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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天尊”的弟子

太陽從山崗后面升起，東方一片絢麗的朝霞。我們紅大一、二科的學員，背著簡單的行裝，從瓦窯堡附近山村出發，經過7 天的行軍，1936 年7 月2日晨，來到了保安縣城東南面的山邊石洞駐下。一科駐地在離保安1 公里處的半山坡上。二科離我們一科有三四里路。三科已去甘肅慶陽，后該科在那里改為步兵學校，與紅大脫鉤。保安，是陜西北部一個偏僻的縣城。四面群山環抱，土地貧瘠，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物產匱乏，只有小米和山藥蛋。

群眾生活非常貧困，正如當地民謠所說的：“陜北好地方，小米子熬米湯”，“保安窮山窩，破廟比房多，菩薩比人多”。從城廓上看，保安縣城的規模還不算小。但由于歷年來不斷發生戰爭，特別是回、漢民族之間的戰爭，加之國民黨反動派對蘇區的燒殺，保安城只剩下幾間破廟、幾棟土屋、幾座破爛的石窯洞，人口不足400 人。繞著土城圍子，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河向東南流去。黃色的河水緩慢地流著，它是洛河的一條源流，離我們的駐地只有300 米。城外的山坡上稀稀拉拉長著幾叢酸棗樹。

石壁上露出幾十個黑魆魆的石洞口，遠遠望去，好似蜂窩似的。這些石洞，是哪個朝代開鑿的，已無從考證，據說是供奉“元始天尊”的。大的高寬都在 1 丈左右，深約 1 丈4尺；小的高寬6 尺左右，深約5 尺。長期沒有人居住，有的做過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窩，里面野草叢生，亂石縱橫，狼藉不堪，不時從里面飛出一群蝙蝠或野鴿子。紅大的校舍，除了這些石洞以外，什么也沒有。為了戰勝困難，建設好校舍，我們一科黨支部召開黨員會議，號召大家發揚艱苦奮斗精神，自己動手，建設校園。我們一科40 名學員，大都是師級以上干部，有3 位是團級干部，但年齡除個別接近“而立”之年外，大部分都是二十五六歲的青壯年。大家在黨支部號召下，不論職位高低，都積極投入建校的勞動中。

我們的教室選擇在一個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個羊圈。我們先把羊糞、雜草清除掉，打掃干凈，又在石壁上鑿出一塊大石板，用石頭砌成了桌子和凳子，還選了一些石頭作粉筆，給老師用石頭砌成一個挺像樣的講臺，并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窯洞口，便用石塊壘成墻和門洞，找一些舊木料做成門框，打茅草編成厚厚的門簾。同時，在窯洞之間平整好道路。這樣，一座以窯洞為教室、以石壁為黑板、以石頭為桌凳、講臺的大學課堂建成了。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課堂。晴天，我們在大樹底下露天上課；雨天就搬進石洞里上課。我們把石洞改造成簡陋的校舍，小的窯洞住兩三個人，大的住四五個人。

在窯洞里，有的睡石炕，有的用石頭砌起床鋪，在上面鋪一塊木板或鋪墊上些禾草。那時候，保安一帶狼很多，夜里經常聽到狼嚎。有幾次，狼跑進我們住的窯洞，因為我們的窯洞都沒有門，晚上怕狼進來，在睡前便把桌子、臉盆堆放在門口，若狼一進來，拱翻這些東西，其聲響會把狼嚇跑，并驚醒屋里的人，我們還在床頭備有一根打狼棍，以防萬一。清晨，當林中小鳥吱吱叫起來的時候，我們像戰士一樣出早操了。學校沒有操場，周圍也沒有一條平坦的道路，我們每天出早操時，鞋子、褲子被荊棘掛破。老師們來校上課行路也很困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黨支部研究決定：自己動手，修建一條貫通校門的大路和3 條通往交通大道的支路。

