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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培訓了一大批阿拉伯文是母語的網絡高手，也就我們說的網絡大V，組成所謂的‘網絡阿拉伯聯盟’，在網絡上設置議題，呼風喚雨。他們根據美國顏色革命的專家，叫吉恩·夏普的理論，系統培訓街頭政治的骨干力量。

“這些顏色革命套路最近在香港所謂的‘反修例’的街頭暴亂中比比皆是。從示威者的著裝到標識，到各級指揮者整齊劃一的手勢動作，一看就受過美國顏色革命專家訓練的。”

8月12日，在東方衛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第30期節目中，節目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講解了什么叫“阿拉伯之春”？為什么美國支持“阿拉伯之春”？以及為什么“阿拉伯之春”必然會變成“阿拉伯之冬”？

觀察者網整理演講部分，以饗讀者。

張維為：

“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今天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我們要了解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變化？這對于我們中國人確立自己的道路自信。非常重要。大家知道“阿拉伯之春”始于2010年底突尼斯的一個小販自焚的事件，引起了當時突尼斯民眾對失業，對物價上漲，對腐敗等等的不滿，最后引起了騷亂。

那么但突尼斯畢竟是一個人口只有千萬的小國，“阿拉伯之春”很快就蔓延到了人口近億的埃及就中東大國，一下子大家就感到事態變得非常嚴重了，隨后“阿拉伯之春”又擴展到西亞北非很多國家。當時西方國家一片歡呼聲，一個新的中東即將誕生。

但八年過去了，利比亞已經四分五裂，整個國家陷入無政府的內戰狀態，連美國大使也被民眾殺死。

突尼斯雖然沒有解體，但國家經濟受到重創，原來的世俗政權日益伊斯蘭化。

也門更是動蕩不止，一個人口數量少于上海的國家，它是2300萬人，同時經歷著三場戰爭：部落間的戰爭、教派間的戰爭、政府軍與“基地”組織的戰爭，很可能還有也門南部要求獨立的戰爭。

敘利亞更是由一個初步繁榮的國家變成人間地獄。

所以埃及現任總統塞西他這樣講過，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和也門等國發生的事件，給這些國家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基礎設施損失達9000億美元，死亡人數超過140萬，淪為難民的有1500多萬人。

這就是我講的作孽。

我去過突尼斯、敘利亞等這些中東國家，但只去過一次，埃及去過6到7次。所以我這里可以為大家解剖一下埃及之春這個麻雀，埃及之春怎么變成埃及之冬的。

2011年1月的時候，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政府的浪潮，在開羅、在埃及。到2月11號的時候，長期執政的穆巴拉克總統就下臺了。當時西方媒體非常激動，認為偉大的西方民主模式終于降臨到了阿拉伯世界，降臨到了埃及。

我對埃及對中東地區做過許多實地的考察，我在埃及普通老百姓家里都住過，所以我對那個地區的真實情況比較了解。所以8年前我和福山辯論時候，我就比較準確地預測了阿拉伯之春將變成阿拉伯之冬。

2011年，張維為與福山在上海辯論

中國人講知行合一，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鄧小平也講過一句話，一個聽過槍聲的士兵和沒有聽過槍聲士兵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實地考察過一個地方和沒有考察過也是不一樣的。做學問，特別是政治學，我覺得對政治要有感覺，要接地氣，否則既讀不懂中國政治，也讀不懂世界政治。

我曾經在埃及境內，從北往南，一路坐飛機，從首都開羅沿著尼羅河往南到阿斯旺。那么放眼望去尼羅河兩岸一個狹長的綠洲之外就全是一望無際的沙漠。這時你會感到就這個尼羅河對于埃及生存的重要意義，尼羅河是埃及的生命線。埃及的自然環境非常惡劣，埃及的國土面積大約是100多萬平方公里，但整個國家95%的領土都是沙漠。

2011年的時候，它的人口已經將近9000多萬，但都“蝸居”在這5%的國土上，所以埃及的人均資源是非常有限的。但盡管這樣埃及人口增長非常快，也非常年輕，50%的人口不到25歲，然后就沒有整個像樣的制造業，這意味著就青年的失業率非常高，當時超過了30%。那么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無所事事的年輕人。

實際上你去“阿拉伯之春”的國家，突尼斯也好，敘利亞也好，阿爾及利亞也好，情況大致是類似的，失業的人，無業的年輕人，成了后來所謂“阿拉伯之春”的主要參與者。

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大搞貨幣量化寬松，實際上就是轉嫁危機，導致了很多國家，包括埃及在內的整個中東地區的物價的全面上漲。埃及的貨幣埃鎊迅速貶值。在埃及民眾餐桌上的主食，比方說面包、西紅柿、牛羊肉，價格都成倍地增長。我在埃及時候，我的學生曾經陪我去開羅農貿市場調研，一公斤的西紅柿半年內漲價六倍，從兩個埃鎊一公斤到十二埃鎊一公斤，當時大概等于是兩美元一公斤。那么當時埃及人口中40%每天的收入不到兩美元，所以這生活是非常艱難的。

