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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勝明：“告別革命論”的圖解和演繹——論陳忠實《白鹿原》兼雷達、陳曉明等的評論

點擊：  作者：梁勝明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7-06-18 10:19:44

 

         【摘 要】：陳忠實《白鹿原》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它違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贊頌儒家仁義觀念為反襯，貶損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為“告別革命”的謬論做了圖解與演義。雷達贊賞其具有“文化底蘊”和“人格魅力”，陳曉明贊賞其“標舉一種文化價值而試圖闡釋中國現代性歷史”，對媒體和讀者形成誤導。這樣的作品不斷受到獎勵和表彰，是極不正常的文化現象。

2008年4月29日《文藝報》第一版刊登新聞，報道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北京文藝出版社和中國現代文學館聯合召開座談會，紀念陳忠實長篇小說《白鹿原》創作20周年暨榮獲第4屆茅盾文學獎10周年。

曾經贊賞過《白鹿原》的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又在會上發言說：《白鹿原》“是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有生命力的好作品。”

在我的記憶中，為一部小說的創作和獲獎多少周年舉行紀念會，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似乎是非常罕見的盛事。

最近《新京報》又報道：由《鐘山》雜志組織12名文學家投票選出的1979—2009這30年里最能代表中國文學水平的11部長篇小說中，陳忠實的《白鹿原》以7票獲第一。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作為評委之一認為：“小說有一種恢宏的結構，構思明晰而透徹，標舉一種文化價值而試圖闡釋中國現代性歷史，可見作者的勇氣。”

那么，《白鹿原》究竟是一部怎樣的作品，值得如此紀念和表彰呢?

一

文學創造首先是作家理解、反映和闡釋對象世界的一種認識活動，其要義是求“真”，即通過以個別顯示一般的概括方式，創造合乎情理的假定性情境表現對社會生活內蘊的感悟和認識的藝術真實，揭示體現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歷史理性，從而幫助廣大讀者群眾提高覺悟，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和進步。

因此，“真”乃是實現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的基礎，真實性就成為文學創造的生命，也成為衡量文學藝術創造成就的首要標準。而藝術的真實不僅反映個別的和現象的真實，而且也反映一般的和本質的真實，總是與發掘和表現社會生活的本質和規律聯系在一起的。

正如革命導師列寧所說：“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會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方面。”[1]

陳忠實在《白鹿原》扉頁上引用了巴爾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

看來陳忠實顯然是企圖通過白鹿原上一個家族在上世紀前半期的興衰，展示中華民族近現代的風云變遷，揭示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道路。

關于這個問題，歷史早已做了結論。

中華民族近現代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中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為了挽救國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幾代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康有為、梁啟超企圖通過不觸動封建統治階級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法遭到慘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人民的命運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只是由于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基礎上誕生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取得了勝利，并立即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從而使中國人民站立了起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近現代歷史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選擇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正義的人民革命戰爭。歷史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不可能有別的主義、別的道路救中國。

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偉大作家的一部偉大作品，那么我們至少能夠看到關于上述中國社會本質和中國革命道路的某些方面。

那么，陳忠實的《白鹿原》通過“一個初級社會群體來映現整個社會”（雷達語）的方式，給我們描繪的中國近現代社會的面貌和中國革命的歷史是怎么樣的呢？

從書中我們看到，以白鹿原為代表的中國社會本來是在儒家學說和孔孟之道治理下的仁義之村和禮儀之邦。這里有朱圣人朱先生那樣傳經布道的儒學大師和精神領袖，有像白氏族長白嘉軒那樣奉行仁義和秉承族規，對待長工親如兄弟、情同手足的地主富農，有像鹿三那樣對主人忠心耿耿、死而后已的長工，根本看不到剝削壓迫，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除了繳納“皇糧”之外，再沒有任何勞役和捐稅。只是到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現了社會動亂和軍閥混戰。

民國政府征收印章稅引發了“交農事件”，鎮嵩軍劉軍長的“烏鴉兵”到農村射雞征糧驚擾得百姓不得安生。后來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中，共產黨員鹿兆鵬、鹿兆謙領導的“風攪雪”的農民運動，“在白鹿村里連一根雞毛子也扇不起來”，與白嘉軒等地富分子發動的“交農事件”的完全勝利形成鮮明對照。由于共產黨領導的農民協會游斗并幾乎鍘了沒有多少惡跡（金書手揭發的罪狀是在逼供信的情況下提供的假情況）的國民黨白鹿區分部書記田福賢，從而破壞了國共合作，引起了國民黨的瘋狂報復。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后，國民黨政府加緊抽丁派捐，使百姓苦不堪言。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也完全是瞎“折騰”，造成了人為的破壞，導致了無謂的犧牲。

