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埃及示威者(資料圖)
燎原于中東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如果說5年時間尚不足以對其蓋棺論定的話,其引發的鐵血戰亂給中東乃至世界帶來的無盡恐懼和不安,則毋庸置疑。中東北非之亂,禍起蕭墻,禍及世界。值此“阿拉伯之春”5周年之際,《中國青年報》特邀中東問題專家、博聯社總裁馬曉霖先生撰文,并集納多位國際問題專家觀點,對“阿拉伯之春”發生5年后的阿拉伯世界格局、現狀和未來加以梳理和展望,以饗讀者。
1月14日,是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倉皇出逃5周年之日,也是“阿拉伯之春”向“阿拉伯之冬”轉換至極致的大節點:5年前突尼斯爆發的“茉莉花革命”已著實呈現燎原之火,引起中東大亂,造成世界之殤。后街頭運動時代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巴林、摩洛哥、敘利亞等國絕大多數仍在動蕩與戰亂中苦苦煎熬;“伊斯蘭國”武裝脫胎“基地”組織母體并急速擴散,“割地”“封疆”“立國”;冷戰后俄羅斯首次出兵中東,以沙特和伊朗為核心的兩大伊斯蘭宗派陣營對決由幕后轉向前臺,中東多極力量重組,地緣版圖畸變;中東難民潮呼嘯涌向歐洲,法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震動全球;沙特油價戰更從能源和經濟層面沖擊世界地緣政治。中東大亂,世界之痛,這也許是對“阿拉伯之春”5周年的恰當詮釋。
痛苦轉型,多國陷入戰亂煎熬
5年來,突尼斯經過多黨競爭陣痛,承受間歇性恐怖襲擊和政局動蕩,基本實現政治轉型。隨著2014年溫和力量陣營執政,2015年年初新憲法出爐,突尼斯政局逐步趨穩。盡管黨閥暗流涌動,恐怖襲擊時有發生,但整體走上經濟康復和國家復興,成為繼摩洛哥實現徹底君主立憲制后,阿拉伯轉型相對穩定和成功的樣板。
埃及在“一·二五”革命后持續陷入全國性街頭政治泥潭,其間多次修憲和公決,2012年大選上臺的穆斯林兄弟會正發黨政權因缺乏治國資本和經驗,一年后被軍方借助強大民意支持顛覆。隨后埃及陷入數月的街頭暴力流血,死亡6000多人、傷數萬,穆兄會也被取締,領導人紛紛入獄并被判處極刑。2014年5月完成新選舉,軍隊領導人塞西當選新總統,局勢才逐步穩定。然而,9000萬人口在恐怖主義襲擊、經濟低迷不振和軍方與穆兄會缺乏和解的僵持中忍耐和期待。
也門曾以薩利赫總統交出權力一度成功避免利比亞式內戰悲劇,然而,由于固有的南北發展差異、部落紛爭、宗派矛盾、地方割據和外力介入,后薩利赫時代的也門不僅未能走上穩定和中興之路,反倒在2014年后重蹈利比亞覆轍,胡塞武裝攻占首都并向全國推進,哈迪政府一路敗退直至流亡沙特。2015年3月,沙特糾集10個國家對也門內戰武裝干涉,并由初期的單純空襲升級為地空聯合作戰。時至今日,胡塞武裝沒有被打回原籍賽達省,戰爭反而全面陷入僵持和膠著,并造成重大生命和物質損失。戰火甚至逆襲沙特,向其西南地區蔓延。
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倒臺后,分離主義重新抬頭,三分天下的呼聲一度高企。5年來,這個部落特征十分凸顯的沙漠石油王國山頭并起,各路武裝擁兵自重,極端勢力死灰復燃,恐怖組織空前猖獗。沙特、埃及和阿聯酋等地區力量也曾介入其內斗甚至遠程空襲,干預政局走向,并在2014年形成兩個議會、兩個政府對峙的奇觀,石油出口嚴重受阻,一度迅速好轉的經濟形勢再度惡化。
敘利亞由于外力直接挑動和助推,5年間從中東最穩定的國家變成第二個索馬里,山河破碎,幾成集傳統中東所有矛盾于一體的代理人戰場,并因“伊斯蘭國”割占40%土地而成為恐怖勢力大本營和恐怖襲擊主要策源地,及至釀成二戰后最大規模的難民潮。截至2015年6月,敘利亞近40萬人死亡,兩千多萬人口半數淪為難民或流離失所,經濟與社會發展倒退近半個世紀,部分千年古城和世紀文化遺跡被徹底摧毀,成為人類文明的巨大恥辱。
版圖改寫,中東地區格局重組
