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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忠實同志是我十分敬佩又非常惋惜的人。他作為一名未上過大學的農(nóng)村知識青年，積極進取、勤讀苦練，成長為著名作家，令我輩文學科班出身的人自愧弗如。但是由于他缺乏堅定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以及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自覺或不自覺地跟風跑。先是在“文化大革命”末期，響應四人幫“寫與走資派作斗爭的英雄人物”的號召，創(chuàng)作了名滿全國的短篇小說《無畏》，充當了反革命陰謀文藝的工具。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又受“告別革命論”等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蠱惑，創(chuàng)作了不應受到吹捧和嘉獎的長篇小說《白鹿原》，表現(xiàn)出更為嚴重的錯誤傾向。

　　該書演繹“告別革命”、“儒化中國”的唯心史觀，以贊頌儒家“仁義”觀念和“仁政”思想為反襯，貶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給人們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從成名作《無畏》到代表作《白鹿原》，盡管陳忠實有某些藝術(shù)成就，在微觀操作和具體描寫方面有可稱道之處，但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宏觀立意和整體構(gòu)思都是根本錯誤的。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而又有某些藝術(shù)性，則藝術(shù)性愈高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

　　我與陳忠實同志曾一起應邀到長慶油田采油二廠舉辦的文學講習班講過學，對他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雖然文藝思想有分歧，但對他仍抱有厚望，相信他會端正創(chuàng)作思想，打造精品力作。不料他卻不幸早逝，甚感痛惜和哀惋。如今雖然他離世了，我們也不能為逝者諱，應該痛定思痛，吸取慘痛教訓，認真分析其錯誤表現(xiàn)，挖掘其錯誤根源，聯(lián)系國內(nèi)外形勢，揭示其嚴重危害，這是對于陳忠實同志最好的紀念。

　　《白鹿原》的錯誤表現(xiàn)

　　一是嚴重歪曲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性質(zhì)和歷史面貌，把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描寫成看不到剝削和壓迫，地富與長工的和諧家園，從而告訴人們：革命沒有任何階級基礎和社會根源。共產(chǎn)黨發(fā)動的農(nóng)民運動，“連一根雞毛子也扇不起來”。是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破壞了桃花源、伊甸園一樣的田園牧歌般的生活境界，這就從根本上喪失了作為文學藝術(shù)生命的真實性。

　　二是極力贊頌封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和封建主義意識形態(tài)，把封建家族族長白嘉軒和封建文化腐儒朱先生美化為圣賢和救世主，企圖以儒家學說抵制和取代馬克思主義。借鑒胡喬木同志對西方人道主義的分析，我們也可以將中國儒家學說分為世界觀和歷史觀以及倫理原則和道德規(guī)范兩個層面。儒家“仁義”觀念和“仁政”思想，從世界觀和歷史觀層面來說，是建立在封建主義經(jīng)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維護和鞏固的是人剝削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仁不義！而封建家庭的族權(quán)與封建國家的政權(quán)是結(jié)合在一起欺壓人民的。白嘉軒對鹿三的“仁義”，帶有更大的虛偽性和狡猾性，不過是為了更充分地剝削鹿三的勞力，使鹿三更忠心耿耿地為自己賣命而已，以致欺騙得鹿三為了白氏家族的家聲，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兒媳。

　　三是宣揚“告別革命”的錯誤思潮，把革命寫成不斷的“作孽”和“折騰”，只能起到破壞性作用，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造成了人為的災難和無謂的犧牲。作者借自己所崇敬的朱圣人和白族長之口，詆毀人民革命和正義戰(zhàn)爭，把革命和反革命在白鹿原的拉鋸戰(zhàn)說成是“把咱白鹿原弄成個烙人肉的鏊子了”，“已經(jīng)煎得滿原都是人肉味。”我們否定“階級斗爭擴大化”，并不一概否定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推動階級社會向前發(fā)展的直接動力；我們否定“文化革命”那樣的“革命”，并不否定一切真正的革命，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我們不主張胡“折騰”，因為那是自己“折騰”自己。但在人民沒有當家作主的舊社會，我們是應該“折騰”的，否則就不能把反動腐朽的政權(quán)“折騰”垮，打造出一個人民的新天地。