農民運動只是鍘了侮辱婦女的和尚和碗客，并未給農民帶來多少實際利益；焚燒“烏鴉兵”糧庫導致鎮嵩軍加倍征糧，更增加了農民負擔；發動毫無成功把握的渭北暴動，導致共產黨領導的唯一一支武裝力量損失殆盡；女共產黨員白靈痛砸宣揚“攘外必先安內”的國民黨教育部陶部長，激起國民黨更加瘋狂地抓共產黨人填井；冒險進攻西安，導致新組建的36軍全軍覆沒；策動縣保安團起義的結果，是讓貪功的地富反壞分子白孝文篡奪了人民政權。

從書中看不到革命的什么勝利和成功，也看不到共產黨給人民辦的什么好事情和實事情。而全心全意跟共產黨干革命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滿腔熱忱、英勇無畏的女共產黨員白靈在南梁革命根據地肅反清查中被活埋；真正改惡從善、學為好人，對策動縣保安團起義起了決定性作用的鹿兆謙，卻因遭到白孝文的暗算而在解放后鎮反中被槍斃；大半生出生入死為革命，幾乎策劃與參與了陜西歷次重大革命活動的省軍級領導干部鹿兆鵬，卻在全國解放后不明不白地從人間蒸發，落了個生不見人、死不見尸的下場。

這又是多么不合情理，經不起推敲！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因參與圍剿陜北革命根據地而被紅軍打死的國民黨軍隊的團長鹿兆海卻被國民黨以“抗日烈士”的名義受到隆重的吊唁與祭奠。

一邊是共產黨的“不仁不義”，一邊是國民黨的“有情有義”！

總之，在《白鹿原》里，儒家仁義學說治理下的中國社會，像桃花源、伊甸園一樣淳樸、溫馨、安寧、和諧。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破壞了這種田園牧歌般的生活境界。

按照《白鹿原》的邏輯，中國根本不需要別的任何理論指導的任何革命，革命帶來的只是破壞和災難，只要奉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仁政”，中國社會就會成為“太平盛世”。這也就是陳曉明教授所說的“標舉一種文化價值而試途闡釋中國現代性歷史”。

陳忠實就是這樣從根本上歪曲了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白鹿原》就是這樣喪失了文學的真實性，失卻了“善”和“美”的根據和依憑。

二

文學創作作為能動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審美意識形態活動，其核心是尚“善”，即以一定的價值取向通過對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進行情感評價和詩意裁判，體現是否有利于社會進步與人民福祉的社會功利性。因此，“善”乃是實現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的前提，社會功利性就成為文學創造的靈魂。

那么，《白鹿原》是以怎樣的價值判斷和情感評價對待作品所寫的人物和事件，是否體現出了有利于社會進步和人民福祉的社會功利性呢？

作者一方面極力贊頌朱先生和白嘉軒等人所宣揚和奉行的儒家學說和仁義德政，一方面肆意貶抑鹿兆鵬、白靈等共產黨人所信仰和從事的馬列主義和革命斗爭，并以前者的溫和與高尚反襯后者的殘酷與卑劣。這種價值判斷和情感評價，有什么有利于歷史進步和人民福祉的社會功利性即“善”可言呢？

誠然，我們不是一概否定儒家的孔孟之道和仁義觀念。

關于“仁”，《說文·仁部》說：“仁，親也，從人、二”；《禮記·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本指人與人相互親愛。“仁”雖然自古已有，但作為哲學范疇來使用，則是從孔子開始的。孔子認為“仁者愛人”，原是一種倫理思想，后來他又將“仁”與自己的政治思想“禮”聯系起來說“克已復禮為仁”，即克制自己，使之符合“禮”的要求就是“仁”，把“禮”作為“仁”的標準。孟子繼承孔子的學說，把“仁”用于政治上，發展為“仁政”，即愛民的政治。

關于“義”《禮記·中庸》言“義者，宜也”，指思想行為符合一定的標準。孟子把“義”用于君臣之間，《孟子·盡心下》說“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孟子·告子上》又說“舍生而取義者也”，意思是君臣之間要講“義”，為了“義”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后來儒家把“仁義”二字聯系在一起，成為孔孟之道的核心。

現在一般把“仁義”解釋為“仁愛、正義”。這種超階級的“仁義”觀念可以說是東方的抽象人道主義。借鑒胡喬木同志對西方人道主義的分析，我們也可以將儒家仁義觀念分為世界觀和歷史觀與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兩個層次，而一定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是從屬于一定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仁義觀念，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根本對立的唯心主義觀念，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是為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服務的。

