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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民主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如影隨形，互相適應。20世紀4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掌控了世界民主政治的話語權，將民主簡化為選舉，以“選舉民主”為各國民主政治實踐的圭臬，用有無競選來評判其他國家是否為民主國家，并滿世界地進行所謂的“選舉援助”，甚至不惜武力干涉別國內政。選舉民主究竟有何魅力讓資本主義國家對其推崇備至呢？馬克思深刻指出：“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從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來審視，我們就會發現，資本主義國家只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在西方選舉民主的表象下掩藏著資產階級不能言說的真實意圖。

　　真相一：西方選舉民主造就“權錢交易”的政治市場，為資本俘獲政治提供公開合法的制度性平臺

　　資本是資產階級征服世界最有力的武器。而資本發揮作用的舞臺是市場，只有借助市場這個舞臺，資本才能發揮它的威力，實現它的最終價值。在經濟領域中，資本通過生產要素市場，實現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通過商品市場，實現產品的增值，賺取利潤。同理，資本要想在政治領域釋放能量，顯示威力，需要有一個政治市場，通過“權錢交易”實現收買權力、俘獲政治的目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民主中，各大資本(利益)集團以選舉捐助(政治獻金)的形式，出錢支持自己選中的代理人(如議員或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代理人再用資本集團捐助的錢去爭取選民手中的選票，爭奪國家權力；選舉獲勝后，當選者再按選舉捐助金額多寡論功行賞，對各捐助者或加官晉爵，或用手中權力制訂有利于各捐助集團的政策予以回報，以確保資本增值和利潤最大化。這樣，選舉民主實際上就成了各資本（利益）集團、政客與選民之間進行“權錢交易”的政治市場。

　　有了選舉這一政治市場，資本在政治領域中便有了用武之地。選舉這一政治市場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合法化平臺——選舉捐助制度。2010年和2014年，美國聯邦法院分別作出裁定，取消集團直接捐助候選人禁令和個人捐助上限。從此，資本可以公開地自由馳騁選舉沙場。有人戲謔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反腐敗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將腐敗現象合法化。”選舉捐助制度鑄就了西方民主的金錢政治底色，為資本俘獲政治提供了便利渠道。研究發現，從1964年到2014年，美國大選中的獲勝方，幾乎都是募集選舉捐款最多一方。同時，獲得權力方給予捐助者以巨額回報。據美國媒體披露，從2007年到2012年的5年時間內，美國200家企業在游說和競選捐款方面共耗費58億美元，卻從聯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了4.4萬億美元的回報。也就是說，在美國，企業在選舉市場上投資的回報率高達1∶760。需要指出的是，選舉捐助并不為美國獨有，而是實行競選的西方民主國家的普遍現象。

　　真相二：西方選舉民主既有民主屬性更有權貴稟性，是資產階級利用民主的形式來行使權貴統治的基本方式

　　從形式上看，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實行一人一票，同票同權，公開公平公正，所有職位對所有人開放。應當承認，與封建世襲制比較，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民主的優勢是客觀存在的，也曾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恩格斯在《德國狀況》中指出：“就這一切而言，資產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但是資產階級實行這一切改良，只是為了用金錢的特權代替已往的一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恩格斯提醒人們更應該注意，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具有親精英的權貴稟性。列寧也一針見血指出：“極少數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在西方國家，選舉民主的權貴稟性體現在：其一，選舉總是附帶各種限制性條件的。在當代，雖然法律規定了人人享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各種隱性的限制條件還大量存在，如選民登記要求提供詳細身份證明文件，在投票地點和時間選擇上設置障礙，等等。其二，選舉是各類社會精英表演的舞臺，選舉過程是各類資源如金錢、出身、聲譽、表演能力、口才、顏值等的大比拼，選舉結果總是擁有豐富資源、良好形象、能言善辯的候選人勝出。其三，選舉民主總是由實力雄厚的資本集團和名聲顯赫的政治家族把持和操縱的。美國號稱是西方民主的典范，其總統選舉卻總是由幾大顯赫家族所操控，亞當斯、漢密爾頓、塔夫特、哈里遜、羅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等大家族都是美國政壇呼風喚雨的政治勢力。英、法、德、意等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

　　西方選舉民主的權貴稟性源于以下因素：第一，群氓假設。西方資產階級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共識，他們一致認為人民群眾是無知、懦弱、盲動的烏合之眾，不具備治國理政的學識和品行，所以應該通過選舉將自己的權力讓渡給精英來行使。第二，精英政治的傳統。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社會一直都是憎惡民主政治（多數人的統治），頌揚貴族共和，推崇賢人政治，實行精英統治，國家政權總是由各類經濟政治精英執掌的。第三，代議共和政體的客觀要求。出于對底層民眾的恐懼，西方資產階級歷來都主張共和而反對真正的民主，所以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多采用貴族共和政體，也就是精英代議制，需要選舉代表，而選出來的代表都是那些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的人，或者是有財富、有權勢、有名望、有地位的各類社會精英。第四，國家治理的專業化、職業化。

　　選舉民主的這種權貴稟性有助于實現資本統治，這正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推崇選舉民主的重要原因。只要重溫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我們就可以發現，許多著名的思想家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選舉的權貴稟性。如孟德斯鳩和盧梭認為，“以抽簽來進行選舉，乃是民主制的本性”，“在貴族制之下，……用投票的方法才是非常合宜的”。漢密爾頓是美國建國元勛之一，他曾勸慰美國上層階級，請他們放心，每個階級在政府中都有自己的代表，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想，但在使人民自由投票的任何一種安排下，這種事情是決不會發生的。在這樣安排的地方，代議制機關仍會由土地占有者、商人和知識界人士組成，極少有例外，因此不可能對政府風氣發生任何影響。對此，列寧一針見血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利。”

