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朋友知道筆者長期研究西路軍作戰問題，特將石文《反思》發我一覽（刊登在《軍事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且不論《反思》一文立場觀點是否經得起推敲，僅此文表露出的學風文風、學術態度就讓人很難認同。作者以“科學的歷史觀”和“歷史高度”為幌子，試圖借《反思》之文，論證其為《毛澤東選集》“加注條目”所謂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掩飾其《毛選》“加注條目”的諸多謬誤，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新觀點。但有價值的內容卻不多而且還有諸多低級錯誤——真正的學者即或觀點有所不同，文中也不會有如此多的謬誤。《反思》一文之謬誤，主要表現在邏輯混亂、生拉硬扯，是非不清、顛三倒四、隨意改造、觀點謬誤等方面。但文章意圖是明確的，即糾正中央決議，為西路軍歷史“正名”。
一、《反思》作者關于“話語權”的自白
《反思》作者在文章正文之前，以主持人的身份表示：“我不是軍史專家，更不是西路軍史專家。但近10多年來，我實地考察了紅軍長征路，2013年又考察了西路軍遠征之路，從而對西路軍史有點話語權，更覺有責任回應網絡媒體在西路軍問題上污蔑中共和毛澤東的流言。”請問作者抬出自己考察履歷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了這些本錢，你既或自稱不是專家也應該是當然的專家了？當年的張國燾還實實在在走完了長征路哩，是不是他因此就有也有了當然的權威話語權？《反思》作者自稱因考察而有了話語權，怎么還是沒把西路軍1937年2月間返回倪家營子是從東往西還是從西往東整清楚弄明白呢，請問你是怎么考察的？再者，這樣的“考察”，是不是真就有“天賦”的話語權？比如，《反思》作者要討論西路軍的話題，是不是應該先把主要當事人徐向前元帥的回憶錄有幾個版本弄清楚？比如哪個版本改了哪些？哪些內容是作者生前改的，哪些內容作者身后由別人改的？別人如果要與你討論的話，究竟以哪個版本為準？由于自己都是一筆糊涂賬，《反思》一文非但沒有起到清除“污蔑中共和毛澤東的流言”這樣的作用，反而以“黨史權威專家”之口，想“坐實”西路軍失敗是黨中央戰略決策之誤，即“西路軍的失敗結局是西進新疆的決策所決定的”，從而否定“西路軍向甘北前進和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中央政治局決議。筆者不禁要問一句：以一段悖于歷史事實的《毛選》“加注條目”，就要糾正黨的歷史決議，這是誰給你這個權利和底氣？《反思》一文中講道：“在新的《毛澤東選集》出版后，傳統觀點基本得到糾正，個別學者堅持傳統看法，但這不影響學界對西路軍的總體認識。”請問《反思》作者，什么是學界？學界的范圍有多大？哪些人算是學界？哪些人不是學界？草根學者算不算學界中人？所謂學界中贊同傳統看法者與反對傳統看法者各占多大比例，“總體認識”又是一個什么認識？你又是如何統計得出“個別”和“總體”的結論？還有，《反思》作者提出“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是紅軍長征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且認為，“于情于理，西路軍征戰史都應是紅軍長征歷史的繼續，我將此視為紅軍長征的尾聲，或者說，是紅軍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這一認識都應得到認同。”這也就說，《反思》作者需要推銷自己觀點的時候，學界總體是個什么認識那是不管用的，只需要自己宣布“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這一認識都應得到認同”就行了！而要否定別人的學術觀點的時候，就可以抬出自設的“總體認識”，將不同觀點者打入“個別”這個“另冊”！請問《反思》作者，這是什么學風？這是什么文風？
二、關于“西路軍是長征重要組成部分”
《反思》一文認為，“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是紅軍長征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且認為，“于情于理，西路軍征戰史都應是紅軍長征歷史的繼續，我將此視為紅軍長征的尾聲，或者說，是紅軍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這一認識都應得到認同。”這個觀點早已有之，并不是《反思》作者的新觀點、新認識和新發現，但并不為黨史軍史及官方所接受。《反思》則旗幟鮮明地贊同這一觀點，無疑是試圖說明西路軍的西進行動如同長征一樣，是中央的決策決定（紅軍各部長征也未必都是中央的決定）。照此推理，紀念紅軍長征八十周年活動應以此為準，即紀念紅軍長征不應在勝利會合之日，而應在西路軍失敗之時。戰略目標及戰略決策是區分不同戰略任務和戰略行動的唯一標準。任何戰略行動的起始和終止都有其標志性的起點和終點，戰略目標的實現及戰略任務的完成就是戰略行動結束的標志。在實現戰略目標的過程中，戰略任務和戰略行動往往分階段有計劃有目的地組織實施，即戰略步驟；如果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沒有實現和達成，而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新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決策將取代原定的戰略目標，軍事行動則擔負新的戰略任務，即戰略轉折。戰略目標實現與否，決定著戰略行動終結與否。紅軍長征的戰略目標及戰略決策與西路軍沒有任何同一性，“于情于理”都說不通。《反思》甚至要求“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這一認識都應得到認同”，不認同就是“無情無理”，請問這還是在談學術么？關于紅軍長征的起始與結束，黨史軍史都有科學和明確的界定。長征（Long March）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撤離長江南北各蘇區，轉戰兩年后，跨越14個省，沖破國民黨軍數十萬兵力的圍追堵截，到達陜甘蘇區的戰略轉移行動。【《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18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這條詮釋對“長征”時間、空間的界定非常明確：以紅一方面軍1935年10月率先開始戰略轉移開始，迄至1936年10月三個方面軍勝利會合止。紅軍三個方面軍的會合，則是長征結束的標志。這是因為紅軍長征的戰略目標已經實現，紅軍將擔負新的戰略任務，中央及軍委為此制定新的戰略目標，即是繼續鞏固和擴大陜甘蘇區，為東進聯合抗日進行準備。既或是發生在長征界定的時間段中的紅一方面軍西征和東征，乃至三軍會師后醞釀實施進而被迫流產的“寧夏戰役”，都只能歸入“鞏固與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而不能列入“長征”。《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的《紅軍長征·綜述 大事記 表冊》卷中，雖然也將紅六軍團西征和紅十軍團北上作為為紅一方面軍主力長征的準備作為“長征序幕”（這兩支部隊都是為長征作準備的牽制性行動）論及，但界定長征的起始點仍然是“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中共黨史研究室所撰《中國共產黨歷史》中也是明確以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作為完成長征的標志。理由無他，遵循的原則只能是一個：戰略目標及戰略決策是區分不同戰略任務和戰略行動的唯一標準。
三、關于“西路軍失敗結局是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所決定的”
《反思》認為“西路軍失敗結局是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所決定的”，但同時也表示：“但在11月收到共產國際改由新疆方向運送軍援物資的指示后，西路軍再作出繼續西進、奪取河西走廊并建立根據地的決策，是脫離了河西的客觀實際和西路軍的作戰裝備能力的。如果這個時候西路軍不再西進，結局會好得多。但只要堅持西進打通新疆，盤踞河西，即使在戰術方面少犯錯誤，也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大的結局。”
然而，《反思》作者顯然已經有了“西路軍失敗與執行張國燾路線無關”之預設前提，那么他的意思就只能理解為：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出自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這個錯誤責任，只能由他們來承擔。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追問一句了，這個“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究竟是誰作出的呢？作者很可能是指中央1936年11月8日的“新計劃”中關于西路軍的任務。11月3日，共產國際提出改變援助地點。中央及軍委在河東未能擊退南敵，四方面軍主力已經渡河，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寧夏戰役難以為繼的情況下，11月8日，中央醞釀了“新計劃”并向各方征求意見。“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同時指出：“上述新計劃，暫時還不作為最后決定征求五兄意見，準備在兩星期內決定之。”【 1936年11月8日《中央提出作戰新計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75頁。】