孔孟提倡“仁義”的目的，是要調和階級矛盾：一方面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另一方面調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以維護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這種“仁義”學說，在階級社會里根本是不可能實行的，對勞動人民來說意味著欺騙。因為它維護和鞏固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不平等現象，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仁不義！

如果說這種仁義觀念在封建社會建立初期和鼎盛時期，尚有某些推動歷史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的積極意義的話，那么到了封建社會腐朽沒落、人民革命蓬勃發展的歷史時期，就更成為調和階級矛盾、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鴉片了。

《白鹿原》中朱先生和白嘉軒所宣揚和奉行的一切“仁義”言行，都不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

朱先生甚至創造性地發揮儒學“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上智”、“下愚”理論，以苦力“背河”為例，說明勞動人民甘受剝削壓迫，從而論證剝削制度的合理性，充當剝削制度的辯護士。

而白嘉軒對鹿三的“仁義”，帶有更大的虛偽性和狡猾性，其實質不過是為了更充分地剝削鹿三的勞力，使鹿三更慷慨地為自己賣命而已。既然真正親如兄弟，為什么不把自己的土地給鹿三送幾畝，讓他成為自耕農不要當長工了呢？

在人物塑造上，我們反對“一個階級一個典型”的觀點，那樣會造成只有共性沒有個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現象，也不贊成只有個性沒有共性的“惡劣的個性化”（恩格斯語）現象。地主富農里確有開明的，但只要還在剝削人，就還沒有擺脫地富的共性。掩蓋地富的剝削共性，就是“惡劣的個性化”的現象。

正是白嘉軒的“仁義”，毒害得鹿三從不對剝削制度產生懷疑，只知當忠誠和恭順的長工和奴仆，以至為報主人的恩義而殘忍地殺死自己的兒媳！

正是在實施“仁義”禮教的名義下，白嘉軒族長不讓不想當為地主“泡棗”的小妾，只想當一名農家院媳婦的田小娥進祠堂，逼得她自暴自棄、破罐破摔，死后還要在她的骨灰上造一座鎮邪塔。

無論是“真仁真義”的白嘉軒，或是“假仁假義”的鹿子霖，誰也沒有完全徹底地實行過真正的“仁義”。

為了爭奪白鹿原的統治權，明爭暗斗，爾虞我詐，一個巧取風水地，一個惡施美人計。

而在白鹿原第一個種嬰栗毒害人的不是別人，也正是奉行仁義的白嘉軒族長。

這不正違背了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義道德嗎？

而像朱先生、白嘉軒那樣的“仁義”之輩，實際上也是嫌貧愛富、趨炎附勢的勢利之徒，在白孝文當乞丐、鹿兆謙當長工流落村野的時候，他們不理不睬，避之唯恐不及；而當他們成為偽縣保安團營長，變作鎮壓人民的鷹犬，衣錦還鄉拜祠祭祖的時候，他們卻熱情接待，百般奉迎，一幅小人嘴臉！

作為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仁義觀念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它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具體內容，需要我們繼承并發揚。而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正是這種傳統美德的最好繼承者和發揚者。在漫長的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為了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涌現了多少殺身成仁的志士、舍生取義的英雄，創造了多少傳奇式的故事、神話般的奇跡!而且也只有在經濟上實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在政治上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真正的仁義道德才能實現。

誠然，由于種種社會歷史原因和思想認識原因，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曾經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受過這樣那樣的挫折，造成過無謂的犧牲，導致過人為的破壞。但是從根本上和總體上來說，我們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而且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福祉。

我們并不認為文藝創作只能歌頌共產黨的豐功偉績，不能批pin共產黨的錯誤挫折。像《白鹿原》中所寫的那些錯誤和挫折及其造成的損失和犧牲，單就某一個人物或事件來說，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捏造和杜撰，比如，根據甘肅黨史資料記載，南梁革命根據地確實在肅反中活埋過一個從西安來的女共產黨員張景文。但是把這些人物和事件集中起來，專寫共產黨的錯誤和挫折，從書中看不到革命的磅礴氣勢和偉大勝利的影子，看不到人民群眾翻身解放的歡欣鼓舞的情景。這就不僅造成了作品總體上的不真實，而且也不能不使我們追究作品的居心何在了。

作者否認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否認革命的階級基礎和社會根源，把地主和農民寫得真正親如兄弟，把朱圣人和白族長當做救世主；否認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借自己所崇敬的朱先生之口，說國共兩黨的斗爭“不過是想獨立字典”，“無非是想獨占集市”，“不過是公婆之爭”，而且按前述作品中的情節看，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首先破壞了基層的國共合作。