　　四是肆意丑化和歪曲共產(chǎn)黨的歷史，把它寫成一系列錯誤的延續(xù)。發(fā)動毫無成功把握的渭北暴動，導致共產(chǎn)黨領導的唯一一支武裝力量損失殆盡；冒險進攻西安，導致新組建的36軍全軍覆沒。從書中根本看不到共產(chǎn)黨領導革命的任何勝利和成功，也看不到共產(chǎn)黨給人民帶來的什么實際利益。共產(chǎn)黨領導革命的結(jié)果，是讓投機革命的地富反壞分子白孝文篡奪了政權(quán)。凡是全心全意跟共產(chǎn)黨干革命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滿腔熱忱、英勇無畏的女共產(chǎn)黨員百靈在南梁根據(jù)地清查中被活埋；真正改惡從善，對策動縣保安團起義起了決定性作用的鹿兆謙，卻因遭到白孝文暗算而在解放后的鎮(zhèn)反運動中被槍斃；大半生出生入死，幾乎策劃與參與了陜西歷次重大革命活動的省軍級領導干部鹿兆鵬，卻在全國解放后不明不白地從人間蒸發(fā)，落了個生不見人，死不見尸的下場。作者還借朱圣人之口說：“我觀‘三民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大同小異，一家主張‘天下為公’，一家昌揚‘天下為共’，既然兩家都以救國扶民為宗旨，合起來不就是‘天下為公共’嗎？為啥合不到一塊反倒弄得自相戕殺？公字和共字之爭不過是想獨立字典，賣蕎面和賣饸饹的爭斗也無非是為獨占集市！”這就完全否定了共產(chǎn)黨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斗爭的正義性和先進性。從書中的情節(jié)來看，是因為共產(chǎn)黨領導的農(nóng)民協(xié)會游斗并幾乎鍘了沒有多少劣跡的國民黨白鹿區(qū)書記田福賢（金書手揭發(fā)的田福賢罪狀是在逼供信的情況下提供的假材料），首先破壞了國共合作，才引起國民黨的瘋狂報復。我們并不認為文藝創(chuàng)作只能歌頌共產(chǎn)黨的豐功偉績，不能暴露共產(chǎn)黨的錯誤挫折。單就個別人物事件來說，《白鹿原》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jù)的捏造和杜撰，比如根據(jù)甘肅黨史資料記載，南梁革命根據(jù)地肅反中確實錯誤地活埋過一個從西安來的女共產(chǎn)黨員張景文。但是把這些人物事件都集中起來專寫共產(chǎn)黨的錯誤和挫折，這就造成了作品總體上的不真實。

　　五是以弘揚民族文化為名，不分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華，振振有詞、津津有味地描寫封建家族的陳規(guī)酷刑和農(nóng)村的迷信陋俗，如打刺刷、喂大糞，祈雨、求子，裝神弄鬼等等，弘揚腐朽丑惡，展覽愚昧落后。

　　六是借口刻畫人物性格需要，不加節(jié)制地描寫動物般的性心理和性活動，迎合低級趣味，追求感官刺激，制造商業(yè)賣點，毒害人民和青年。這些下流的東西，書中俯拾皆是。

　　上述這一切，既不真，又乏善，更欠美；既不合情（國情），又不合理（真理），更不合法（憲法）。從實質(zhì)上說，《白鹿原》是在挖共產(chǎn)黨的“祖墳”，翻中國革命的鐵案，也是對陜西這一長征的“落腳點”、抗戰(zhàn)的“出發(fā)點”、革命的“大本營”、革命文藝的“搖籃”和“圣地”的輝煌歷史的顛覆。

　　《白鹿原》錯誤的根源

　　從哲學上來說，是因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世界觀看問題，掩蓋事物的本質(zhì)和主流，否定社會矛盾和階級對立，無視人民群眾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真正主人，否定階級斗爭是推動階級社會前進的直接動力，宣揚儒家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仁義”觀念和“仁政”思想，妄圖以此取代馬列，“儒化中國”，改造社會，消解革命。其實無論是“真仁真義”的白嘉軒，或是“假仁假義”的鹿子霖，誰也沒有實行過真正的“仁義”。為爭奪白鹿原的統(tǒng)治權(quán)，一個巧取風水地，一個惡施美人計，明爭暗斗、爾虞我詐。而在白鹿原第一個種罌粟毒害人的，正是奉行“仁義”的白嘉軒族長。也正是在實施“仁義”禮教的名義下，白族長不讓追求正常生活的弱女子田小娥進祠堂，逼得她自暴自棄，破罐破摔，被公公殺死后還要在她的骨灰上造一座鎮(zhèn)邪塔。這就是“仁義”禮教吃人的本質(zhì)！