那么這背后是埃及的經濟結構是非常畸形的一種畸形的結構。埃及整體上還相當貧困，但貧富差距已經非常大。國家經濟已經大量的依賴進口消費品，結果埃及變得債臺高筑。

我第一次訪問埃及是1986年，當時我是隨我們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出訪。當時雙方會談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埃及由于經濟困難，要求推遲償還中國政府提供的貸款。埃及當時一年進口的消費品要90億美元，而埃及當時一年的外匯收入只有70億美元。

穆巴拉克執政了將近30年，他進行了一些結構性的經濟方面的改革和調整，但始終沒有形成創造足夠就業的制造業。所以從糧食到許多日常生活的用品都依賴進口。

而且在經濟狀況惡化的同時，腐敗變得越來越嚴重。坊間就開始流傳各種版本的政府高官的腐敗，特別是穆巴拉克家族的腐敗。一般人都認為他的家族在海外擁有上百億美元的贓款，但究竟是否屬實，最后也沒有證實。但這些坊間的傳聞損害了穆巴拉克在埃及的威信。

那么埃及曾經是法國和英國的殖民地，所以繼承了不少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傳統。比方它政府的上層官員高官，大都在歐美國家受過教育，這些人與本國的老百姓脫節脫得厲害，導致了國家治理水平比較低。

1986年我又隨時任副總理李鵬去考察阿斯旺水壩，當時陪我們的是埃及電力部的一位副部長，他全程陪同，他是留學英國的，講一口漂亮的英文，李鵬副總理問他說開羅居民一度電是多少錢？這副部長搞不清楚，然后忙著問他的下屬，下屬也搞不清楚，再問另外一個人，最后才給了一個答復。當時李鵬就對我感嘆，他說“真官僚！但這個話你不要翻譯過去！”

其實這種上下脫節的情況在發展中國家極為普遍，上層精英大都是出身豪門，在西方接受教育，但與本國的社會嚴重脫節，官僚習氣極重，對百姓的疾苦不聞不問。那么中國政治文化中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這些國家里沒有這樣的傳統。

借此機會我也對于李鵬同志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因為80年代時候我曾經多次陪同他出訪，我自己可以再給大家回憶一段往事。1985年7月，我陪他去訪問美國，我們走訪了美國一個著名的智庫叫蘭德公司，當時李鵬就開玩笑問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說，我們中國提出了國內生產總值到本世紀末之前要翻兩番，也就是說在1980年的基礎上要增加到四倍。李鵬就問他們說，你們認為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中國的電力應該增加多少？對方說還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是可以為中國政府做這個項目。李鵬就笑了說謝謝你們，他說我們實際上自己已經進行了這項研究。

離開蘭德公司之后，李鵬在車上就對我們說，他說其實這個問題是小平同志最早提的，直接問李鵬的，當時李鵬是負責中國的電力。小平問電的問題到本世紀末，我們到底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證經濟翻兩番？后來李鵬就開始做這個研究，而且最終提出了一個相當宏偉但也可以實現的目標。大家是否知道今天我們整個中國一年的總發電量是多少？2018年是7萬億千瓦時，幾乎接近世界七個主要工業國發電量的總和，是我們1949年發電量一千多倍。

所以今天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現在趕上今年這么炎熱的夏天，大家都用空調，但整個中國沒有電荒，這次熱浪襲來，紐約已經大停電兩次了，巴黎火車站也停電。所以我們說飲水不忘掘井人。當年李鵬副總理在小平同志的領導下，主管中國的電力工業和教育，可以說是殫精竭慮超負荷的工作，我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人。在今天可以告慰李鵬的是，中國已經是世界發電供應量最充沛的國家了，已是世界上夜晚燈光最明亮的國家！有時候都不想加“之一”。我們要向新中國所有的電力工作者致敬，你們是世界最棒的！

讓我們還是回到埃及，由于外部和內部的原因，埃及的民生沒有搞好，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整個社會就像鋪滿了干柴，只等著一點火星就會燃燒爆炸。所以突尼斯小販自焚的事件成了這顆火星，引發了這場動蕩與革命。但是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后的問題更復雜，甚至更嚴重。埃及許多深層次的問題，根本解決不了。

從我自己的實地考察來看，阿拉伯國家只要真的搞普選一人一票的話，上臺的一定是伊斯蘭勢力，而不是親西方的自由派勢力。那么埃及之春爆發后的大選中，果然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上臺了，之后埃及馬上就陷入了伊斯蘭派與世俗派的不停的爭議。選舉政治使然，這兩大派的矛盾不斷加深，雙方都不妥協，結果就是國家動蕩，資本外逃，企業倒閉，物價飛漲，犯罪率飆升。最后在2013年7月，軍隊又罷免了民選出來的穆爾西總統，當然后來導致一些新的動蕩。

