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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 新華社記者 覃星星 攝

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后，中國脫貧攻堅戰的重心將轉向“相對貧困”。 剛剛落幕的中央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外釋放了信號，“中國反貧困戰略即將轉換”。

10月3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落幕。據新華社發布的會議公報，此次中央全會提到“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雖然，在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之外，中央領導也曾多次關注貧困線上的邊緣人群，但“解決相對貧困”還是十八大以來首次在中央全會公報中提及。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小云這樣解讀四中全會公報中的表述：“相對貧困”會成為未來扶貧工作的重要核心內容，而且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因此需要通過長效機制的設計來實現。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主要是緩解和縮小城鄉差距，其根本在于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建立。

“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就是審時度勢全面促進中國反貧困戰略的轉換。”南京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林閩鋼說。

據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此次會議在民生保障方面有較多著墨，如提到“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所謂“相對貧困”，是指在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依靠個人或家庭的勞動力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雖能維持其食物保障，但無法滿足在當地條件下被認為是最基本的其他生活需求的狀態。

2018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要求到2020年，確保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消除絕對貧困等目標。目前，全國現行扶貧標準即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300元（2010年不變價），同時穩定實現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即“兩不愁，三保障”。

從2012年末到2018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8239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10.2%下降至1.7%，貧困地區面貌改善顯著，消除絕對貧困有望實現。那么到了2020年，是不是就沒有貧困了？

答案是否定的。“不是說到2020年中國就沒有貧困了，而是到2020年中國消除了絕對貧困，相對貧困還會長期存在。”今年3月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說。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小云告訴南都記者，到2020年中國絕對貧困問題可以“很有把握地走入歷史”，不過這不意味著貧困的消除。“在絕對標準下的絕對貧困問題解決之后，貧困問題會以相對形式存在。”他說。

南京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林閩鋼教授向南都記者表示，從全世界反貧困歷程來看，反貧困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反貧困戰略普遍的演變規律是，從絕對貧困人口向相對貧困人口漸進擴展。黨中央在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后，在絕對貧困人口消除的同時，相對貧困問題就會日益凸顯。

“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就是審時度勢全面促進中國反貧困戰略的轉換。”林閩鋼說。

南都記者注意到，雖然“相對貧困”在十八大以來首次被中央全會提及，但它其實早已進入高層視野。

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曾指出，脫貧和高標準的小康是兩碼事，我們不是一勞永逸，畢其功于一役，相對貧困、相對落后、相對差距將長期存在。

今年4月16日，習近平主持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說，打贏脫貧攻堅戰，只是消除了絕對貧困，緩解相對貧困將是長期任務，我們要認識到一些長期存在的問題，逐步分階段地解決。

林閩鋼解釋，長期以來，在中國反貧困對象的瞄準和政策設計上，側重于“因貧”所導致的基本生活方面“窘困”問題的解決，即聚焦我們通常所說的“生存型”貧困問題的解決。

相對貧困應該如何來確定呢？李小云表示，相對貧困也是有標準的，標準隨著整體收入來確定。我國還沒有開始制定相對貧困的標準。

林閩鋼介紹，相對貧困則是對特定參照群體而言的，即同一時期，不同成員之間由于主觀認定的可維持生存水準的差別而產生的貧困。國外通常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50%或60%作為相對貧困的標準，由此發達國家相對貧困人口的比例在10%左右。

南都記者了解到，雖然全國還沒有一個相對貧困的標準，但多地已制定了本地區的“相對貧困標準”。

以廣東省為例，根據中央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部署要求，2016年廣東省以4000元作為新的扶貧標準，全省認定相對貧困人口176.5萬、相對貧困村2277個。

廣東在全國還率先建立動態調整的相對貧困認定標準，建立精準識別工作機制，根據核查情況、人口變動、返貧和新產生貧困情況，及時納入動態調整范圍，確保“不落一戶、不漏一人”。

關于四中全會提出的“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李小云認為其有兩個含義：一是相對貧困會成為未來扶貧工作的重要核心內容；二是相對貧困問題是不能夠消除的，永遠會存在相對貧困。

李小云認為，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主要是緩解和縮小城鄉差距，其根本在于基本制度的建立。“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是長效機制的核心，比如教育、衛生、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城鄉差距問題，這些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加以解決。”

“解決相對貧困比解決絕對貧困更復雜，持續的時間會更長，遇到的問題會更多。”林閩鋼則認為，從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建立來看，可以重點從三個方面來突破：

一是充分發揮基本公共服務的作用，建立相對貧困人口發展的基礎性機制。即對相對貧困群體更加注重在基本公共教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基本社會保障服務等方面的開展，重點是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創造基礎條件讓貧困群體自強自立。

二是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促進”的貧困治理的整體性機制。在政府主導之下，依靠市場的力量、社會的資源來推動。鼓勵社會組織和專業社會工作者廣泛參與貧困治理，通過建立城鄉貧困家庭社會服務體系，形成政府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有機結合。

三是建立干預代際貧困傳遞的阻斷性機制。即對貧困家庭實施物質援助的同時，更應注重貧困家庭人力資本的提升，通過實施“兒童發展計劃”和“婦女教育計劃”來開展，加強母親教育，特別是加強女童教育尤為迫切和重要。

采寫：南都記者 胡明山吳斌見習記者 宋承翰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