　　從政治上來說，《白鹿原》混淆革命與反動、前進與倒退的界限，不是站在人民大眾根本利益的一邊，而是站在腐朽沒落的反動勢力一邊，制造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鴉片。一方面極力贊頌白族長和朱圣人等人所宣揚和奉行的孔孟學說和“仁義”德政 ，一方面肆意貶抑鹿兆鵬、白靈等共產(chǎn)黨人所信仰的馬列主義和所從事的革命事業(yè)；一方面無情暴露共產(chǎn)黨的“不仁不義”，一方面熱情贊頌國民黨的“有情有義”。在忠于革命的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活埋（如白靈）、被槍斃（如鹿兆謙）或被遺忘（如鹿兆鵬）的同時，因參與圍剿陜北革命根據(jù)地而被紅軍打死的國民黨軍團長鹿兆海，卻以“抗日烈士”的名義受到隆重的吊唁和祭奠。二者形成多么鮮明的對照啊！

　　從道義上說，《白鹿原》同樣站在腐朽倒退的立場上。作為倫理原則和道德規(guī)范層面的“仁義”觀念，是從屬和服務于一定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nèi)涵。而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群眾正是這種傳統(tǒng)美德的的最好繼承者和發(fā)揚者。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為了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涌現(xiàn)了多少殺身成仁的志士、舍生取義的英雄，創(chuàng)造了多少傳奇式的故事、神話般的奇跡！但陳忠實的《白鹿原》卻把這些都看作是“作孽”和“折騰”，是盲目蠻干和冒險胡來，不僅不予謳歌和贊頌，反而極盡挖苦和調(diào)侃嘲弄之能事。而對守舊復古，倒行逆施的朱圣人、白族長等人，卻極力贊頌他們的仁行義舉。其實朱圣人、白族長那樣的“仁義”之輩，實際上也是嫌貧愛富、趨炎附勢的勢利之徒，當白孝文淪為乞丐、鹿兆謙當長工流落村野的時候，他們不理不睬、不救不助，避之唯恐不遠，而當二人成為偽縣保安團長官，變作鎮(zhèn)壓人民的鷹犬，衣錦還鄉(xiāng)拜祠祭祖的時候，他們卻熱情接待、百般奉迎，一幅小人嘴臉。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陳忠實違背作家良知和職業(yè)道德，一味制造商業(yè)賣點和經(jīng)濟效益，毒害人民和青年，也是喻于利的小人之舉，而非喻于義的君子所為。

　　從藝術(shù)上來說，陳忠實的《白鹿原》違背藝術(shù)特征和創(chuàng)作規(guī)律。作為敘事性的小說作品，不是通過真實描寫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zhì)方面，而是任意剪裁和捏弄人物活動，把人物變成宣傳某些錯誤思想觀念的傳聲筒；不是通過情節(jié)和場面自然流露某種思想傾向，而是讓人物發(fā)表滔滔不絕的議論，貶損革命政黨和革命運動；不是反映社會生活的本來面貌，表現(xiàn)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而是運用自然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美化歷史垃圾，贊頌封建糟粕；不是創(chuàng)造普遍性和特殊性統(tǒng)一的典型人物形象，而是脫離人物共性，塑造出了“惡劣的個性化”（恩格斯語）人物形象。《白鹿原》塑造和贊頌的朱圣人和白族長的形象，是比《武訓傳》中狂熱宣揚封建文化的武訓更為有害的形象。朱圣人甚至以若力“背河”為例，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揮儒家“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理論，說明勞動人民甘受剝削壓迫，進而論證剝削制度的合理性。至于說朱圣人在辛亥革命期間，“憑一張嘴一句話就解除了從甘肅反撲過來的清軍”，那完全是違背歷史真實的謊言。我已根據(jù)史料做過駁斥，在此不再贅述。它所塑造和贊頌的鹿三的形象是比《阿Q正傳》中的阿Q更不覺悟的農(nóng)民形象。魯迅對阿Q的態(tài)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陳忠實對鹿三的態(tài)度卻是“喜其甚幸，頌其不爭”，遇到了好主子，做穩(wěn)了賤奴仆。按照朱圣人、白族長的“仁義”哲學，中國人民就永遠只有做奴隸的份兒。按照陳忠實《白鹿原》的邏輯，中國封建社會和剝削壓迫制度就應當萬世長存，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產(chǎn)物的新中國就不應當出現(xiàn)。