當時西方歡呼“阿拉伯之春”的時候，很多埃及人當時也高興，認為只要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他們的困難都可以解決。但實踐證明，埃及的問題不是一個民主與專制的問題，而是國家治理好壞的問題。如果是民主與專制問題，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實際上我剛才提到埃及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人口爆炸的問題，貧窮問題，貧困問題，經濟結構問題，西方模式一個都解決不了，非但解決不了，還會使這些問題惡化。這就是“阿拉伯之春”迅速變成“阿拉伯之冬”的一個直接的原因。

我覺得中國成語“水土不服”，可以很好的解釋這一切。

所以我覺得我們古人真是很有智慧的。水土不服，我查了一下最早的出處《三國志》中的《周瑜傳》，也就是說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水土兩個字的用法非常精當，我覺得可以成為中國本土政治話語的一部分。我們看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它至少包括四個層面，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化是最根本的，滲透到各個方面，所以我們講水土不服，水就是文化，滲透到一切領域。土就是政治土壤、經濟土壤、社會土壤。那么西方的政治模式到了阿拉伯世界就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

我們先來看水，也就是文化。埃及深受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清真寺宣禮塔，一日五次的禱告聲不絕于耳，雖然也有所謂世俗派，但在社會底層，伊斯蘭教的影響遠遠大于世俗派。而且從政治文化來說，伊斯蘭勢力和世俗勢力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雙方的矛盾由來已久，一方得勢就完全排除另外一方，另一方得勢就實行政治清算，殘酷的報復。所以缺乏這種妥協和包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傳統。那么搞西方競選民主過程，就是不斷加深分歧，激化矛盾，深化對抗的過程，結果社會更大的撕裂。

我們再來看政治土壤。那么埃及內部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伊斯蘭派、世俗派，還有就是軍隊。其中伊斯蘭派和世俗派是長期對立的，主要分歧是建立什么樣的國家。伊斯蘭派主張建立哈里發宗教的這種政治制度，他們認為埃及已經在錯誤的道路上行走了百余年，這種局面必須結束。對他們來說，阿拉伯之春提供這么一個機會。那么同樣世俗派要建立一個世俗國家，不允許國家回到哈里發宗教國家。

我們再來看看經濟土壤，埃及當時的經濟主要是四根支柱：旅游業、蘇伊士運河的收入、僑匯，在國外的埃及僑民匯來的錢，還有就是石油。那么跟我剛才前面講的一樣，這種經濟結構它缺少制造業，缺少實體經濟，所以對一個人口近億的中東大國來說，這種經濟結構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所以青年的失業問題一直難以解決。這出現一種什么情況？一旦沒有政治高壓，沒有穆巴拉克，青年人走上街頭，街頭政治又造成更大的政治不穩定，甚至暴力沖突。所以阿拉伯自身帶來的動蕩，企業倒閉，資金外流。所以民生問題既是埃及之春發生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后來導致埃及進一步政治動蕩的主要原因。

我們再來看社會土壤也是一樣的，隨著互聯網興起，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美國等外部勢力積極推動顏色革命，社會思潮越來越極端化。那么我們看到有一些報道，甚至主流媒體的報道國外的，我們國內也有說這場“阿拉伯之春”叫“三無”運動，沒有明確的綱領、沒有嚴密的組織、沒有標志性的領袖人物，實際上這不符合事實。

2012年的時候，法國出版了一本專門研究阿拉伯革命的專著，“阿拉伯之春”的專著，書名叫《阿拉伯革命背后隱藏的一面》。這本書是由來自法國比利時、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等八個國家23名學者聯合撰寫的。

《阿拉伯革命背后隱藏的一面》，作者來自阿爾及利亞、比利時、科特迪瓦、埃及、法國、馬里、突尼斯、敘利亞

那么這本書它里面提出個觀點，說美國是“阿拉伯之春”的背后推手。他書中詳細介紹美國是如何通過培訓骨干，通過互聯網的手段，促成了這場“阿拉伯之春”，美國的一些所謂的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深深地介入這場街頭革命。這本書里列出了一些大名鼎鼎的美國機構，我們可能都知道，全國民主基金會、自由之家、美國國際發展署、開放社會學院等。實際上后來東歐（到）前蘇聯發生顏色革命，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機構的影子，有的就是黑手，直接操縱的。

