知道，你依附于他，意味著你不敢反抗他，不敢違背他的意志。但是如果你真的反抗他，違背他的意志，那你的下場是很慘的。諸位可以翻一翻近代史料，看看當年有多少農民被地主打死、逼死、折磨致死。這位網友說的話，確實靠譜，不信可以翻看一下相關史料。黃世仁、周扒皮這些人有沒有原型？坦白的來講確實有，比如黃世仁，這一經典形象是著名的表演藝術家陳強所扮演，據說在演出的時候，有些戰士看到他出現以后，聯想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飽受地主的欺壓，恨意難平，當場就把槍上膛，瞄準陳強就要開槍。這種險象環生的情況出現過多次，以至于部隊后來不得不下令，部隊在看歌劇白毛女的時候，禁止攜帶武器，陳強在維也納演出《白毛女》中黃世仁的時候，曾有外國觀眾拒絕為他獻花，為了這個角色演出，陳強沒少受苦。
以現今意識形態被洗腦的狀況來看，大多數人都被文學家的春秋筆法給搞糊涂了。在許多人的意識里，地主階級簡直就是靠勤勞致富的好人群體了。應該承認，地主階級中確實有好的，有個別心地善良的，但是比例絕沒有莫言所講的那么夸張。確實有的個別好地主和長工們在一起吃飯，一起干活，管理田地兢兢業業，吃的不是很好，穿的也不太好，出門也不坐轎子。不知道的會以為是個富農或長工呢！甚至一些地主會在長工家庭有難的時候，及時伸出援助之手，而不求回報。然而這種人只占極少數。莫言口中所謂“大部分的地主是靠勞動致富，勤儉起家的，沒有苦主，沒有冤頭債主，而且跟鄉鄰保持了親密的、受尊敬的關系。”根本就是連篇的謊言！良心好的地主，也同樣是靠寄生生活，沒有完全不靠剝削的。雖然有個別地主也不輟勞作，但僅憑其個人之力也難以掙下萬貫家財。據抖音里一位過去在地主家扛過活老者的現身說法，土改時，他收藏了地主兩個斗，一個是滿洲國的官斗，一個是地主家的私斗。滿洲國所制定標準的官斗是正方體的，底口上下寬窄一致，上面刻有官方標志和官方定衡印鑒。地主老財的私斗是梯形體的，底窄口寬，沒有任何標志。同是一斗米，地主老財的斗比官斗的容積要大許多。收租時，地主老財就是用私斗收。借糧時，地主用官斗量。大斗進，小斗出，這就是地主剝削窮人的秘密。
這還是好一點的地主，惡霸地主一般都是實行借一斗還三斗。陳昌國回憶記錄所載解放前民謠是這樣吟唱的：“借一斗，還三斗，年年都沒有。吃點洋芋和姜豆，哎海喲，鹽巴都沒有。”一位老人控訴地主老財時，說他們奸詐，貪婪，鄉里鄉親的災荒年找地主借糧食，都是小斗出大斗進，跟城里當鋪的九出十三歸一樣吃人，還不起的就拿家里的地抵債，沒有地的，甚至把人家的閨女抓去。
土地革命確實是暴風驟雨，然而這種急風暴雨，是覺悟了的貧苦農民和惡霸地主、日據時期留下的漢奸余孽、反攻倒算的還鄉團，還有與惡霸地主有勾連的土匪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解放戰爭期間，一位叫杰克·貝爾登的美國記者來到華北解放區采訪。抗戰期間，他就曾作為合眾社、國際社和《時代》雜志駐中國記者深入中國，因此對國共雙方都有深刻了解。他在進入解放區之后，坐馬車到處采訪。行進途中，他聽車把式大爺還有護送他采訪的干部講柿子溝村斗地主的故事，杰克所收集的這部分資料很有史料價值，對今天的輿論場也很有啟迪作用。護送杰克的土改干部所講的事情是：既是地主，又是漢奸的穆世安，在我黨我軍來了之后，自然要被人民清算。護送干部說：“那個漢奸的事我記得最清楚，四百多人控訴了他。全區有二萬人參加了清算他的大會。很多小腳女人不能來開會，于是人們押著漢奸先游村，讓大伙兒都有報仇雪恨的機會。我忘不了那次游斗的情景。那天我參加押解犯人。快到第一個村子時，我跑在頭里，漢奸剛剛過了頭一所房子，就有一群人手拿鋼叉、鋤頭、長矛、棍棒朝他涌來。一個手拿剪刀的婦女高喊：‘我恨不得吃這漢奸的肉!’干部們一看群眾的來勢，知道沒等到這漢奸到達會場準要被就地打死。于是規定大伙兒可以打他，但不許把他打死。他被押著一村串一村地走了五、六十里路，每到一處都受到群眾的憤怒控訴。老鄉們遵照干部的規定，不動家伙，但還是把他揍得半死。 