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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深刻表明，有了馬克思主義，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有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潮流從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1920年2月上旬的一天，北京，當時還叫做北平，街道上的積雪未化。為了躲過警察的眼睛，一輛騾車走偏僻的小路，從北平去往天津，在這輛搖搖晃晃的騾車上，坐著兩個人，一個喬裝成賬房先生，另一個頭戴氈帽、身穿滿是油點的背心，儼然一副廚師模樣。殊不知，這位賬房先生名叫李大釗，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喬裝成廚師的那個人叫陳獨秀，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這兩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壓低了聲音，細細地商討著一件大事：“是時候該建立中國共產黨了！建立中國的布爾什維克！”。李大釗說“我著手在北京作建黨的準備，你在上海作建黨的準備”。這一幕，史學家們稱之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也是五四運動這一偉大覺醒與中國共產黨創建這一偉大開端之間關系的重要歷史印證。

斗轉星移，時光來到了五四運動一百年的今天。當我們回首百年前的這場偉大運動，不由感慨萬千。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行動激發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偉大覺醒。經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正式成立，中國歷史掀開了嶄新一頁。歷史深刻表明，有了馬克思主義，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有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潮流從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舊的路走不通了

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今天要真正讀懂“五四”，必須堅持大歷史觀，要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來認識和把握。無論是五四運動，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都孕育于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各階層前赴后繼救亡圖存譜寫的壯麗史詩中。

19世紀40年代，中國正處于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統治之中。清王朝日趨腐朽，在西方列強的步步緊逼下，中國開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滄桑巨變中，中國各社會階層前赴后繼，嘗試過各種挽救民族危亡的方案。例如，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爆發了農民反封建統治運動，即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朝一部分官僚開始認識到西方堅船利炮的威力，開始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史稱“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戰敗宣告“洋務運動”自強道路失敗，中國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發起維新變法，試圖通過清朝光緒皇帝引進西方制度改革政府、提倡科學文化、發展工商業。與此同時，中國農民發起了支持清朝抵抗西方侵略者的義和團運動。但這些方案最終都以失敗告終，都沒有能夠讓中國重新挺起民族的脊梁。

直至1911年，革命派認識到要救亡圖存只能推翻封建皇權，掀起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但是，中華民國的成立并沒有給人們帶來預期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只是從“一個黑暗走進了另一個黑暗”。自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裂，為了爭奪政權，各路北洋軍閥連年征戰，再次置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

舊的路走不通了，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一部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還要有文化的覺醒和思想的啟蒙。辛亥革命中，陳獨秀從叱咤風云的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流落”為“窮得只有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的流亡者。人生的大起大落促使他深刻反思并感悟到要從思想上影響民眾，尤其是要啟蒙青年，才能推進中國革命。1915年，他主辦了《青年雜志》，后來更名《新青年》，宣揚新文化。《新青年》高高舉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試圖將青年從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為新的社會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道路。由于旗幟鮮明、切中時弊、文風犀利，《新青年》很快就產生了廣泛影響，最初每個月只印一千本，后來每個月印一萬五六千本。

偉大的覺醒

真理的力量

觸發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是巴黎和會。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召開巴黎和會，帝國主義列強不顧中國的反對，將戰前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盤交給日本。外交的失敗引發了國內抗議的怒潮。5月4日，北京大學的學生走上街頭游行抗議，火燒北洋軍閥的住宅，痛打“賣國賊”，史稱“五四運動”。隨后，示威游行的學生被捕。陳獨秀在散發革命傳單時被捕。為了聲援北京的學生，上海的學生、工人、商人進行了罷課、罷工、罷市。其中，上海的鐵路工人、電車工人、汽車司機、輪船水手、外資紡紗工廠工人進行的大罷工，導致上海市內市外及海上陸上交通全部中斷，生產停止，給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造成沉重打擊。至此，五四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隨著上海工人罷工的開展，罷工的浪潮迅速擴展到全國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的姿態、磅礴的氣勢登上歷史舞臺，對運動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迫于壓力，軍閥釋放了示威的學生和陳獨秀。陳獨秀在獄中被關押了100天。為了避免陳獨秀被軍閥進一步迫害，李大釗掩護陳獨秀，離開北平，在天津坐輪船前往上海。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促使中國涌現諸多改造社會的社會思潮。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還包括：主張“無地主、無資本家、無首領、無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長、無監獄、無警察、無裁判所、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之社會”的無政府主義；受美國哲學家杜威影響的實用主義，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的胡適就是杜威的學生，他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引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李大釗撰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抨擊了改良主義，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強調通過做工和求學相結合，通過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實現改造現有不合理社會的工讀主義；由周作人介紹到中國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主張通過推行“和平的社會改造的辦法”的新村試驗，尋找建造理想社會之路徑，一度引起包括惲代英在內的廣大進步青年的濃厚興趣；英國數學家和唯心主義哲學家鼓吹的主張勞資合作改良主義的“基爾特社會主義”。 但是，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以及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主義以其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成為他們的思想選擇。