一是這個“新計劃”只是一個征求意見稿，并未實行；二是這個“新計劃”只是一個戰略構想或戰略規劃，并非有人稱之為“作戰新計劃”，兩者有根本區別；三是中央“新計劃”并非決策決定，但中央“新計劃”確有打通遠方的設想；四是據徐向前回憶錄所言，西路軍領導人對此并不知情，不是西路軍西進新疆的依據。那么，西路軍西進的依據又是什么呢？《反思》作者把中央“新計劃”中西路軍任務“打通遠方”，認定就是“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這是極其謬誤的。共產國際援助計劃改變是影響戰略決策的重要因素，但決不是主要的和決定性因素。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登載徐向前署名文章《永遠堅持黨指揮槍》：
“三軍大會師后，張國燾不顧大局，仍然頑固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妄圖到西部地區占塊地盤。稱王稱霸。1936年冬，他采取欺上瞞下的卑劣手段，擅自命令第四方面軍渡河，由于敵軍堵截，有兩個軍未能過河”，“西路軍的失敗，宣告了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最后破產”。
張國燾和徐向前在甘南時就有西進河西的計劃，但并不是四方面軍渡河后西進的依據。雖然有某種聯系，西進河西確實是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心存已久的想法，這一想法在四方面軍主力渡河之初開始籌劃，渡河后開始實施。張國燾和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西進決策經歷了甘南醞釀，渡河期間籌劃，渡河后調整和準備，最后決定與制定計劃，開始行動，系統完整的西進籌劃決策的全過程。這一過程起止時間自10月25日至11月9日。這一時間也正是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以及中央制定“新計劃”的時間段。所以，有人有意混淆兩者的區別，將中央“新計劃”認定為“作戰新計劃”以及西路軍“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四方面軍渡河成功之后，張國燾即下達“發展甘北蘇區”的命令，直到敵軍封鎖渡口，后續部隊無法渡河，張國燾與四方面軍領導人經過數次協商之后，最后下達西進命令，四方面軍即制定計劃開始組織實施西進行動。
1936年10月25日，張國燾偽造彭德懷署名，批復四方面軍領導人第一次提出全軍渡河意見，下達《甘北、寧夏戰役計劃》。提出
“擴大甘北蘇區”、“接通遠方”的新構想。命令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掩護部隊將來如必須渡河時，其一部可于掩護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1936年10月25日《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提出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9頁。】
次日，四方面軍首長回復：
“我們即遵二十五號提議（應為批復）之電，決以三十、三十一、九軍三個軍迅速渡河。”【1936年10月26日《朱德、張國燾同意四方面軍作戰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3頁。】
張國燾與四方面軍首長就西進甘北的戰略目標、戰略方向、戰略步驟等事項達成一致，完成了戰略籌劃的第一步。
10月27日，戰場情況變化急劇，在軍委數次“擊破南敵”的嚴令之下，張國燾下達“停止過河”的電令。【1936年10月27日《朱德、張國燾關于除已過河之三十軍、九軍外其余部隊停止過河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5頁。】
四方面軍徐、陳首長為此第二次提出“全軍渡河”，要軍委“重決速示”。【1936年10月27日《徐向前、陳昌浩對實現寧夏戰役計劃致中央軍委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6頁。】
10月30日，敵軍占領渡口，將河東河西紅軍分割，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率三十軍、九軍、五軍位于河西，抗擊馬軍的反撲，擴大占領區，準備迎接后續部隊渡河。11月2日，根據變化的情況，由于后續部隊無法渡河，四方面軍首長提出“三選一”的作戰方案，“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帶（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 1936年11月2日《徐向前、陳昌浩請示行動方針致中央軍委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58頁。】同日，朱德、張國燾提出出寧夏“三條件”，指示徐、陳“準備完成新任務。”【1936年11月2日《朱德、張國燾為林育英到關橋堡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59頁。】11月3日，中央獲知共產國際改變援助計劃。【1936年11月3日《共產國際書記處及王明、陳云關于改變援助方法致中央書記處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2頁。】
“建議四、三十一軍成一路由肖、周指揮擔任一路。如不決戰，可令其過河增我方。”【1936年11月4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一條山地區敵我態勢致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3頁。】
由此，張國燾與四方面軍首長就變化的情況進一步調整部署，完成戰略籌劃的第二步。11月5日，朱德、張國燾做出最終決定，下達了西進甘北的最后命令：
“你們之河北縱隊目前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未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站穩腳跟，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迅速占領涼州地區。”【1936年11月5日《朱德、張國燾為河北縱隊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獨立開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4頁。】
11月6日，四方面軍制定下達《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1936年11月6日《徐向前、陳昌浩、李特關于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致中央軍委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6頁。】11月7日，四方面軍首長為獨立行動，向中央并軍委建議組織黨的西北前委及軍委西北分會。【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陳昌浩等建議組織黨的西北前委及軍委西北分會致中央并軍委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8頁。】
由此，張國燾與四方面軍首長完成戰略籌劃的最后一步，下達命令，制定計劃，建立組織。11月9日，四方面軍開始組織實施《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四方面軍首長向朱、張報告：
“今九日上部隊到達位置，……今夜按計劃續進。”【1936年11月9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部隊到達位置致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76頁。】
由此，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首長在11月8日中央“新計劃”提出之前，已經下定了西進的初步決心、部署調整、最后決策、制定計劃、組織行動等決策指揮流程的全過程。由此，中央“新計劃”中關于西路軍的任務，既有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的原因，但不是決定性因素，決定性因素是張國燾西進甘北的決定和四方面軍西進行動的事實。因為，一是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首長在共產國際沒有改變援助計劃之前，已經作出西進甘北的決定；二是中央當前第一位的戰略需求并不是獲得援助，而是“擊破南敵”；三是中央與共產國際就援助計劃還在協商，援助計劃還未最后確定，據季米特洛夫日記記載，蘇共中央12月2日才確定援助計劃，中共中央根據現實可能，還有取與不取以及怎么取的思考；四是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首長的西進決心和行動，表明西進是張國燾與四方面軍首長第一位的戰略需求，此后軍委多次提出東返被拒的事實證明這一點。中央提出“新計劃”，既不是決定，也不是指示。11月11日，在命名組建西路軍的當天，軍委向徐、陳發出征詢意見電：“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1936年11月11日《中央軍委詢問西路軍情況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79頁。】