這本書還透露，就早在“阿拉伯之春”爆發之前，從2002年起，上述這些機構就開始籌劃阿拉伯革命。從2005年到2010年這五年間，他們培訓了不少于1萬名的埃及的網絡高手，他們每年為此投入將近2000萬美元，后來還翻倍。正因為如此，到2012年的時候，埃及的一些機構曾經指控，這當中一些人叫非法籌資名義，但是美國國務院表示抗議，背后就是說實際上美國公民參與了這樣一些活動。

這本書里邊還做了一個總結，說美國的介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網絡空間；另外就培訓骨干。

那么他們培訓了一大批阿拉伯文是母語的網絡高手，也就我們說的網絡大V，組成所謂的“網絡阿拉伯聯盟”，在網絡上設置議題，呼風喚雨。他們根據美國顏色革命的專家，叫吉恩·夏普的理論，系統培訓街頭政治的骨干力量。這些顏色革命套路最近在香港所謂的“反修例”的街頭暴亂中比比皆是。從示威者的著裝到標識，到各級指揮者整齊劃一的手勢動作，一看就受過美國顏色革命專家訓練的。

吉恩·夏普（Gene Sharp）

不久前網上流傳過一個短視頻，就美國現任國務卿蓬佩奧在美國一個大學演講中公開承認，他說我曾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我們還有一門課程專門來教這些。這才是美國不斷探索進步的榮耀。他引以為豪，你知道嗎？實際上美國極端勢力天天在給我們上課，天天在打我們國內公知的臉，使國人越來越清楚地了解到顏色革命的真相及策劃者的真面目。

那么關心政治的人可能也注意到，這個“阿拉伯之春”爆發后，西方主流媒體幾乎是傾其全力來控制話語權，把這場運動描繪為群眾的自發的革命。任何發出不同聲音的學者或者媒體，馬上給你戴上帽子，說你是講陰謀論，西方媒體把反政府者有意地塑造為“英雄”，把政府描繪成“劊子手”。我們在香港最近的事件中也完完整整看到了西方所謂新聞自由的媒體，是如何配合顏色革命的套路。如果說香港和埃及有什么不同的話，我想只是美國對香港的卷入更深、更廣。盡管香港的人口連埃及的1/10都不到。

環球網記者付國豪在香港機場被囚禁毆打，CNN卻以“警察和反對者發生沖突”為題報道，文中也只提到了記者被困，根本沒有提到受害者被毆打這一事實。

這里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美國為什么要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畢竟穆巴拉克很多年來被看作是美國的鐵桿的朋友。

那么剛才我引入一個中國概念叫“水土不服“來分析“阿拉伯之春”為什么會變成“阿拉伯之冬”。現在我引用一個英文概念，叫deep state，可以翻成“深層國家”，來解釋為什么美國會支持推倒穆巴拉克這位美國的老朋友。所謂深層國家，我認為就是，我叫國家背后的國家，也就是真正影響美國國家行為的一個深層的聯絡網絡，特別是美國的軍工復合體、華爾街的金融資本、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還有民主基金會等等。所以美國的總統可以換來換去，有的對你好一些，有的對你不那么好。但深層國家的立場幾乎是一以貫之的。他們一直致力于有計劃的、有預謀的推翻與美國不一樣的政治制度，不光是針對中國，對其他國家也是這樣。只要你的制度跟我不一樣，我就扶持你的敵對勢力，培養代理人，培養第五縱隊。對于中國，他們支持疆獨、藏獨、臺獨、港獨，支持“持不同政見者”等等。

那么這樣做對美國有什么好處呢？

首先就是要讓美國利益的代理人主政，使你這個國家完全成為美國的附庸。對于他們來說，穆巴拉克還不夠親美，他的獨立性還是太強。那么華爾街金融資本一貫支持所謂的民主化，因為你一旦這么做，他就立馬支持一個由美國代理人組成的政黨，唯有這個政黨當選，你才是民主的，否則就是假民主。背后是華爾街金融資本，希望通過他的代理人把你們國家和百姓的財富洗劫一空。那么如果這個目的不能完全達到，也沒有關系，他至少可以搞亂你這個國家，搞亂你這個地區，亂到打內戰，打仗那是最好的，這樣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就可以大賣特賣他們的武器，讓你們互相廝殺。所以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本人就曾經要求美國社會警惕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對美國政治體制的綁架。但現在看來這種綁架只是越來越嚴重，這本身是美國自己很多問題的根源，也是今天世界很多動亂的根源。

通過以上對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的分析，我想從一個中國人的視角幫助大家了解什么叫“阿拉伯之春”?為什么美國支持“阿拉伯之春”?以及為什么“阿拉伯之春”必然會變成“阿拉伯之冬”？

那么了解了這一切，我們就可以避免受騙上當，就可以更加堅定地沿著我們中國人自己探索出了成功之路前行，就可以讓美國及其代理人對中國發動的顏色革命的企圖徹底化為泡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程也會變得更加的順利，更加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