　　真相三：西方選舉民主有分散和誘導民眾力量的功用，為資產階級打壓社會底層的廣大普通民眾提供了工具

　　在許多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看來，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統治。他們篤信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的一句話：窮人的統治必定會侵犯有產者的私產。19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將亞里士多德的觀點進一步發揮，并創造了一個新詞——“多數暴政”。這個詞一經提出，即在西方知識精英中廣為流傳，表明整個西方精英階層對真正民主心懷擔憂與戒備：他們擔心作為多數的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階級掌握政權，真的會均分作為少數的資產階級的財產。所以，西方資產階級精英為了保護少數有產者的財產，就去限制、改造、馴服真正的民主。

　　西方資產階級認為，共和政體才是馴服民主這匹烈馬的韁繩。所謂共和政體，是指采用代議制的政體，也就是通過選舉選出代表和代理人來表達公眾意見，組織和管理政府。這種選舉民主是一把雙刃劍，可以是表達意愿、形成共識的方式，也可以成為擴大分歧、制造分裂的工具。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選舉民主將人民變成了選民。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是占人口大多數的、順應歷史發展和推動歷史前進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其主體始終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廣大勞動群眾。人民是一個歷史的、政治的范疇，具有集體性、革命性、先進性，是始終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決定性力量。而選民是一個國家中依法享有選舉權利的公民，選民是有資格限制的，需要國家法律的確認，對國家來說選民是守法的公民；選民是分散的個體，分屬于不同階級的政黨，散居在不同選區；選民不以發揮先進作用為標志。所以，人民變成選民不僅分散了人民力量，而且失去了人民的團結性、革命性、先進性。選舉民主由政黨通過競爭來運作，這種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的操控，加劇了選舉競爭。各政黨為穩定自己選民隊伍，必然要有“造盤”“護盤”行動，即將某些區域打造成本黨穩定選票來源，人為地將人民劃分成不同政黨的政治擁躉。從某種意義上說，選舉就是選擇政策。各競選政黨通過政策主題操縱，讓選民在不同甚至對立的政策中進行選擇，從而在人民中制造政見分歧。此外，現代西方的選舉越來越依賴商業媒體，而商業媒體為提高收視率或點擊率，故意放大競選雙方的分歧，以負面新聞、花邊新聞、爆料、曝光等來制造轟動效應，吸引人們的眼球。商業媒體的介入，擴大了選舉的負面功能，加劇競選雙方對壘的氛圍。

　　西方國家之所以鐘愛選舉民主，就是為了利用選舉來分散人民力量，使之不能團結起來與自己進行對抗，從而達到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地位的目的。

　　真相四：西方選舉民主以形式民主取代實質民主，借選舉授權之名禠奪人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界精英和知識精英齊心協力，將選舉包裝打扮成為民主的標志。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步一步地擴大民眾的選舉權，順勢地將民主簡化為選舉。另一方面，西方理論界也完成了“選舉即民主”的論證。1942年，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民主的新定義，他指出：“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從此，西方政治學界“主流的方法幾乎完全根據選舉來界定民主”。根據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的理解，熊彼特的民主定義是民主的一種程序性定義，民主被看成是形成政治權威并使其負責的一種手段。選舉成為民主的本質，民主制度的其他特征都由選舉產生。簡單一句話，“選舉等于民主”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主政治的金科玉律。

　　選舉變身民主，給民主帶來一系列重要改變：一是將人民變成選民。二是將人民決定問題的權力放到第二位，而將選舉挑選國家領導人放在了第一位，其實就是用選舉的民主形式排除了人民決定和管理國家事務的實質權利。三是變人民主權為人民授權。人民主權是指國家權力屬于人民，是人民當家作主，是人民自己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社會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的權利；人民授權則是人民把本屬于自己的權利讓渡出來，然后委托給選舉出來的代議者代為行使，實際上是人民權利的異化。四是將多數民眾民主變為少數精英民主。

　　上述種種變化，實質上是以形式民主取代實質民主，不僅沒有促進民主的發展，相反是對真正民主的背叛。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領導人的權力是選民經選舉授予的。但實際上，選舉只是統治精英利用選民投票形式，賦予自己行使領導和管理國家(當然包括選民)權力合法性的便捷途徑。而選民收獲的只是短暫的當家作主的心理體驗，卻要付出讓渡親身參與決定和管理國家事務權利的代價。對此，盧梭早就有過精彩的評論：“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那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是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也指出：資產階級選舉民主“被當做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一次，來選舉議會制下的階級統治的工具”。

　　從理論上說，選舉是國家治權問題。而民主關注的是國家主權歸屬問題，實質上是人民與國家的關系問題，也就是國家政權由誰來掌握的問題，表明國家的性質。一個國家的主權與治權可以統一行使，也可以分開行使；可由主權者親自行使，也可以由選出的代表行使。民主的內容除民主選舉外，還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等。顯然，西方國家將民主僅限于選舉，是片面的，是有預謀的：借選舉授權之名，巧妙地將人民排除在國家治理之外，褫奪了人民參與決定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研究”[2016MZD006]子課題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