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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報》：減稅是為了維持富人的“社會主義”——西方經濟低迷的殘酷真相

點擊：  作者：喬納森·奧爾德雷德    來源： 法意讀書  發布時間:2019-08-18 13:31:55

 

 本文在網站的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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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inequality/

2019/jun/06/socialism-for-the-rich-the-evils-of-bad-economics

【法意導言：21世紀，社會發展遭遇最困難的挑戰。社會不平等的局面日益加劇社會分裂，而政府試圖通過調整稅收政策的方式緩和社會矛盾的努力也不見成效。許多人認為，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來自于財富分配天然的不平等。然而，本文作者喬納森·奧爾德雷德（Jonathan Aldred）在其著作《政府許可下的作惡：經濟學如何腐蝕社會》（Licence to be Bad：How Economics Corrupted Us）中指出，如今社會的大多數不平等狀況都來源于政府的決定而非人們的懶惰。經濟發展的機遇和社會流動性減少，暗示著人們對通過努力工作改變貧困狀況的愿望很可能難以實現。盡管經濟學對于政府決策有很大貢獻，也曾改善過社會狀況，但如今，政府通過調解稅收來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已經不僅僅是出于對尊重經濟學規律的考慮。喬納森·奧爾德雷德是劍橋大學牛頓學院土地經濟系的講師和劍橋伊曼紐爾學院經濟系的主任。他的研究領域涉及經濟學、哲學、法學和政治學等跨學科領域。】

圖為本文作者的著作

《政府許可下的作惡：經濟學如何腐蝕社會》封面

圖片來源：谷歌圖片

上世紀八十年代，英美所主張的經濟學理論導致社會不平等的急劇增加。并且，它也向人們傳播了一種觀念，即這種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喬納森·奧爾德雷德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社會不平等急劇增加，情況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但也有很多人覺得，我們對這一狀況無能為力。畢竟，經濟學理論稱，全球化與新技術的發展讓擁有高價值技術或能力的人可以獲得巨大利益。因此，不平等的增加是必然的。通過再分配稅收緩解不平等的局面恐怕無法成功，因為富人們可以將財富存儲到避稅區。但征收重稅的確會對富人造成沖擊，它會阻礙社會創造財富的進程，所以最終我們會越來越窮。

不管這些經濟學理論主張為何，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如何完全反駁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的經濟學正統思想呢？這種經濟學正統思想認為，社會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政府可以制定政策緩解這一局面。事實也證明，政策的確曾發揮作用，緩解了社會不平等。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間大多數國家社會不平等的狀況都有所緩解。而目前社會中的不平等大多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造成的。

1980年至2016年的英國與美國，前1%的人群所掌握的財富翻了一倍。而通貨膨脹以來，后90%的人口所掌握的財富在過去二十五年里幾乎沒有增加。更具體而言，五十年前，一位公司CEO的收入是一位員工的二十五倍。而今天，CEO的收入已經達到員工的三百五十四倍之多。

那些稱全球化經濟中不平等不可避免的經濟學理論都受到事實的挑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國家社會經歷了社會不平等的急劇增加（如美國與英國）；一些國家社會不平等的增加相較則小了許多（如加拿大、日本、意大利）；而其他國家中，不平等則處于平穩狀態，或者有所下降（如法國、比利時、匈牙利等）。因此，不平等的增加并非不可避免。而且，一個國家中不平等的情況并不能僅取決于全球經濟力量的狀況。因為盡管發達國家都受到這種經濟力量的影響，但每個國家所經歷的不平等的狀況都是不一樣的。

 

經濟報告顯示，英國社會的不平等狀況已經較為嚴重。

圖片來源；谷歌圖片

我們所熟悉的政治學理論認為，不平等增加是因為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和政治主流思想發生了轉變，而里根與撒切爾的當選則是這一轉變的導火索。這一說法也有事實佐證。1945年以來，發達國家社會所面臨的最大一次社會不平等的增長是在1980年以后發生的。

政治的轉變導致了社會不平等的增加，這一理由有一定的說服力，但也未能說明全部事實。因為這一解釋過于“上層”，它只說明了政治家與精英階層的行為。不平等的增加似乎是一個神秘故事，人們不愿深思，因而我們忽視了另一種可能性：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行使選舉權或作出其他決定，都可能增加社會的不平等，或至少是默許了不平等的存在。事實上，這個事實我們都心知肚明。盡管根據在英美兩國開展的調查，我們可能低估了目前兩國社會中不平等狀況的水平以及它的增長速度。但調查也顯示人們的態度有所變化，人們對于不平等狀態的接受度提高，或者說反對態度有所緩解，特別是，當人們不是不平等的“受害者”時。