五四運動中群眾的偉大力量和巨大作用，也給先進分子以強烈的震撼，更使他們真切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工人階級的力量，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發布《勞動節紀念號》，意味著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力量上升到理論認同的高度。先進分子深入到工廠、農村，了解民眾疾苦，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便在滬西小沙渡地區創辦了工人半日學校。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并認識到了組建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歷史的選擇

偉大的開端

1920年2月19日，農歷除夕，陳獨秀來到了上海，住進了今天的上海南昌路100弄2號，把《新青年》雜志編輯部從北京遷到了這里。“漁陽鼙鼓動地來”，陳獨秀的到來迅速產生了虹吸效應，一大批上海早期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成為老漁陽里2號的座上之賓。正如一位國民黨人、《民國日報》經理兼總編邵力子所說，“這絕非單為好奇心的心理所促成，實在是時代潮流中已有需要這個主義的征兆”。

此時的上海，距鴉片戰爭后開埠已接近80年，形成了龐大的經濟體量，工業生產總值占全國工業生產總值超過60%，金融產值更是占到了全國的80%左右。資本的聚集造就了這座城市的繁榮。四通八達的輪船、鐵路，聯通國際國內的電報、郵政，為海內外人士進出上海、互相聯絡提供了便利。繁榮的出版、教育等文化事業有利于進步思想在上海的產生和富有全國影響力的傳播。此外，由于80%的面積淪為外國租界，上海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法外之地”，這種政治縫隙為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分子在上海開展工作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環境。但更重要的是，上海是當時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據統計，1919年上海工人總數約占全國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一。一方面，工資水平的低下、勞動條件的惡劣、生活的極端貧困、社會地位的低下以及外資工廠的政治壓迫，使得他們具有改變自身悲慘狀況的強烈要求；另一方面，近代企業勞動過程中的規訓和懲罰，培養了上海工人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五四運動的爆發，引起列寧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重視，促使共產國際派專員到中國了解情況。1920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指派維經斯基等人來中國建立革命聯系。在李大釗的介紹下，維經斯基等人南下上海尋訪陳獨秀。在了解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和五四運動后，維經斯基認為中國已經具備建立共產黨的條件。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率先成立，公推陳獨秀出任書記。次月，《新青年》第8卷第1號面目一新，這一期的封面插畫是地球東邊和西邊的兩只手緊握在一起，暗喻中國無產階級和蘇俄無產階級開始聯合起來。此后，《新青年》正式改版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象征著五四運動后的新文化運動發展的一次質的轉變。陳獨秀在同期發表《談政治》一文，立場鮮明地站到了無產階級一邊，主張改造中國必須走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當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亢慕義齋”（Communism的中文音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李大釗任書記。“亢慕義齋”懸掛著一副對聯“出實驗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表達了他們不畏艱險、投身革命的決心。此后，北方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在李大釗的影響下建立起來，南方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在陳獨秀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短短半年多時間，共產主義之火相繼在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乃至日本和法國點燃，八個共產主義小組宣告成立。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抵達上海，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便正式建立全國性的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隨即向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發出召開一大的通知，各地各派兩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23日，來自七個共產主義小組的13位代表和2位共產國際代表齊聚在當時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樹德里106號（今興業路76號），當時一大代表李漢俊及其胞兄李書城的住所，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3位代表代表當時53名中國共產黨員，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擴大至近9000萬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是中國革命新的偉大開端，也是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偉大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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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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