7 月13 日清晨，我們拿起镢頭、鐵鍬、鋤頭等工具，迎著旭日朝霞，開始了修路勞動。平靜的校園出現了熱火朝天的修路場面，歌聲笑語匯成一片。有的唱起并不很合拍的“沖！沖！沖！我們是開路的先鋒??”的歌。大家誰也不甘落后地干著，砍樹的，挖地的，搬石頭的，挑土的，拔草的，于不多久便汗流浹背。我們這些人，耍了多年的槍桿子，當了高級干部，長槍也拿得少了，拿鎬頭更少，所以干起這些重活來，開頭還是比較吃力的。有的兩手起了泡，有的氣喘吁吁。大家猛干了一陣子，完成了一段路后才吃早飯。平時，吃的是帶糠皮的米飯（因碾米工具落后），菜是土豆、干豆角和白菜，而今天早上，炊事員卻給我們做了一頓難得的燉羊肉，還做了蕎麥面。飯后休息一會兒，便開始上課。

雖然身體有些疲勞，而學員們仍然聚精會神地聽課。晚上，躺在床上，我伸開脹痛的手一數，共起了6 個水泡。同洞的學員武亭（朝鮮人）、賀晉年（陜北人）的手上也起了泡。由于手腳和腰背酸痛，我們3 個一時睡不著，摸黑躺在床上聊起了各自參加革命斗爭的往事，說著說著，便入睡了。第二天和第三天早晨，我們又繼續進行修路勞動。經過3 個早晨的奮戰，一條寬兩米、長100 米的大路和3 條支路竣工了。大家議論說：通向城里的大路修好了，假如我們有汽車的話，就可以開車去接“教授”們來學校上課了。那時候，毛主席和其他“教授”們都是步行幾里路來校上課。當地群眾見我們用自己的雙手把一片荒山野洞改造成整潔的校舍，深為感動，特贈給我校一面錦匾，上面寫著：“勞動者可以創造世界”。

開課當天，毛主席、張聞天、徐特立、秦邦憲等領導同志來到我們一科駐地。當毛主席等領導同志走進教室時，大家站起來熱烈鼓掌。毛主席微笑著擺擺手，讓我們坐下后，先介紹隨他來的幾位領導同志。他說，“我今天幫你們請來幾位教員，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一個土的。”當他介紹到徐特立時，說：“他不僅是你們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接著，毛主席作了重要講話，他講了當前的形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新時期黨的路線政策。

他說：“我們前一段時間，用兩只腳走了兩萬五千里。孫悟空會騰云駕霧，一個跟斗能翻十萬八千里。我們不會騰云駕霧，也走了二萬五千里。要是會騰云駕霧，就不曉得會走到哪里去了。現在，我們紅軍從過去幾十萬減為兩萬多人，要不是劉志丹幫我們安排好這個落腳點，我們還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國去。中國的地方大得很，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還有北方。當前，黨中央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定把‘反蔣抗日，的口號改為‘逼蔣抗日’。就是要逼蔣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隨后，毛主席等領導同志參觀了教室和學員宿舍。他看到我們用石頭做成的一件件用具，詼諧地說：“你們是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著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你們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煉。什么時候下山呢？天下大亂你們就下山！”毛主席還勉勵我們安心學習，以便迎接和促進抗日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毛主席的講話，使我們明確了形勢任務和自己肩負的責任，每個人心中都充滿了使命感。紅大創辦之初，學校機構簡單，僅有3 位專職教員，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經常來校講演或兼課。

我們開設的主要課程有：毛主席講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張聞天講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博古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凱豐和吳亮平講授《政治經濟學》；楊尚昆講授《各國論》（主要是英、美、法、德、日、意）；徐特立講授《新文字》；李維漢講授《黨的建設》；李德（共產國際顧問）講授《兵團戰術》；林彪講授《戰役學》，但只講了一次開場白，聽的人沒興趣，他自己也沒有信心再講下去，就作罷了。此外，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還時常到校作時事和黨的政策問題等報告。

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工作很忙，除了講課，不可能經常到學校來。因此，我們每次除了聽兩三個小時課外，其余都是自學或討論。我們學的各科教材，都是教員編的講義。印講義的紙是用過的廢紙背面或敵人飛機上撤下來的傳單，有白的、黃的、紅的、綠的等，因紙的背面不光滑，印得不清楚，看起來很費勁。每天晚上，我們坐在石凳上，俯首石桌，在油燈或燭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大家往往學習到配給的燈油點光、蠟燭燃盡才合上書，上床休息。當時，每3 天才發一支蠟燭。

