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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磊 | 年輕人越來越不相信資本主義

點擊：作者：趙磊來源：“察網智庫” 發布時間:2019-08-18 22:26:33

2011年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2018年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信仰正在崩塌的一個側影。香港最近的動亂，背后無疑有著某種敵對勢力的做局和挑唆，意圖打壓遏制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中的崛起；也是愛國主義教育缺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無所作為的結果。然而，“蒼蠅不叮無縫蛋”。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看，香港的亂局也真實地反映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尖銳的現實。我們既要揭穿少數暴亂分子的險惡用心，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地反對暴力、抵制暴力；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并把握動亂背后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尖銳的歷史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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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民基本收入”

遠在大洋彼岸留學的一位年輕人（以下簡稱“年輕人”），最近在電話中，憂心忡忡地與我討論了資本主義的前途。

事情起因于美國的下屆大選競爭。有一個競選者的施政綱領引發了年輕人的高度共鳴與關注，這個競選者名叫楊安澤。據媒體報道：

“美國當地時間6月26日與27日，民主黨總統初選首輪辯論分兩場拉開帷幕，多達20位候選人迎來他們在競逐總統寶座的首場挑戰。北京時間今天早上的辯論開始前，在喬·拜登、伯尼·桑德斯等民主黨重量級候選人之外，華裔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也吸引了眾多關注。”

楊安澤的競選主張有兩個要點：一是“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二是人工智能發展后果十分嚴峻。（注1）

所謂“全民基本收入”，楊安澤稱之為“自由分紅“（freedom dividend）。該方案的基本內容，是每個月無條件給所有18歲以上的美國公民發放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楊安澤主張通過調整政府現有的福利項目，增收10%的增值稅，以及增收“超級富人稅”來為該方案注資。楊安澤認為，“全民基本收入”的必要性在于：

（1）應對人工智能發展以及“自動化”所帶來的失業；

（2）從根源上解決“貧困陷阱”（因貧困而導致個人資源匱乏，從而加劇代際貧困）；

（3）提高醫療和兒童撫養待遇；

（4）促進消費，提升就業市場流動性；

（5）緩解人與人之間關系日益失衡等諸多今日美國的社會與經濟問題。

所謂“人工智能發展后果十分嚴峻”，也稱之為“情況比你想得更糟”。楊安澤認為，人工智能和機器自我學習的迅猛發展，會有效替代如卡車司機、電話客服員、售貨員，以及種種傳統的藍領職業；而亞馬遜，谷歌這些跨國科技企業卻能從中大為牟利。在一起網絡節目中，楊安澤甚至警告，已經存在著“潛在社會動蕩”的危險。

值得一提的是，當某些候選人提出“再就業培訓”之類的傳統政策主張時，楊安澤卻悲觀的認為，現有的藍領工人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他們很難通過短期培訓再次獲得進入新行業的就業機會。在楊安澤看來，解決問題的方法只能是對大型科技企業進行征稅，通過“全民基本收入”來加強就業流動性。也只有這樣，才能緩解失業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巨大沖擊。

基于上述主張，楊安澤提出了“人道優先”的口號，并提出了100多項他稱之為“人道資本主義”的政策主張。他聲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二分法已經過時。所以，改革的重點是讓社會財富來服務于社會大眾，以切實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楊安澤強調，衡量經濟的標準不應當只是GDP、就業率這些宏觀數據，而更應該是教育水平、醫療條件等生活指標。

比較一下被稱為“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的競選綱領，楊安澤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楊安澤的意義

年輕人告訴我，“全民基本收入方案”（UBI）背后的理論支撐，其實并不新鮮，并非楊安澤的創新。早在N多年以前，這一類緩解資本主義世界兩極分化的理論主張就已經有人陸續提出。

令這位年輕人感到震驚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一直被視為“養懶漢”“吃大鍋飯”“低效率”，且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今天居然引發了相當多的美國年輕人的共鳴和認可。

這位年輕人不無深刻地告訴我，“全民基本收入”某種程度上就是對資本主義“按資分配”原則的否定?；蛟S是為了淡化該方案的顏色，以免于“政治正確性”帶來的麻煩，楊安澤刻意回避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歧。在這位年輕人看來，這種回避在資本主義語境中，或是解決資本主義困境的一種策略考慮罷了。

這位年輕人預測，楊安澤在競選中勝出的概率或許并不大。但是，這位年輕人肯定地告訴我，從楊安澤獲得不少年輕人的關注和支持的情形中可知：“全民基本收入”肯定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在聽了年輕人的看法后，我告訴他：

（1）的確，“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理論依據不僅之前就有人闡述過（比如，較早的有卡爾.馬克思，托馬斯.潘恩，等等；晚近的有前國際工會主席安迪.史登，荷蘭記者魯特格爾.布雷格曼，等等），而且在歐美也已經有人將這個方案付諸于實踐（比如，在加拿大、芬蘭、荷蘭和美國的部分城市，已經有“全民基本收入”的局部實驗）。

（2）然而，楊安澤提出該方案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于，這樣一個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分配方案，居然開始介入到美國這樣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并且得到了相當一部分年輕人的認可。

（3）“全民基本收入”是目前資本主義所能達到的最為“激進”的措施。但是，在資本主義現有制度的背景下，這個方案并非如楊安澤所說的那樣，能夠“從根源上解決貧困陷阱”。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分配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就有什樣的分配關系。若不觸及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根本，任何“激進”的分配方案都只能是治標，而不能治本。試想一下，在以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為經濟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全民基本收入”被資本主義的“主流”認可并廣泛實施，可能么？