四方面軍首長并未回復軍委的詢問。次日，軍委再電朱、張：“依據西面情況，他們有單獨前進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難要重返河東時有可能否？”【1936年11月12日《中央軍委詢問西路軍情況致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0頁。】
“你們應利用目前時機在涼州、民勤、古浪、大靖地區形成鞏固的新局面。”【1936年11月12日《朱德、張國燾關于西路軍應在涼州民勤古浪形成鞏固的新局面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0頁。】
“現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就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提議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進到涼州地區……我第二步如受著南敵壓迫時，或后路受威脅時，即主力擬進占甘州、肅州地區，并準備接通新、蒙和遠方。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1936年11月12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總部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1頁。】
張國燾的指令和西路軍首長的回復表明，西進及在河西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性因素是張國燾和西路軍首長。最先命令四方面軍西進甘北是張國燾，最先提出要河西建立根據地也是張國燾。而這一切，《反思》都完全回避和無視。在四方面軍組織實施《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過程中，張國燾為西渡部隊規定的使命是：“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朱德、張國燾為河北縱隊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獨立開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5日1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占領甘北廣大地區，創造鞏固的抗日新局面”。【《徐向前、陳昌浩、李特關于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致中央軍委電（1936年11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6～第86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主力擬進占甘州、肅州地區、并準備接通新、蒙和遠方。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總部電（1936年11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1～第8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張國燾又于11月14日和11月17日兩次下令，阻止四方面軍攻涼行動，命令“速打通遠方為要著”【 1936年11月17日《關于敵軍行動及速打通遠方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6頁。】，四方面軍棄涼開始第二次西進。11月17日，因得悉敵中央軍毛炳文部渡河追擊西路軍，徐、陳向軍委和朱、張又提出：“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況時，是否我們將去打通遠方，請速詳示。”【1936年11月17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行動方向致中央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7頁。 】據張國燾意圖，西路軍迅速脫離預定戰場第二次西進。但此時九軍在古浪遭到馬敵的攻擊，損失慘重。11月18日，中央及軍委致電西路軍首長并告朱、張：“我們已告遠方但恐準備不及，運輸也來不及，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占去，紅軍回旋地狹小不利，我們意見在現地留住一個時期。”【1936年11月18日《中央關于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長征時期）》第888頁。】
11月19日，周恩來到達洪德城紅軍總部駐地后，與朱、張、林聯名向西路軍首長下達命令：“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根據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門方面活動，在有利條件下消滅古浪來敵，大部向涼州、永昌前進之敵，同時以一部奪取甘州、肅州至安西一帶地區，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動，迷惑敵人，使敵疑我西路軍有由民勤經定遠營配合陜甘主力企圖。”【1936年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張國燾等對西路軍行動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92頁。】
據此，西路軍在涼州以西至山丹，即甘州以東地區建立根據地。中央的意圖非常明確，一是援助計劃未定，部隊繼續西進不利，并在18日電中明示：“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人房，貨物要用汽車送，正辦交涉中”；二是保持向東回旋余地，防止被敵封堵在黃河以西，將來東返困難；三是依據涼州一帶有糧地區建立根據地，解決部隊的給養，以免西進到艱苦地區部隊困難。中央及軍委并沒有“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甚至連西進新疆的戰略設想都沒有，軍委完全被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首長的西進決心和已在河西行動的既定事實所左右，請問《反思》作者，你是如何得出“西路軍失敗結局是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所決定的”這一結論的？“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究竟出自誰？
四、關于黨中央1937年3月31日決議中西路軍失敗的結論
《反思》認為，西路軍失敗是因為“執行張國燾路線”的傳統觀點應當糾正，而且已經糾正，同時認為，西路軍只是受“張國燾的影響”。《反思》的這種說法，刻意否定中央決定，混淆西路軍問題的實質，消除西路軍與張國燾路線的關聯，顛覆西路軍歷史。《反思》在這一問題上涉及三個說法和觀點：一是作者質疑中央決議“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二是作者不認同中央決議所說西路軍領導人有路線問題；三是作者提出：“從作戰指導思想看，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是執行張國燾路線所致，但不等于說沒有受張國燾的影響。”路線錯誤是根本性錯誤，《反思》作者極力回避和消除的，就是這個“國燾路線”。那么西路軍領導人究竟是不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呢？這得用事實說話。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張國燾同志由于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否認中國革命的高漲、兩個高漲之間的理論），因此產生了對于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特別在蔣介石主力的前面張皇失措），對于自己力量的估計不足（對主力紅軍的突圍表示悲觀失望，對全國人民抗日的民族命運表示不信任），因此喪失了紅軍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戰勝敵人，創造新蘇區，使蘇維埃紅軍成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這是張國燾同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130頁。 】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完全接受張國燾避戰退卻的作戰指導思想，一心西渡，棄寧夏戰役計劃西進。一是西路軍在攻涼的最后時刻，按張國燾“速打通遠方為要著”，棄涼避敵西進；二是提出西進的“根本大計”，則全盤接受張國燾的主張，是張國燾路線的繼續；三是對于中央及軍委多次指示東返于不顧，堅持西進主張，甚至南上青海。