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來，這個結論經過質疑與反質疑、批判與反批判的冶煉、鍛打，愈加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一、渡河西進的確是出自張國燾的意圖和策劃，而且不止一次
有人曾以“西路軍從渡河、成軍、命名到進退行止，都經中央軍委指示或批準。150天苦戰中，張國燾只有兩封電報，告誡陳昌浩、徐向前嚴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異議，不許重犯過去錯誤。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系。”其一，“路線”的問題是一個根本性綱領性的問題，其作用體現為對有關當事人在思想上認識上行動上所產生的影響力，而不能僅僅是看主導這個“路線”者是否在有關部署文電上署名！比如，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博古、李德都沒有在軍事部署電報上署過名——署名者多為時任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的朱德，更遑論遠在莫斯科的王明，難不成這些失敗不應該由這些人主導的“路線”負責？反而是該由根據博古、李德等“三人團”決策和指令作出的有關部署文電上單獨署名的朱總司令負責了？其二，這個時期以“朱張”聯署的有關部署文電，至少有一部分是有“被署名”或“代署名”之嫌的，而張國燾在這個問題上是有難以掩蓋的“前科”的！其三，且不說張國燾在破壞寧夏戰役海打戰役和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西進問題上的直接責任，就說他向偏僻地域退卻以逃避民族革命斗爭的大方向、不相信階級力量有變動和重組的可能、不相信統一戰線有成功的可能等等“機會主義思想和路線”，不是繼續對西路軍的抉擇和行動發生著重要影響么？從1935年夏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北進期間，他企圖從齊哈瑪渡河西進，到1936年9月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北進期間他制造“甘南風波”，企圖從臨夏、循化渡河西進，他可是不止一次要把他的意圖付諸實施??！關于這一點，他在海外撰寫的回憶文字中，也是毫不諱言的：
……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關于解決黨內爭端問題。多數（人）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我也說到共產國際已知道我們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又批準了我們的西進計劃．兩個中央對立的形勢也已解除了，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2]
在張的蠱惑之下，在沒有完全領會黨中央的戰略意圖的情況下，紅四方面軍不少領導人是有意或無意受到了這種思想影響的。比如渡河時欲渡而不欲戰，不愿執行黨中央先南后北打擊南敵的計劃；渡河急欲西進而不是北進等。對此，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本人也并沒有諱言，他在晚年談到黨中央還沒有明令終止寧夏戰役計劃的情況下自己的選擇時稱：
過河后，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么小，這么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遠營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3]
渡河后的一系列的西進行動，都是西路軍首長根據這個意圖而實施的。黨中央反復詢問東返是否可能時，西路軍首長要么是不回答，要么是力陳西進之利。西安事變爆發后，黨中央要求西路軍可否東返時，他們提出的是“有條件東返”，仍然堅持西進。所以，“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確應該是西路軍覆滅的主要原因”：張國燾路線的主要實質是逃避斗爭尋求偏安之局，憑手中“槍桿子”的多少與黨中央鬧“獨立性”，而西路軍從西渡黃河到最后失敗的過程中，這種“路線”的影響始終是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的。
西渡之初，置中央三令五申的“先南后北”于不顧，只想渡河不愿打仗，甚至要紅四方面軍全軍渡河，致使海打戰役計劃流產，給河東河西都造成了相當被動的局面；渡河之后，又孜孜于西進，執意獨立自創局面，“企圖在另一方敵人薄弱的地區，保存或展開他的實力”，還向中央索要獨立行動的名義，卻對中央“東返”之詢不作只字答復；“西安事變”后，“對黨的統一戰線是沒有勝利信心，對和平局面的爭取和實現是悲觀地”，不愿意參與他們認為“敗北性大的劇烈戰斗”，“算定東渡的犧牲必大于繼續西進的犧牲”[4]，對中央“東返”之議預設難以企及之條件而仍然執意西進，待到發現西進困難時又將責任歸咎于中央，而中央再度指示西路軍東返并給予“行動方向自決”之權后，卻又游疑徘徊乞求于外力相助，直至全軍覆沒之時仍然孜孜于斯……
