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芳芳 | 大歷史觀視野中的五四運動
點擊： 作者：唐芳芳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19-08-21 19:51:37
正確認識和把握五四運動的里程碑意義和時代價值必須堅持大歷史觀。大歷史觀是從大的視角來把握的一種歷史方法論，其要義是把歷史事件放到比較長的歷史時段中來認識，以揭示歷史發展的趨勢。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科學的大歷史觀，習近平總書記在闡述五四運動的意義時運用了大歷史觀。我們要從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的視野等方面來認識五四運動的愛國內涵及其歷史意義，認識五四運動對后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五四運動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對現代和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100年來，五四運動是人們不能忘卻的紀念，五四精神是人們常講常新的話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紀念五四運動，“對發揚五四精神，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特別是新時代中國青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1]。
如何理解五四運動的重大意義？最根本的是要堅持大歷史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來認識和把握。要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各領域開展研究，總結歷史規律，揭示歷史趨勢”，做到“四個講清楚”[2]。
只有堅持大歷史觀，才能正確地把握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進一步堅定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
一般認為，大歷史觀是一種歷史方法論，其要義是把歷史事件放到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段中來認識，從大的視角來把握，以探究歷史事件發生發展的根本原因，把握其歷史地位和意義，進而揭示歷史發展的趨勢。
1、大歷史觀的內涵
如何認識大歷史觀的內涵？首先，大歷史觀是一種方法論。方法論是關于某門科學研究的系統的一般理論。一門科學的發展有幾個層次：一是確定客觀世界中的各個事實，即記述事實；二是發現各事實之間的聯系，即理解事實；三是由事實之間的整體聯系，尋求普遍的原則，探索關于這門科學研究的系統的一般理論，即方法論。[3] 相應地，歷史科學也包括三個層次，考證零碎的事實，揭示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而系統地把握全部歷史事實，以甄別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外在聯系。前兩個層次以歷史事件本身為研究對象，目的是把握和認識具體歷史事件；第三個層次，即方法論，以對歷史事件的認識為研究對象，目的在于建立我們對歷史事件的把握和認識的評價尺度和機制，即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給出評價這些認識的客觀標準和依據。歷史研究發展到探討方法論的層次才可能成為一門科學。其次，大歷史觀提供一種研究歷史的大視角：一方面把歷史事件放到較長的歷史時段中，縱向地考察其與各歷史事實之間的聯系，不割裂古代史和近代史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橫向地理解歷史事實，即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等各領域中發生的變化和互相影響中探求歷史事實之間的聯系，從而辨別對歷史發展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最后，大歷史觀探求一種普遍原則，系統地提出關于歷史事實的一般理論，一方面普遍原則要在以大視角充分考察各個歷史事實和事實之間的聯系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另一方面把握普遍原則，以區分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外在聯系，發現事件的非表面、非偶然的關聯以尋求根本原因，客觀地總結歷史規律，進而揭示歷史發展的趨勢。[4]
2、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科學的大歷史觀
馬克思的歷史觀是科學的大歷史觀。馬克思的歷史觀也稱為唯物史觀，它不僅強調歷史研究的大視角，而且是一種方法論。它強調以“長時段”的大視角觀察歷史，通過系統地歷史研究來發現普遍原則，即主張以觀察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為中心解釋社會變革，以揭示歷史發展的大趨勢。
馬克思在孔多塞（Gondorcet）、圣西門(Saint.Simon)、孔德(Comte)、維科(Vico)等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建立的歷史觀的基礎上，發展出唯物史觀，提出歷史發展的普遍原則，把歷史學發展成一門科學。[5] 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從而也批判地吸收了黑格爾關于歷史的客觀的普遍原則這一方法論工具。黑格爾認為，歷史“涉及漫長的時間，包羅巨大的時期”就必須“按其本性”，避免生搬硬套，避免以主觀偶發的想法為基礎，因而需要對“普遍”進行哲學說明。[6] 黑格爾指出客觀的科學說明涉及邏輯：“對科學研究，根本要有一種新的概念”[7] ，在“邏輯科學”之內考察“一般認識的本性”[8]。黑格爾批評只研究形式不考慮內容的邏輯，是要為科學提供新概念，即“內容在其自身所具有的、推動內容前進的辯證法”[9]。與內容結合的邏輯，即辯證法，研究的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具體的普遍、“具體的統一”[10]，以揭示認識的客觀性。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把社會發展變革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在較長時期的歷史過程中考察人類社會發展變革，在此基礎上總結并提出普遍原則：物質的生產關系是社會歷史的基礎，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和哲學等上層建筑（或統稱為意識）隨生產方式的變革而發生變化，因而社會變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物質的經濟生活。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明確的表述：“法的關系……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11]。
革命先驅李大釗曾清晰地闡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意蘊。首先，歷史與社會具有相同的內容，歷史是“整個的人類生活”：“把人類的生活整個的縱著去看，便是歷史，橫著去看，便是社會”[12]。其次，歷史是不容割裂的整體：一方面，“歷史是亙過去、現在、未來的整個的全人類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人類生活的各方面“相互結附”，“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為歷史內容的整體”，歷史不僅包含政治、法律和經濟，還包含道德、學術、宗教、倫理、文化。[13] 再次，把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必須盡力發現普遍原則或“歷史法則”作為歷史解釋的根據，根據“歷史法則”，“不但可以說明過去及現在，并且可以說明將來”。[14] 最后，社會的基礎是歷史解釋的根據，而社會的基礎是經濟關系，因而對社會變革的說明不能只考察法律、政治、宗教、倫理、藝術、哲學等“人類的意識”方面，而不從經濟關系上說明，否則就不能真正理解歷史。[15]
李大釗還評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貢獻。他認為：馬克思指出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是社會的基礎構造，是社會內部最深的構造；以前的歷史學家所推崇的法律、政治、宗教等只是“外部的社會構造”，或者說是社會的表面構造，只能作為歷史解釋的“第二的次序”，而久經歷史學家忽視的“社會生活全部的構造與進化”才是歷史解釋的根據。[16] 馬克思提出的普遍原則能作為解釋社會變革的根據，“把歷史學提到科學的地位”。[17]