中央決議并沒有認定“西路軍執行張國燾路線”，而指出其“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是因為張國燾沒有與西路軍在一起，自1936年11月18日后再沒有具體指揮西路軍。但西路軍首長在受中央軍委指揮后，并沒有從思想上行動上自覺接受軍委的指揮，反而多次與中央及軍委就行動方針發生爭執，執意西進拒絕東返，這是西路軍首長“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具體表現。需要說明的是，中央決議對“張國燾路線”的結論是：一、逃跑路線，二、軍閥主義，三、分裂紅軍。而張國燾屢次主張和鼓勵西進，以在河西走廊自創局面作為其“根本大計”，不就是“逃跑路線”的具體體現么？而張國燾本人對此也并不諱言：“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507～第522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這個路線，難道沒有對西路軍首長執意西進不愿東返的作為，產生影響么？1937年9月31日，陳昌浩在寫給中央的《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中講道：在甘南時“這時他（指張國燾）的觀點，的確估計東進之沒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黃河以西退卻，達到西寧、甘北之偏僻地區，接通遠方，再圖發展。”《報告》明確提道：在會寧時“表面上是照著寧夏戰役計劃去做罷了，究竟怎樣具體去做，沒有討論，實際上是不想去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同時指出：渡河時“當時國燾同志仍然是抱著他自己的退卻方針，除積極布置三十軍渡河之外，對于當前敵情估計與整個備戰擊敵布置，無疑的是抱消極態度，無疑的是準備四方面軍集中與到了適當時機，大部以至全部渡河則已矣，根本上是沒有在向右岸與敵作戰之觀念與實際準備。”“國燾同志縱（令）三個軍甚至全部渡河，無疑的是執行自己一貫的退卻計劃。而不是真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如果不是敵情地理限制，三十一軍、四軍均已渡河。”“我們當時同意三個軍渡河的動機，外表上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跨河而下，以與河東主力呼應，實質上是違反了軍委意圖，曲解了寧夏戰役計劃，恰恰做了國燾同志退卻計劃的實施者。”【1937年9月30日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77、978、979頁。】
有人認為，陳昌浩當時是在一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違心寫的《報告》。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中，確有一些人做過一些違心的事，曾說過一些違心的話。每當形勢發生變化，反悔者有之，繼續說假者有之，重新編造者亦有之。但作為研究者，必須搞清那些為事實所證，那些又真是違心之言。歷史事實證實了陳昌浩所言，張國燾路線即機會主義路線，在軍事上的表現即退卻方針和避戰行為。四方面軍領導人按照張國燾意圖，借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為名，行向甘北退卻之實；西路軍首長借“打通遠方”、“接通國際”之名，行西避西退之舉。西路軍首長堅持西進實現“根本大計”，是其拒絕東返的根源，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具體表現。自中央軍委接手指揮西路軍之后，西路軍領導人仍然沒在克服張國燾的退卻路線和方針，一味的“西進”而不愿東返，屢屢對中央及軍委的作戰指導作符合自己心態的選擇性取舍，看似在西進同一條道上，但在作戰目標，作戰步驟，作戰方法，以及最終目的無一相同。西路軍西進這一時期，以“打通遠方”、“接通國際”為口號，客觀上踐行了張國燾為其制定的最終目標即“根本大計”。1936年12月6日，西路軍徐、陳、李等領導人聯名向中央及軍委致電，“對主力行動有以下意見”，此電非常重要，故全文錄之。1、抗日形勢仍未取得應有的具體開展，蔣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現一種動搖，但目前不是著重“剿赤”，關防阻打開國際，仍成為抗日共同立場。2、依據形勢估計敵我情況，主力在河右岸暫時出擊難能站穩腳跟，取大的勝利。只有先在有力的準備力量，再圖有決定意義之發展。3、甘北氣候、地區、人糧、物力與新疆、遠方關系均便利。4、蔣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馬實力夜戰削弱，我主力可單獨箝制之。5、主要集中組織力量均增強，因此，我們主張主力速來，黃河結冰迅速向甘北古、大、涼、民進。主力西進時，主力于寧、衛方面實行取道涼、靖、衛（原文為丑）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寧夏中衛地區，爭取時間過冬，而后或經定遠營到民勤。第二著恐失先機，而受限制，當為第一步為好。如何，當看整個情況決定指示。【1936年12月6日《徐向前、陳昌浩等對目前主力行動的意見致中央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5頁。】
這封電報：一是說抗日形勢沒有進展，逼蔣抗日希望不大，蔣介石目前的重點不是“剿赤”，而重在“關防阻”。其意：關鍵是防范和阻止紅軍打通國際，從而形成共同抗日的局面。因此向西接通遠方顯得無比的重要，西路軍的責任顯得無比的重要，打通遠方才是全局，中央及軍委沒有把打通遠方擺在重要的位置；二是說紅軍主力在河東很難站住腳跟，徐、陳也意識到紅軍主力在河東地區的困難和危險局面，指出目前的形勢只有先積蓄力量再圖發展，紅軍主力隨同西路軍一同向西取武器再圖發展是紅軍唯一出路；三是說河西條件好，是再圖發展的極佳地區；四是蔣大軍不便來此，我主力紅軍對付“二馬”沒有問題；五是說主力速來的路線已經幫中央想好，早來早好。這個“主力速來”的建議電，表明了西路軍主要指揮員完全接受張國燾錯誤路線，是張國燾中國革命處在“兩個高漲之間”理論的軍事版，避戰求安、靜觀國內局勢的變化、等待抗日高潮的到來。不僅西路軍要這么做，而且中央和紅軍主力也要這樣做。懷疑黨的統一戰線，懷疑中央團結抗日方針，懷疑紅軍的前途命運。在這份電報中，西路軍首長表達的西進意圖，清晰地反映出西路軍西進是借“打通國際”之名，行占據一方之實的張國燾路線，這既是西路軍行動的總方針，也是西路軍為中國革命即中央和主力紅軍設計的行動總綱領，是西路軍提出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大計”。西路軍首長拒絕東返，始終堅持西進的“根本大計”。在第三次西進后（徐向前回憶錄稱為第二次西進），三次與中央及軍委就行動方針問題發生爭執。僅舉一例：東返是否不可能。請看西路軍首長1937年2月7日致中央軍委電。“目前東進，在擊敵有利的條件下較易做到，如延攔根本大計，反長二馬之力，而后擊之更加不易。”【1937年2月7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目前情況力量之估計與西路軍之行動致中央軍委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2頁。 】
西路軍西進不可，東返不愿，據此提出南進青海。西路軍東返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放棄“根本大計”。如不知西路軍的“根本大計”，就不知西路軍首長與中央的根本分歧。西路軍首長1937年2月24日致中央軍委電，“奪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遠方，實現根本大計。無論對西安之和平或戰爭計，無論對中國紅軍及西路軍計，此為上策。”【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陳昌浩關戰略方針致中央軍委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9頁。】
西路軍主要領導人以此為“上策”，試圖操控中央，實現張國燾“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的“根本大計”，這與中央“東進抗日”的主張是南轅北轍。西路軍領導人表面看似接受中央及軍委指揮，實際并沒有克服張國燾為其制定的方針路線。
《反思》作者如果看不明白這些，還談什么“歷史高度”和“戰略層面”。西路軍問題的實質是進取還是偏安的問題，是逃避還是迎接民族革命斗爭歷史大潮的問題，是要不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否服從中央軍委指揮的問題。《反思》作者所謂“張國燾影響”的新觀點，經不起歷史事實的驗證。
五、關于《反思》中對陳昌浩的指責
