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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作了著名的“8·19”講話。三年過去了，實踐已經充分證明，這一講話不僅對開創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宣傳思想工作的新局面，而且對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黨我國的指導地位，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幫助大家從另一方面進一步加深對習近平總書記“8·19”講話精神的理解，本刊特刊發肖黎輯錄的《美國政要和戰略家關于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相關論述》，以饗讀者。

美國政要和戰略家關于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相關論述

作者：肖黎（筆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第2期，2016年12月1日

1.美國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萊在1898年解釋他決定占領菲律賓的決策時說：“教育菲律賓人，使得他們變得高尚、文明，并且信仰基督教。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什么可做了。承蒙上帝保佑，盡我們所能為他們做得最好,像為我們的同胞一樣，基督也為他們而死。”[1]

2.曾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的喬治·阿倫說：“我不特別關心炮火和宣傳對人類有利或有害。我只是強調，我在此處談的是大范圍的宣傳。我們美國人必須懂得并善于防御性或進攻性地使用宣傳，否則我們會發現自己像500年前拒絕認真使用炮火的古騎士。”[2]

3.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的艾倫·福斯特·杜勒斯說：“如果我們教會蘇聯的年輕人唱我們的歌曲并隨之舞蹈，那么我們遲早將教會他們按照我們所需要他們采取的方法思考問題。”[3] 曾任美國國務卿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還指出：“我們必須時刻記住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問題。不過，解放并不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它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如果我只能選擇一條對外政策原則，而不能選擇其他的話，我會宣布這條原則就是自由信息潮。”[4] 

4.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之際，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于1947年10月29日寫信給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信中提到“中國的最大希望似乎寄托在它的受過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身上”，建議美國用軍事和金錢援助“贏得年輕人的忠順并且清除他們對于美國帝國主義依靠武力支援一個衰弱的政權以進行一種反蘇政策等等的疑心”。[5]

5.曾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說：“我們在當今世界面臨的問題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是一個要暴政還是要自由的問題”；“而且更嚴重的是，共產主義是否認上帝的存在的”。[6]

6.1982年7月9日，時任美國總統的里根宣布，他將建議使美國的國際廣播系統現代化，以便“使美國的廣播能被共產黨國家里更多的人們收聽到”。他還引用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的話說：“從長遠來說，事實也許會證明，廣播是你選擇的最省錢、最有效的一種手段。”他說：“許多國家已經成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俘虜，因此，對共產黨國家定向廣播的電臺的設備應當現代化。”[7]

7.1994年3月，曾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指出：“信息革命擊碎了東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壁壘，幫助我們贏得了冷戰的勝利，它使各種形式的專政變成了過時的廢物，因為專制者要保持政權就要對信息進行全面控制，而現在這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專制者能夠在美國有線新聞網向其國家播放節目時長期安然無恙地存在下去。”[8]

8.2001年6月，美國著名戰略家基辛格的新著《基辛格：美國的全球戰略》出版。基辛格在書的結尾寫道：“當傳統格局正處于變化的過渡時期，而經驗和知識的全部基礎也正在發生劇變的時候，美國面臨的終極挑戰是如何把自己的權力轉變成道德共識，不靠強權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別國頭上，而要讓別國愿意接受自己的價值觀。因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盡管看起來不愿意被接受，但是事實上卻急切需要有一種開明的領導力量。”[9]

9.美國著名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指出：“要使全球80%被‘邊緣化’的人安分守己，20%搭上全球化快車的人可以高枕無憂，就需要采取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滿足的辦法消耗被‘邊緣化’的人的精力、發泄他們的不滿情緒。”[10] 布熱津斯基還說過，公眾們將會在不久的將來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最終他們會期望媒體替他們思考，并作出判斷。

10.美國著名學者喬姆斯基曾說：“在西方，為政治和意識形態而老謀深算地操縱公眾輿論是被精心隱蔽的，所以與極權體制下的強制宣傳系統相比，這種方式有效地多”，“它不是控制我們想什么，而是控制我們想的是什么”。[11] 