作品還否認暴力革命和正義戰爭，把革命與反革命在白鹿原的拉鋸戰說成是“把咱白鹿原弄成個烙人肉的鏊子了”。并借朱先生和白嘉軒之口一再宣示：“已經烙得滿原都是人肉味兒。”

聯系到作者所捏造的朱先生墓穴中那塊特制的磚頭上的“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以及“折騰到何日為止”的讖語，《白鹿原》是把一切革命斗爭都當做“作孽”和“折騰”來看待的。

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和社會基本矛盾學說。否定了階級斗爭是推動階級社會向前發展的直接動力的基本原理。我們否定“階級斗爭擴大化”，并不一概否定階級斗爭；我們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并不否定一切革命。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我們不主張胡“折騰”，那樣就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自己折騰自己。但在人民沒有當家作主的舊社會，我們是應該“折騰”的，否則就不能把那個腐敗的政權“折騰”垮，打造出一個人民的新天地。

除了贊頌和倡揚儒家仁義學說和封建宗法制度，貶抑和否定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之外，《白鹿原》還在弘揚民族文化遺產的名義下，不分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華、津津有味地描寫了封建家族的陳規酷刑和農村的迷信陋俗，如打刺刷、喂吃大糞、求雨、祈子，裝神弄鬼等，張揚腐朽丑惡，展覽愚昧落后。而且借口刻畫人物性格的需要，不加節制地細致描寫性心理和性活動，迎合低級趣味，追求感官刺激，制造商業賣點，毒害人民和青年。這一切都使《白鹿原》乏善可陳，沒有多少社會功利價值。

三

文藝創作作為一種審美和創美活動，其境界是呈“美”，即按照一定的世界觀（包括人生觀、價值觀、藝術觀）和創作方法，按照美的規律進行形式創造，通過內容形式化和形式內容化的雙向互動，把“真”和“善”或“假”和“惡”的內容，以“美”或“丑”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因此，“美”乃是實現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的關鍵，藝術性就成為文學創造的途徑。

筆者認為，美是真和善的典型形象顯現，丑是假和惡（不善）的典型形象顯現。客觀真實性（真）和社會功利性（善）是美的內容，生動形象性和一定典型性是美的形式。真和善的內容，通過生動、典型的藝術形象體現出來，那就變成作為生活美集中體現的藝術美。而“假”和“惡”的內容，如果經過作者的批判和否定，通過生動，典型的藝術形象表現出來，那就將生活中的丑轉化成了藝術中的美；如果不經作者的批判和否定，而是贊美和歌頌，這樣即使通過生動、典型的藝術形象表現出來，那就仍是生活中的丑的展覽而不是藝術中的美的體現。

陳忠實確實具有一定的創作能力和較高的藝術技巧，他在刻畫人物、編織情節、敘述事件、描繪場景、安排結構、運用語言等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水平，而且創造了以往文藝作品很少涉及的人物，刻畫了一些比較復雜的性格。但是，對“假”和“惡”的思想內容不加批判和否定，而是贊美和歌頌，這樣即使以出色和精彩的藝術形式和表現技巧顯現出來，那就不是藝術中的美而仍是生活中的丑。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而又有某種藝術性，則藝術性愈高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

《白鹿原》不真不善的內容，決定了它不可能采用按照社會生活的本來樣式真實地再現客觀的現實生活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或是按照社會生活的應有樣式熱情地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的浪漫主義創作方法，更不可能采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創造出具有藝術美的形象和典型。

作者或者是采用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不加選擇提煉和批判否定地描寫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迷信活動，不加節制、窮形盡相地細致描寫性心理和性活動；或者采用消極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美化歷史陳跡，贊頌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代表人物和意識形態；或者是用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丑化革命運動，貶抑新興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

作者寫作的出發點不是發展變化的現實生活，而是某種錯誤的思想觀念；不是廣泛深刻地描繪生活畫圖，通過對特定環境中特定人物的真實描寫揭示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面，而是任意剪裁和捏弄人物和事件，把人物變成宣揚自己錯誤思想觀念的傳聲筒，忽視藝術思維的形象性和情感性特點，讓人物發表滔滔不絕的議論，貶損社會革命和革命戰爭。

恩格斯說：“主要人物是一定階級或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2]

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體現一定時代的一定思想，是敘事性文學創作的中心課題。

作品中的共產黨員鹿兆鵬和白靈是中國現代新興的先進階級和先進思想的代表，作者卻把他們塑造得沒有一點光彩和美感。

他們對自己信仰的主義和參加的組織缺乏深刻理解和堅定信念，作為中共省委委員的鹿兆鵬竟然辯駁不過朱先生“獨占集市”和“獨立字典”等謬論，白靈參加共產黨竟然是由與鹿兆海玩銅錢的兒戲所決定的。