更何況，早在西路軍渡河西進之初，“張主席”可是明明白白要他們“獨立地不受一切牽制”開創甘北新局面來著，再聯系到他們此后不管不顧執意西進，對中央的征詢和指示屢屢作出選擇性的取舍，能說是沒有“國燾路線”的影響么？客觀而言，如果真正克服了“國燾路線”的影響，雖然西進“打通國際”的行動仍然有可能難以成功，但也有可能會獲得“知難而退”的機會，全軍盡沒的結局還是有可能避免，重要的基干力量也或有得以幸存的機會！蠱惑西路軍領導層走上這條“獨立不受一切牽制”之路，張國燾本人的直接責任，也在所難逃！
二、黨中央決議中為什么不說“執行張國燾路線”？
筆者認為，黨中央決議中“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是一種非常謹慎和節制的表述。
（一）西路軍渡河乃至渡河后的行動，的確有黨中央基于既成事實乃至西路軍自請任務后的認可和批準，簡單地說成是“執行張國燾路線”的確不妥。（二）要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爭取紅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盡最大可能縮小黨內斗爭的波及范圍，保護在這個問題上有過錯誤的大多數同志。
既或如此，仍然有人拿著“西路軍黃河以西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最后的破產”來發難。建國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
“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4]”。
這篇文章原本是毛澤東1936年12月開始在紅軍大學的演講稿，而關于西路軍的這句話應該是在西路軍失敗清算“國燾路線”時增加進去的——因為1936年12月西路軍還沒有失敗，而毛澤東在紅軍大學的就這個課題的演講也有多次，直到1937年5月才最后定稿。
隨著《歷史的回顧》推翻了陳昌浩當年的反思與總結，毛澤東的這句話也作為“不實之辭”遭到了非議。但筆者認為，這句話是基于以下基本史實道出的，是不容質疑的：
基本史實一：張國燾欲借“打通國際”的任務讓紅四方面軍西進河西走廊另創局面，以與中央分庭抗禮，這是張國燾流亡國外后也婉轉承認了的事實！基本史實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之時，違背中央“先南后北”意圖，欲渡而不欲戰，以先斬后奏的方式將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甚至還要讓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破壞了中共中央“打擊南敵”的計劃，導致了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與河東主力被敵人隔斷，寧夏戰役瀕臨流產，河東主力被迫東移，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則陷于進退失據的被動局面，也是事實！基本史實三：張國燾違背自己同意過的海打戰役部署，擅調紅四方面軍河東部隊撤離戰場，致使海打戰役流產，造成河東河西紅軍被動態勢進一步加劇，也是事實！基本史實四：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主要將領尚未得知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并且中央尚未明令終止寧夏戰役之時，令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將行動方向左旋90度，要他們以“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地“開展新局面”，也是事實！基本史實五：西路軍西進后張國燾和西路軍首長先是信心滿滿，而被敵毛炳文軍西渡追尾后卻大為緊張，認為西路軍“太孤立”，欲置他們自己幾天前還打包票要建立的根據地于不顧，還是事實！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史實，我們有理由設問：不把“二馬”放在眼里，卻總想避開國民黨中央軍以尋求偏安之所，不要根據地，孤注一擲依賴“遠方援助”，這算不算是“被敵人嚇倒”的“退卻主義”？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失敗后，是不是在事實上使張國燾失去了繼續推行“國燾路線”的最后機會？有歷史當事人稱：“西安事變開始解決，內戰風云仍甚囂張，中央曾電西路軍令停止待命，繼令東進。徐陳認為東進不好，向中央請求繼續西進，中央許可了。高臺事變以后，迭向中央告急，中央復令東進，回至西洞堡，又被阻于敵，最后中央指示或東或西均可——一切中央的指示，并沒有限制西路軍的機斷專行，且事前都征求了徐陳的同意。”[6]有人認為，這個“路線破產”的結論，使西路軍廣大將士受了傷害，蒙了冤受了屈。那么我們可不可以反問一句，遵義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中，不是也有“……機會主義戰略戰術的理論與實際，在第五次戰爭中是完全破產了[7]”的結論么？這是不是就讓中央紅軍全體紅色戰士們都蒙了冤受了屈哩？這樣的邏輯，說得通么？
