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世紀對決進入了關鍵時期。是戰是降？毫無疑問，只有戰勝才有中華民族的未來。目前主戰的聲音占據上風，但反對的聲音從未絕跡。本文對如何取勝或許不無裨益。

長期以來，籠罩在哈佛頭上的光環令人炫目。它也因此成為多少中國學子的夢寐之地。一部《哈佛女孩》曾風靡大陸。

哈佛有世界第一名校之譽，是美國戰略的大本營。但是，它鮮為人知的的一面，卻并不那么光彩。哈佛同時也是美國陰謀的策源地，那些將“哈佛學者”、“哈佛博士”視為炫耀的資本的人，若沖告訴你，那不是你值得炫耀的光榮！

一、劣跡斑斑的哈佛

（一）“哈佛學者”執掌“西藏流亡政府”

2011年8月8日，哈佛學者出身的洛桑桑杰在印度達蘭薩拉宣誓就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總理）”。他在宣誓就職后宣稱，要將西藏從中國的“殖民主義統治”中解放出來，繼續同中國談判，實現西藏“真正自治”。“西藏流亡政府”在華盛頓設有辦事處，辦事處的頭目是甲日·洛珠堅贊（又名甲日·洛迪）。當然中國以及世界上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從未承認過這個偽政府。中國統戰部官員早前就稱，“西藏流亡政府”選出的所謂“首席噶倫”沒有同中國政府談判的資格。

（本節消息來源于百度百科）

（二）哈佛大學給楊繼繩頒獎

據英國《衛報》報道，2016年初，美國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頒發給楊繼繩“2016 年劉易斯.李仰士新聞責任與正義獎”。楊繼繩就是偽造“餓死三千萬”謊言的《墓碑》的作者。哈佛基金會給這個漢奸頒獎，旨在抹黑開國領袖，否定毛時代，搞歷史虛無主義，摧毀中國人的信仰。

（消息來源：于英發：徹底揭穿哈佛大學給楊繼繩頒獎的鬼蜮伎倆）

http://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4&id=58794&from=singlemessage

（三）哈佛學者私自抽取大量中國人血液，研究基因樣本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徐希平以“哮喘病的分子遺傳流行病學”的研究為幌子，在中國的安徽設立實驗室，未經主管部門的批準，私下招募受試者達16686人！抽取他們的血液樣本，徐希平作為首席科學家獲得該機構資助的項目卻有9項。這9個項目全部是在中國采集樣本，大部分現場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僅哮喘病一項，徐希平本人承認拿到美國的DNA樣本就有16400份；據他自己的一篇論文講，1993年他在安慶做的一個高血壓項目，就要在20多萬人中篩選樣本。除此之外，徐希平所領導的哈佛大學群體遺傳學研究計劃從1997年即開始與英國的雙子星座公司合作，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為其采集并提供5000對孿生子的血樣。中國方面正式批準的項目與他實際進行的項目數量相差甚多。

（本節來源人民網：哈佛在華人體研究黑幕）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787/5911/593221.html

二、哈佛是美國陰謀的策源地

哈佛大學作為世界頂尖的高等學府，是多少中國學子的夢想之地，然而對哈佛的另一面卻鮮為人知。說得好聽點，哈佛是美國的戰略大本營；說得尖銳點，哈佛是美國陰謀的策源地。毒計大都產自哈佛。

比如，“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就是哈佛教授艾利森。3月24日，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接受FT中文網的采訪，當被問及“要逃離修昔底德陷阱，您對中美雙方有何建議？”時，他提出一個驚人的說法，即中美應當建立起類似宋朝與遼、金之間形成的一種“競爭性合作關系”（rivalry partnership），并指出這一“競爭性合作關系”為當時的中原王朝帶來了120年的和平。

世上本沒有什么陷阱，所謂陷阱都是人為的，“修昔底德陷阱”也不例外，它是美國人設計出來的“理論”。換句話說，就是美國下的圈套。世上最大的陷阱就是美國?？纯瓷厦孢@段話，不是一清二楚嗎？

眾所周知，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會做生意、物質最豐富、同時也是最軟弱無能的朝代。宋朝與周邊的落后小國西夏、遼、金、蒙古等每戰必輸，連年賠款，最后被蒙古所滅。哈佛教授偏偏看中了宋朝，要把中美關系建成宋與遼金類似的關系，言外之意，就是中國要連年給美國進貢，這是什么狗屁建議？不算是毒計嗎？