有的人拿著菜刀要求道， ‘讓我割他身上四兩肉吧!’我們費了很大勁才攔阻了他們。我喊道：‘別往死里打，要留活的開大會。’我費了好大勁兒才把他拉開，但還是有一個婦女從襯里一直跟到野地里，不斷抓穆世安的臉。我們把他挨村游街示眾后，在一處松林旁舉行控訴大會。附近的墻上畫著他的罪惡歷史。一棵棵樹上貼著紙，紙上寫的都是被他害死的人的名字。那天早上，政府宣布要處決漢奸穆世安，參加大會的有兩萬人。穆世安一被押上臺，就有十個人朝他沖來。一個人喊道：‘你殺了我兒子。’另一個人把他推開，說：‘別跟他廢話，揍他狗日的吧！’眾人齊呼：‘對，不用跟他多說，揍他狗日的!’人們開始往臺上跑。這時， 大會主席站起來，擺手叫大家安靜下來，說： ‘要揍也得分批來，得有個秩序才行。’第一批就有七、八個人揍他，跑上臺來的人越來越多，有拿剪刀的，有拿刀的，朝他身上亂扎，我在臺下，只聽人們呼喊：‘別把他打死了，我們還沒輪到呢1’我被人群推呀擠的往前靠，哎呀，真是……”干部說：“三花打過后， 又有一些人跑上臺來用棍子打他。他躺在地上裝死， 大會開了三、 四小時， 只有四十人輪得到打穆世安。這時主席叫停一停， 向大家說： ‘誰受過這漢奸害的站起來？！’五百人站了起來。這時要維持秩序很難了。大伙兒爭先恐后往臺上擠。干部們沒辦法，只好把穆世安拉出去槍斃了。他的家屬把尸體領回去，用席子裹著。群眾知道了，從他家里把尸體搶出來，揭開席子，繼續用棍子打他。一個男孩兒用梭標．在他尸體上連戳了十八下，邊戳邊喊：‘你砍了我爹十八刀，我也戳你十八槍。’最后， 人們把他的腦袋揪了下來， 一連幾天有很多人來看。有人指著他的腦袋說：‘你從前當司令好不威風，許多人要來見你。現在你死了，還是有那么多人來看你。”對于群眾處理穆世安，護送干部可能也覺得有點“過”，他一邊舌頭發出嘖聲，一邊說：“真殘酷啊！”護送干部的話讓趕馬車的車把式大爺不愛聽了，大爺說 ：“殘酷？穆世安害死了一百多條人命，現在殺了他一個，這有啥殘酷？我自己是不愿殺人的，不過你怎么能怪咱那些老鄉呢？咱只殺了他一人，他家的人都和我們一樣活著，這也叫殘酷？你也不說當時老百姓生活的那是個什么世道？”
這位車把式大爺說的非常在理，那些給地主階級唱贊歌、挽歌，宣揚地主階級鄉賢、家風的“專家學者”，還有不許批評這些過往，而還要警告小心點說話的胡錫進式所謂“官方代表”，他們到底是些什么樣的人呢？大量的事實證明莫言作品對土地革命的描述，是符合頒獎詞所言的，可見莫言作品中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是充滿一種深惡痛絕的詆毀情緒。事實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改運動雖然在初期出現過一些過火現象，但是黨中央發現問題后進行了及時糾正。中央十二月會議決議提出，禁止亂打亂殺，強調“必須堅持不多殺，不亂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對“極少數罪大惡極分子”須經人民法庭審訊判決，“并經一定政府機關批準槍決公布。”綜上所述，再加上何祚庥院士用他參加土地改革運動的現身說法，便已經證明了一個鐵打的事實，那就是莫言確實如他所講的那樣，他是在用小說反黨。他的反黨行為，是通過言過其實的連篇謊言，抹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來完成的。何祚庥的證明是客觀的，為什么說是客觀的呢？因為何祚庥院士自己本人也沒想到會有這個歪打正著的效果，他本身是想替莫言開脫的。有道是同病相憐，同氣相求。何祚庥和王小東他們倆內心是十分渴望替莫言洗白的，因為他們之間是互相依存的關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然而卻也在互相吹捧中，不經意間出賣了莫言。“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個事兒，就是有人狀告莫言啊，叫做說真話的毛星火啊。