三、紅西路軍的形象從來都是正面的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新中國的建國以來出版的革命回憶錄中，紅西路軍從來都是“正面形象”：1957年以后，大型革命回憶錄叢書《星火燎原》和《紅旗飄飄》出版發行。其中《星火燎原》第3輯為長征專輯，收入紅軍老戰士有關長征的回憶文字72篇，其中6篇為西路軍將士所撰，這6篇回憶文字分別為——
同時期的《紅旗飄飄》第3輯（1957年7月出版）共收入關于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回憶文字42篇，其中3篇為西路軍將士所撰——
1959年1月，《紅旗飄飄》第10輯出版，原紅三十軍政治部主任李天煥中將的回憶文章《氣壯山河——紅西路軍遠征記》被刊用，該文編者按這樣寫道：
在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指導下，西路軍蒙受了重大的損失。但是，西路軍的共產黨員和廣大指戰員，是忠實干革命事業的，他們歷盡難以想象的千辛萬苦，同殘暴的敵人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浴血苦戰，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跡。正當西路軍瀕臨絕境之際，他們收到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電報，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耐心教育下，迅速地回到了黨中央正確的領導之下，并在后來的斗爭中起了光榮的作用。”
李天煥同志的“氣壯山河”，寫的就是1936到1937年間，西路軍遠征新疆那些激勵人心的英雄故事。[8]其實，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軍失敗僅僅14天后就有言在先：
中央對于在國燾同志領導下的四方面軍的干部的艱苦奮斗，不怕犧牲，不畏險阻，英勇苦戰，獻身于蘇維埃事業的忠誠，表示深切的敬意。對于四方面軍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所獲得的極大進步與對張國燾路線的正確認識，表示極大欣慰。過去紅四方面軍所犯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同志負最主要的責任。一切把反對張國燾主義的斗爭故意解釋為反對四方面軍全體干部的斗爭，把四方面軍的干部同中央對立的企圖與陰謀，應該受到嚴重的打擊。四方面軍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干部。[9]
1942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專門發出了《中央關于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態度問題的指示》：
（一）原四方面軍干部絕大多數都是工農出身，由下層工作漸次提升上來的。他們在國內戰爭中表示了對革命對黨的堅定與忠誠，在克服國燾路線之后，又一致擁護黨中央，在民族戰爭中也表示了他們的英勇與忠誠，只有極少數幾個干部投降了敵人，但這是不足為奇的，原一二方面軍干部中，亦有極少數分子投敵。（二）原四方面軍干部，在國燾路線統治時既是服從與執行了國燾路線。但必須區別國燾路線的單純追隨者與積極幫手之間的分別。只有幾個人，對國燾路線的發展是起了積極幫手的作用。壓倒的大多數由于文化政治水平關系，由于國燾的愚民政策和壓迫威脅政策，由于軍隊的集中原則等等原因，因而服從和執行了國燾路線?？箲鹞迥陙淼膶嵺`，考驗了原四方面軍干部在本質上是誠實的，堅決的，證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對國燾路線時中央所作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這里所指起積極幫手作用的幾個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內，他們在國燾路線時期，并未起過此種作用。就是對國燾路線起過積極幫手作用的幾個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爭取教育，使他們覺悟轉變，而不是拋棄他們，這一政策也已經收到了效果。（三）對原四方面軍的干部的信任與工作分配，應當和其他干部一視同仁，不能因為他們過去執行過國燾路線而有所歧視，應當根據這些干部每個人的德（對黨的忠實），才（工作能力），資（資望），分配他們以適當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適當者，應該設法改變之。尤其重要的，是幫助他們提高文化的、政治的、軍事的水平。（四）對原四方面軍干部，如果在現在工作中有成績，則應當表揚。如果犯有錯誤（任何干部都有犯錯誤可能），則應當就其錯誤的性質與程度，加以指出，并幫助糾正。見錯誤不指出，或夸大錯誤，都是不對的。應當有相互間的坦白誠懇的關系，任何隔閡冷淡歧視的態度，都是不應當存在的。