（4）我同樣感到驚訝，“全民基本收入”居然得到了美國很多年輕人的廣泛認可。值得深思的是，一個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定義為“養懶漢”的“社會主義”分配方案，今天卻得到了資本主義世界中相當部分年輕人的認可。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這位年輕人告訴我，由于對當下資本主義社會問題有著切膚之痛，所以，支持該方案的基本上是20世紀末以來出生的年輕人。而反對該方案的之所以基本上屬于二戰后出生的一代人，乃是因為這一代人的思想，已經深深打上了敵視和恐懼共產主義的“冷戰思維”印記。

“存在決定意識”。對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代人有著極為不同的認知和評價。

令我刮目相看的是，對于兩代人的認識分歧，這位年輕人做出了如下展望：二戰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正在老去，未來屬于年輕人。

于是，我想到了鄙人之前寫的文章：《AI正在危及人類的就業機會嗎？——一個馬克思主義視角》（載《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8年第期）；《互聯網——比馬克思更危險的革命家》（http://m.cwzg.cn/theory/201512/25878.html）（載《察網》2015年12月20日）。

從楊安澤的主張以及這位年輕人的思考中，我再次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三、“最大化”是作死的邏輯

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是“最大化”：人的行為目的就是力圖“最大化”各自的私人利益——馬克思稱之為“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

“最大化”造就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也造就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還造就了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

“最大化”邏輯內生出來的嚴重問題在于：為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犧牲一切而在所不惜！

這就是“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資本主義版本。

“最大化”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正在醒悟。與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邏輯相比較，與馬克思“真正的經濟就是勞動時間的節約”的“最小化”邏輯相比較，資本主義的“最大化”邏輯就是作死的邏輯。

與我討論資本主義前途的這位年輕人，他們這一代都是在“經濟人假設”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他們是資本主義“最大化”的堅定信仰者。

我感到欣慰的是，雖然經濟學的計量實證檢驗時時刻刻都在證明“最大化”是宇宙真理，然而資本主義現實的“實踐檢驗”，卻對“最大化”提出了越來越強有力的質疑和挑戰。于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的資本主義“三觀”動搖了，他們的資本主義信仰正在無可挽回地崩塌。

2011年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2018年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信仰正在崩塌的一個側影。

香港最近的動亂，背后無疑有著某種敵對勢力的做局和挑唆，意圖打壓遏制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中的崛起；也是愛國主義教育缺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無所作為的結果。

然而，“蒼蠅不叮無縫蛋”。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看，香港的亂局也真實地反映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尖銳的現實。我們既要揭穿少數暴亂分子的險惡用心，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地反對暴力、抵制暴力；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并把握動亂背后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尖銳的歷史趨向。

有學者指出：

“香港全球價格最高的房地產業，就是典型的吃人行業，不僅把一代人吃得骨頭渣都不剩，甚至把三代人的血汗錢全都吃進去后，仍然讓老百姓負債累累，成為現代社會名副其實的奴隸——房奴。……徹底斷絕了年輕人對明天的希望。”

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越來越多的年青人斷絕了對未來的希望；另一方面，“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得到了資本主義世界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的認可。在我看來，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正在大概率地進入更為深刻的總危機時代（注2），并出現了總危機時代的階段性征兆。

值得關注的是，8月14日，美國10年期和2年期國債收益率出現盤中倒掛。美債長短期利差倒掛，反映了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擔憂，也是美國經濟衰退的先行指標（注3）。有趣的是，距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到現在，剛好過去了10年。

與以往經濟周期的常規性循環不同，當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之所以日趨尖銳化而看不到有實質性緩和的前景，其生產力的原因就在于，“自然力取代人力”的過程已經進入一個歷史節點：被AI（人工智能）逐出工作崗位的人力，已經越來越“無業可就”。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無業可就”的殘酷情形越來越難以被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創新所改變。其結果，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呈現出日益尖銳化的趨勢。

如果說，之前的科技革命和創新尚能把資本主義從周期性危機中拯救出來，那么自從人類社會進入AI（人工智能）時代以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越來越“吼不住”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創新了。所謂“吼不住”，用馬克思的話語來說，就是“不適應”。

事情越來越清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越來越“不適應”資本主義生產力，這一判斷已經不再是馬克思的一種理論假說和預測，而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活生生的現實。

注釋：

注1：有關資料來源于：《美國大選民主黨首輪辯論結束，唯一華裔候選人楊安澤能走多遠？》

注2：據有人考證，“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概念最早是斯大林于1927年提出來的。前蘇聯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給“資本主義總危機”下了這樣的定義:“資本主義總危機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全面危機，其特征是戰爭和革命，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和成長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斗爭。資本主義總危機包括資本主義的一切方面，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

注3：所謂“先行指標”，是指在經濟增長或衰退尚未來臨之前，就率先發生變動的指標，以此可以推測經濟波動的趨向。歷史經驗表明，一旦10年期與2年期的美債收益率出現倒掛，宏觀經濟就會步入周期性危機（學界文雅地稱之為“衰退”）——最快1年之后，最慢3年之后，平均2年左右。依據美債收益率倒掛的數據由此推斷，即使不能確定美國經濟短期會陷入危機，但是中長期將步入危機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注意，美債收益率倒掛僅僅是市場預期的結果，并不是引發經濟危機的原因。本次10年期與2年期美債收益率之所以出現倒掛，與中美貿易摩擦趨于升級固然有關。但毛衣戰只是外因，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仍然在于資本主義內生的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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