三、哈佛是中國高官的培養基地

自1996年以來，美國哈佛大學實施了每年為中國60名高官培訓的計劃，這些高官都是地方地廳級官員，以青年高官為主。哈佛因而成為大批中國高官的培養基地，外媒戲稱為“第二中央黨校”。據稱該項目位于肯尼迪學院阿什中心。其目標之一是讓公職人員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功的政府管理經驗，作為倡導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的一種方式。而且，為了更有效地推進改革開放政策，未來的領導者們來這里學習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行政方面的成功案例。

由于中國人以美國為師，且過于看重美國的科技和管理經驗，造成過度依賴美國的現狀。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其經濟的頂層權力都是由“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組成。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實際上依賴于美國政府控制下的匯率定價權，和美聯儲掌控下的基礎貨幣發行權。

在中國央行發行的25萬億“高能貨幣”即基礎貨幣中，由美元儲備主導發行的基礎貨幣竟然高達20多萬億人民幣，只有區區5萬億人民幣的基礎貨幣是由非美元因素而發行的。

（本段資料來源于求是理論網：誰掌控了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EzOTUxNw==&mid=10014652&idx=4&sn=ae401b9d16982ebdcccc4b76b2c25487&mpshare=1&scene=1&srcid=0503ArYdSFpRqannOtmM5kv1&from=groupmessage&ascene=1&devicetype=android-28&version=27000439&nettype=WIFI&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IAEwAHAJ%2BGHgAjlx4AXJkeAMyZHgDcmR4A55keAPeZHgAAAA%3D%3D&lang=zh_CN&pass_ticket=5zdP%2B46VmyNSEwGI1uNKQxccjPmRFStFD2g5N822QGY%3D&wx_header=1

四、前車之鑒——蘇聯的垮臺是哈佛大學操縱的結果

1、“操縱俄羅斯”

對蘇聯經濟最具影響力的是一個小組，由俄羅斯“丘拜斯派”高官和哈佛學者組成。這是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新美國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吉妮·R.威德爾發現的。他曾對包括波蘭和匈牙利在內的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進程進行過廣泛調研。威德爾教授到俄羅斯對俄經濟“改革”進程進行觀察，發現了奇怪的事情：無論訪問哪個組織，她發現都是同一小組的人在控制和施加影響。

 這個極具影響力的專門小組是由幾位哈佛大學的學者和俄羅斯高官組成的。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國國際開發署委托給哈佛大學一項任務：把俄羅斯經濟轉變為市場體制。這個小組中的俄方成員包括圍繞在“俄羅斯私有化之父”安納托利·丘拜斯周圍的官員及其支持者——通常被稱為“圣彼得堡幫”或“丘拜斯派”。“丘拜斯派”和美國國際開發署共同負責運用西方資金推動俄羅斯經濟轉型的任務。

2、“休克療法”：全休克，無治療

1991年從夏末到初秋，就在蘇聯解體前幾個月的時間，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和俄羅斯官員聚集在位于莫斯科郊區的一棟別墅里，他們的使命是確定俄羅斯經濟的未來進程。憑借在波蘭的經驗，杰夫瑞·薩克斯成為起草俄羅斯（實際是前蘇聯）經濟改革總體計劃的關鍵人物。在這次會面上，丘拜斯和安德烈·施萊費爾成為親密朋友。施萊費爾于1961年出生在俄羅斯，1976年移民美國，是勞倫斯·薩默斯的親密同事。丘拜斯和施萊費爾的合作很快成為俄羅斯國有資產私有化背后的主要驅動力。

1991年年末，葉戈爾·蓋達爾出任俄羅斯財政部部長，后任副總理，1992年6月至12月任總理。蓋達爾引進了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該“療法”包括突然解除價格和貨幣管制，取消國家補貼，立即實行貿易自由化。

但是“改革”帶給俄羅斯經濟的是“休克”，幾乎沒有療效。惡性通貨膨脹一年內把商品價格推高了2500%，隨著日用必需品價格的飆升，很多人一夜之間失去了大部分財產。最大的受害者是不得不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來購買必需品的普通民眾。

（本節消息來自《李淑清：操縱俄羅斯——揭秘哈佛大學俄羅斯丑聞》

http://www.jqdstudio.net/myfk/fl1111/2017-11-10/120661.html?from=singlemessage）

綜上所述，我們要在中美博弈中獲勝，必須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尤其是遠離哈佛。只有在重要決策或經濟部門啟用本土派，讓親美派靠邊，中國才能有勝算。為什么？因為中國面臨的最大陷阱不是什么“修昔底德”，而是美國！不擺脫美國，中國不可能真正崛起。要擺脫美國的影響，就必須讓親美派靠邊，因為“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吃五谷雜糧的俗人有幾個能跳出思維定式和利益鏈的雙重圈套？聯想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誰能挽危局？唯有局外人。否則蘇聯和俄羅斯將是前車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