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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放眼世界，也就是今天的中國，能隨隨便便地把以前造反的泥腿子重新吊起來羞辱。也就是今天的中國，反抗地主殘酷剝削和壓迫的農民起義被重新說成土匪流寇，而鎮壓他們的官軍再次被頂禮膜拜。

現在標題黨手段太高，經常讓你沒讀完就后悔。朋友轉來一篇馮小剛的文章：“人民嚴重不靠譜”。看起來很有標題黨味道，但貧道毫不猶豫就打開了。因為馮導不是——他一張嘴就夠標題黨們想半夜的。

文章寫得果然和馮導的戲一樣有看頭：

【“卡扎菲死了，利比亞人民都歡呼雀躍上街慶祝。半年前，老卡在位時，同樣看到大批利比亞人民同仇敵愾上街挺‘卡’。人民的戲演得真好，每一出戲都是全情投入看不出絲毫的破綻。為此，我建議授予利比亞人民本年度集體最佳表演獎。他們戲演得好，把老卡都給騙了，真以為人民分了兩撥呢。我覺得老卡臨死前喊的肯定不是‘人民萬歲’，他喊的是：人民嚴重不靠譜!話音未落，被人民一槍給斃了。”】

文章后面用幸福美滿的英屬殖民地開曼群島和臟亂差窮的獨立國家牙買加做了對比后得出結論：

【“殖民者為什么一手奴役掠奪，一手還搞建設呢?我無知的理解是，他們視殖民地人民為后娘生的，為了堵別人的嘴所以要假裝善待一點。而本民族的統治者就沒有這個顧慮了，對人民視為己出，都是親骨肉就別假客氣了，不懂事就罵兩句，不聽話就大嘴巴子抽你，這才透著親透著實在，不見外。”】

當然最后要加上一句：“肯定是歪理，別認真啊!”的俏皮話，以便與全國政協委員協調起來。

貧道看完只能說：“文筆確實不錯，沒想到”。

貧道有一點“想到”了：大咖們這方面的觀點確實很一致：從骨子里透出對造反和造反者的仇恨和鄙夷。其他議題可能還各有各的看法，郭德綱會和周立波互掐，但沾著這個題目，意見肯定一致。

第二屆地方與行業網站峰會媒體論壇上，馬云為了說明“網站巨頭死了小網站也沒戲”，直接拿“把地主斗死了，農民不一定富起來”當“公理”。韓寒雜文《三論》的“談革命”中，花了大篇幅論證“革命的最終收獲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文筆同樣不錯的陳丹青回答鳳凰網記者時呼應說：“革命就是一群最無恥的人最后上來，然后繼續來做革命者痛恨的事情，就是奴役別人，利用這個國家，然后糟蹋這個社會，一定是這樣的。所以我很同意韓寒的‘三論’，他看得很清楚。至于反抗，我指的是用革命方式反抗，暴力方式反抗，這個時代真的不但過去了，而且應該過去。”

馮導全文最后寫的是：

【“人們天真地認為：趕走殖民者，就是獨立;殺了村里的地主，農民就過上好日子了。經過土改的實踐，地主的人頭嘁里喀喳地落地，農民擺脫窮困了嗎?還是鄧大人的改革開放解決了農民的溫飽。”】

當然最后幾句有點忽略了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現在，殺地主的邏輯似乎又深入人心了。地主們小心自己的腦袋吧。留給你們的節日不多了。”

窮人把富人打倒，分了富人的財產(生產資料加浮財)。這樣搞有理還是沒理呢?幾千年來，干這事兒肯定沒理，是大逆不道的。無論中外史書凡是有關窮人造富人反的記載，肯定都是惡魔干壞事兒，連論證都不用。

毛主席很早就注意到“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也就是說，本來用不著中國頂級風光的電影導演馮導去費心論證“造反無理”這么簡單的道理。千不該萬不該，二百年前德國生出個馬克思，寫了本資本論，論證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有部分財富叫“剩余價值”，這部分財富是勞動者創造的，讓老板們給昧了，勞動者從老板手里搶過來是合理的。按老毛說是“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老馬這一忽悠，勞動者“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鬧成今天這個樣子。這樣看，讓馮導心煩寫出《不省心》的隨筆，還都是老馬惹的禍!

不過，無論老馬還是老毛，證明“造反有理”都是花了大功夫的，遠沒能達到大咖們信手拈來就妙筆生花的境界。

老毛悟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還是到延安后。這時王明從蘇聯回來給大家講馬克思主義，引經據典頭頭是道，一下就把臺下沒見過世面的大老粗們給鎮住了——連彭德懷都打心眼里服氣。老毛為了扭轉局面(貧道瞎猜)，也在這個時期讀了大量馬列原著(這是實事兒)。但《資本論》關于剩余價值的論述不是好懂的。說實話，就算今天看，“剩余價值”究竟是資本創造的還是勞動創造的，更多的也是與“屁股”(立場)有關。用邏輯分析就有些亂。而剩余價值的財富歸屬與誰，對于造反是有理還是無理卻是致命的。貧道估計就算老毛看懂了，把剩余價值的道理給手下那批認字沒幾年的泥腿子講清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兒。于是老毛在1939年的一次大會上講了“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四個字，造反有理!