他們與自己所代表的階級和群眾沒有緊密聯系和血肉關系，連鹿兆謙這樣的基本群眾也沒有被幫助和教育成一直跟黨走的堅強戰士，使他先后淪為土匪和儒家信徒。

他們只知盲目蠻干和冒險胡來，一點智謀和策略也沒有，他們策劃和參與的革命斗爭，幾乎全是挫折和失敗。

他們對自己的胞弟和愛人不努力做爭取他棄暗投明的工作，最后卻以政治立場不同而與他決裂，心安理得地與自己的弟媳和夫兄結為夫妻，在個人私德上也可謂不仁不義！

這簡直是對共產黨人的莫大糟踐！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作者卻極力和傾情塑造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軒，讓這些“逆歷史潮流而行”的人物，“展現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環”并“充滿沉郁的美感”（雷達語）。

特別是極力美化封建統治階級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不顧生活邏輯和事理邏輯硬是把他塑造成一尊神仙和圣賢。

一個只知尊孔讀經根本不懂近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腐儒，作者卻吹噓他能夠預知天氣陰晴和人間禍福。

還說他從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上，能推斷出未來是共產黨“朱毛紅軍”的天下，甚至捏造出朱先生墓穴中特制的磚頭上的讖語，能預料死后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真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

至于說他在辛亥革命期間，“憑一張嘴一句話，就解除了從甘肅反撲過來的清軍”，更是違背歷史真實的謊言。

根據甘肅省文史館韓定山老先生回憶，事實是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已宣布退位，清陜甘總督長庚、陜西巡撫升允仍不甘心滅亡，從甘肅集結20萬清軍出兵攻陜，妄圖攻下西安，奉迎溥儀偏安西北。他們認為甘肅交通閉塞、消息遲滯，暫時秘不發表清帝退位消息，嚴令猛攻，三五日內如能突破咸陽，進入西安，則局勢已成，即可為所欲為。卻不料紙中畢竟包不了火，乾州城內的陜西革命軍，從城頭拋下清帝退位、共和造成的文件，甘肅清軍司令官馬安良得到消息，向升允提出了國體已改，何必還同室操戈的警告，同時長庚所派驍銳軍統領、革命黨人黃越亦在秦州（天水）起義，使得升允督戰的命令無法再行。于是乾州解圍，醴泉、咸陽停戰，升允不得不收旗息鼓，匆匆西退（見《民國初年的甘肅政局》，《甘肅文史》2007年第1期）。

哪里有什么“憑一張嘴一句話，就解除了從甘肅反撲過來的20萬清軍”的鬼話呢？根據歷史題材作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對于西北近代史上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難道也可以捏弄嗎？

盡管作者還極力塑造和贊頌朱先生潔身自好、寧靜淡泊、嚴厲禁煙、清廉賑災等高風亮節和仁行義舉，但終究掩蓋不了他守舊復古、倒行逆施、維護封建制度、貶損革命斗爭的主流和本質方面。

毛澤東在《應當重視電視〈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中指出：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

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3]

《白鹿原》提出的問題，比起《武訓傳》來，是帶有更根本的性質的問題。

《白鹿原》在宣傳封建文化、貶損中國革命方面，比之《武訓傳》有過之而無不及。它所塑造和贊頌的朱圣人和白族長的形象，是比武訓更有害的形象。他所塑造和贊頌的鹿三的形象，是比《阿Q正傳》中的阿Q更不覺悟的農民形象。魯迅對阿Q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陳忠實對鹿三的態度卻是“喜其甚幸，贊其不爭”，遇到了好主人，可以做穩奴仆。

按照朱圣人、白族長及鹿三的“仁義”哲學，中國人民就永遠只有做奴仆的份兒。按照陳忠實《白鹿原》中的邏輯，按照陳曉明教授所贊賞的陳忠實“標舉一種文化價值而試圖闡釋”的“中國現代性歷史”，中國封建社會和剝削制度就應當萬古長存，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產物的新中國就不應當出現，更談不上建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及今天的改革開放了。

肯定和贊賞《白鹿原》，就是承認和容忍歌頌封建文化、貶損中國革命的宣傳為正當的宣傳。小說《白鹿原》的出現，特別是對于《白鹿原》的吹捧，說明我國文藝界的思想混亂曾經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四