可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由于方法論上的貢獻，使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由于馬克思把歷史看作整個人類生活，而不是片面地把歷史看作涉及政治生活或意識、觀念的領域，比以前的歷史學家具有更加寬廣的大視角，通過考察社會發展變革的漫長過程，總結出不僅能說明過去、現在，而且能說明將來的普遍原則，所以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科學的大歷史觀。
3、大歷史觀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法論
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大歷史觀，既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是我們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視角和方法論”[18] 。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提到大歷史觀的內涵。一方面，他提到大歷史觀是一種寬廣的視角：“觀察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需要有一個寬廣的視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國發展大歷史中去看”[19]，“只有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透視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20]。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歷史觀的方法論意義，即通過系統研究，把握歷史規律和事物的內在聯系。他指出：“人們必須有了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才能更好觀察和解釋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各種現象，揭示蘊含在其中的規律。”[21] 他還提到“用深邃的歷史眼光、寬廣的國際視野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和內在聯系”[22]，“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23]。
習近平總書記運用大歷史觀，提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論斷。習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24] 他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中華民族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25]
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運用大歷史觀，高度評價了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他指出：“五四運動，爆發于民族危難之際，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磅礴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心。”[26]
堅持大歷史觀，有助于學習理解、深刻領會習總書記對五四運動的精辟評價：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和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認識這場偉大愛國運動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認識這場社會革命運動拯救民族危亡、追求強國真理的進步性，認識這場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廣泛性和人民性。堅持大歷史觀，理解五四運動在近代史上的“里程碑意義”，能幫助我們講清楚為什么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并不斷完善發展。
五四運動是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革命運動，為中華民族延續數千年的愛國精神注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時代內涵，使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不止于政治制度層面，而且深入到思想文化層面。
一方面，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認識五四運動的維護祖國統一和主權完整的愛國內涵。愛國是“歷史地形成的熱愛和忠誠自己祖國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是“對待祖國的一種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它的具體內容取決于一定的歷史條件”[27]。縱觀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了解我國疆域發展和民族融合所經歷的漫長歷史，才能深刻認識到，保持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是中華民族延續了數千年的愛國精神的內涵，而愛國乃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文化傳統，并且具有作為統一國家的長期歷史的國家”[28]。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孕育了中國悠久古老的文明，中華民族延續了5000多年的燦爛文明，孕育形成和發展了文化認同感。[29]《史記》以黃帝的傳說開篇，直至今天，不僅中國大陸的13億多人口，而且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愛國僑胞都稱自己為“炎黃子孫”，可見這種延續了數千年的文化認同根深蒂固，難以抹殺。考古發現，“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前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中，以“國”或“邦”等“帶有國家性質的政治共同體稱謂”在西周的史料里“已屢見不鮮”[30]。從疆域發展上看，“中國”地理疆域的發展經歷了數千年的漫長歷史過程，也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31] 文化認同體現的是中國長期統一的歷史中形成的社會關系、各民族的融合，這種社會基礎是愛國精神的根基。維護祖國統一和主權完整是愛國精神的內涵，愛國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因此，無論在古代、近代還是現代中國，任何企圖侵略和分裂中國的言論和行徑，都會遭到中國各地各族人民最強烈的反對。1919年，巴黎和會無視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的主權，將德國強占中國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觸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心，直接導致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