大咖們今天有疑惑是正常的，因為這一百多年來，剝削無理壓迫無理造反有理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的基本道理之一，世界五大洲人都認這個道理,包括西方國家的主流社會不僅不敢隨意批判造反行為，反而那些對抗政府、蔑視法律的草莽英雄往往是正面形象。歷史上本來沒有的不惜編造出一個來滿足需要：英國是虎嘯山林的羅賓漢，美國是胡作非為的西部牛仔……。這個時期全世界正鬧社會主義和民族獨立，殖民地到處是“恐怖分子”在打家劫舍殺人放火，這些開始被政府標注為恐怖分子的人后來都成了民族英雄，他們的塑像至今在這些國家被尊敬。直到今天，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也很少見把這一時期造帝國主義反，造殖民主義反，造剝削階級反的那些人打成“革命分子”進行羞辱。不管真的假的，美國還是把每年1月的第3個星期一定為反抗種族壓迫的馬丁-路德-金的紀念日。在美國，誰敢羞辱金恐怕不會有好果子吃。

但是放眼世界，也就是今天的中國，能隨隨便便地把以前造反的泥腿子重新吊起來羞辱。也就是今天的中國，反抗地主殘酷剝削和壓迫的農民起義被重新說成土匪流寇，而鎮壓他們的官軍再次被頂禮膜拜。

2010年，北京昌平樹立一座李自成塑像。用百度搜搜，有關消息大部分都有“引起爭議”“不應該”的內容。有人說“李自成發動的起義是有一點進步意義(也存在著很大爭議的人物)，但大明朝創造的輝煌歷史顯然更值得我們尊重吧?”有人說：

【“這個僅僅只在京城呆了40多天，且不具備任何人心的短命大順政權領袖，為什么會在北京享受如此殊榮?這尊雕像的屹立不僅對于佟麟閣、趙登禹這些曾與日寇浴血奮戰的著名民族英雄是一種褻瀆，就是相比于謙、袁崇煥這些保衛過北京的明朝功臣也是極大的不公”。】

有意思的是，有人注意到闖王老家陜西米脂縣廣場上的李自成塑像沒有了，去掉了，說是放他的行宮了。

離米脂不遠的山西寧武縣2011年新修了一座陵園，氣勢雄偉，雕塑有群像，還有介紹其事跡的浮雕，屬于忻州文物保護單位。主人是明末三關總兵周遇吉，雖然浮雕上的字樣只有“與李自成大戰與雁門關下”的文字，但百度上全是褒揚之詞。周遇吉在寧武關擊殺義軍數萬，阻其北上十數日，寧死不屈，確實是大明不二忠臣。死后被明帝追封太保，謚號忠武，列祀旌忠祠。而且順治帝也為其重修墓地，立碑三通。寧武縣政府干的，是繼承了大明福王和大清順帝的風采而已。

李自成和他的義軍的遭遇在當今中國不算最壞的。最壞的自然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了。如果在網上統計10年來中國十九世紀被貶義詞定義最多的人是誰，非洪秀全莫屬，如果統計同期褒義詞最多的是誰，一定是曾國藩。曾國藩基本成為有清一代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而洪賊肯定是最殘酷最無恥最荒唐的壞人了。當然，李自成同期的張獻忠比李自成的評價更差些，而且是官方的話。前幾天中央臺報道挖出的張獻忠“沉銀”的節目中，專家介紹時張獻忠的名稱就是“流寇”、“流竄于……”，與當年大明君臣朝堂上用的詞完全一樣。

2012年，貧道陪外地同學參觀被定為“豫商代表”的康百萬莊園。康百萬家里掛了兩個清廷賜予的“千頃匾”，是擁有耕地20萬畝的河南最大的地主。當然，康掌柜的還有造船，運輸和商業經營，并以此摘掉了“大地主”的帽子戴上了“豫商代表”的桂冠。記得參觀出來有同學問我有什么感想。貧道說：

【“上個月我和家里領導參觀海德公園，領導問馬克思墓碑上那行字寫的什么。我說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領導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吧。貧道說不是，馬克思基本思想毛主席說的最貼切，說‘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是馬克思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壓迫無理、剝削無理、造反有理。現在我才知道，我們又把馬克思翻過來的東西又翻了回去，又講剝削有理，壓迫有理了。你看，解說員講到康家想國家所想急國家所急時舉的例子是什么?是康家如何支援政府鎮壓捻軍。”】

說實話，2004年哲學家李澤厚在《讀書》上發表“告別革命論”時，“革命”已經臭不可聞了。早在九十年代后期，雖然沒有什么“論”，但中國歷史上每個具體的造反活動都被學者們“不屑”了幾遍了。李先生也無非是從哲學上進行了闡釋：