毛星火其中抓住莫言的有一條呢，就莫言說的那個時代啊，穿不上褲子。關于莫言是不是在15歲還沒有褲子穿這事兒，何老在這方面呢，他沒有發表自己的觀點，但是何老他轉了一個人的帖子，這個帖子里邊講了，就是彭總啊，見過穿不上褲子這個情況，皮定均將軍也見過這個情況，韓先楚將軍也見過這情況。當時將軍們非常生氣，地方官還想糊弄他們，說我們這地方的習慣呢，就是女的她不穿褲子，它是地方習俗。彭總啊，還有那幾位將軍都是破口大罵；“你們家的女人怎么穿著褲子呢？”反正何祚庥老先生他就是提供一點佐證，他沒說自己的觀點。”王小東說到這里，已經明顯可見，何祚庥是在為莫言十五歲還光腚的謊言做辯護。問題是，莫言十五歲當然有褲子穿，他家是當地上等戶，父親是大隊會計，如果連他家都沒褲子穿，可能嗎？莫言十歲和姐姐照的相可以作證，當時莫言不僅白胖白胖的，而且穿的比一般人家的孩子都要好。
今日頭條有一個叫利洋的老先生作證說：“我比莫言小一歲，離莫言家不遠，我們生產隊種棉花，分了棉花用它紡線織布，家家有紡線車，穿衣服不成問題，穿補丁衣服那是有的，我新衣服不愛穿，愛穿舊的。”
客觀上講，當時個別邊老貧窮地區是有窮得穿不上褲子的現象，但這不能代表當時的人都窮成那樣。根據資料記載，當時大多數國人的生活狀況和莫言家的生活狀態上下是差不了多少的。莫言大哥管謨賢已經證明，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他們家也沒有受到凍餓之苦，莫言怎么就老大不小了，還在光腚上學呢？他有這癖好嗎？可見莫言大哥的回憶和莫言迥然不同。 莫言的老爹和他哥哥也不認同他作品里的描寫。他哥哥甚至訓斥他道：“你不要再胡編亂造了好不好”!從中可以看出，被莫粉標榜為說真話的莫言說的話有多么假，就連了解真相的父親和哥哥都不認同他。當時人口多勞力少和老弱病殘的家庭自然生活水平隨不上大溜，但也不能以局部來映射整體，否則就是惡意誹謗了。我看到一篇報道，報道內容頗有點貶損前三十年的意味，報道內容如下：陽山水蜜桃主產區“桃源村”53歲的村民榮建新，是這個村土生土長的村民。他回憶說：“上世紀70年代后期，農村實行的還是“大集體”，每家每戶共同參與勞動，按勞分配，夫妻兩人在地里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拿到手的“分紅”也就兩三百元。“我奶奶是做老師的，當時的月工資大概也僅僅是30多元。”按村民榮建新的說法，前三十年，農民的分紅也就兩三百元。他話里的意思是，辛苦忙了一年，掙的錢非常少，還不夠塞牙縫的。
然而有專家計算過算過：1978年的1元，相當于現在的1447元；1988年的1元，相當于現在的166元；1998年的1元，相當于現在的16元；2008年的1元，相當于現在的3.5元。這就意味著，經過40多年，人民幣貶值了1400多倍，平均每年的貶值幅度接近20%。將當前的人民幣值和1978年時的人民幣值換算一下，村民榮建新改開前的一年300元分紅，相當于現在的四十三萬四千一百元，夫妻每人一年分別掙二十一萬七千零五十元。他奶奶當老師，每月工資30元，相當于現在的四萬三千四百一十元。夠給人驚掉下巴的了吧？但榮建新還覺得少得可憐，問題是，要多少是多呀？在當今中國，年收入二十萬，通常被視為中高收入水平。這一收入水平超過了大多數人的收入，相當于中產階級。只是在生活成本較高的城市，如北上廣深，這可能只算是中等偏下水平，但在三線或四線城市，則可被視為較高的收入水平。所以我們不管到什么時候，都要拍一拍良心想一想，老一輩領導人確實沒有虧待人民，我們為什么還要貶損那個時代呢？我曾看到過一篇由一個叫“90后旅行”的網友在2020年2月7 日所發的文章，文章的標題是，《中國的底層，生活著一群最貧困的人，他們以一年吃兩次肉為自豪！》“在中國雖然現在很多省份，生活比較富足，大家過著幸福的生活，但是在我們國家，其實還有很多的地方，有一些小朋友過著穿不上衣服、吃不飽飯的生活。別不相信，這些人就在我們的身邊。所以，每當我們覺得不幸福的時候，來看看這些地方的生活吧。那么，中國最窮的縣都有哪些地方呢？跟隨小編來看看吧。第一：張家口康保縣，這里所有的農民，人民人均收入一年沒有超過4000塊錢的。這里的經濟主要是農業。當地的醫療條件特別的差，而且基本的生活設施也沒有，老百姓很多住的是土房子，是中國十大貧困地區之一。