11.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說：“世界已經離開了暴力和金錢控制的時代，而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擁有信息強權的人手里，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利用英語這種強大的語言優勢，達到暴力和金錢都無法征服的目的。”[12] 

12.曾任美國總統的里根在1989年就宣稱：“芯片將會摧毀極權主義。”[13] 1992年，克林頓就任總統后說：中國“對互聯網的控制是把果凍釘在墻上——白費工夫”[14] 。1999年，時任美國得克薩斯州州長的小布什說：“一旦互聯網占據了中國，想象自由將會如何飛翔。”[15]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說：“中國不會拒絕互聯網這種技術，因為它要現代化。這是我們的可乘之機。我們要利用互聯網把美國的價值觀送到中國去。”[16] 

13.2015年2月6日，奧巴馬政府發布的《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特別強調指出：“我們的軍事實力無可匹敵。然而，美國例外論并非完全植根于我們的經濟實力。首先，它是我們的創始價值觀的產物，包括法治和普世權力以及美國人民的堅韌、才智和多樣性。”[17] 

14.2016年5月25日，美國國防部部長卡特在海軍戰爭學院發表演說時說，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態勢“宛如與前蘇聯持續近50年的冷戰對峙”，“這將是堅決、溫和但強有力的長期對抗，很可能會持續好些年”，“我們的‘亞太再平衡’不會淺嘗輒止，而會長期進行”。卡特還說，中美在南海的行動與反應不過是時代大格局中的一部分，他認為，中國的“內部邏輯”與社會終將改變，那時一切將會畫上句號。卡特還曾說，美國軍機與軍艦在南海巡航只是更宏大計劃的冰山一角，“亞太再平衡”遠不只是執行自由航行權，而且是外交、經濟與軍事齊頭并進。[18] 

15.在克林頓時期擔任第71任美國財政部部長、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多次來華講學的勞倫斯·薩默斯在美國《外交》雜志2016年撰文說：“有各種理由相信，隨著務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普及，世界狀況將繼續改善。西方的大學一直是這種趨勢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這不僅是因為世界各地在學習它們的教學大綱，而且現代研究型大學的整個生態系統正在被復制，正是這些西式大學的畢業生，反過來又更加廣泛地將現代方法引入教育、公共衛生、經濟管理和公共政策中。全球公共管理咨詢公司也助推了進步，把最好的實踐經驗和良好理念從西方傳播到‘其他地方’。”[19] 

作者：肖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2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注釋：

[1]〔美〕杰拉爾德·瑟斯曼著，忠華譯：《西方如何“營銷”民主》，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49頁。

[2]〔美〕杰拉爾德·瑟斯曼著，忠華譯：《西方如何“營銷”民主》，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101頁。

[3]〔英〕《泰晤士報》1984年7月9日。

[4]美國新聞處1953年1月23日華盛頓電。

[5]柳靜：《西方對外戰略策略資料》，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5頁。

[6]〔英〕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18頁。

[7]柳靜：《西方對外戰略策略資料》，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頁。

[8]〔美〕理查德·M·尼克松著，范建民等譯：《超越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頁。

[9]〔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凌建平譯：《基辛格:美國的全球戰略》（修訂版），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331頁。

[10]〔美〕布爾蒂克斯著，高楓楓譯：《世界級陰謀》，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頁。

[11]〔美〕杰拉爾德·瑟斯曼著，忠華譯：《西方如何“營銷”民主》，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1頁。

[12]〔美〕阿爾溫·托夫勒著，劉江等譯:《權力的轉移》，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頁

[13]http://read.jd.com/9188/444426.html.

[14]http://book.cyol.com/content/2010-11/05/content_4010554_7.htm.

[15]http://readjd.com/9188/444426.html.

[16]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3278733.html.

[17]http://www.lwinst.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9&id=5266.

[18]http://msn.huanqiu.com/world/article/2016-05/8983665.html.

[19]〔美〕勞倫斯·薩默斯：《外交》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