5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勢大力沉,迅速推翻部分北非和西亞國家強人統治,將阿拉伯世界逼入無序狀態。冷戰后獨步中東的美國受經濟危機沖擊實力銳減,逐步從中東戰略收縮并將重心向亞太轉移。這兩種因素融合發酵導致阿拉伯世界傳統的金字塔權力機構馬賽克化加劇,形成巨大權力和安全真空,給“基地”組織勢力的反攻倒算以全新溫床和勢能。各種激進宗教思潮沉渣泛起,并借助民主、自由與革命的外衣在阿拉伯世界粉墨登場,特別是美國撤離后伊拉克權力和利益分配失衡,促成“基地”組織余孽卷土重來,更因敘利亞內亂而讓其勢如破竹將伊敘兩國互聯互通,坐大一方。
2013年,“基地”組織新生代不滿“教父”們的控制,也不屑其陳舊過時的運行模式,自立門戶建立“伊斯蘭國”,推舉政教合一領袖并自命“哈里發”,將敘利亞拉卡市定為其“政權”首都,在全球范圍內劃分疆域和版圖,開列征服世界藍圖,號召全球穆斯林效忠,動員各地圣戰者靠攏。短短兩年,從阿富汗到西亞,從北非到中西非,形形色色的“基地”組織追隨者及其新生代宣布歸順“伊斯蘭國”,進而在國際政治版圖中,出現一個洲際恐怖“托拉斯”和非法王國。來自80多個國家的數萬男女,甚至不乏掌握高等知識和技能的歐美精英,麇集于“伊斯蘭國”武裝麾下,以最殘忍的方式在中東內外拓展空間和影響力。不僅恐怖主義態勢出現前所未有的局面,殖民時代以來形成的民族國家邊界、疆域和主權遭受“伊斯蘭國”的割裂和奪占,形成非國家行為體主導的國家化控制體系和運作方式。
受恐怖主義擴張影響,以反恐之名而起的力量格局也出現全新變化。2014年9月,美國宣布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發起反恐戰爭,此后,美國組建以阿拉伯國家和西方盟友為主的反恐聯盟,并由最初40個國家擴容至62個成員。美國領導的反恐同盟在一年間發動近萬次空襲,但因其三心二意并未重創“伊斯蘭國”。
2015年9月底,俄羅斯以反恐為名大規模、高烈度在敘利亞發動戰事,迅速改變敘利亞政府困境,打破美國單獨主導的中東反恐戰爭局面。這不僅是阿富汗戰爭結束后,俄羅斯人在境外組織的最大規模軍事行動,而且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對中東地區的一次勢力重組,并且很快整合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等什葉派力量,進而形成俄羅斯主導,控制中東5國首都的什葉派陣營為支撐的中東地緣新格局,再次改寫中東政治版圖。
霸主爭鋒,伊斯蘭世界分裂加劇
“阿拉伯之春”5周年之際,中東經歷另一場醞釀已久的權力博弈,也呈現了這場地區大變局的另一個鋒面。1月2日,沙特以參與恐怖主義罪名處死47名本國囚犯,包括著名的什葉派宗教領袖奈米爾。這原本屬于沙特內政,奈米爾之死卻引起伊朗強烈反應。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公開譴責沙特并威脅復仇,部分伊朗民眾沖擊沙特駐德黑蘭及馬什哈德的使領館并造成一定損失。
沙特以伊朗干涉其內政和違反國際法為由決定與之斷交。隨后,巴林、蘇丹也宣布與伊朗斷交,阿聯酋決定與伊朗外交關系降級,科威特、科摩羅和卡塔爾也相繼召回駐伊朗大使。已于去年10月與伊朗斷交的也門流亡政府再次確認斷交決定,并譴責伊朗支持也門反叛力量挑動內戰,“持續入侵”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并煽動教派沖突。此后,沙特追加制裁措施,切斷與伊朗運輸與經貿往來,阿拉伯海灣合作委員會(GCC)集體表示對沙特堅決支持。
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后,伊朗大力輸出“霍梅尼主義”,公開質疑沙特君主制和世襲統治的合法性,挑戰其作為伊斯蘭兩大圣地監護者的資格,強烈抨擊沙特追隨美國以及溫和的中東爭端政策。沙特為此聯合其他5個王權國家組建GCC,試圖通過全面一體化進程內求發展自強外御伊朗。在過去30多年的博弈中,沙特等阿拉伯國家的什葉派少數族裔,因為門派異見以及與伊朗千絲萬縷的聯系,普遍處于權力底層,也成為沙伊爭端的活躍因子和抓手,并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后躍升為地緣矛盾的宗派沖突前線。無論是巴林反王室街頭運動,還是伊拉克、敘利亞和也門內亂及內戰,無不因為沙特和伊朗作為背后推手而打上鮮明的教派沖突烙印。