《反思》多次提及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及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重大決策過程的作用，多處指出陳昌浩的錯誤和責任。作者開宗明義，“不能簡單地追究歷史責任”。但《反思》多以《徐向前回憶錄》中的觀點和記述，把西路軍“戰略任務層面”即戰役決策層面和“戰術實施層面”即戰役指揮層面的錯誤統歸陳昌浩一人。作為黨史研究人員，對某些個人觀點或記述，要客觀地進行分析和研判，得出符合客觀歷史事實的結論，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這是歷史研究者最基本的立場和態度。《反思》采取偏聽偏信的態度，不加分析和引用《徐向前回憶錄》的記述，對陳昌浩的批評完全喪失客觀公正性。對陳昌浩的歷史責任要重新認識。第一處：《反思》在論述“戰略任務層面”決策失誤時講道：“中共中央要求西路軍在西進途中建立根據地，特別是在西路軍作戰形勢已很嚴峻的形勢下還要建立臨澤、高臺根據地，這是不適宜的。但是，作為西路軍主要領導人的陳昌浩，對此既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且對中央的指示還有誤讀。他將中央最初要求西路軍在河西創建根據地作為戰略后方的指示，理解為中央意在將戰略中心移至河西，因而在極端困難時還堅持創建根據。他先是不顧徐向前、李先念的反對，固執地要在永昌、山丹建立根據地，耽擱了西路軍西進的有利時機；后來西路軍東返后陳昌浩又不顧徐向前的堅決反對，強行重回倪家營子創建根據地，從戰術層面講，這是導致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的致命錯誤決策。”第二處：《反思》在論證是非得失講道：“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講的他同陳昌浩的兩次爭吵，很能反映陳昌浩的輕敵思想。一是西路軍打下永昌后，1936年11月19日中央來電，要求西路軍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二是1937年2月21日，西路軍突圍在西洞堡打了個小勝仗，部隊得到補充，陳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營子……”。結果，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這就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反思》在評述這個問題時又稱：“陳昌浩卻不顧徐向前的堅決反對，‘自主’地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致命錯誤決策。”第三處：《反思》在總結歷史教訓講到：“按照徐向前的說法，陳昌浩精神狀態很不理想。他在過草地后支持張國燾南下犯了錯誤，在中央批評后思想包袱沉重。為了表示緊跟中央，“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盲從地步。至于敵我力量對比如何，戰場實際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應向上級反映，哪些事關全軍命運、戰局勝負的問題需要機斷處置，則一概置諸腦后。”“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這個教訓也是很深刻的。”在西路軍西進征戰的過程中，陳昌浩并不能左右西路軍。徐向前回憶錄中稱其有“拍板”作用，但所謂陳昌浩“一意孤行”的“拍板”作用，即或在《徐向前回憶錄》中也沒有任何一處可以落實：西路軍西進中，中央及軍委有三次提議西路軍東返。第一次，在西路軍命名的當日，軍委征詢其東返意見，徐向前稱：中央來電，“西路軍單獨西進新疆有無把握？如返河東有何困難？”“陳昌浩拿不定主意，召開軍政委員會討論。我在發言中列舉了西進新疆的好處。”【《徐向前回憶錄》第388頁。】具有“拍板”作用的陳昌浩“拿不定主意”，只好由別的人拿主意；第二次是西安事變后，中央再次提出東返，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記述：“西路軍軍政委員當即開會，討論是否東進的問題。會上，絕大多數同志認為，東進和西進比較，前者的困難更多些。”“陳昌浩不同意多數人的意見。”“我贊成多數同志的意見。”【《徐向前回憶錄》第398頁。】由此，西路軍向中央提出有條件東返，并不是徐向前回憶錄中所講的“無條件執行”；紅五軍高臺失敗后，中央第三次提出東返，西路軍首長也于1937年1月21日決定東返，剛開始行動，“陳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營子……”。結果，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這就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反思》文記述，《徐向前回憶錄》第406頁。】一些所謂西路軍專家，根本沒有認真研究《徐向前回憶錄》，對回憶中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不加任何分析，對錯全盤接收，回憶錄有錯他必然也跟著出錯。《徐向前回憶錄》有多個版本，《反思》作者引用的是徐向前回憶錄的第一個版本，即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1984年版的分冊本。但《歷史的回顧》第二版即1987年版合訂本已經將這一段失實的記述進行了修改（徐向前在世之時），修正了史實卻沒有糾正論點，結果造成了更大的錯誤，而幾乎所有的專家都無一例外全部上套。這表明這些所謂西路軍專家的治學態度和專業水平確實有待提高，以人為據，而不是以史為據，請問如何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反思》作者如果對這段《徐向前回憶錄》已經修改的記述重新研究，是否還能得出“陳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營子……”，“這就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這樣的結論？第三，《徐向前回憶錄》第2版中對“陳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營子”一事的修改徐向前回憶錄《歷史的回顧》第一版內容情節有錯。《回顧》第一版在描述西路軍高臺作戰后，自倪家營子第一次突圍，東進至西洞堡、龍首堡一帶時，西路軍重返倪家營子一事。
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陳昌浩本來就有顧慮。他見部隊打了勝仗，得到補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繼續建立甘北根據地。我聽了大吃一驚，說：昌浩同志，你還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據地嘛！我們好不容易突圍出來，回去不是自尋滅亡嗎？但是，他頭上有個“緊箍咒”，不顧實際情況，堅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頓，沒有結果。這時，中央來電：“甲、固守五十天。乙、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陳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風，證明他是馬克思主義，我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在軍政委員會上，極力夸張西洞堡戰斗勝利的偉大意義，說了些“形勢大好”、“打回倪家營子”、“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固守五十天待援”、“反對右傾逃跑”一類的話。那種氣氛下面，誰還能唱反調呀！我憋著一肚子氣，在會上沒有發言。會議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這就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冊第545頁。】
而事實是：西路軍第一次突圍是1月21日高臺失陷之后，高臺失陷前的1月16日，軍委向西路軍首長致電指出：“同意西路軍在現地休息一個時期，集中全力乘機向東打敵，爾后以一部西進。在這種條件下，并大大向東擴張甘北根據地。”【1937年1月16日《軍委主席團關于提高紅軍政治工作與紅軍紀律致西路軍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8頁。】
高臺失陷后，西路軍首長下令全軍向東突圍即第一次突圍。1月21日1時，西路軍首長報告軍委主席團：“決今晚全軍集結出動，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達古浪、土門地區，爾后向平番或靖遠集中。”【1937年1月21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行進路線致軍委主席團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0頁。】
23日，西路軍進至龍首堡、西洞堡一帶集中，同日報軍委電：“黃超率五軍余兩個團直屬，三十軍全部，海松率七十五團及指直全部今完全（此處似缺字，似應為“集”）十五里之西洞堡，樹聲率九軍七十三團、八十團、騎團在龍首堡暫休整一兩天，備擊來敵。”“決在基本東進行前爭取在現地或路上乘機擊敵，以利東進。”【1937年1月23日《西路軍關于高臺失利及準備東進致中央軍委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4頁。】
“你們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如你們決定東進，我們是贊成的。”【 1937年1月24日《軍委主席團關于行動方向自決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7頁。】