《白鹿原》在1989年前后寫作和出版絕不是偶然的，它有著復雜而深刻的社會和認識根源。

眾所周知，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后，在揭批“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糾正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同時，先后出現了兩股思潮。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一股自由主義思潮，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仍然充滿著封建保守的色彩，致使我國至今仍沒有走出“黃色之明”，走進“藍色文明”，實行“全盤西化”。上世紀90年代初，又興起了一股自由主義思潮，認為近現代以來，激進的革命使中國遭了殃，要是堅持改良，甚至保留清朝王室，實行君主立憲，三權分立，走向共和，中國早就實現現代化了。于是公開打出了“告別革命”的旗號。這種“告別革命”論在哲學上是假設歷史的唯心史觀，在政治上是倒行逆施的反動謬論。

在這股思潮影響下，一時間否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義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否定暴力革命、否定斗爭哲學、誣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老一代領袖成了時髦，我國人民引以為豪的革命斗爭歷史，成了某些人嘲弄的對象。與此同時，社會上和文藝界出現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加分析批判地宣揚西方人道主義和中國儒家學說，鼓吹文藝非意識形態化和商品化，宣揚文藝創作非本質化、非典型化、非英雄化，拋卻理想，躲避崇高，拒絕壯烈，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潮，一時間唯心主義泛濫，形而上學猖獗。

而黨的兩任總書記對鄧小平同志親自倡導的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采取消極態度，對錯誤思潮和不良傾向采取寬松、寬容、寬厚的態度，甚至只讓反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放”，不讓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鳴”。一些作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對創作的指導作用，有的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以至減損了反映生活真實的力度，從根本上違背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歪曲了中國現當代社會發展的歷史真實。

不管作者自覺或不自覺、有意識或無意識，陳忠實的《白鹿原》就是這種情勢下的產物，它為“告別革命”的荒謬論調做了“出色”的圖解和“精彩”的演義。

出現思想傾向不好的作品并不奇怪，幫助作者改正錯誤認識、提高思想覺悟就好了。奇怪的是一些著名文藝評論家的庸俗捧場和刻意炒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雷達的《廢墟上的精魂》一文，對廣大讀者和全國媒體形成了嚴重誤導。

該文一方面割裂經濟、政治、文化三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以不分精華與糟粕的所謂豐厚的“民族文化底蘊”，掩蓋其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貶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要害；一方面割裂人性人格與社會關系、歷史觀點與道德觀點的辯證統一關系，以人性化和道德化的歷史觀點看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對阻礙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封建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倒行逆施進行人性和道德上的美化，從而模糊真假、善惡、美丑的界限。

雷達贊賞陳忠實的《白鹿原》“悟了‘道’，得了‘理’”，“暗暗參透了物換星移，魚龍變化的奧秘”，“擴大了人們的眼界，把‘文化’這一塵封多年的更為廣大的視角引入了思想界，大大擴充了人們審度生活的眼光和認識世界的圖式，打破了固守著單一的政治視角的狹局”。并反復強調《白鹿原》概括了“新的社會歷史內容和民族文化底蘊”，是“民族靈魂的現實主義畫卷”，表現了“共通的民族心理模式”，展示了“宗法文化廢墟上的民族精魂”。

至于什么是“文化”？中華民族的“民族靈魂”和“文化底蘊”到底是什么？《白鹿原》展示了怎樣的“宗法文化廢墟上的民族精魂”？雷達卻故弄玄虛，不說清楚。

按照《辭海》的解釋、文化與文明是同義詞，指人類社會開化、進步的狀態，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產生，并隨著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發展而發展的。廣義的文化表現在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兩個方面，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按其與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關系，又可分為科學（自然科學）技術文化與觀念形態（意識形態）文化兩大部分。狹義的文化則專指社會意識形態。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

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文化是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世界上絕沒有脫離一定的經濟和政治和不為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服務的文化。文化的發展雖有歷史繼承性和相對獨立性，但它終究擺脫不了一定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支配和制約。

世界上哪有經濟上政治上反動倒退，而為這種經濟和政治服務的文化卻值得極力贊美和歌頌的道理？

每個民族內部都有兩種民族文化的學說：“每個民族內部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還不太發達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化成分，因為每個民族里面都有勞動群眾和被剝削群眾，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產生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但是每個民族里面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大多數的民族里面還有黑幫和教權派的文化），而不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列寧還特別強調：“任何在談論無產階級時，把一個民族當作整體同另一個似乎是整體的民族文化對立起來的行為，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都應當堅決反對。”[4]

因此，所謂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也并不是一個整體，其內部也包含著兩種成分，一部分是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性文化，另一部分是具有人民性的民主性文化。在對待民族文化遺產問題上，毛澤東要我們剔除封建性的糟粕，繼承民主性的精華。