這場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內斗于去年達到峰值:伊朗核危機實現重大突破和美伊關系緩和,俄羅斯軍事介入并與什葉派陣營首次結盟,武裝干涉也門騎虎難下,這一切都讓沙特在過去5年中對伊朗發動的戰略反擊全線潰敗。如果說去年12月15日沙特主導34個遜尼派國家組建“伊斯蘭反恐聯盟”,將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等什葉派及其盟友掌握的政權排斥在外,已顯示明顯的教派對決色彩,沙特不顧美國事先警告而處決奈米爾,則是對戰略博弈輸給伊朗的情緒大宣泄,它將兩個伊斯蘭大國的地區控制權爭奪暴露無遺。盡管由于雙方自身實力所限和美俄聯手控制使事態不會極端惡化,但這場教派力量大博弈也許會以不同方式繼續對中東乃至伊斯蘭世界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油價走低,沖擊世界政治格局
中東是世界石油和天然氣儲量、產量和出口的最重要地區,中東產油國也長期執掌石油定價和改變能源結構之牛耳。“阿拉伯之春”的沖擊也必然在石油領域產生后果,并在世界范圍內解構部分地區地緣政治格局。
2014年10月,石油大國沙特發起大幅度降價的石油戰,油價一路下挫,迄今已跌破30美元大關。沙特此舉既有新能源革命強勢沖擊的能源格局博弈,更有對美國結束與其70年戰略盟友關系的巨大憂慮,只有剿滅新能源革命,確保自身在世界能源市場的龍頭地位,才能為其戰略資產保值繼而保住美國的保護傘。然而,5年來美國既不想深度卷入地區沖突,也無心顛覆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更不顧沙特和以色列反對,實現與伊朗歷史性和解甚至提升伊朗在敘利亞事務和反恐戰爭中的作用。沙特對此惱怒不已,也不寒而栗,決定動用石油杠桿來加固漸行漸遠的沙美關系。
油價戰導致一系列產油國倒地中槍,特別是急需硬通貨而又嚴重依賴高油價的國家。委內瑞拉債券迅速貶值,最快今年2月就將面臨債務危機;尼日利亞陷入國際儲蓄貨幣流動性不足窘境,不得不進行外匯管制;安哥拉出臺一系列美元兌換限制措施,確保本幣穩定。俄羅斯和伊朗自然也深受其害,只不過前者家大業大有足夠轉圜余地,后者今年將石油解禁,情勢會大為好轉。油價戰回火已殃及自身,沙特去年被迫連續發行國內和國際公債,并拋售部分跨國公司股份,國際信譽等級也被下調。分析家擔心,盡管沙特擁有7000億美元主權基金,但以目前油價估計,5年內將坐吃山空,屆時,它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戰略資產價值也將變成負數,并帶來影響社會穩定乃至王權存續的災難性后果,進而引發新一輪中東動蕩。
苦熬寒冬,望穿雙眼盼新春
5年時間,對于沐浴著和平與繁榮的人們而言,可謂光陰一瞬,良宵苦短,但是,對于深陷動蕩、戰亂和死亡威脅的中東地區百姓而言,則苦不堪言,即便對受到難民危機、恐怖襲擊和經濟低迷困擾的世界來說,也是雪上加霜,不堪回首。這就是“阿拉伯之春”5周年造成的中東之亂,世界之痛。
“阿拉伯之春”爆發之初,筆者曾對這場源于底層、發自民眾的大規模變革運動寄予厚望,因為這畢竟是半個多世紀以來,阿拉伯民眾首次從內部尋求進步與發展的社會政治運動,是一次難得的民族自省和自覺。遺憾的是,這場運動由于錯綜復雜的內外因素綜合發酵,呈現出極其痛苦和艱難的過程。
當然,放眼數千年中東文明演進大歷史,5年并不算長,而動蕩、戰亂又始終伴隨著中東各民族發展歷程。5年后,人們也略有欣慰地發現,利比亞已結束兩府兩院對峙局面;埃及當局推出宏大經濟振興計劃;穆兄會也在海外完成重組后首次提出愿意與政府進行任何形式的對話;敘利亞已在聯合國推動下由內戰向和解與政治過渡轉軌;內外交困的沙特已首次允許婦女參加地方選舉并打算利用低油價調整經濟結構;“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控制地盤已被收復三分之一,反恐戰爭呈現多方合作、同仇敵愾的大好勢頭……
春去冬來,冬盡春至。希望阿拉伯乃至整個中東在未來幾年內結束大亂而實現大治,讓這個“五海三洲”之地重現文明復興的歷史榮光。
(作者為國際問題專家、博聯社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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