不平等的狀況在未來也不會緩解，除非我們能夠堅決反對它的存在。否則的話，我們不得不接受某些人的收入并非其勞動所得，也不得不接受他們所繳的稅也并非來自他們所得。

不平等狀況得不到絲毫緩解的一個關鍵原因在于，我們毫不重視運氣在成功之路上的貢獻。父母教育孩子，只要努力，一切盡可獲得。這是一個彌天大謊，但我們也有很好的理由為其辯護：畢竟，如果你不盡力而為，大多數目標都不可能達到。

忽略運氣因素可能使人感覺良好，并且容易讓人覺得，他值得擁有成功為他帶來的一切。高收入者認為他們的付出與收入相匹配，因為他們很清楚他們付出了多少努力，克服了多少困難。

但這件事并非永遠正確。付出與收入的匹配情況根據國情不同而有所變化。并且，當一個國家內付出與收入不相匹配的情況越明顯時，相信自己付出與收入相匹配的人反而越多。這該如何解釋？

觀點調查持續反映出一個事實，歐洲人中，相信運氣帶來高收入，而窮人永遠貧窮的人比美國多一倍。而美國人中，相信窮人因為懶而貧困，辛勤工作帶來更高質量生活的人比歐洲多一倍。

但事實是，美國與歐洲低收入者（后20%者）的年工作時數幾乎一樣。但在美國，經濟機會以及階級的流動性比歐洲要少很多。美國的階級流動狀況大多如此：貧困家庭的孩子多數貧困，正如身材高大的父母通常養育同樣高大的孩子。調查也顯示，人們對于社會的流動性過分樂觀。

比起美國，歐洲國家有更完善的再分配稅制，且為貧困人口提供更多福利。因此，這些國家中的不平等較少。許多人認為，這反映了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價值觀差異。這些差異造就了兩種社會之間的不同。但也可能導致了另一件事：不平等加固了勞動之付出即所得的觀念。

心理學家指出，人們有驅動型的信仰。這種信仰滿足了他們的心理需求。窮人在美國生存非常艱難，因為他們只擁有少的可憐的福利，卻要面臨高度的不平等。因此，美國人民更需要這種“付出-收獲”的信仰撫慰內心。這些信仰驅使人們及他們的后代艱苦奮斗以擺脫貧困。而且，當人們對路邊的乞討者視而不見時，這種信仰會讓人心里好受些。

不僅美國，英國也同樣面臨類似情況。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很高，而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性則小。英國近來的社會情況也符合上文提到的情形。自1979年撒切爾當選首相以來，不平等程度大幅提高，而英國人對此的態度也逐漸改變。越來越多人相信，高福利會導致窮人懶惰，高收入才能激勵人才。但是，英國的社會流動性卻逐漸降低了：在今天的英國，人們的收入水平與他們父母的收入水平相當。

如果美國夢或其他類似的，如“每個人都有機會致富”等的話語可以實現，社會應當呈現這樣的面貌：高度不平等與高社會流動性并存（而這樣才可稱作公平）。然而，實際情況全然不同：面臨高度不平等的人們卻在說服自己這樣是平等的。無需反對或抗爭，我們只要努力即可。聯合起來的無產者已不多見，處處是“自助自救”的人。

不平等招致更嚴重的不平等。前1%的收入者掌握更多財富，他們有更多動力和能力發展自己。他們在政治上發揮更多影響力，從競選募資，到制定具體的規則。這樣的結果是，越來越多對富人有利的政策出臺，但這些政策往往無用而浪費資源。左翼評論家稱之為“富人的社會主義”。甚至億萬富翁巴菲特（Warren Buffet）也承認，“階級戰爭已經持續二十年，而我的階級贏了。”

稅制改革使得社會的不平等狀況更加惡化。高收入者從降稅中獲益，他們能用更多錢支援政治家。而一旦稅收減免能夠實現，則高收入者有更大動力提高自己的收入，因為他們的稅后收入也會增加。諸如此類。

盡管自1979年來，許多國家都對最高稅率作出下調，英國與美國是最早進行減稅、減稅力度最大的。1979年，撒切爾將最高稅率從83%降至60%，而后又降至40%。1981年，里根將最高稅率調至70%，1986年則調至28%。如今，美國的最高稅率為37%，而英國為45%。二戰后時期，這個數字在美國平均為75%，英國則更高。

撒切爾財政政策中的一些思想主張，如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的貨幣主義宏觀經濟學已經逐漸被摒棄。但微觀經濟學中的主要思想今日仍然被廣泛認可，成為一種常識：稅收降低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所得稅降低工作的積極性。

這一規則似乎將公眾對于稅收的討論從無窮無盡的爭論轉變為為所有人創造的光明未來。這種“給所有人”的未來里，不會產生更多斗爭。人人都是贏家。

1974年12月的一個夜里，一群有野心的保守黨人在華盛頓的“雙洲”餐館共進晚餐。這些人里包括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feld，時任杰拉爾德·福特總統政府的參謀長）和迪克·切尼（Dick Cheney，時任拉姆斯菲爾德的副長，同時也是拉弗在耶魯的同學）。

