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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無意外，四年之后，或許用不了這么久，這所學校將不會再以“七中”為名。

如無意外，這所位于成都溫江的明星私立學校，也將基本告別19.5億的身價估值。

資本是逐利的，但資本市場也是冷血而殘酷的。任何粉飾與包裝，只會增添真相來臨時的震撼與尷尬。這次，發生在私立學校食堂的事件，并不是一個孤立而偶然的事件。更可以說，與塑膠毒跑道事件、紅黃藍事件、親子園虐童事件，甚至與疫苗案一脈相承。

與其說，這是一場意外的黑天鵝，更像是伴隨資本大舉進軍民營教育領域之時，那一頭橫行的灰犀牛。

一

洪清宜幾兄弟來自福建石獅。當然，他更多標榜自己的身份是港商，是僑領。

在成都，洪清宜兄弟與他們的冠城集團，作為較早進駐成都發展的港資公司，小有名氣。業務跨度包括地產開發、金融投資、生態農業和民辦教育。位于成都市中心的冠城大廈，是他們為數不多的地標作品。

雖然入川的時間早，但可能還是囿于實力不足，冠城的項目并不多，公司的盤子并不大。要論規模，比不上此后登陸的李嘉誠等真正的港資霸主；要論名氣，也無法和他的石獅同鄉許榮茂相提。在后來，一幫廣東的地產商蓬勃壯大、席卷全國之后，洪清宜和他的冠城，就更加籍籍無名了。

地產行業馬太效應明顯，這樣的公司進入土拍市場已很困難。為了生存，只能另辟蹊徑。讓洪清宜緊緊拽住的拯救未來的稻草，就是教育產業。

這次發生食堂衛生事件的成都七中實驗學校，是洪清宜在教育產業領域的一張名片。

這所學校以“七中”為名，并借此招徠師資與生源，但與那所真正的百年名校成都七中的關系，卻已非常尷尬。雙方一度對簿公堂。

2003年，洪清宜的公司與成都七中合作，在溫江拿地數百畝，籌建了成都七中實驗學校。在這所學校至今的介紹中，仍寫明了是成都七中“強力領辦、獨家管理”的民辦學校。

這可能是洪清宜玩的一個文字游戲。事實上，這所學校從股權上看，由洪清宜的冠城公司全資持有，七中在其中更多只是一個冠名的身份。這冠名權一簽就是二十年。

洪清宜每年都會給師生寫一封公開信，指陳自己發展教育產業的熱忱。在一篇名為《拳拳赤子心、殷殷教育情》的報道文章中，洪清宜甚至說將發展民辦教育作為一生奮斗的事業。但洪清宜終究是一個生意人。教育也是產業，不是公益。討論一個商人進軍教育領域的初心，千萬不能忽視這一點。

要不然，就無法解釋為什么洪清宜要賣掉這所由他一手創辦的學校了。從2016年開始，洪清宜開始著手將這所學校變現，最佳路徑當然是打包上市，這條路并不容易，其次的選擇是直接出售給上市公司。

不得不提一個背景，2016年，成都另一個民辦教育巨頭德瑞系，將旗下的成都實驗外國語若干學校打包在港上市，市場反響很好，這可能也是讓洪清宜無比眼紅的一點。

2017年初，包括勤上光電、皖新傳媒等多家上市公司接洽洪清宜，有意接手這所學校。估值接近20億，最終由皖新傳媒接近收購完成。那時候教育股的熱度不減，市盈率居高不下，正是套現的好時機。

這所私立學校每年為冠城公司貢獻上億的利潤。你很難想象這一點，從投入產出比來看，這是一頭真正的現金奶牛。

而這個“七中”的品牌使用費，洪清宜每年只需向成都七中支付200萬元而已。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但這個名號給學校帶來的收益，那每年上億的利潤，以及近二十億的資本估值，你很難說沒有關系。懂行的都知道，對上市公司并購案而已，“商譽”在估值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但這個“七中”的品牌是有期限的，過期是作廢的，在期限內早早地從資本市場變現，可能是洪清宜一個不為外人道的小算盤。2016年成都七中換了校長。如果不是成都七中的新領導早早地發覺問題，這筆生意很可能就做成了。

二

用“七中”品牌撬起一個數十億的大生意，這是洪清宜最值得書寫的一筆。這也是他作為商人的精明之處。這讓我想起他在足球領域的另一番遭遇。

在教育界，洪清宜可以說是一個莊家，但在足球界，他只是一個陪玩的。莊家是更有來頭的人，比如徐明。

冠城是曾經輝煌一代的四川足球的送葬者。

2003年，就在洪清宜籌辦成都七中實驗學校的同時，他在足球界還干了一件大事，“接手”顛沛流離的四川足球。彼時，輝煌的川足已是強弩之末。全興退出，由徐明掌控的實德系公司（大河公司）收購了川足俱樂部。