再說所謂中央命令“固守五十天”，這是什么時候？《回顧》第一版記述的軍委主席團此電，實際上發生在西路軍第一次東進不果返回倪家營子一個月以后的事情。返回倪家營子后的2月21日，西路軍首長決定向威敵堡突圍轉移，徐、陳在2月24日向軍委報告：“我們二十一晚移威敵堡，敵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敵易封鎖，又于當晚仍回集倪家營子。”同時向軍委提出“欲戰勝此敵，只要八個足團，一兩千騎兵，帶足較強火力及山炮迫擊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這樣兵力過河，以歸還建制名義向涼州進攻。我們適時夾擊，可徹底消滅此敵，奪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遠方，實現根本大計。”【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戰略方針致中央軍委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9頁。】
2月26日，鑒于西路軍第二次從倪家營子突圍再返的危急局面，軍委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固守五十天。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1937年2月26日《軍委主席團關于固守五十天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0頁。】
由于《回顧》第一版關于第一次返回倪營子陳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和中央“固守五十天”來電時間錯位，1988年第二版《歷史的回顧》即合訂本（以及此后多個版本），對此進行了修改和移位。《回顧》第一版記述：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陳昌浩本來就有顧慮。他見部隊打了勝仗，得到補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繼續建立甘北根據地。【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冊第545頁。】《回顧》第二版即合訂本修改為：“突圍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陳昌浩本來就有顧慮。他見部隊受阻，便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繼續建立甘北根據地。——”【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二版即精裝合訂本第439頁。 】這一修改和移動，不僅沒有修補原來存在的問題，而且導致產生了新的問題。早在一個月前，西路軍第一次從倪家營子突圍東進后的1月24日，徐、陳致電軍委：“我方基本上堅決執行東進計劃，但因情況變化可能折轉西進或取民勒搶占定遠營，或繞道大通再到西寧或平番。”【1937年1月24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敵企圖阻止西路軍東進致軍委主席團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6頁。】
“你們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如你們決定東進，我們是贊成的，當派三十二軍、二十八軍適時到靖遠河邊策應你們過河。”【1937年1月24日《軍委主席團關于行動方向自決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7頁。】
此后，西路軍除南進青海遭到軍委質疑外，對于西路軍不論是西進還是東返，軍委都是贊同的，請問《反思》作者，“突圍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從何說起？更大的問題是一個地理要素方向的邏輯悖論——“突圍東進”方向有誤。第一次突圍是向東，第二次突圍是向威敵堡（威狄堡，今新華鄉）方向，該地在倪家營子西北。回憶錄所講“突圍東返”與事實不符，部隊實際突圍方向是向西北，而不是向東。程世才在回憶錄中講：“為了擺脫因境，我們又曾一度往西北轉移到威狄堡（亦稱威敵堡，今新華鄉），這里地形于我不利，又連夜返回倪家營子。”【程世才《悲壯的歷程》，《悲壯的征程》上冊第113頁。】
作戰指揮東西不分？這不大可能是徐向前總指揮的表述。那么請問，這是誰的錯誤？
由于情節移位造成了是非顛倒，反而說明了第一次返回倪家營子并不是陳昌浩個人“一意孤行”的“拍板”，而是另有其人，所以才“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這個責任，安不到陳昌浩個人頭上。而《反思》作者自稱是考察過西路軍轉戰路線因而提升了話語權，那么我們有沒有理由問一句：你是怎么考察的？你是怎么使用這個話語權的？
六、關于西路軍失敗“歷史教訓”
《反思》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闡述了西路軍失敗的歷史教訓。“一是凡重大戰略決策，都要從客觀實際出發，而不能從主觀需要出發；二是一定要對戰地深入地調查研究，包括天時、地勢、敵情、民情等的調查，將情況搞清楚；三是要充分發揚民主，不要獨斷專行；要機斷決行，不要優柔寡斷；四是要立黨為公，一切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能患得患失。”《反思》談到的這幾條歷史教訓，從方法論的角度，可以說無一不對，卻未必都準確。其不僅沒有揭示西路軍失敗最根本的教訓，而且另有所指。這幾條教訓既有中央及軍委戰略決策失誤，也有西路軍自身問題。但這幾條教訓顯然不能達到作者所稱的“歷史高度”，與揭示“戰略層面”的特點規律相去甚遠，其教訓更沒有轉化成黨和軍隊今后工作的指導原則，其教訓只能是泛泛之說。毛澤東在1938年10月14日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講話中指出：“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只有克服它，才使本質很好而且作了長期英勇斗爭的紅軍第四方面軍的廣大的干部和黨員，從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統制之下獲得解放。”西路軍失敗的根本教訓，是要不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要不要服從中央軍委絕對指揮；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的問題。這是根本性原則問題。脫離這一原則研究西路軍失敗，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研究結論，而且從根本上否定黨和軍隊的根本原則。沒有原則地研究西路軍，任何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場隨意發揮與想象，任何人都可以歪曲歷史事實隨意編造與創造，甚至于有人可以隨意顛覆與糾正西路軍的歷史。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軍隊都要堅持黨的絕對領導，都要堅決服從中央軍委指揮。軍隊是黨的軍隊，而不是哪個人的軍隊；軍隊必須聽中央軍委指揮，而絕不能聽從哪個個人指揮。這是黨和軍隊的根本原則，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工農紅軍）與軍閥和資產階段軍隊最本質的區別。不認同這個原則，不接受這個原則或不堅決服從這個原則，中國工農紅軍以及現在的人民解放軍，則不能稱之為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與軍閥和資產階級軍隊毫無二致。違背了這個原則，軍隊在執行黨賦予軍事任務的過程中，必然歪曲走樣，必然與中央討價還價，必然與中央同床異夢，必然借機實現自己的目的。張國燾和四方面軍及西路軍首長違背中央意圖，不服從中央軍委指揮最終失敗，最根本的教訓就在于此。這個由數萬將士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教訓，時刻告誡我們，戰略決策者和戰役指揮員，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和警覺。決策者絕不能允許破壞黨和軍隊根本原則的現象發生；各級指揮員，絕不能以各種借口，違背黨和軍隊的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絕不能在原則問題上犯錯。這是西路軍失敗留給我們最為深刻的教訓。
“西路軍確實是一支百煉成鋼的部隊，他們打過許許多多的勝仗，克服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但為什么在河西遇到“馬家軍”就吃了敗仗最后只剩下少數人退到新疆呢？從這種慘痛的教訓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結論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必須服從共產黨黨中央正確路線的領導，必須遵從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中國革命的正確政治路線和正確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同志的久經考驗的建軍路線和指導中國革命戰斗的戰略戰術原則，是引導我軍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違反了這些原則就必然導致無情的失敗。”
七、關于《反思》幾處記述錯誤
