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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是深刻而深遠的。它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中國人民找到了科學的理論武器，從而實現了由舊式的民主革命向新式的民主革命的轉變，并初步明確了以社會主義作為中國革命發展的方向。李大釗在這時提出的對社會主義的看法，對我們今天仍有啟迪意義。

100年前發生的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它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典范，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中國人民找到了科學的理論武器，從而實現了由舊式的民主革命向新式的民主革命的轉變，并初步明確了以社會主義作為中國革命發展的方向。

      一、熱情謳歌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之時，中國革命正處在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比俄國革命早6年發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但是，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既不敢鮮明地提出反帝的口號，又不能廣泛發動農民群眾，以致革命的成果很快落到封建軍閥手中，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1915年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為口號，更加深入、廣泛地開展了以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和社會制度為實際內容的思想啟蒙運動，為這個時期尋求國家新的出路增添了戰斗性很強的內容和新鮮氣息，但是，經過民主與科學的呼喚之后，依然看不到國家的新希望。這種痛苦的歷程，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1](P1470)而魯迅對當時自己心路歷程的描述，是對毛澤東上述結論的最好佐證，他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2](P455)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下，在北方鄰國發生了十月革命，人民當家作主，這對中國先進分子的影響力和震撼力是十分巨大的。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一批先進分子由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李大釗、陳獨秀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實現中國革命歷史性的轉變在思想理論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首先，對十月革命的性質和劃時代的意義作了準確的判斷和闡述。中國革命的新取向，是以俄國革命為榜樣的，因此正確認識十月革命就成為一個首要的問題。李大釗在論述十月革命的系列文章中，就對它做出了準確的判斷和比較深入的論述。一是正確指明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歷史意義。眾所周知，一個歷史事件剛發生的時候，要準確把握它的本質和走向是不容易的;更何況這時的俄國已成為全世界反動勢力竭力攻擊的目標，彌漫全球的是對十月革命的歇斯底里般的咒罵聲，這使得許多人對十月革命產生疑慮和恐懼。李大釗透過反動派欺騙宣傳的重重迷霧，指明了十月革命的性質及其偉大歷史意義。他把發生在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20世紀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作了比較，正確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3](P226)他認為正是這一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并預言：“20世紀初葉以后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于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3](P225)這是一個很有深度的見解。二是對俄國革命這一歷史事件作了較深入的分析，比較準確地指明十月革命所展示的基本內容：指出指導這個革命的是布爾什維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是20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革命的目的是要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3](P260)這個革命是依靠群眾運動的力量，并認定這種20世紀的群眾運動必將戰勝一切反動勢力而取得勝利。三是初步把中國革命同十月革命聯系起來。他從上述認識出發，把十月革命喻為“驚秋之桐葉”，“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他說，十月革命對于中國，“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我們應該趁著這一線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3](P268)在他以后的論述中，更加明確地把中國革命作為“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4](P67)即新的世界革命一部分。

其次，比較深入地分析了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聯合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人民的事實，從而把爭取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同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緊密結合起來。在近代，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這是中國民主革命任務中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然而這卻是中國先進分子長期沒能獲得正確認識的問題。近代中國革命慘痛的歷史教訓都同這個帶根本性的缺陷相聯系。同時，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出現的，社會主義代替資本—帝國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而只有科學揭示帝國主義的本質，才有可能真正認識和接受社會主義。而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由感性認識進到理性認識的階段，正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才實現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中國人普遍迷惑于所謂“公理戰勝強權”，慶祝英美等協約國勝利的時候，李大釗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揭露了這次世界大戰的真正原因，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為了爭奪世界霸權，“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3](P255)這就從經濟和階級的根源上開始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明確的認識。他在1919年1月《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對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概念第一次作了準確的表述，指出日本軍國主義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實質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它是與民族自決主義直接對立的。他明確提出了“我們主張拿民族解放作基礎，根本改造。凡是亞細亞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該解放”。[3](P270)即實行民族自決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任務。在五四運動期間，他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中，正確指出當時正在發展的愛國運動，不能只限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要求撤換幾個親日派官僚，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的分贓活動，已經徹底撕去了它們所謂的和平、人道、正義的虛偽面紗，證明“現在的世界，還是強盜世界”，“我們若是沒有民族自決、世界改造的精神，把這強盜世界推翻，單是打死幾個人，開幾個公民大會，也還是沒有效果。”[3](P339)同時，李大釗還深刻地指出外國駐華使館集中的“東交民巷里有我們的太上政府”，[3](P341)形象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軍閥統治者之間的主與奴的關系。引導廣大群眾把斗爭的鋒芒指向整個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從而把反對帝國主義同反對封建勢力的斗爭聯結起來。

