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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學文 北京大學教授

一

一個現象耐人尋味：那就是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群那里，紀念五四運動的調頭和動機是很不一樣的，并且是發生變化的。這說明，五四運動本身的思想成分和精神向度是多元的；人們對五四的解讀和需求也是分歧的。了解這個分歧，考察認識起伏與視角沖突的過程，可以從一個側面進一步看清我國文化方向選擇走過的真實路徑。

馬克思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認為“每個前一時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時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舊東西”。同時又指出，“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會的一定發展階段上是適于普遍應用的形式。”如果沒有理解錯誤的話，那么用這個思想來闡釋五四運動其后在形式上發生的某些變化，就應當于“被曲解了的形式”中去發現它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特定本質。對五四精神遺產的繼承，倘若取其一點，不及其余，拋卻本質，那是以點遮面，以意為之；倘若強調絕對的因襲性和一致性，則是一廂情愿，有悖于辯證法。

在對五四運動的認識上，首先需要的是真實地還原歷史，其次需要的是辨析它的幾種發展可能，認清其中哪種發展是真正符合歷史潮流的。在這個問題上，采取主觀主義的態度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

五四運動的老戰士、“火燒趙家樓”的參加者、著名文論家楊晦先生，在50年前一個紀念五四的座談會上就曾這樣說：“‘五四’時期，反對舊禮教，反對貞操觀念，反對家庭中的父權的專制統治，反對舊的傳統文學，具體情況很復雜，但基本上是從革命要求出發的。要革命，就要打倒舊的東西的束縛，建立起新的東西來。不過，其中正確的與不正確的觀點、方法都有。”這是親歷者的感受，應該說是可信的、準確的。特別是“其中正確的與不正確的觀點、方法都有”這句話，表明了五四運動在文化和精神層面的復雜性，同時也表明它注定給以后的論爭及朝不同文化方向的牽引與拉動提供了條件。

譬如，當時的“激進派”，是從變革的需要出發來看待各種不同觀點和方法的。但是，他們“對于究竟什么才是‘新’，要建立什么樣的‘新’，卻并不明確。例如小說創作，當時大力學習和介紹外國的小說。中國發展到那時的新小說，已有一個傳統，但作為‘章回體’全被否定了。所以，所謂的‘新’，就是指外國的形式。自然，學習外國小說是對的，但不加分析，就不妥當了。新詩也是如此”。這是一種類型。而當時的“改良派”，有的則是變個方法來推崇舊的事物，并非真心反對舊的封建糟粕，這又是一種文化類型。那時，北洋政府是很注意利用舊戲、舊文化來維持反動統治的。舊戲、舊文化中確有腐朽、低級、落后的東西，也有好的為老百姓喜歡的東西。五四時，有些論者對此不作必要的分析，一概抨擊否定，把臟水和孩子一起潑掉，這也是一種類型。再如反對舊體詩，因為五四前一段時期，作舊詩往往跟官僚政客及一些無聊文人的腐爛生活分不開，這些人以吹捧坤角的肉麻詩點綴沒落文壇，因之反對舊體詩也有其現實的政治意義，這也是一種特殊情形。可是，中國古體詩詞有幾千年的歷史，其中有中國文化極可寶貴的東西，有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內容和形式。可惜，在其后的詩歌發展中，這個傳統沒有合理地很好地繼承下來，直到如今，學習古體詩詞形成熱潮，寫古體詩詞的人比寫新詩的人多得多，就不能不說是一個辛辣的諷刺。

在五四運動20周年時，毛澤東說的有些話是值得重溫的。他說：“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這個運動勝利了沒有呢？沒有。雖然“它是革命的”、“有重大意義的運動”，“但是也失敗了”。他號召青年要總結并懂得“過去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那么這個教訓是什么呢？用他的話說，“根本就是‘喚起民眾’這一條道理”沒有得到落實。加之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其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卻，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五四以后，情況大為改觀，各個文化領域都急速發展，所向披靡，走向一條上坡路。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這就是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或者簡言之，就是有了馬克思主義。此時，中國的新文化已經不僅僅是“反傳統”，是一般的“民主”、“科學”、“愛國”，而且也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由此看來，我們今天是繼承和推動這五四之后的主流的文化方向，還是維護、眷戀和招魂五四當時或之后已經失去靈魂、變成軀殼的文化成分，顯然應當成為不言自明的、無須爭辯的問題。因為對于后者來講，按照當時思想界先進人士的看法，它已成文化潮流中一股黑暗的逆流，是沒有前途的。