《反思》有多處記述或表述有誤，犯了不應該犯的學術不嚴謹、學風不端正的低級錯誤。《反思》關于共產國際援助武器一事，多處記述有違歷史事實，而且隨意臆想編造。作者對共產國際關于援助武器的歷史文獻看都未看，對諸多有關研究材料聞所未聞，對各種歷史數據核都未核，就編造了一堆莫須有的武器援助數字。但凡一個小學生都不會犯的錯誤，居然出現在黨史專家的文章里。《反思》關于共產國際援助武器的記述：第一處，共產國際最初的援助計劃：“寧夏戰役是為了從寧夏——內蒙古方向打通國際路線，鞏固擴大陜甘寧根據地，獲得蘇聯經蒙古國運送的700噸軍援物資。”第二處，共產國際改變援助方向后的援助計劃：“但怎么運回這1600噸軍事物資？1600噸軍事物資是什么概念呢，如果用卡車裝，那時還沒有重型卡車，一般是2.5噸卡車，那就意味著這些物資要裝640輛卡車。”共產國際最初的援助計劃。1936年10月18日，共產國際通知中共中央：“貨物并不象你們二日來電所要求的那樣多，它大約有五百五十噸至六百噸左右，其中沒有飛機和重炮。”來電還提到：“負責供給一百五十輛汽車，并保證提供司機和所需的汽油。”【秦生著《西路軍史》第80頁。 】作者把武器援助數量提高到700噸。共產國際改變援助方向后的援助計劃。1936年11月3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現已經決定目前不采用外蒙幫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密，你們曾否可能占領甘肅西部來接收？”【1936年11月3日《共產國際書記處及王明、陳云關于改變援助方法致中央書記處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2頁。】
“一千噸”是個概略數字。根據共產國際領導人（總書記）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2日日記記載：“收到政治局今天做出的決定。1166噸箱裝貨物。由外貿人民委員會負責提供卡車、燃料、彈藥等。”【《季米特洛夫日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年版 第48頁。】
季米特洛夫非常明確記述是“1166噸箱裝貨物”，不知作者1600噸貨物從何而來。
《反思》有關蒙古的記述，作者完全站在當代人的角度敘述蒙古，而忽視蒙古當時在中國以及它所處的國際地位。第一處：“紅軍在甘肅靖遠縣虎豹口西渡黃河，打通寧夏到內蒙古定遠營通道，去蒙古國邊境獲取軍火也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二處：“寧夏戰役是為了從寧夏——內蒙古方向打通國際路線。”第三處：“獲得蘇聯經蒙古國運送的700噸軍援物資。”當時，蒙古分為內蒙古和外蒙古兩部分。外蒙古雖然有某種獨立性和特殊性，但仍在中華民國的版圖之內，作者的表述是錯誤的。
八、關于《毛澤東選集》“加注條目”
《毛澤東選集》后人加注的條目，是否就是《反思》一文極力表達并稱之為“歷史高度”和“戰略層面”的新認識？這個加注的條目，是否能夠還原歷史的真相，是否能夠糾正“西路軍西進執行張國燾路線”的結論？是否能夠按照作者的意愿“改正了正文中的論斷，也糾正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有關這個問題的論斷”？讓我們來看看《毛選》加注條目全文：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反思》一文記述。】第一，關于《毛選》“加注條目”中的“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請問《毛》“加注條目”編寫者，中央軍委有下令渡河、一部渡河、主力渡河、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全軍渡河的命令嗎？沒有！所以，《毛選》“加注條目”的編寫者極度心虛，甚至連“奉中央軍委命令”這句最為關鍵的話都不敢講，回避“命令”，即回避“奉命”，而稱之為“奉……指示”。研究某一問題，總要用最科學、最貼切、最適當、最嚴謹的概念，做出最準確的表述。四方面軍渡河行動，最根本的依據是命令，最科學、最適當、最貼切、最嚴謹、最準確的概念和表述只能是“命令”。雖然命令也有指示的屬性，但指示并非等同于命令。命令既有其獨特的含意，也有其獨有的特征。命令有指示的屬性，但在下達時機方面，命令必須是行動前，即命令的前瞻性，事后命令純屬“馬后炮”，而不能稱之為命令。而指示則未必，其意更加寬泛，其時機既可于行動前，也可于行動中；既可是規定，也可是要求，甚至于意見建議，都可以稱之為指示。《毛選》“加注條目”的編寫者不提“命令”而稱“指示”，是因為中央軍委在四方面軍渡河行動開始前沒有下達任何關于渡河的命令，但確有在渡河行動開始后的若干行動指示。由此，費盡心機，創造出“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的表述方式，反而證實中央軍委沒有關于四方面軍渡河的命令。為說明《毛選》“加注條目”條目的正確，《反思》一文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對目前關于西路軍的兩種觀點提出自己的看法。一種是“西路軍西進執行張國燾路線說”，即“傳統觀點”（簡稱“國燾路線”）；一種是“西路軍的失敗是中共領導人‘借刀殺人’‘剪除異已’論”，即“陰謀論”，即所謂“流行觀點”。“流行觀點”不值一曬，《反思》作者又認為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中對西路軍所做的“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歷史結論是錯誤的。《反思》作者認為西路軍首長只是“受張國燾影響”而不是“張國燾路線的影響”，而且將這個結論與“傳統觀點”等量齊觀而不予認同，實際上亮出的是第三種觀點即“奉命說”：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和西路軍西進是奉中央命令。其邏輯遞進的結果當然就只能是西路軍西進與“執行國燾路線”毫無關聯！如此一來，作者站在所謂的“戰略層面上來研究和把握這段歷史”的高度，為其錯誤“加注”《毛選》“加注條目”也就有了自認為很充分的論據。1936年10月22日，四方面軍徐、陳首長向紅軍總部朱、張報告：“三十軍在靖遠附近，決明（二十三）晚搶渡。”【1936年10月22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以運動防御遲滯敵人部署致各軍及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1頁。】23日晚，三十軍在河包口（虎豹口）偷渡未果，次日晚再渡成功。
請問這些“偷渡”或“搶渡”，有中央軍委命令或指示么？有人試圖將23日彭德懷向中央軍委提出并于次日得到毛澤東同意的“寧夏戰役計劃要旨”，認定是中央軍委命令或指示，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其一，22日四方面軍首長下令“明晚搶流”在前，彭德懷23日“要旨”建議電在后；其二，毛澤東批復同意彭德懷建議電時間是24日，前夜四方面軍渡河行動已經開始；其三，毛澤東批復同意彭德懷建議的前提是“停止南敵”，即當前任務，并非命令或指示渡河；其四，彭德懷的“要旨”既不涉及渡河時間，兩個軍渡河建議也不是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首長計劃中的三十軍和九軍，而是三十軍與四軍；其五，彭德懷與紅軍總部和四方面軍首長沒有電訊往來，而且彭“要旨”只是建議，既非命令，也非指示；其六，彭德懷與朱德、張國燾見面是24日。
24日10時，當毛澤東獲知三十軍前夜已經開始渡河，再電彭德懷：“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暫不渡河為宜。”【1936年10月24日《中央軍委關于彭德懷與朱德、張國燾會面商量的幾個問題致彭德懷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4頁。】
在此情況下，為實現“擊破南敵”的作戰意圖，軍委毛澤東于25日向朱張下達了“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后，兩軍迅速占領黃河灣曲處…。第二步，以一個軍襲取戰略要地定遠營”的行動指示【1936年10月25日《中央軍委關于擊破南敵的軍事部署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及二、四方面軍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1頁。】。“甲、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乙、等二、三日如真（證）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再以一個軍渡河不遲。目前，封（對）南敵應取擊破手段，僅取抗擊手段不夠。” 【1936年10月26日《中央軍委關于三十軍、九軍渡河后的行動問題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2頁。】