在應當如何對待帝國主義的問題上，李大釗在《再論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深刻總結了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的歷史經驗，闡明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思想。這就是：一方面，不畏懼帝國主義，不輕視“民眾勢力”。他說：“世界上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都像唐山煤礦坑上的建筑物一樣，他的外形盡管華美崇閎，他的基礎，已經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轟然一聲，歸于烏有。我們應該在那威勢煊赫的中間，看出真理的權威，因而發生一種勇氣與確信，敢與他搏戰，信他必可摧拉”，[4](P77)這是對帝國主義外強中干本質的辛辣寫照。另一方面，要認清帝國主義兇惡的面目，它們是“挾國際猜忌、利權競爭的私心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論他是東方的、歐美的，絕講不出公道話來”，對它不應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他特別強調：“我們應該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不可再蹈從前‘以夷制夷’的覆轍”，[4](P77)并在反帝斗爭的問題上闡述了國際主義思想。他在這里所揭示的兩個對待帝國主義的正確思想，是在深入認識帝國主義本質的基礎上提出的，在一定意義上說，同毛澤東后來提出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思想是相似相通的，這深刻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帝斗爭在理性認識和策略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具有十分巨大的鼓舞力量。

再次，開始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并努力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從19世紀末開始，在中國就零星有一些刊物、文章提到馬克思和他的學說，也出現諸如《共產黨宣言》片段的翻譯。應當肯定，這種情況深刻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它已引起這個東方大國像梁啟超、朱執信等思想家、民主革命家的關注。但這還只是作為一個學派提到，無意于擴大它的影響，有的還是用來附會自己的主義，用來證明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畢其功于一役”，所以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傳播。我們所以說是十月革命開始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一是達到了應有的廣度，是比較全面地、持續不斷地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二是達到了應有的深度，它是作為科學的信仰加以傳播，并開始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起點。李大釗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第一人，就表現了上述兩方面的特點。所以，李大釗能夠把社會主義作為中國革命的新取向，能夠初步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探討和思考，形成有實踐意義的社會主義觀，就不是偶然的。

李大釗是比較全面、系統而深入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廣播，李大釗為此寫了一系列文章，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別是他在1919年《新青年》的“馬克思主義專號”上發表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是在中國第一次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重要文獻。他明確說明寫這篇長文的目的，是要“使這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釋”。[4](P16)他在系統闡述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時指出：“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按：即階級斗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4](P19)文章并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大聲疾呼，檄告舉世的勞工階級，促他們聯合起來，推倒資本主義，大家才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做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4](P32)誠然，作為早期的文獻，還有個別提法上不夠準確，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及其意義的理解是正確的，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毛澤東曾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1](P1515)在李大釗的傳播工作中就體現了這樣的特點，所以他以很大的精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中國人民提供新的科學的“認識工具”。同時，從1920年起，他還率先在北京大學等校開設了《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此外，他還在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校做了“史學與哲學”“研究歷史的任務”等演講。正是通過這些文著、課程和講演，比較系統準確地闡述了諸如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歷史變動發展的深刻原因是在社會內部的矛盾運動、社會經濟狀況決定一切歷史現象、社會革命的發生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等。這些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廣泛傳播，使得在社會歷史領域，唯物史觀取代了唯心史觀，階級論取代了進化論，這不但奠定了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的基礎，而且也使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有了全新的內容，真正成為戰斗的旗幟。唯物史觀廣泛傳播的社會影響是巨大的，正如李大釗所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里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4](P221)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研究不是書齋式的，而是為國家尋求救國真理，尋求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因此，他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注意引導先進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1920年，在李大釗指導下，成立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和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吸引了校內外一批先進分子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并引導他們走向工農中去，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在建黨時期50多位早期黨員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李大釗的影響而走上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的。如青年毛澤東兩次來到北京，都得到李大釗的幫助而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并從此再也沒有動搖過。1949年3月，當中國革命取得全國性勝利時，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入北平，他在行進中看到古都城垣，引起了對往昔歲月的記憶，無限感慨地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這哪里呢!”[5](P125)“他是我真正的老師”這句發自肺腑的話，是對李大釗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偉大功績的最好評價。