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當然是指我們民族文化和精神中的精華部分，包括強烈的愛國主義、突出的人文傾向、鮮明的價值觀念、辯證的思維方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長盛不衰的傳統美德等。而在小農經濟和宗法制度基礎上形成的封建的等級觀念、宗法制度、特權思想、綱常禮教、陳規陋俗、迷信盲從、因循守舊、不求變革、坐井觀天、夜郎自大、安貧樂道、知足常樂、平均主義、嫉賢妒能、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等等，則是我們民族文化和心理中的糟粕部分。

雷達所贊賞的陳忠實“悟了‘道’，得了‘理’”，就是“悟”了“孔孟之道”，“得”了“仁義之理”，這種以“孔孟之道”和“仁義之理”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文化，是為維護和鞏固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服務的。從世界觀和歷史觀層次來說，它屬于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的主要部分。這就是雷達所贊賞的《白鹿原》所表現的“宗法文化廢墟上的民族精魂”和“共通的民族心理模式”，也就是陳曉明所贊賞的《白鹿原》所“標舉”的“試圖闡釋中國現代性歷史”的“文化價值”。

至于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從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層次批判地繼承和發揚儒家仁義觀念的精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英勇奮斗和壯烈犧牲的革命精神，《白鹿原》不僅不予贊美和歌頌，反而極盡諷刺和嘲弄之能事。特別是以稱頌儒家仁義為反襯，從根本上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貶抑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這種倒行逆施的言行，難道就是雷達所贊賞的《白鹿原》所展示的“新的社會歷史內容和民族文化底蘊”及“民族靈魂的現實主義畫卷”嗎？難道就是陳曉明所贊賞的《白鹿原》“標舉一種文化價值”所“試圖闡釋”的“中國現代性歷史”嗎？

《白鹿原》實質上是在掘共產黨的祖墳，翻中國革命的鐵案，也是對陜西輝煌的革命歷史和榮耀的革命文藝傳統的顛覆和背叛！這“勇氣”不可謂不驚人，這題材不可謂不“重大”，這主題不可謂不“深刻”，這技巧不可謂不“高明”。難怪要給予長篇小說最高獎—“茅盾文學獎”，難怪要被選為新時期長篇小說排行榜之首了，不過這實在是對茅盾的最大褻瀆！也是對新時期文學成就的最大偏見！

當年茅盾自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察中國社會問題，自覺運用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從事小說創作，寫出了《子夜》那樣的杰出作品，而陳忠實的《白鹿原》卻是反其道而行之！新時期那么多反映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而又有藝術魅力的好作品，為什么評選者視而不見呢？

雷達明明知道，傳經布道的儒學大師朱先生，躬行“仁義”的白鹿村族長白嘉軒等人，“思想上是保守的、倒退的”，卻極力贊揚他們“展現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環”，“充滿沉郁的美感”。說朱先生進入了馮友蘭先生所論述的人格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贊美他浸淫著錢穆先生所論述的“天地良心”四字，特別贊美白嘉軒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人格的代表”、“人格種”，說他“雄健”、“強韌”、“勇毅”、“尚志”、“自省”、“自勵”、“慎獨”、“沉著”、“內斂”、“講仁義，重人倫，尊禮法，行天命”，“不失為男子漢、大丈夫”，“自覺捍衛宗法文化的神圣”，“把‘仁義’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

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5]

人的社會關系包括經濟關系（生產關系）、政治關系、文化關系、宗族關系、倫理關系等等，而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則是最主要的社會關系，是支配和制約其他社會關系的關系。一個人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反動和倒退的，在人性和道德上又怎能是完美和高尚的呢？人性和道德是社會的、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脫離人的社會歷史關系的人性和道德是抽象的人性論和抽象的道德論。在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行為問題上，我們堅持人性人格與社會關系、歷史觀點與道德觀點的統一，只從人性和道德觀點看待歷史人物和歷史行為是不可取的。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主要看他的歷史行為對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所起的推動和促進作用，而對阻礙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歷史人物，不宜進行人性和道德上的美化。電影劇《走向共和》丑化孫中山、黃興，美化慈禧太后、李鴻章，已引起人們的公憤并受到批判。而雷達對倒行逆施的朱先生、白嘉軒等人，卻激情稱頌他們的美好人性和高尚道德。這難道不是逆轉歷史人物的基本屬性，模糊真假、善惡、美丑的是非界限，消解人們純潔的思想情感和正確的價值判斷，從而讓思想傾向不好的作品大行其道嗎？