為了節約燈油和蠟燭，我們有時討論便吹滅燈，摸黑躺在床上討論。后來蠟燭沒有了，改用胡麻油燈，沒有燈草，只好捻一條小紙捻來代替。由于陜甘邊區地瘠民貧，籌糧籌款較困難，當時黨中央的財政狀況十分困難，但是，對我們紅大學員的生活卻盡量給予照顧，讓我們吃飽肚子。除了平時吃小米飯和干豆角外，一個星期還可以吃上一次羊肉湯，偶爾還可以吃上一頓蕎麥面做的食品（7 個月里共吃了3頓）。這樣的生活，已算是很高的標準了。在物資極其匱乏的情況下，洗臉盆的功用很大，可供洗臉、洗腳、洗身、洗衣服和盛菜，一盆多用。飯堂沒有碗，盛飯時有的用茶缸，有的用土碗，五花八門。困難磨練著我們的意志，大家既堅強，又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每天早晨，在那偏僻的黃土高原的窯洞前，都能聽到紅大學員高亢的歌聲。曾在部隊擔任宣傳工作的彭加倫同志，教我們唱《大路歌》、《畢業歌》等歌曲。為了活躍文化生活，強調領導起帶頭模范作用。羅榮桓曾找我和張愛萍、童小鵬、彭加倫等同志商量演戲的事，決定由彭加倫執筆寫一個反映擁政愛民的劇本。劇本寫好后，由羅保連演男主角，童小鵬演女主角，肖文玖演紅軍戰士，演出時，黨中央和軍委許多首長都來觀看，轟動了保安城，成為當時保安文化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記得還有一次，為了歡迎朱總司令從紅四方面軍歸來，我們趕排了文娛節目。

其中有一個節目，由羅瑞卿、張愛萍、宋裕和等同志自編自演。原來讓高個子耿飚同志飾蔣介石，可他執意不肯，后改由羅瑞卿飾蔣介石，他個子比較高，又瘦，演得不錯。劇中還有一個小腳老太婆，由宋裕和同志扮演，他穿上從老鄉家借來的老太婆衣服，用腳后跟一拐一拐地學小腳老太婆走路的樣子，惟妙惟肖，引得臺下的觀眾連眼淚都笑出來了。除了文化娛樂外，我們還自己動手修了籃球場，組織打籃球。我們埋下4 根柱子，釘上幾塊木板，找兩個桶箍代替球筐。盡管條件簡陋，可大家玩得興致很高。晚飯后，撂下飯碗，便爭著往球場跑。朱德總司令在休息時也經常來和我們一起打球。他一般是打前鋒。我也喜歡打球，一般打后衛。

后來，美國記者斯諾和醫生馬海德到紅大訪問時，曾同我們的學員一起打網球。彭雪楓、張愛萍、趙爾陸、肖文玖等同志都同他倆打過網球，斯諾還曾拍照留念。這些身經百戰的學員，雖然是紅軍的高級干部，但在 學習期間，仍然保持著軍人的舉止和作風，衣著整齊，生活緊張有序，早出操，晚點名，動作迅速整齊；集合站隊歌聲嘹亮。課堂上，像小學生一樣站起來回答教師的提問，我們稱之為“亮相”；師生之間，上下之間，學員之間，打成一片，親密無間。為后來抗日軍政大學優良校風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在當時西征戰事緊張的情況下，黨中央下決心抽調這么多干部到紅大學習，這是一個多么難得的機會啊！我們這些人中，有的參加過大革命，大多數參加過土地革命戰爭，平均每人經歷了8 年以上的革命戰爭鍛煉，經歷過無數次的激烈戰斗，平均每人負傷兩次以上，都有一定的斗爭經驗。但是，在艱苦緊張的戰爭環境里，沒有專門時間去學習革命理論，也沒有很好總結一下過去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以便上升為理性認識，大家都是先干后學，邊干邊學的。現在，能有這么個好機會讓我們安心專門學習，這怎能不叫我們從心里高興和珍惜呢！那些暫不能進紅大學習的同志非常羨慕我們。