      二、初步回答中國革命面臨的基本問題

李大釗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使他能夠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重視運用這一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從而初步指明符合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正確方向。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并被中國人民所接受，是中國革命發生歷史性轉折的一個重要標志，但由于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大特殊性，就使得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必須加以正確對待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說，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還是從書本出發照搬照抄，就成為馬克思主義和教條主義兩種對立的不同學風，這是關系到黨的事業前進還是后退的重大問題。而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初期，李大釗就比較自覺地主張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應用于實際才能發生效用。1919年李大釗在同胡適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針對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謬說，指明“宣傳理想的主義”和“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并行不悖”的道理，并特別強調：“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于現在需要的企圖。”[4](P3)初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光輝思想。李大釗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都蘊含著這一正確的學風。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期，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還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把社會主義作為直接的目標提了出來。1921年1月，李大釗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就提出“現在的中國能否即可實行社會主義”的問題，他反駁了那種認為只有實業發展了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觀點，指出“在現存制度下不可能發展實業”，要“使人們了解發展社會主義實業的方法，就是說勞動者能為自身的利益而發展實業需要有一個過程，掌握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他明確表示：“我堅信，將來是必將要進入這一步的，這是最終而且必須達到的目的。”[4](P255)同時他表示這是一個需要繼續研究的問題。這反映了李大釗具有的卓越看法，同時也表現了探索的特點。但應當肯定，李大釗對社會主義目標的堅定信念，有助于他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革命面臨的問題;而對中國革命面臨問題的正確回答，也是使中國革命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重要條件。除了上述他關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初步論述、關于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之外，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指明了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新的領導力量。近代中國新舊革命轉換的主要標志，就是領導權的變化。因此，對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不僅關系到民主革命的成敗問題，而且也關系到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問題。十月革命發生后，李大釗熱情歌頌人民群眾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高潮中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認為這是偉大的不可抗拒的歷史力量。他特別指明今后人類發展的前途必將是“勞工的世界”，并在1919年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文章中就預測了中國工人運動必然會發展起來。中國共產黨建立后，他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既受本國資本家又受外國資本家的壓榨，身受的壓迫是極為深重的，他說：“歐美各國的經濟變動，都是由于內部自然的發展;中國的經濟變動，乃是由于外力壓迫的結果，所以中國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犧牲更大。”[4](P147)因而有堅強的革命性。他批駁了那種認為“中國勞動者與社會無關”的錯誤論調，指出他們有能力組織起來，同世界各國無產者聯合，在本國社會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當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后，黨內有的人對于工人階級的力量表示了悲觀失望，對于工人運動采取了消極的態度。與此相反，李大釗卻從二七罷工斗爭中進一步看到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他專門在廣州追悼列寧并紀念“二七”大會上發表演講，熱情地謳歌“為自由而戰的勞動同志何等壯烈!”明確地強調：“現在中國是在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試看全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誰能反抗?只有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當先鋒的亦只有無產階級。”[6](P393-394)正是工人階級的這種革命精神“引導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軍閥并國際帝國主義!”[6](P394)充分肯定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先鋒作用。雖然當時全黨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還處在不完全自覺的狀態，而李大釗在這里確是表現了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這對于中國革命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有重要意義。

第二，指明了農民群眾是偉大的革命動力。中國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度，中國共產黨只有把廣大農民組織起來，才能保證民主革命的勝利，也才有社會主義的前途。李大釗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極為重視農民群眾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說：“在經濟落后淪為半殖民的中國，農民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農業尚為其國民經濟之基礎。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分。”[7](P76)同那種所謂農民“保守”“散漫”“難以加入革命”的錯誤估計相反，他斷定在農民群眾中間蘊藏著大革命力量，他說：“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7](P85)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為了把農民群眾廣泛深入地發動起來，李大釗還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首先，要“非由貧農、佃農及雇工自己組織農民協會不可”，因為只有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才能保障其階級的利益，他認為,“喚起貧農階級組織農民協會”，這是在鄉村中開展農民運動的“第一要緊的工作”;[7](P84)其次，要注意武裝農民。只有這樣才能抵抗一切反動勢力的壓迫，他強調農民武裝是農民自衛的性質，要嚴格防止被軍閥、土豪、土匪利用;再者，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耕地農有”是廣大貧農的急切要求，革命當局應該“按耕地農有的方針，建立一種新土地政策，使耕地盡歸農民。”[7](P83)他還號召進步知識分子和革命者到農村去進行工作，進行農民運動，以便引導在水深火熱的溝洫中倒臥著的廣大農民“走出這個陷溺，轉入光明的道路。”[7](P133)李大釗對農民的正確態度和正確策略，同毛澤東堅持的正確方向是一致的。