【“第一，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學在這里派上了用場。它展示的是歷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動創造歷史，人有選擇的可能。政治領導人于此負有重大責任。從辛亥到文革都沒有革命‘一定要發生’的邏輯。另一問題，既然如此，革命是否只有壞處?又不盡然——”】

按李先生推薦(他沒有介紹“非假如”史學的邏輯)的道理，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文化革命皆非歷史必然，沒有“一定要發生的邏輯”。既非必然，就是人為，只能是革命者尤其是領導人忽悠和折騰出來的。后面對革命評價的前提用了“革命并非全是壞處”，幾幾開就不言而喻了。如果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革命都沒有歷史 的必然性，都是少數人忽悠、折騰出來的，那么洪秀全、李自成等輩殺人無數且沒有能“成功”，說他們屬于禍國殃民的烏龜王八蛋，還有什么異議么？所以，李先生的所謂“告別”并沒那么簡單，告別是“把革命扔到歷史垃圾堆里”的意思。

劉再復與李澤厚是哥兒們，在一次與“鳳凰文化”記者談話時解釋說：

【“我們的《告別革命》只是在‘階級斗爭’和‘階級調和’這兩種基本方式上做出選擇，即認為階級、階層矛盾永遠都會有，但選擇‘階級調和’的辦法比選擇‘階級革命’辦法好。”】

還說“李澤厚先生早在七十年代，他的著作就高度評價康有為，積極肯定改良思路。而且比較過‘法國派’和‘英國派’，對后者很肯定，對前者卻提出懷疑”。

劉再復是從主觀上說的：雖然事情要辦，但不殺人比殺人好。這個說法肯定大家喜歡。

說這方面的題目不能少了茅于軾。茅先生在他的《回顧中國的土改》一文中說：

【“世界各國都會在不同的時候，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土改。因為人類社會的早期無例外地都是農業社會，而現代化的社會農業只占總產出的很小一部分。在此轉變期間必定有大批農民進城變成城市居民。同時農民所占用的土地也必定會有大的分化改組。這就是土改。不過各國土改所用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中國和蘇聯采用的是暴力土改，尤其是中國。六十年前的暴力土改其遺患至今猶在。

……劫富濟貧從道德而言，是損人利己，是不道德的。但是公平也是人們追求的一個無可厚非的目標，它也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道德的。這里的區分點是用什么方式方法來劫富濟貧。在文明國家里都是用溫和的手段，經過多方面的協商，取得大體上能為大多數人接受的方法，這就是征收累進所得稅。而在中國的土改，不但不是溫和的，而且是極端暴力，非常血腥的。”】

猛一看茅與劉說的是一個意思，但茅先生還是更深刻一些：平均土地這事兒全世界都發生過，其他國家都是“征收累進所得稅”，溫和手段，多方面協商。只有共產黨中國和蘇聯選擇了暴力。

茅于軾

現在看來，演藝界、商界大咖們比主流公知們在革命問題上更激進些，但也更淺薄些。公知們知道直接說剝削有理壓迫有理是不行的，要說也只能說剝削和壓迫確實不對，但不能因此證明“造反有理”。有話好講，溫和手段，協商解決，要改良不要革命，剝削和壓迫無理，但造反也無理。馮導馬云等很干脆——窮人窮不是富人富造成的，窮人殺了富人照樣窮!當然， 茅于軾、劉再復、李澤厚等算不上什么學者，還有很多國內權威學者對中國土地問題和土地革命問題有巨著。

說真的，中國大咖們和主流公知們和大腕兒學者們就這個問題表達的立場和論證的道理，在當今世界也是很稀罕的，基本屬于胡呲，連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學者也很少會有說他們講得有道理的。但他們就這么講了，而且還能獲國家級的文學獎——你有啥法兒呢?關于革命尤其是土地革命究竟是不是幾個人忽悠忽悠就搞起來的，貧道以后會連續發文章探討。

有一點還想再啰嗦一下：馮導說卡扎菲最后喊的是“人民嚴重不靠譜”，是為了詼諧有趣，但貧道看后覺得無非反映了馮導內心的道德尺度。當然一個人前面說了后面不算了也經常。馮導拍《集結號》時說“不怕死違反了人的本性”，似乎自己與英雄主義無緣。但他自己在《老炮兒》里面對死亡手持大刀義無反顧踏過冰面時，難道不是想過一把英雄主義的癮嗎——雖然知道是假的。但到了卡扎菲這里，又顯得馮導太那個了。卡扎菲最后幾分鐘喊了些什么不用再猜了，當時網上就公布了士兵用手機拍下的卡扎菲生前最后幾分鐘的視頻。視頻中,這個七十多歲的老頭用手抹去臉上的血,對四周的年輕人說:“我對你們做過什么?”“你們懂得是非對錯嗎?”老卡最后喊的是：“祖國萬歲，真主保佑利比亞人民!” 。

【邋遢道人，察網專欄學者，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邋遢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