大伙在討論福特總統最近的增稅措施時，拉弗指出，100%稅率和0%稅率一樣，都不會增加收入，因為這時沒人想要工作。邏輯上，在這兩個極端數字之間一定存在一個稅率能讓稅收收入最大化。盡管拉弗可能不記得自己做過這件事，但他曾在一張餐巾紙上畫過一條曲線，表現稅率與稅收收入之間的關系。這就是“拉弗曲線”（Laffer curve）和滴漏經濟學的來源。

拉弗當晚提出的觀點讓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印象深刻。低于100%的稅率可以提高政府稅收收入，降低所得稅率也可以提高政府收入。即，稅收減免可以達到雙贏局面，沒有輸家。但“可以”不意味著“將會”，沒有實證研究的證據可以說明稅收減免提高稅收收入這一從邏輯推導的可能性可以在現實中實現。甚至六年后里根政府所雇傭的經濟學家仍在努力尋找支持這一可能性的證據。

 

圖為亞瑟·拉弗，

拉弗曲線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深刻影響了政府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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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盡管如此，歷史學家丹尼爾·T·羅格斯（Daniel T Rodgers）指出，拉弗曲線對于一名常年樂觀的總統而言，也足夠讓他躍躍欲試。里根漸漸讓他的專家智囊團相信，“新的稅改政策所激發的創業精神會為政府帶來任何專家都無法想象的大額收入。”（如果你覺得這股民粹樂觀主義和鄙視經濟學家的潮流和今天的情況相似，那或許可以解釋拉弗曾是唐納德·特朗普的競選智囊這一事實。）

從所得稅減免到提高稅收收入，增加個人稅后收入這一愿望驅動人們投入更多時間工作。因此而來的國家GDP和個人收入增加，又帶來更高的稅收收入，盡管稅率本身下降了。

盡管里根稅制改革的效果如何仍有爭議（主要是對于不實行稅制改革的美國經濟將如何發展的問題仍有不同意見），但那些支持滴漏經濟學的人們都認為稅制減免對于GDP產生了不利影響，也難以平衡稅收收入減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但拉弗曲線也提醒經濟學家們，在0%與100%之間必然存在一個使得稅收收入最大化的稅率。如何找到這個數字則是另一大難題，甚至到今天研究也未能得出結論。這個研究有其意義，至少在人們希望通過增加稅收來緩解不平等狀況時，這一研究能給人們潑一盤冷水。例如，2013年，英國財長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將最高稅率從50%減至45%，主張降低稅率不會導致稅收收入的減少。奧斯本的觀點基于一個經濟分析報告，該報告指出，按照拉弗理論所推測英國的最優稅率最高值為40%左右。

但在這個數字背后的一切推測都站不住腳，因為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在為這個數字造勢。從最根源看：如果低稅率使得人們的稅后收入提高，人們會更加努力工作。這一說法很具有說服力，但實際上，稅率降低的影響很小。如果所得稅下降，很多人無法投入更多時間工作，即使我們想那么做。因為獲得加班費機會很少，而即使我們增加有償工作時間，并且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加倍努力，也很難獲得更高的報酬。即使某些人可以通過更努力的工作提高收入，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會工作更長時間或投入更多精力。他們甚至可能減少工作量：因為稅后收入增加了，他們可以選擇減少工作時長但同時能維持現有的收入水平。因此，稅收減免一定促使人們投入更多時間工作，促進經濟活力這一觀點無論從社會共識抑或經濟理論層面都缺乏支撐。

奧斯本的觀點還有更大的問題，且這個問題在經濟學家中也并未有廣泛的認識。許多假設認為，如果實行稅收減免，收入前1%者會受到激勵，由此而獲得的收入的增加也反映了經濟生產力的增加。即，蛋糕越做越大。但是一些經濟學家，包括影響力巨大的托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均指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即使經歷稅制改革，公司CEO和其他高管們也并未如預測所言創造更多財富。相反，他們通過減少對股東的分紅以增加自己的收入，這導致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并且，皮克提等人也主張，最優稅率應當在83%之高。

過去四十年里，降低富人的所得稅率這一行為背后都被認為是有經濟主張所支持：拉弗的學說被政治家高高舉起。但對于經濟學家而言，拉弗的觀點已不新鮮且狹隘。現代經濟學中，無任何理論或證據能證明下調稅率的益處。現有的理論或證據都十分含糊不清。盡管政治家并不承認，但反對對富人課重稅這一主張顯然來源于經濟學以外的原因。