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再看看瞿秋白在五四運動過后不久的意見。他評論道，因為中國的特殊國情，“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于社會主義”。這無疑是歷史的實況。眾所周知，五四前后，改良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唯意志論、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等等，都或先或后地在中國流行過，嘗試過，但都成了歷史上來去匆匆的過客，只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并引領中華民族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桎梏，逐步走上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光明之路。這用歷史、文化或自由主義傳統的“斷裂”說，恐怕是無法解釋的。

時至今日，有些研究者認為，傾向社會主義，接受馬克思主義，這恰是五四運動走上邪路的表現。這種觀念，起碼無視和拒絕了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對五四時期“科學”和“民主”精神的改造，不承認“科學”和“民主”可以并已經被賦予新的時代義涵，完全看不到“科學”和“民主”在更高層次上得到的推廣與發揚，這顯然是和五四運動的真精神相違背的。

這里問題的癥結在哪兒呢？癥結還是糾纏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好像五四運動真的造成了社會“意識形態的真空”，好像五四的傳統就是張揚“自由主義”，好像五四之后馬克思主義風行并紅火起來，“民主”和“科學”的精神就“失落”了，“啟蒙”就被壓倒了，這些判斷是不符合實際的。五四之后，確乎提倡馬克思主義是很熱門與時髦的東西，但這是歷史選擇，形勢使然。只要尊重事實就不難發現，那時提倡馬克思主義，不是對“民主”和“科學”的否定，而是真正使“民主”和“科學”的訴求符合歷史規律，符合民眾的需要。在社會變革、歷史認知和人文精神領域，馬克思主義都使之有了全新的面貌。如果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把五四這場運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偏頗與失誤都算在它的賬上，那么這種態度是不實事求是、不夠公允的。

五四運動的缺點和弱點，其實前人已經有了許多深刻的總結。如今我們紀念五四運動，就是要發揚五四的愛國和革命精神，繼承和研究它的思想文化遺產，在受到激勵的同時，尋求啟示與借鑒，以便在日后的文化建設中走上更健康的坦途，而不至于重蹈歷史教訓的覆轍，甚至“把早已被前人所超越的東西重又當成珍寶供奉起來”。倘若反思五四就是要“儒化中國”，就是要搞“儒家馬克思主義”，讓“儒學”成為當今代表中華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的“正統”；或者搞“全盤西化”，“民主個人主義”，依然以所謂“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為宗旨和目標，排斥唯物史觀學說的指引作用，那就不是什么“道與世更”，不是真正繼承五四傳統，而是與歷史的必然要求南轅北轍了。

客觀地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并沒有中斷或取消五四以前新文化運動參加者所從事的反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啟蒙工作。相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堅決批判者。由于他們運用新的宇宙觀和方法論為武器來解析封建主義思想文化，因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啟蒙學者的弱點，從而把反封建的啟蒙工作有力地引向深入、推向前進了。那種認為“救亡壓倒啟蒙”，“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斷或取消了反封建的啟蒙工作，是沒有根據、與歷史實際不符合的”。

二

是否可以這樣歸納：五四運動的先驅們是以多維視野來尋覓救國強國之路的。但是，由于實踐的教訓和真理的感召，這條道路的主線便由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傳播“民主”和“科學”思想轉到重點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上來，因而大大推動了歷史的進程，并揭開了新文化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它不是“文化大破壞”的“預演”和“濫觴”，而是一種新的文化建設的壯麗起點。否則，共產黨人和他的思想家是不會在20世紀40年代初就說出如下明確而透徹的判斷的：“全部中國史中，五四運動以后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國的進步將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嗎？”歷史的運行沒有推翻這個大膽的判斷，而是驗證了它的預見性和正確性。如果拿這個判斷同五四之后右翼文化勢力的判斷相比較，那就高下立判、涇渭分明了。上世紀30年代，陳立夫曾說：“‘五四’運動，純為一種文化的破壞工作，以致我國固有文化，摧殘無余”，“整個的社會，陷入墮落滅亡的悲境”，“凡此種種，皆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遺毒”。可見，立場和結論都截然相反。無疑，后面這種意見是有開歷史倒車之嫌的。

充分肯定五四作用的判斷，同把五四簡單定位為思想“啟蒙運動”發端的見解，也是有本質區別的。以文學而論，按照五四運動自由主義派代表人物胡適的說法：“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依照傅斯年的說法：“新文學就是白話文學”。而李大釗則認為：“我的意思以為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是以博愛心為基礎的文學，不是以好名心為基礎的文學；是為文學而創造的文學，不是為文學本身以外的什么東西而創作的文學。”他還說：“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就是新文學新運動的土壤、根基。”兩相對照，彼此思想分歧的實質就暴露出來了。顯然，遵循后者的意見，才觸及了“啟蒙”的真諦，才是現代和當代文學前行的康莊大道。