世界歷史告訴我們：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總是弘揚和鼓勵占統治地位的主文化、批評和抵制背離主文化的反文化，提倡和允許處于中間狀態的有益無害的亞文化。雷達和陳曉明等所贊賞的陳忠實的《白鹿原》，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中國，屬于哪種性質的文化，應該是不難做出判斷的。雖然曾經受到過馬鎣伯、何國瑞等同志的嚴正批評，但陳忠實和《白鹿原》卻不斷受到獎勵和表彰，這是極不正常的文化現象。對這種咄咄怪事，我斗膽提出質疑，我不知道這是站在什么立場、堅持什么觀點、運用什么方法、按照什么標準進行獎勵和表彰的？敬請社會各界人士以共和國公民的良知、共產黨員的黨性和專家學者的見識來評評這個理兒。

五

新時期以來，在批判極左路線，批判“階級斗爭擴大化”，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簡單粗暴的大批判方式之后，出現了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情況，有人把一切正常的文化批評和學術論爭一概視為“慷慨激昂的大批判表演”，“是‘文革’中的大批判情結在起作用”，“帶有整人的目的”。還借西方人的偏見說：“中國人習慣于把jealsud（嫉妒）冒充成justis（正義）”（見《新華文摘》2006年第19期轉載余秋雨《當前中國社會的六大文化誤區》）。正是由于受到類似上述種種錯誤指責和嘲諷，我國思想文化戰線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現象，對一些錯誤觀點和不良傾向，缺乏切實有力的批判和批評，一些所謂的文藝評論文章多是庸俗的捧場。以致對像《白鹿原》這樣的作品至今仍被當作最優秀的作品。

我的批評文章如發表，也許會招來一些人的指責和嘲諷，什么“極左分子又出現了”、“階級斗爭又來了”、“大批判情結又起作用了”、“嫉妒心的表現”、“帶有整人的目的”、“庸俗社會學的觀點”、“單一的政治視角”等等，都是可能出現的詰難。對此我早有思想準備，只請求保留反批評的權利。不管人們怎么為陳忠實辯解和對我進行詰難，我堅信《白鹿原》以贊頌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代表人物和封建文化作為反襯，來貶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這個錯誤的主導思想是無論如何也推脫不掉的。

陳忠實是我的陜西同鄉，雷達是我的蘭大同學，陳曉明與我素不相識，除了學術思想和文化觀念分歧之外，我和他們沒有任何個人恩怨。而且早在陳忠實未大成名，我與他還不相識之前，就為保護陳忠實免受批判而付出過代價。

1976年“文革”結束前，陳忠實寫了一篇“與走資派作斗爭”的短篇小說《無畏》，甘肅人民廣播電臺文藝編輯辛樂改編成為廣播劇播出。

1977年甘肅電臺領導組織撰寫了一篇批判《無畏》的重頭文章，著重指出《無畏》中寫的走資派56歲，正好與當年的華國鋒同歲，因此，《無畏》的要害是矛頭直接指向“英明領袖”。

《甘肅日報》領導批轉給時任文藝評論編輯的我，要我盡快修改壓縮為一個版面，并向甘電臺領導承諾，在指定日期的《百花》副刊發表。

我感到文章是那種簡單粗暴、捉風捉影的寫法，在詩歌編輯吳辰旭、散文小說編輯劉玉等同事的支持下扣發了這篇文章。到了指定日期文章未見報，甘肅報社領導嚴厲批評了我，后經我們三人共同解釋，雖未再堅持發表，卻對我們三人留下了不好印象，也奠定了我們在報社的不妙處境。

1995年長慶油田采油二廠舉辦文學講習班，我與陳忠實、雷達等一起應邀講學。在幾天的接觸中，對陳忠實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關于上述那件為他給我帶來厄運的事，以及我對他作品的意見都不好意思當面說出。后來我同雷達同游平涼崆峒山的時候，曾一起討論過《白鹿原》，因雙方意見分歧，鬧得不大愉快。盡管我早有批評《白鹿原》的意思，但為了不傷同學、同鄉的和氣，就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把這件事放了下來。

近年來我越想越覺不對頭，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是不該講情面的。我愛同學和朋友，但是我更愛真理。建設和諧社會與和諧文化，也不是不講原則地一團和氣。前年我同雷達的中學同學、西北師范大學教授牟毫戎一起批評了雷達的《當前文學創作癥候分析》一文，雷達從北京托甘肅同鄉向我問好，并說學術爭論不影響同學關系。老同學的高風亮節，使我深受鼓舞。今天終于寫出了這篇文章，也請老同學、老朋友批評指正。

注 釋：

1、列寧：《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頁。

2、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316頁。

3、列寧：《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列寧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頁、第16頁。

4、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四版，第46頁。

5、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

參考文獻：

[1]陸貴山，周忠厚.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概論[M](.第一版)花山文藝出版社，1999.

[2]何國瑞.社會主義文藝學[M](.第一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3]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M](.修訂二版)(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摘錄自《甘肅高師學報》第15卷第3期（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