另一方面，把五四運動放到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五四運動可以被看作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為救亡強國而進行各種變革探索的結果，為愛國注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時代內涵。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統一和主權完整遭到日益嚴重的破壞，一代代仁人志士苦苦尋求救國救民的良方，但戊戌變法的改良目標沒有實現，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但是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反思辛亥革命教訓，認識到專制制度被推翻了，但封建專制思想仍支配眾人的行為，社會秩序和社會性質僅是表面的改變而不是根本上的改變，救國不能只在政治上推翻舊制度，更應樹立新思想新道德。[32] 在發生復辟逆流的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1916年更名為《新青年》），向專制思想宣戰。專制思想與舊文化、舊道德、舊禮教密不可分，與民主互不相容，只要專制思想占據人們的頭腦，民主就難以深入人心，民主制度也不可能扎根，因此，要改變舊制度，就必須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舊禮教一并進行猛烈抨擊。而專制思想已經形成了支配社會秩序數千年的強大力量，要戰勝這種習慣性力量，需要科學精神，因為追求真理是科學的本性，追求真理才能擺脫習慣力量對行為的支配，追求真理才能“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33]。因此，《新青年》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向封建專制思想宣戰，認識到民主與專制對立，認識到科學與“愚昧與盲從”對立，正是“切中時弊”[34]。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是對支配中國兩千年社會秩序的思想觀念的革新；提倡科學反對盲從，能激發追求真理的覺醒，從而擺脫封建觀念的桎梏，實現思想觀念的革新。五四運動激發追求真理的覺醒是革命性的，打破支配中國社會秩序數千年的專制思想的桎梏是革命性的，它為社會主義最終在中國落地生根排除障礙，也讓人們意識到思想觀念的變革對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
把五四運動放到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五四運動可以被看作一場“拯救民族危亡”的“社會革命運動”，它“激發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偉大覺醒”[35]。當時的先進青年對各種救國方案進行反復討論比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所秉持的是一種科學精神。五四運動中，李大釗等一批革命先驅正是秉持科學精神傳播馬克思主義，幫助青年樹立科學的世界觀，避免被任意的意見所左右。
首先，五四運動激發追求真理的覺醒，讓先進青年認識到精神改造需要與社會改造相結合。五四時期的青年如饑似渴地閱讀新文化運動的刊物，尋求的是強國真理而不局限于個人出路。新文化運動初期抨擊舊禮教舊道德，最初聚焦于個性解放，是想通過精神改造為國家尋求出路，用道德革命反對專制，具有進步意義。李大釗等先進知識分子發表一系列文章和演講，傳播新的歷史觀，通過論述精神改造和社會改造的關系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李大釗指出，歷史是“不斷變革”的人類生活及“為其產物的文化”，文化是“整個的”，不容割裂。[36] 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指出，“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等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37]。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李大釗提出社會主義主張，為救亡強國指明方向。
其次，五四運動激發追求真理的覺醒，讓先進青年認識到根本解決中國問題需要系統的科學研究。陶孟和在《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中指出，社會問題不是簡單的孤立的，雖然可以把中國問題分析成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等等多個問題，但要注意系統地研究問題：“我們要記著中國問題雖然可以分析，卻還是一個整的……每個政治問題都要牽連到人民的知識、能力、道德、經濟、產業、家庭、過去的歷史、國際的狀況，還有其他無數的問題的。”[38] 李大釗指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是一個“科學的理論與系統”，與空想社會主義的主要區別在于，它建立在系統的科學的唯物史觀的基礎上。[39] 李大釗闡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時指出，歷史是整個人類生活，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等各方面，不容割裂，需要盡力發現能夠說明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歷史法則”[40]。李大釗引導青年樹立科學世界觀，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把社會改革問題引向更深層的討論。思想界對社會變革的各種方案的反復討論讓先進青年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國要在已土崩瓦解的舊制度的瓦礫上建設新社會，須探索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的新道路。
最后，五四運動使先進青年認識到，根本的社會變革必須依靠群眾的全面覺醒才能成功，這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進了先進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李大釗在1919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指出，《共產黨宣言》讓大家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絕大功績”[41]。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中重申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社會中的各種問題，他還指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因而需要使它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進而需要先有一個社會上多數人“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42]。李大釗等先進知識分子對唯物史觀的介紹和傳播，以及在此基礎上對社會主義的科學論述，使越來越多的先進青年以開放的態度接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逐漸成為中國先進思想界的主流。五四運動期間，隨著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和工農運動的開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在人民中間得到更廣泛傳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五四運動改變了以往只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經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43]。