五四運動在文化變革上，不是沒有過失。其過失，用親歷者楊晦先生的講法，那就是“總的說起來，‘五四’時期反對舊的文化，有革命的政治的意義，但對繼承方面注意不夠。文化是要向新的方向發展，不過不能完全脫離古代文化的傳統。當時是舊的東西不要了，一切都要重新來：舊詩不做了，改做沒有舊的影響的新詩；反對舊戲，于是另行提倡話劇；小說的情形好一些，然而也是另外接受西洋的，認為那才是方向。就新詩的情況看，這樣搞對新詩的發展很不利。在效果上，新文學的圈子很小，達不到群眾中去，受到很大限制。”這里說的，就是那種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好就是絕對的好”的文風和學風。而這種缺乏辯證批判精神的思維方式，不正是由于其后有了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才得以改變和克服的嗎？

眼下，有些論者之所以提出究竟有“一個五四”還是“兩個五四”的問題，認為“在作為‘歷史事件’的‘五四’結束之后，它就在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演變成一個‘神話’，一個不斷被講述的‘神話’”，其關鍵就在于論者想把本來是駁雜的五四觀念，拉向吻合自己理想與意愿的闡釋方面。

五四只有一個，五四時期的思想雖很多元，但五四實際昭示的基本歷史軌跡卻是明擺著的。宣揚有“兩個”或“幾個”五四，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要把其作為“政治運動”及其功能同其作為“啟蒙運動”及其功能對立起來，企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把五四精神引導到雖然已被超越、淘汰但卻是力圖能重新加以實現的方向上去。這樣一來，提出“把‘五四’和‘80年代’直接對應，由此帶來的問題就是‘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的‘統一體’破裂，‘兩個五四’的故事需要重新講述成‘一個五四’”就順理成章了。這“一個五四”不是別的，就變成胡適等人物心目中的五四了。

沿著這種思路，得出的結論必然是這樣：“啟蒙”和“救亡”之間“互動”的局面沒有持續多久，“在‘六三’罷工罷市之后，馬上就面臨一個‘五四落潮’的問題，也就是互動的結構被破壞了，‘救亡’壓倒了‘啟蒙’”。可是，這個結論——多年前就已被李澤厚闡述過、如今又重新拿出來的結論——是同事實不一致的。從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特點及其分期來看，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左、中、右幾個部分人的統一戰線，“它的弱點，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了”。這是歷史的真相。面對這一事實真相，怎么能說“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參加，范圍波及全國，轉入廣大群眾運動的新階段，就成了“五四落潮”、成了“‘救亡’壓倒了‘啟蒙’”呢？毫無疑問，這在史實上和學理上都是講不通的。

誠然，五四運動是從政治危機的問題開始起步的，聯系到新文化運動，它的一個落腳點便是展開思想文化領域的批判。但是，五四運動也好，新文化運動也好，最終都落實到了救亡愛國的主題上，這不是個人意志所致，也不是實踐中的偏差，這是歷史演化的必然邏輯，是它之所以在近現代史上留下永恒而輝煌一頁的根據所在。有些人想把它定為“激進主義”，批判它壓制了“啟蒙”，呼吁新時期的文化建設的“現代性”要接續到王國維和五四之前的魯迅那里去，企圖把五四這一頁以及其后的半個多世紀歷程都掀過去，這仿佛在重復陳立夫式的意見，這種至少是不尊重歷史事實的。

我們今天紀念五四，就是要繼承和發揚它的愛國和革命精神，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推向前進。紀念五四，絕非要簡單地“重臨起點”，更不是要“補資本主義課”。那種鼓吹“回溯性的建構”，認為“‘回到五四’構成了補‘資本主義’這一課的前提”的說法，是欠妥當的，因為這種理論，認定是“救亡壓倒啟蒙”令“五四落潮”的，而“‘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條件是‘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換一種說法，即從“個體自由”和“群體解放”的關系角度來理解，那就應當把“救亡壓倒啟蒙”的罪過落實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上。 這種理論，實際已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描繪成一個背離五四科學、民主、人權、自由傳統的過程，描繪成一個“封建主義”大復辟的過程，因之要呼吁“回到五四”，要“重新啟蒙”，顯然，這就把對五四精神的承繼引向了另外一條道路。

關于五四精神的論戰，看來還會相當長時間地延續下去。但可以相信，歷史是會給出最后的答案的。

（ 作者系北京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紅色文化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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