　　第三，指明了中國的問題要“根本解決”。五四運動以后，在中國思想界發生了李大釗與胡適為代表的關于“問題與主義”的一場論爭。這里涉及對中國社會改造是要根本解決，還是點滴改良?這也就是說，是通過漸進式的點滴改良，還是要進行革命變革的根本改造?針對胡適的改良主義的主張，李大釗認為，若在一個良好的社會里，一個一個具體的社會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但若像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沒有你使用它做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反復闡明了中國問題“根本解決”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他依據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正確指出：“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為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這就正確地闡明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統一關系。針對胡適脫離當時的政治現實，反對根本解決，要求一點一滴地去解決從人力車夫生計到婦女解放等問題，李大釗明確指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4](P6)這就是說，只有進行經濟制度的革命性變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如若只進行點點滴滴、枝枝節節的改良，不但在當時社會制度下無法實現，而且也永遠不能為解決中國問題指明出路。李大釗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回答，不僅為當時人們關注的社會改造問題指明了正確的方向，而且明確把根本解決定位為改變舊的經濟制度，從而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奠定了經濟基礎。

      三、指明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

李大釗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偉業中，以極大的熱情關注中國革命的前途，他努力運用新的理論武器，探索和思考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向。由于他的早期思想就有活躍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因素，所以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之后，能夠從符合時代要求的、發展的角度觀察歷史，敏銳地看到社會主義的興起乃是歷史發展不可抗拒的潮流，為中國的民族解放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在這時提出的對社會主義的看法，對我們今天仍有啟迪意義。

首先，在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比較中，正確地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興起之時，各種名目的流派如無政府主義、泛勞動主義、工讀主義、新村主義等，都以社會主義的面目出現。李大釗在闡述社會主義思想時，不但同基督教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費邊社)、行會社會主義等思潮劃清界限，而且比較準確地闡明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的關系。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圣西門、傅利葉和歐文19世紀初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作了比較詳盡的介紹，既肯定他們的歷史功績，也指出了歷史的局限性。李大釗指出：“社會主義分兩種，即空想的社會主義及科學的社會主義，彼之社會主義是屬于空想者。但一般人均鄙棄空想社會主義，因為不能實行之故。至于科學社會主義可以實行，遂為人所重視。其實不能如是，因空想社會主義是母，科學社會主義是子，故其關系頗切”。[6](P206)主張“取其精者，棄其糟糠可矣。”[6](P211)在這里，“母”與“子”的比喻雖不很精當，但它所包含的繼承性和超越性是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科學社會主義的合理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要求。

歷史告訴我們，當人類社會出現私有制之后，在大地升起文明曙光的同時，私有制的殘酷性和不合理性也開始顯現出來。世界歷史上的不同時期都有先進人物苦苦追求和探索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會理想，但限于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這個愿望還只能寄托在諸如“桃花源”式的夢幻之中。以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發表《烏托邦》一書為標志，開始了先進分子對高于資本主義的美好社會理想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思考和追求。這就是長達300多年，到18世紀達到比較完備狀態的空想社會主義。當時的進步思想家同情勞動群眾的貧窮和苦難，開始探究造成勞動者悲慘境況的社會原因，探索消除這種社會弊病的途徑。空想社會主義的歷史功績在于：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為啟發工人覺悟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材料;對未來的社會提出了許多積極的主張和天才的預測，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但由于他們還沒有能夠從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來揭示未來社會問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未來社會的追求也還停留在倫理道德的范圍內，因而沒有找到正確的實現途徑，還是一種空想的、烏托邦的性質。這就如李大釗指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成為實際的社會主義者，因為“僅以人的理性為根據，力量極為薄弱，如砂上建樓閣也”。[6](P207)到了19世紀中期，在繼承人類先進文化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又同當時的工人運動的實踐相結合，并以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志，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論證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并指明了實現這一社會變革的正確途徑、手段和社會力量，從而把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傳播，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次歷史性飛躍，也使進步人類的理想和追求獲得了科學的依據。

正是通過上述這樣的比較，李大釗堅定不移地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他認為，科學社會主義作為實際運動，應該具備政治、法律、經濟三個方面的特征，他說：“照政治方面言，必須無產階級專政，方合其目的。……照法律方面言，必須將舊的經濟生活與秩序，廢止之，掃除之，如私有權及遺產制，另規定一種新的經濟生活與秩序，將資本財產法、私有者改為公有者之一種制度。從經濟方面言，必須使勞動的人，滿足欲望，得全收利益。”[6](P195)李大釗把這作為觀察社會主義的依據，也作為分析和批駁各種不同的錯誤主張的依據。這里雖然個別的表述還不夠準確，但就其本來意義上說，他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上必須是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制度上要廢除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在分配上，勞動者要獲得最大的利益。應當說，這是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些認識是十分深刻的，也是未來社會主義必須體現的基本特征。