在五四運動過去100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重溫這段救亡圖存上下求索的歷史，我們更加堅信，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這對我們“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要正確認識五四運動“愛國”精神的時代內涵。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表明，愛國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愛國主義的基本要求。中國近代170多年來的救亡強國的斗爭史表明，五四運動為愛國主義注入反帝反封建的時代內涵，引導青年將個人前途和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緊緊聯系在一起，具有進步意義。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斗史表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結合起來，同改革開放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同新時代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一步一個腳印，實現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因而“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44]。我們要團結支持祖國統一的愛國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把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澳門“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45]，攜手鞏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大格局[46]，一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其次，五四運動激發“追求真理”的偉大覺醒具有時代意義。正是近代以來提倡的“民主和科學”激發了追求真理的覺醒，沒有追求真理的覺醒，就不可能打破支配社會秩序的封建專制思想的桎梏，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就不可能落地生根，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就不可能勝利。如今我們追求真理的目標沒有變，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我們應不斷地進行理論創新。100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人類歷史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際形勢呈現出“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等特點，全世界愈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當今“時代變化和我國發展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當時的想象”[47]。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一方面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另一方面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新情況新問題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增多，如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的大歷史觀為指導，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在理論上創新發展。
最后，認識五四運動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的時代意義。習總書記提到，幾千年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就秉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變革和開放精神，“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48]。近代鴉片戰爭帶來的屈辱，激發了中華民族的變革精神，許多仁人志士為救亡強國，前仆后繼地推動了從技術、實業到政治方面的變革，五四運動的思想啟蒙為救亡強國的社會變革指明了方向。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使命，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全面建成小康，要求“覆蓋的領域要全面”，“覆蓋的人口要全面”，“覆蓋的區域要全面”[49]。目前我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就是要補短板，實現領域的全面覆蓋。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這是關系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事關整個國家現代化的成敗。[50] 該戰略的實施有利于進一步調整我國工農關系、城鄉關系，補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覆蓋人口和區域的短板。習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了新時代改革開放的進程，拓展了改革發展新空間。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牢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在新時代創造中華民族新的奇跡。
大歷史觀是一種考察歷史的大視角和方法論，其核心是從宏觀的、較長時段的視角去認識歷史事件，探究其發生發展的根本原因，把握其歷史地位和意義，揭示歷史發展的趨勢。而要對涉及宏觀的、較長時段的歷史進行研究，準確把握社會發展的本質特征和規律，需要借助于科學合理的歷史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認識歷史問題的科學方法論，同時也是科學的大歷史觀。
深刻認識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從它與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等方面的關系和發展中來認識其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把握其歷史地位和當代意義。
第一，五四運動不僅是新文化運動，更是愛國運動，應從中華民族數千年融合統一的歷史去認識五四運動的愛國內涵。中華民族疆域發展和民族融合經歷了數千年，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在漫長歷史中形成和延續的愛國精神的基本要求，而愛國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民族凝聚力之源泉。紀念五四運動的當代意義，在于堅持“一國兩制”，鞏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大格局，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第二，五四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是對中國近代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而進行變革的深化。五四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進行思想上的革命，它激發了民眾追求真理的覺醒，打破了封建專制思想的桎梏，使先進青年認識到個性解放與社會變革的緊密關聯，深刻認識到只有進行社會革命才能建設新社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大歷史觀，更準確地把握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才能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51] ，體現了五四運動的深遠影響。中國當代青年作為新時代的親歷者和建設者，應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頭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大歷史觀，弘揚五四運動倡導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堅定地跟著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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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部助理研究員；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號，原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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