尤其是在新的歷史轉折關頭，民族抗日戰爭新的歷史使命和任務，對這些在紅軍中擔任重要職務，指揮千軍萬馬的高級干部來說，深感身上的職務責任與知識水平還不相適應。想到黨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大家心中都有一種學習的緊迫感，為中國革命而學，為抗日戰爭而學的目的非常明確。我們吃小米，點青油燈，在石洞里上課，學習情緒很高。在紅大學習期間，除了講義，沒有別的什么書籍。保安城里黨中央機關有個小圖書館，規定可以去借書看，但每次只準借一本。有些書很珍貴，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一書，只有毛主席保存一本。我們便向毛主席借來刻印，每組發一本，大家爭先恐后地閱讀。大家對學習時間抓得很緊，一放下飯碗，便夾起書本，找個禾草堆一靠，如饑似渴地讀了起來。

我們整天讀書，連星期天也不肯休息，黨中央非常關心我們的身體健康，多次派楊尚昆同志來傳達指示，要我們注意勞逸結合，以利長期堅持學習和斗爭。晚飯后的自由活動時間不準讀書；星期天一定要過假日，把門鎖起來，不準留在洞里，要到野外去休息。其實，我們的窯洞并沒有門，所以談不上鎖。我們當然理解中央領導對我們的無微不至的關懷。星期天到了，我們吃過早飯，便拿著書本，走出窯洞，找個禾草堆，三三兩兩地躺著看書。時值深秋，漫山遍野一片枯黃，湛藍的天空白云朵朵，和煦的太陽曬得人暖烘烘的。在戰爭環境下我們能如此靜心讀書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每個人都在為著實現中國革命的艱巨任務而刻苦學習。看書看累了，我們便望著藍天游云，漫談起來。

有一次，一位年輕的學員正在啃政治經濟學，對“貨幣”的概念不大理解，便與同學討論起來。有一位同學說貨幣就是錢。他想到有個同學曾向他借過錢，便說：“哪位同學借了我的貨幣？”他的話引得不少人笑起來，也引起一番理論上的爭論。經過爭論，大家對“貨幣”概念的理解也比較深刻一些。每當晚飯后，我們也三五成群走到窯洞外的草地上或小河邊散步，邊散步邊談心。每個人都有一番獨特的斗爭經歷，都可寫成一本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大家回憶往日的戰斗，都深感應該把自己的曲折經歷寫出來，以免少走彎路，可惜當時物質條件太差，紙張筆墨困難，我們寫的學習筆記和日記太少了。

后來，隨著學習的深入，尤其是聽了毛主席深入淺出講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課，給我們的啟發、教育很大。我們每個人都總結自己的斗爭經驗，聯系實際，進行深刻學習和理解。大家著重聯系長征的經驗教訓，寫了自己的學習體會或革命回憶錄。中央對這件事很重視，曾派楊尚昆、陸定一同志來做專門動員、指導。后來，中央把大家寫的文章編為《紅一方面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記》，油印出來作為內部資料，解放后才在北京公開出版。大部分學員的文化程度不高，但肯動腦筋，鉆研問題，思路開闊，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提高比較快。有一天上午，美國記者斯諾在校長林彪陪同下，應邀到我校演講。他講的題目是：《英美對華政策》。

他概略講了英美對華的態度后，表示愿意解答學員提出的有關問題。一下子，學員們提問題的條子像雪片一樣飛到講臺上，提的問題涉及面很廣，如：“英國政府對親日的冀察委員會的成立持什么態度？對駐在華北的日軍又持何種態度？”“如果中日戰爭爆發，德國和意大利會幫助日本嗎？”“你認為如果日本沒有他國的幫助，它對華的大規模戰 爭能維持多久？”“國際聯盟為什么會失敗？”“既然共產黨在英、美國內都是合法的，為什么這兩個國家卻沒有工人的政府？”“英國反法西斯陣線的形成進展如何？美國又怎樣？”“以巴黎為中心的國際學生運動的前景如何？”“你認為李滋·羅斯訪問日本能使英日雙方就對華政策達成協議嗎？”“一旦中國開始抗日，英、美會幫助中國還是日本？”“請告訴我們，如果英美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為什么他們還在中國駐有艦隊和軍隊？”學員提出這些問題，完全出乎斯諾意料之外。

本來只安排演講和解答問題的時間為兩個小時，結果，從上午10 時一直到下午很晚才結束。后來，他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感慨地說：“我概略他講了美英的態度，然后同意回答問題。我很快就意識到這是個大錯，這頓‘面條宴’抵償不了我回答問題所處的窘境。”有一次，一科歡迎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燾（他當時還是紅軍總政委）來講話。當張國燾哼哼地說了幾句話后，有個同志站起來請他講課，講黨的建設，把他難住了。還是朱總司令給他解圍，說，講課要準備的，以后再說吧，這才收場。

