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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今中國，極其尊重“多元化”，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但也絕不能因為尊重“多元化”，學術就可以“放任自流”，學者就可以“肆無忌憚”，就可以毫無底線的沖擊這個國家的文化核心價值，甚至公開站在美國的立場上，毫無遮掩的貶斥當今“中國模式”。這是什么節奏？

每每談到這里，通常都會有人跳出來，指責這是什么學術倒退，什么“言論不自由”。盡管過去以來，這種千變一律的老套伎倆，似乎“屢戰屢勝”，但至少現在在我這里卻是癡心妄想。我之所以站出來，是因為許多時候，看到反駁這類觀點的文章，不是教條死板而毫無說服力，就是跳進“話語陷阱”而自相矛盾，反而讓對手占據了話語“制高點”。

學術學術，就是專業系統之術，更是交流探討之術。古往今來，學術既有優圣的也有劣質的，甚至幾千年來也有爭議不斷的。但也正是兩千多年前的“百家爭鳴”，從而創造了馳名中外的博大精深的各大學派，諸如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雜家、陰陽家、縱橫家等等，形成了中國獨有的文化體系。這也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國中，中華文明占其一且上下歷史貫通的根本所在。作為中國人，我理當感到榮幸與自豪。

必須正視的是，面對多元化世界的當代，沒有任何文明是可以一塵不變的，也沒有任何一種文明可以成為唯一的世界標桿，借鑒他方文明而豐富與完善自身文明，這無可厚非。可借鑒他方文明，是不是就應當去舍棄自身的一切，去跪拜仰視？如果是以這樣的姿態，那就不是學術，而是“數典忘祖”的、帶有極強目的的灌輸與傳播，與所謂的“言論自由”完全不沾邊。

舉一個例子，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國家，但美國會不會拋棄它現有的“國教”，用其他宗教作為自己的國教？可能嗎？所謂多元化價值觀，是在一個核心的價值觀上而論，美國正是如此。但反觀國內的一些學者，卻言之鑿鑿的聲稱“西方模式”是唯一標準，指責“中國模式完全不符合事實”“中國模式后果嚴重”，要讓中國拋棄“核心價值觀”，否則就要引發沖突，甚至是戰爭沖突。這些言論，儼然超出了學術爭論，“恐嚇”意味尤為明顯。

當前，在中美貿易交鋒的高峰階段，中國就有一位學者，就是如此。盡管他指出“國家之間除了利益關系還包含價值關系”，這點沒錯，但他卻以美國與穆巴拉克政府為例，談到了民主與專制的問題，認為美國與穆巴拉克政府盡管有共同利益，但“哪怕會帶來利益損害，美國政府也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幫助穆巴拉克鎮壓革命”。他的此番言論，借此“暗示”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否定了中國“人民民主”這個概念。

然而，這位學者似乎忘了，在美國的詞典里，所謂價值觀只不過是利益的借口罷了，與什么民主與專制無關。比如緬甸的昂山季素，她先是被捧上神壇，然后又被重重的拉了下來，這是民主與專制的結果嗎？這是利益的結果，也就是，符合我利益的就是“民主”，不符合我利益的就是“專制”。

這位學者，還在大談西方價值觀的時候，認為“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有三個重要觀念：人權、種族平等和先進幫助后進”。這點也沒錯，因不能隨意否定別人的“優點”。只是，他應當先去看看當下特朗普的“種族論”，以及特朗普的“排華政策”。另外，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中，“眾生平等”“民以食為天”“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以及《史記》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還有《韓非子·有度》的“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為什么這位學者又要選擇忽視？

這位學者，先是引經據典的大加贊賞美國價值觀一番后，然后又話鋒一轉，“中國加入WTO也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優惠條款。反觀美國為了扮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承擔了很大的成本，從其負擔約1/5強的聯合國經費就可窺一斑。......中國是否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就成為一個重要爭議”。這番口氣，與當前美國指責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的口吻，幾乎完全一致。

但他想沒有想過，美國承擔1/5聯合國經費，是不是與美國四處征戰、維系它的霸權有關？另外，為什么美國總是拖欠聯合國經費？在利益面前，什么又是正義與善惡？如果認為中國是一個發達國家，那么這位學者，就應該到中國的偏遠地區去看看，去看看什么是“白天與黑夜”。依我看，他才叫“白天不懂夜的黑”。