問題來了，同一個聯賽，不同的兩家俱樂部，背后是同一個老板？這顯然是不行的，甚至是荒唐的。比賽的公允性在哪里？但在那個年代，徐明和實德系就這么干了，你不得不服。輿論中，讓實德系退出川足的呼聲一直不絕，直到徐明找到洪清宜來接手。于是，四川冠城俱樂部誕生，也成為最早締造中超聯賽的俱樂部之一。

但名義上是“接手”，實際上，冠城在川足的角色耐人尋味，更像一個品牌冠名商。實德系仍在川足的背后牢牢操控。

冠城內部人士就曾袒露過，為了達到中超聯賽的注冊指標，冠城每年在足球俱樂部里“冠名”的費用，就要從集團拿出數千萬元。而這，僅僅是陪徐明唱戲而已。此后，迫于各方壓力，實德系承諾退出川足，2006年初，四川冠城俱樂部就地解散。

川足的歷史就此終結。

同樣是“冠名”，玩足球，每年拿出幾千萬，近乎于打水漂，而蓋學校，每年只需要支付兩百萬，卻可以貢獻上億的利潤，兩相比較，天差地別。如果你也是商人，你會怎么選？

對洪清宜而言，這是一個教訓，也讓他篤定了做教育產業這條道路。

那個年代，“民辦公助”的辦學模式十分流行，也是政府鼓勵的。隨著資本的流入，可以有效緩解公辦教育供給端的不足。而名校的牌子，也是資本極力追逐的。直接冠名和師資共享，是一個常見的合作捷徑。

只是，可能成都七中在當時無法想到，200萬每年的冠名權其實是國有資產的無形流失，品牌的價值可以被利用，可以被商人在資本市場無限放大。

最后，當洪清宜要把成都七中實驗學校打包賣給上市公司時，成都七中不干了。

他們到法院起訴了洪清宜的公司。不光是這個品牌使用權的問題，當年的收購案還包括學校的業績對賭的約定，這與《民辦教育促進法》中規定的義務教育階段不得設立營利性學校的規定相悖。

洪清宜的學校包括小學和初中，正受此法約束。

因為這個訴訟，洪清宜賣學校的生意黃了。隨著食堂衛生事件的發酵，“七中”這個品牌的使用權，恐怕也已進入倒計時。

三

這次直接卷入學校食堂衛生事件的承包商叫四川德羽。除了七中實驗，他們還在四川承包了十余家學校的后勤服務，服務師生接近10萬人，其中不乏一些名校。

德羽的老板叫吳春雷，是一個來自南充營山的小商人。這兩年，他在成都聯合了若干家從事后勤餐飲服務的公司，稍加整合，開始發展規模，并向全川進行了擴張。如果不是這次的事件，相信這門生意的前途十分“光明”。

但一旦出了事，對公司而言，可能就是致命的。最新消息是公司的牌子已經被摘掉了。

作惡者自有其果，不必多言。而我更關心的，是作惡者為惡的土壤。

這所私立學校是否真正關心過自己的后廚？有關部門是否真正做到了監督？答案可能是模糊的。就在事情發生的若干天前，在有關部門的引薦下，很多同行還到這所學校的后廚參觀學習。這個廚房甚至也有衛生領域的各項評獎。用以示人的，一切都很光鮮。

但在扭曲的商業邏輯下，陰暗面一拆即破。

一所學校上億的利潤從哪里來？《民辦教育促進法》約束了學校無法從學費、課本費中謀利，但住宿費呢？校服費呢？食堂餐費呢？私立學校每年高額的“學費”花在了哪里，相信所有的家長心里最清楚。這也是他們知道真相后無比憤怒的原因。

據說，這所學校要從食堂承包中抽走50%的利潤，如果為了上市設置了對賭協議的話，這種抽成可能只增不減。來自財務上的擠壓，勢必讓承包者鋌而走險。

要知道，學校的所有者是商人，而食堂承包者又何嘗不是商人？

商人層層逐利而沒有約束的后果，便是吃進肚子里的劣質食材，便是千萬學子的健康代價。

食品衛生是一個公共領域。而針對中小學生食堂的食品衛生，不僅是公共領域，更是一個特供領域。其所受的約束，應遵循的規范，應該更加嚴格才是。

商業并不是食品衛生的敵人，自私的人性也不是。相反，嚴格的監管，健康的競爭，才能讓真正的商業邏輯、讓健康的社會資本引導產業良性發展。

一百多年前，美國一名作家臥底各地屠宰場，用自己的見聞寫下了震撼人心的《屠場》一書，揭露了資本野蠻競爭下食品行業的混亂無序，引發公眾對食品安全的大擔憂。

隨后“扒糞運動”應運而生，在媒體人的努力下，那些商業界的丑惡不斷顯露，只為自己發財、罔顧公共利益的行為，變得無處可藏。美國著名的FDA隨后成立，并發揮作用至今。

有人無不擔憂地說，中國如今的食品安全環境，令人想起一百前的芝加哥。

這可能有些夸張了。但這場舌尖上的戰爭，的確已經曠日持久了。戰火燒到學校的食堂，更是讓人憤慨不已。已經有發達國家的彎路在前，我們更應該知道正確的方向。

我只有個小小的心愿，希望這條道路的征程，不是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