　　《白鹿原》錯誤的社會歷史根源

　　陳忠實的《白鹿原》在1989年前后寫作和出版絕不是偶然的。從國內(nèi)“小氣候”和“小背景”來說，進入新時期以后，在揭批“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糾正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同時，先后出現(xiàn)了兩股錯誤思潮：一是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仍然充滿著封建保守主義色彩，致使至今我國仍然沒有走出“黃色文明”，走進“藍色文明”，實行“全盤西化”；二是認為近現(xiàn)代以來，激進的革命使中國遭了殃，要是堅持改良，甚至保留清朝王室，實行君主立憲，走向共和，三權(quán)分立，中國早就現(xiàn)代化了。從國際“大氣候”和“大背景”來說，蘇東劇變前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國際上出現(xiàn)了“馬列主義過時論”、“社會主義失敗論”、“共產(chǎn)主義渺茫論”的論調(diào)。在這樣的國內(nèi)外大小氣候和背景下，李澤厚、劉再復等人公然打出了“告別革命”的旗號，他們認為“革命”這個詞從來就不是好東西，從歷代奴隸、農(nóng)民起義，到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到俄國十月革命，直到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應當統(tǒng)統(tǒng)予以否定。我國人民引以為豪的革命斗爭歷史，成了某些人嘲弄的對象。與此同時，社會上和文藝界出現(xiàn)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加分析批判地宣揚西方人道主義和中國儒家學說，宣揚拋卻理想、躲避崇高，拒絕壯烈、遠離政治、消解主流意識形態(tài)，顛覆革命歷史傳統(tǒng)，鼓吹文藝非上層建筑化、非意識形態(tài)化和商品化，文藝創(chuàng)作非本質(zhì)化、非典型化、非英雄化等思潮。一時間唯心主義泛濫，形而上學猖獗。而黨的兩任總書記消極對待鄧小平同志親自倡導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對錯誤思潮和不良傾向采取寬松，寬容和寬厚的態(tài)度，甚至只讓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放”，不讓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鳴”。不管作者自覺不自覺、有意識或無意識，《白鹿原》就是在這種國內(nèi)外情勢下，集各種錯誤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潮之大成的產(chǎn)物。

　　《白鹿原》出版不久，求是雜志原副總編輯馬鎣伯同志就在《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發(fā)表文章予以批評，武漢大學中文系原主任何國瑞教授也在其主編的《社會主義文藝學》中提出了尖銳批評，還有包括《甘肅日報》和革命根據(jù)地《慶陽日報》在內(nèi)的一些省、地級報紙也發(fā)表過批評文章。遺憾的是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并沒有引起我們的有關部門和主流媒體的應有關注和重視，倒是無原則吹捧《白鹿原》的文章產(chǎn)生了巨大反響，并由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評論專輯。在一片鼓噪和喧囂之中，把《白鹿原》改編成戲曲、話劇、電影、電視劇等形式的“作品”層出不窮，以至給《白鹿原》戴上了“茅盾文學獎”的桂冠，使陳忠實備受推崇和尊榮。直到陳忠實離世一周年的今天，有的主流媒體還在大做文章，有的無良藝商還想通過《白鹿原》大撈一把。這很難說是社會主義文藝應當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

　　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前蘇共與前蘇聯(lián)就是從赫魯曉夫開始不斷否定歷史而亡國的，我黨我國絕不能重蹈覆轍。“告別革命”、“儒化中國”等歷史虛無主義和歷史保守主義思潮，實質(zhì)上是為國內(nèi)外敵對勢力“西化”和“分化”，顛覆和瓦解社會主義中國制造輿論根據(jù)。陳忠實的《白鹿原》為這種錯誤思潮做了“精彩”演繹和“出色”圖解，其惡劣影響和嚴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黨的有關部門應當以應有的責任意識管管這個事兒，評評這個理兒，切不可視而不見、聽之任之。我們陜西也不要實行地方保護主義，把疽癰當成寶貝。

　　（作者單位：甘肅日報社；來源：紅色文化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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