他指出“西方世界認為，貿易、民主和國際組織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并引述19世紀法國自由派經濟學家巴斯夏之言為證明，“在商品越過國界的地方，軍隊便不會越過國界；商品不能越過的邊界，軍隊便會代而行之”。他據此得出結論，“（西方）就世界和平而言，貿易比民主更重要”。這一句倒是實話，也不會去否認。

只是，他可能根本沒學過“戰爭論”，戰爭的目的就是獲取利益，而利益符合自身要求或貪婪時又何必戰爭，但一旦達不到目的時，“民主”一詞就成為戰爭的旗號。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中國可以不要民主，‘貿易比民主更重要’美國也認同這點，但要對美‘公平貿易’，否則就面臨戰爭風險。”（前兩天，就連美國國務卿都在談論，與中國開戰將是不可想象之事，這位學者又憑什么以“戰爭”相要挾自己的國家？）所以，他認為，“以往40年，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無人否認的事實，但對事實的理解和解釋尚有爭議”。

而他的這個爭議，就是“中國模式論”與“普世模式論”。其中“中國模式論”，即“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得益于獨特的中國模式，即強有力的政府、體量龐大的國有企業和英明的產業政策”。而他得出的結論竟然是，“中國模式論不僅不符合事實，而且會對中國的未來產生很不好的后果”，甚至會被“孤立”。

他還根據他的調研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模式論”的弊端，即“國有部門越大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越慢；與國進民退的地區相比，國退民進的地區有更高的增長業績”“國有部門比重越大的地區，創新能力越低；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區，創新能力越高”。他指出國有化地區存在的弊端現象，這個可以有，但卻以“國退民進”壓制“國進民退”（其實這兩種都有弊端，他的話語權方法就是以一種弊端去壓制另一種弊端，而且更加深層），據此就否定國有化的作用而全盤搬出私有化，那么這就觸及到中國的“國家性質”問題。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常用手段。這也與特朗普“命令中國必須結構性改革”的言論，幾乎如出一轍。

于是，他進一步強調，“中國模式論”后果很嚴重。他的依據是“中國過去40年的高增長，來自于市場化、企業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術積累，而不是所謂的中國模式”。他還得出一個肯定性的可怕結論：“對內誤導自己，自毀前程”，即一味強調獨特的“中國模式”，改革大業前功盡棄，經濟最終將陷入停滯；“對外誤導世界，導致對抗”，即“中國模式論”將中國樹立為西方視角下之令人驚慌的異類，必須導致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沖突。

顯而易見，他全面否定了中國的發展更大程度上是來自于“自主創新”，特別是中國人幾代人晝夜不停的“辛勤血汗”，還有中國人以環境、健康為慘痛代價的這一事實。其實，他應當到中國的大小醫院去看看，是不是“門庭若市”，是不是“車水馬龍”，是不是成為西藥之下的“斂財機”，中國人是不是正在走向美式“活熊取膽”的人類悲劇。

再看看，他的通篇論述依據，所引述的全是國外“名言警句”，但卻沒有任何一句是引用自己國家的。這是“滿腹經綸”的驕傲，還是“缺乏自信”的自卑？所以，這就不難理解他的價值取向，以及徹底否定“中國模式”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思維方式全是西化的。為成功“搶占話語權”，他甚至還趾高氣昂的反過來批評，“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不友好的國際環境，與一些經濟學家（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對中國過去40年成就的錯誤解讀不無關系”。

他所批評的“錯誤誤讀”，盡管他是站在他的立場上所評判的，但反過來看，其實也有一定道理。但不過我所認為的這個道理，卻不是站在他的西化立場上，而是站在中國未來的立場上，站在中國傳統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站在世界文明應當相互借鑒的前提下，他與他說的他們全都是在“誤讀”，一方在“數典忘祖”而另一方卻“不知應變”，但他與他們都拿不出一個有效的“方子”。

所以，我的總結就是，長此以往，學者誤國，必解構政體！我們必須保持時刻警惕！

作者：捍衛者

2019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