學而后知不足。我們越學習越感到自己知識貧乏，大家深深感到自己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掌握更多的知識。在徐特立同志的號召下，課余時間許多人學起了新文字（即拼音文字，那時是用英文26 個字母拼的）。一些學過英文的同志，學起來比較容易，很快就可以用拼音文字寫信了。大家對新文字很感興趣，學習熱情很高。我和彭雪楓、張純清、張愛萍等幾位同志，商量好用新文字來“通信”，就是寫好信，當面送給對方，爾后，再一起推敲寫得是否對。沒通上幾次信，我們就發現一個難以克服的困難：各人講的都有方言，而不是普通話，寫的信對方有很多地方看不懂或鬧出笑話，這使我們意識到，不統一祖國語言，要使用新文字是很困難的。

同年12 月，紅大第一期教學計劃接近完成時，突然，傳來一聲霹靂，西安事變發生了！當我們聽到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把蔣介石抓起來的消息時，欣喜若狂。大家紛紛議論說，蔣介石追殺我們十幾年，這回該報仇了！但事隔幾天，中央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釋放蔣介石，促成國共合作抗日。對這一方針，我們在感情上一時 接受不了，覺得蔣介石一向奸詐刁猾，言而無信，不能輕易放虎歸山。為了把學員和干部的思想統一到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上來， 12 月26 日，即張學良釋放蔣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親自在我校操場上給全校學員和中央機關于部作了關于西安事變的報告，介紹了西安事變經過，闡明黨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他針對部分學員、干部要求殺蔣的思想，著重說明了釋放蔣介石和聯蔣抗日的道理。他說，在目前的形勢下，殺掉蔣介石，會使國內形勢更加復雜和混亂，有利于日本帝國主義。何況殺了一個蔣介石，還會出現第二、第三個蔣介石。過去諸葛亮對孟獲還搞七擒七縱，我們對蔣介石為什么不可以搞一擒一縱呢？毛主席還風趣地打比喻說，陜北毛驢很多，趕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愿抗戰的，我們就用趕毛驢上山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這就是我黨“逼蔣抗戰”的方針。

我們聽了毛主席的報告，茅塞頓開，思想豁然開朗，再經過學習其它有關文件和討論，統一思想認識，一致擁護中央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由于發生了如此震驚中外的重大事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忙于處理大事，無暇再給我們講課了，這對我們確是極大的損失。特別遺憾的是毛主席講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課，還沒有講完，他是寫一章講一章，尚缺《戰略反攻和政治工作部分》，他說，沒時間了，不講了。

這時，新時期的戰斗任務已擺在我們面前，各方面都需要大批干部去開展工作，我們再也不能像7 個多月來那樣在洞中“修煉”了。隨著形勢的發展，同年12 月底，紅大第一期沒有舉行畢業典禮便結束了，學員陸續走上新的工作崗位擔負起“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政治，實現對日抗戰”的新任務。有的到前線統帥千軍萬馬；有的到大后方去工作；有的到國民黨統治區做抗日統戰工作。這正如毛主席所講的：天下大亂，你們就下山！紅大7 個月的學習生活，我們在保安石洞扎扎實實地讀了7 個月的書。這段時光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回憶。紅大學習是我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聯系親身實踐，學歷史，學理論，總結戰爭經驗和教訓，眼界打開了，獲益匪淺，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領導和前途等根本問題，大體上搞清了，在政治理論上確是個飛躍。

同時，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辦紅大，確實目光遠大，表現了革命領袖的戰略眼光。搞革命，路線正確與否是至關重要的，但有了路線，還要靠大批擁護和懂得路線的干部去貫徹執行。因此，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當中央紅軍剛剛落腳陜北，毛主席親自動員部隊調送干部入校學習，親自講演授課，抓干部學習，重視教育，造就人才。這對于我們黨后來能夠順利地開展對張國燾、王明左右傾路線的批判，并奪取抗日革命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中國革命的歷史發展，充分證明了毛主席的遠見卓識。

來源：白馬茶館百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