在這個涼山區美姑縣，生活著一群很苦的村民，他們的生活有多苦呢，可能都生活苦到你不敢想象。在當地以土豆為主，老百姓如果吃到一口米飯，一年內能吃到兩次肉這樣的情況，都會覺得猶如在過年。而且，之前當地一直是奴隸社會的生存制度，當地主要以種田為生。
到了這里，會看到一些小孩子那種渴望的眼神。而且在這樣的家庭，不敢生病的，有很多的村民，如果一旦生病，孩子就沒辦法上學，所以在當地有很多在外面玩的小孩，他們穿著臟臟的衣服在泥地上爬滾著，他們并非不想上學，而是生活條件不允許。”其實這位網友的文章一共列舉了四個極其貧困的老少邊窮縣，因為篇幅的關系，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盡管如此，我們不難看出，即使到了當今時代，依然會在邊遠窮山惡水地區，存在著極其貧困現象。如果我們像莫言和何祚庥一樣，以局部來代替整體的視角來片面的解析當今時代，是不是就會產生改革開放已經失敗了的結論呢？因此說，做人一定要厚道，不能存壞心眼子。否則，這種人不僅會有陷害身邊人的陰險，也有陷害一個時代的危害。莫言成名后，幾乎在所有的場合都在訴說其童年的不幸。饑寒交迫、衣衫襤褸、骨瘦如柴仿佛就是其童年畫像！然而，莫言從童年到青少年到成年后的照片，并未看出莫言被餓得皮包骨，反而胖乎乎的，憨態可掬。莫言為什么“突然發胖”了？！莫言如此“賣慘”意欲何為？莫言最大的功力不只是假話真說，他顛倒黑白的本領更在其假話真說之上。莫言在《我的老師》中說，他老家早在1958年就劃入國營膠河農場了，農民變成了農業工人，村里的小孩和城里人一樣上學讀書。國營農場干部職工待遇不低，莫言的爸爸還是分場會計，在1982年退休。他四叔是生產隊隊長，二叔是棉花加工廠會計。這家境不是平常人家可比的，當時農業工人家庭沒有吃不飽的，由于農場主要是種麥，所以農工家庭連細糧都不缺，而莫言他卻說在上學時餓得吃煤塊，難道農場也吃不飽？事實旁證了，只有白眼狼才喂不飽。話說回來，何祚庥替莫言所作的“證明”，效果不僅竹籃打水一場空，而且還反證了莫言在撒謊。何祚庥作為院士，他的長處在于他的專業。專業以外的事情，何院士未必能掌控得了。雖然他在網上發布了一系列政治方面的見解和“高論”，但在我看來都是站不住腳的。我曾經發布過七篇駁斥何祚庥院士謬論的文章，網上隔空喊話何祚庥，意圖讓他出來辯解，結果何院士躲了起來。也許是機緣巧合吧？一位網友把我拉進一個何院士所在的群里，有幸與何祚庥院士短兵相接的直接辯論，結果何院士拒絕回答一切質疑，而且還用顧左右而言他來緩解他的尷尬狀況，最終棄群逃之夭夭了。盡管群主又拉他五次，他又進群五次，但都呆不過五分鐘就溜了，原因是，他因為懼怕質疑，只好三緘其口，走為上計。我在前天把與何老院士的對話以文章的形式發到網上，但由于某種原因沒有發布出來，可能是管理平臺顧及何老院士的面子吧？問題是，如果對話一旦發布出來，將是爆炸性的，它意味著何祚庥院士的人設將要崩塌。話說回來，我揭露莫言的目的，是不想讓莫言的價值取向引領當今社會，如果我失敗了，則意味著社會風氣的墮落不可避免。莫言詆毀土地革命，抹黑人民子弟兵。不僅如此，莫言為了寫書掙錢，還把他“母親”和“姐姐妹妹”的隱私都傾囊倒出。他的這種行為，也是當代的一種社會風氣的映射，許多人為了錢，盡干些下三濫的事，而且已經見怪不怪，麻木不仁，邪事慢慢的演化成了“正事”，所以胡錫進才不竭余力的呼吁開放夜總會經濟。
（作者系昆侖策網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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