至于五軍渡河，根本就沒報告中央，談不上命令，也談不上指示。第二，關于《毛選》“加注條目”中的“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事實上四方面軍是“主力”渡河，而非“一部”。“主力”和“一部”是軍事術語，不需要筆者為此浪費筆墨科普吧。如果真不懂，請查2011版《軍語》第81頁。四方面軍的五個軍，三個軍渡過黃河，總指揮部及直屬部隊也渡過黃河。三十軍和九軍渡河與中央軍委畢竟還有一些糾葛，五軍和總指揮部渡河與中央軍委無任何關聯，既無命令，也無指示。所以，《毛選》“加注條目”的編寫者費盡心機，連“四方面軍主力”渡河都不敢提，而稱“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一部”的說法，既不準確，也不是事實。《反思》為論證“一部”的科學性和準確性，文中居然提到五軍為原一方面軍的部隊，以此說明五軍不是四方面軍的部隊，四方面軍“一部”的說法似乎能夠成立。《反思》文中寫道：“西路軍本身就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北上時兩軍組成的左路軍和右路軍的一部分，它包括紅四方面軍第30軍、第9軍，原紅一方面軍的第5軍。”試圖把五軍與四方面軍其他部隊切割開，從而證實四方面軍渡河為“一部”。請問，這是掩耳盜鈴，還是別有用意？事實上，草地分裂張國燾率軍南下后，已經把受其指揮原一方面軍部隊納入紅四方面軍的指揮體系之中，紅5軍還與原四方面軍的33軍合編，組成了新的紅5軍。1936年10月16日，朱德、張國燾向中央軍委報告四方面軍師以上干部配備情況，五軍在列。會師之后，五軍也是受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指揮而不是中央軍委和一方面軍指揮，五軍渡河也不是中央軍委的命令，牽強附會地要把這個時候的五軍歸于一方面軍，這樣的心計是不是也過于明白無誤了？第三，關于《毛選》“加注條目”中的“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要證明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是不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其實很容易，把張國燾或四方面軍首長寧夏戰役作戰計劃拿出來便是。可張國燾的寧夏戰役計劃是什么？四方面軍的寧夏戰役計劃在那里？一支軍隊在征戰的過程中，如果連作戰計劃都沒有，還能稱之為執行什么計劃，更何況還是一支數萬人的軍隊？10月25日，朱德、張國燾在四方面渡河成功之時，張國燾偽造彭德懷署名下達了《甘北、寧夏戰役計劃》（后人為此電起名為《寧夏戰役計劃》是文不對題）該計劃的核心是“同意徐、陳二十四日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掩護部隊”在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即全軍渡河。渡河后命令四方面軍向甘北發展，“擴大甘北活動區”【1936年10月25日《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提出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9頁。】。請問，張國燾要四方面軍渡河的目的不清楚嗎？渡河是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嗎？1982年8月14日，徐向前與中央黨史研究室諸同志談話時明確言及了他們率部渡河后的意圖：“我們紅四方面軍過河，是中央原來就有寧夏戰役計劃。過河后，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么小，這么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那里走啊！所以打定遠營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第245頁。】
“打定遠營是不行的”，那么渡河何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又從何說起？我們是不是還有理由問一句，將行動方向左旋90度，是臨時動議，還是早有預謀？第四，關于《毛選》“加注條目”中的“十一月上旬”西路軍命名時間。命名時間的表述只需一個時間點，而無需一個時間段。《反思》作者為《毛選》加注條目中的“十一月上旬”西路軍命名的時間錯誤及含糊表述，其意何在？如果《毛選》“加注條目”是指11月8日中央下發征求意見的“新計劃”【1936年11月8日《中央提出作戰新計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74頁。】中有關西路軍的任務，顯然說不通，因為這只是征求意見電而不是決定。而后人給此“新計劃”取名為“作戰新計劃”，混淆了協商與決定、醞釀與執行、意見與命令之間的區別；如果是指張聞天、毛澤東同日給朱、張、徐、陳、李七同志電，“提議河西部隊組織前委與軍分會，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二兄有何意見請復”【1936年11月8日《中央關于河西部隊稱西路軍及其領導機關名稱人選問題致朱德、張國燾等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75頁。 】，那就更屬荒謬，因為此電仍是征求意見電，而不是決定；如果是指11月11日中央“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稱西路軍”【1936年11月11日《中央及軍委關于組織西路軍及其領導機關的電令》，《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78頁。】電，那就不是“十一月上旬”，而是十一月中旬。三個邏輯指向都說不通，請問《毛選》“加注條目”究竟是存在問題，還是不存在問題？第五，關于《毛選》“加注條目”“終因敵眾我寡”導致西路軍失敗。“敵眾我寡”的確是西路軍失敗的客觀原因之一。但“敵眾我寡”又是中國革命戰爭大部分歷史時期的普遍性問題，并不僅限于一域一時。如果僅僅是這個客觀原因就必然會失敗，那么革命戰爭還有勝利的可能么？請問《反思》作者，西路軍失敗有沒有主觀原因、主要原因？有沒有主觀因素、主要因素、關鍵因素和根本因素？如果這個問題講不清，算不算是根本性的邏輯缺陷？而從《反思》作者提出“從宏觀上、戰略層面上來研究和把握這段歷史”來看，他是意識到了這個根本性缺陷的，也是試圖予以彌補的。從《反思》作者提出“西路軍失敗結局是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所決定的”新觀點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西路軍失敗的主因，即戰略決策決定了西路軍失敗的結局。但他卻武斷地認為這個“戰略決策”與張國燾路線無關，那么這個指向只能是中共中央，因為只有中央及軍委制定了“新計劃”（即有人改稱的“作戰新計劃”），也只有中央及軍委才有戰略決策之權。《反思》作者刻意回避中央軍委毛、周于西路軍命名的當日征詢西路軍：“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1936年11月11日《中央軍委詢問西路軍情況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79頁。】將中央軍委電是“接近新疆”改造為“西進新疆”。兩字之差，因果立變。《反思》多次出現這種錯誤寫法，改造歷史事實，不僅將中央決議中的“沒有克服”，改造為“執行”，又將中央軍委“接近新疆”改造為“西進新疆”。這就是《反思》作者的“彌補辦法”？這樣的辦法所得出的這樣的結論，與“科學”、“正確”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九、關于“西路軍西進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反思》提出“應從歷史高度認識西路軍西進河西的戰略決策”，這當然是很好的，可文中提出的“歷史高度”是個什么樣的高度呢？他要糾正“西路軍西進執行張國燾路線”的“傳統觀點”。為“糾正”這一“傳統觀點”，他又提出和得出什么樣的新觀點和新結論呢？《反思》文中稱：“1936年、1937年中央和毛澤東的認識，主要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對西路軍問題還不可能有完全清楚的認識，在新的《毛澤東選集》出版后，傳統觀點基本得到糾正。”《反思》作者顯然認為，中共中央1937年3月31日《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結論是“不清楚”的認識；毛澤東所言“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是不清楚的認識。關于中央和毛澤東是否受歷史局限認識不清，前文已作辯析。現在需要《反思》作者面對的問題是：當年張國燾提出來并得到西路軍首長認同的“根本大計”是什么？徐向前回憶錄中1936年12月6日，西路軍首長致電中央：“依據形勢估計敵我情況，主力在河右岸暫時出擊難能站穩腳跟，取得大的勝利，只有先在有力的準備力量，再圖有決定意義之發展……我們主張主力速來，黃河結冰迅速向甘北古、大、涼、民進”，與張國燾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及西進退卻避戰，逃避民族革命大潮的指導思想有沒有聯系和傳承的關系？西路軍首長難道不是在此思想指導下組織和實施西進行動的？請問，到底是誰“受了歷史的局限認識不清”呢？《反思》稱：“對于西路軍西進河西這段歷史究竟應當怎樣認識呢？已經過去80年，干擾歷史的這樣那樣的因素基本可以排除。”請問這是什么意思？是想說歷史知情人都去世了，所謂的干擾因素已經排除了？大家都應該認可作者提出的新觀點——即《毛選》“加注條目”的新觀點了？可問題是，要想徹底推翻中共中央1937年3月31日決議，僅靠一個《毛選》“加注條目”為“實際改正”的分量顯然是不夠的，并沒有完全排除“中央歷史決議”這個最大的“干擾因素”。所以，《反思》作者最應該遵循的正常途徑只能是：中央黨史研究機構實事求是地向中央提出翔實的報告，并由中央召開類似的會議對西路軍歷史重新做出結論，才能真正為西路軍是否“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正名。任何個人意見，不論其位多高、權多重，都不能成為修改黨中央歷史決議的依據，遑論要取代中央歷史決議。而任何要將有悖于于組織決議的個人意見強加于人，那才是真正的“干擾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