其次，闡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以極端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不但使中國先進分子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極大的懷疑，而且也有助于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李大釗曾從智、情、意三個方面進行了對比，他說：“由智的方面觀之，社會主義此為現在存在之資本制度之批評指南。由情的方面言之，則為以新的、好的秩序，代替舊的、壞的制度。由意的方面言之，則使人發生努力，以平靜尋秩序，代替舊秩序。”[6](P194)這就是他所說的，從精神方面表現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傳播初期，一些人對社會主義產生種種誤解和偏見，李大釗為此專門寫了《社會主義釋疑》一文，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也以專門一節回答“關于社會主義的種種誤解”。他在釋疑中闡述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這主要有：1.針對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會使人“窮苦”“不享福”的錯誤觀點，李大釗指出，資本主義才是使大多數人窮苦，享福的只是少數人，社會主義正是要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所以，“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整理生產，就是通過有計劃的增殖，不斷擴大社會生產力;通過合理的分配，徹底改變多數窮人供奉少數富人的狀況，“這樣一來，就能夠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2.針對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會“發生怠工”“決不發生競爭”的觀點，李大釗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實行強迫工作，非常痛苦，同那牛馬一樣，得不到一點人生的樂趣;而在“社會主義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所以，“我們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的苦痛，發揚工作的喜悅的，哪里有像現在勞動的勞苦，有怠工的現象發生!”李大釗認為，社會由競爭而進步，社會主義社會有正當的競爭，它所反對的是那種“使人類入于悲慘之地”的資本主義的競爭;它所禁絕的，是那種“使人犯罪等”的不正當的競爭。3.針對有人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觀點，李大釗指出，“有了經濟上的自由，才有真的自由”。“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勞動者的自由，只有少數的資本家的自由”。因為生產資料，包括高樓、大廈、汽車、馬車等生活享受物都被他們占據，而勞動者勞苦終身還得不到溫飽。“所以我們想得到真的自由，極平等的自由，更該實現那‘社會主義制度’，而打倒現在的‘資本主義的制度’”。[6](P354-456)上述這些觀點，反映了當時已有很高的認識水平，是富有啟迪意義的。

這里還要特別指出，李大釗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十分重視介紹唯物史觀的工作，并努力運用這一新的歷史觀闡述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面臨的重大問題。他對唯物史觀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因而他在說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時，是充分重視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他認為，未來社會主義實行國有經濟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他說：“一切生產事業都歸國營，則小工廠都合并于大規模的工廠，俾收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是因為，“從前私營的經濟組織之下，有很多很重要的生產事業，或因利益不多，或因效果難期而置之不理者，今則國家都一律照辦”。他認為，這樣做，能夠有效地、合理地利用和發揮各種資源的作用，他說：“依照經濟的組織與方法，把資本、勞力與天然均成經濟化，利用自然力開發富源，俾利國用。”他還認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有了強大的國營經濟，還可以同國際進行經濟合作。他說：“有需國際的共營的事業，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間亦可共同舉辦，但此實有利無害，斷非現在什么中日合辦，中英合辦的種種事業可比。”總之，在李大釗看來，未來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具有很大的好處，“在這種經濟組織之下，無論工農生產事業均漸擴大，生產自然增加。此時最經濟的運輸法日漸擴張，既便于材料的供給，又便于成品的分配，于生產事業、分配事業均有利益。”[6](P136)上述這些看法表現了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深入的見解，精彩迭起，這對我們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也是很有幫助的。

再者，指出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必然帶有自己的特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不是千篇一律的、一成不變的。這正如列寧所說：“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黨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8](P274-275)李大釗在論述社會主義時，同樣指出不同國家實行社會主義，要把共性和個性結合起來，既要遵循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要和本國的實際相結合，要表現出自己的特點。他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他特別對共性與特性的結合作了明確的說明：“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李大釗正是根據這種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原則，指出：社會主義在“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6](P197)誠然，這時社會主義運動剛在中國興起，還缺乏實踐的經驗，李大釗不可能對這種中國特性作出具體的闡述，但他為此提出的一些思想仍是很有意義的。比如，中國是一個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同本國資產階級應該有不同的策略;又如，提出思考中國問題，不能離開中國的國情，包括“近今之國情”即現實的社會和“往昔之國情”即中國的歷史;再如，提出要注意“施展我們的民族特性”，“表揚顯著我們的民族精神”，等等。這些思想，對我們探索自己的特性具有方向性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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