當英國最高所得稅率在2009年提高到50%時（直到奧斯本四年后將其降至45%），作曲家安德魯·勞埃德·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英國最富有的人之一）直言不諱地說：“我們最不需要的正是索馬里人對那些仍然敢于在英國波濤洶涌的經濟之海中航行的少數財富創造者進行海盜式襲擊。”在美國，私募股權公司黑石集團首席執行官斯蒂芬·施瓦茲曼（Stephen Schwarzman）提議取消德國干預波蘭的專項免稅政策。

雖然我們可能會嘲笑這些來自超級富豪的哀嚎，但大多數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們背后的基本理念：所得稅是一種盜竊行為，從所得稅所獲得的收入本應是賺取收入的人合法擁有的。因此，稅收充其量只是一種必要的惡魔行為，因此應盡量減少稅收。基于這些理由，皮克提討論的83%最高稅率是不可被接受的。

如今，社會整個文化生態系統都圍繞著“稅收即盜竊”的概念而演變，這可以從政客們談論“花費納稅人的錢”或者活動家慶祝“稅收自由日”時認識到。這種話語也存在于政治世界之外。稅務經濟學家、會計師和律師都認為這是所謂的“稅收負擔”。

 

反對減少富人所得稅的游行時常發生。

圖片來源：谷歌圖片

但是，人們希望直接獲得稅前收入的想法雖然顯而易見，卻是錯誤的。首先，人們不能擁有未經過稅收分配或獨立于稅收的收入，所有權是一種法定權利。法律要求各種機構，包括警察和法律系統，能發揮作用。這些機構通過稅收獲得運轉資金。稅收和所有權是同時誕生的，缺一不可。

但是，如果國家的唯一職能是保障私人所有（維持法律制度，警察制度等），稅收似乎可能非常低，任何對富人增加的稅收仍然會被視為是一種盜竊。這一觀點隱含的概念為人們的收入是勞動賺取，因此所有權誕生于完全私有的市場經濟中。國家僅僅在后來進入市場以確保人們的這些權利得到維護。許多經濟學教科書以這種方式描繪國家是市場的附加物。然而，這也僅是一種幻想。

在現代世界中，所有經濟活動都體現了政府的影響。市場不可避免地由政府界定和塑造。“人們在政府出現之前就已經創造了收入”，這并非事實。人們的收入部分反映出他所接受的教育。人的出生情況和健康狀況反映出他享有的醫療保健資源。即使醫療保健資源完全是“私人”提供的，它取決于醫生和護士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可使用的藥物和其他技術。和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務一樣，我們擁有的教育、醫療資源依賴于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包括運輸網絡、通信系統、能源供應和復雜事務的法律管理，如知識產權，正規運行的市場如證券交易所以及跨國家的管轄權等。韋伯的財富取決于政府賦予他的音樂版權。總之，不可能將“你的”與政府所賦予或影響的東西完全隔離開來。

認為稅收是一種盜竊的觀點是傾向自我主義的結果，它孤立地看到一個人取得成功，卻忽視了父輩、現任同事和政府的貢獻。低估政府的作用導致人們相信，如果你聰明而勤奮，則你不應該承受高稅收，不應該為經常浪費的政府買單。在一個小政府、低稅收的社會，優秀的人會活得更好。

有一個回答展示了關于富人離開祖國到移民低稅收地區的證據：事實上，他們中很少有人這樣做。但巴菲特的回答更加雄心勃勃：“想象一下，在子宮里有兩個同卵雙胞胎......精靈對他們說：‘你們其中一個將在美國出生，其中一個將在孟加拉國出生。如果你在孟加拉國，你將不繳稅。如果你在美國出生，你能納入囊中的收入百分比有多少呢？’，那些嚷嚷著‘所有的財富都是我自己創造的’的人，相信我，他們在美國所獲得的收入要高于在孟加拉國。”

我們今天在發達國家看到的大部分不平等更多地取決于政府做出的決定，而不是不可逆轉的市場力量。這些決定可以改變。但是，我們必須首先堅定控制不平等的想法：我們必須將減少不平等作為政府政策和更廣泛社會的中心目標。不平等的最根深蒂固、自欺欺人和自我延續的理由是道德，而不是經濟。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很好地總結了這個問題：“人類在道德哲學方面最早的實踐之一......就是為自私尋求道德的辯護。這種實踐總是涉及一些內部矛盾，甚至還是一些荒謬的觀點。那些富豪們開始力勸窮人，讓他們相信貧困對于塑造人格的價值了。”

翻譯文章：

Jonathan Aldred, ‘Socialism for the rich’: the evils of bad economics, The Guardian, June 6, 2019

網絡鏈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inequality/2019/jun/06/socialism-for-the-rich-the-evils-of-bad-economics

【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原標題為《<衛報>|為富人的社會主義：經濟低迷的殘酷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