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當原四方面軍干部犯有錯誤時，決不可輕易加上“國燾路線的繼續”，“國燾路線的殘余”等等大帽子，因為這不合事實，是對干部的團結極端有害的，這實際上是幫助敵人來挑撥我們的內部關系。（五）原四方面軍干部應當繼續相信中央和軍委干部政策的正確，放膽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對工作有意見時，應坦白的直率的隨時向當地軍政黨領導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緊自己文化、政治、軍事的學習，提高自己的黨的認識及工作能力。（六）十年內戰，五年抗戰，已經證明我們軍隊干部及其他干部，除個別分子外，不管他們來歷如何，是團結的，是一致的?，F當抗戰日益困難，日寇及國內反動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來挑撥我黨干部的內部關系，我們更應團結一致，消除一切因過去歷史關系，來歷關系，地域關系而產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閡。（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應在各級干部會議上報告并討論之。
在祖國大陸即將全部解放的1949年12月4日，毛澤東還在中央軍委第二次工作會議紀要上批示道：
配備人員時注意盡可能提拔原四方面軍干部。此點務須注意。
新中國成后，授予少將以上軍銜的原西路軍將士有63人，他們是：
中將：方強、畢占云、杜義德、李天煥、吳先恩、歐陽毅、鄭維山、饒子健、徐立清、秦基偉、晏福生、陶勇、程世才、溫玉成、彭嘉慶；少將：王世仁、王定烈、方震、方子翼、呂仁禮、呂黎平、朱火華、任思忠、劉鶴孔、李家益、吳彪、何柱成、余品軒、汪乃貴、宋承志、張力雄、張行忠、陳明義、陳宜貴、林乃清、周純麟、周學義、趙正洪、趙承豐、姚運良、賀健、袁彬、徐斌、徐國夫、徐明德、黃鵠顯、蕭永銀、喻新華、程業棠、傅紹甫、謝良、潘峰、蔡長元、黎錫福、戴克林、魏傳統、況玉純、幸元林等。
離開軍界的省部級以上干部有：
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帶領420多人到達新疆，建國后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主席）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離開部隊后曾回老家，建國后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西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達新疆，建國后任中宣部副部長）西路軍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到達新疆，建國后任商業部副部長）西路軍政治部軍人工作部長黃火青（到達新疆，建國后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張琴秋（被俘后被營救出來，建國后任紡織部副部長）西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劉瑞龍（繞道返回延安，建國后任農業部副部長）
對此，李先念在《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中也予以了肯定：
“過去中央只批判張國燾和批評陳昌浩同志，不僅沒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責任，而且還充分肯定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奮戰精神，這是很正確的”[12]。
1958年7月11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朱德到西寧視察，在聽取了當地領導同志關于西路軍失散人員情況的匯報后，曾作出指示：
對（西路軍）這些失散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應該想個辦法，予以解決。（這些同志的失散和被俘）他們沒有錯誤。當時戰斗打得很激烈，很艱苦，損失很大，光師級以上的指揮員就犧牲不少。對犧牲的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你們一定要搞清他們的情況。把犧牲同志的情況搞清楚，師軍級指揮員，每人要寫出個簡歷材料，如姓名、年齡、籍貫、職務、犧牲地點、時間、表現；把失散后活下來的同志調查登記起來，如果沒有重大叛黨的行為，都應該承認他們是紅軍，生活上要給予照顧，安排適當工作。（對馬步芳殺害紅軍的）萬人坑要好好清理一下。還應將馬步芳如何殺害紅軍的罪惡記下來，紀念革命烈士，教育子孫后代。[13]
需要說明的是，對于失散人員身份履歷的核實和生活安排安置，是全國范圍內帶普遍性的問題而不是局部性的問題，并不只是“西路軍”存在，就是包括中央蘇區中央紅軍在內的各路紅軍中也都存在。這類問題處理和落實，政策性很強，調查、核實和落實的工作量和難度也相當大。在國家財力并不富裕的時代，這些工作都是很難做到盡如人意的。《星火燎原》和《紅旗飄飄》是筆者上小學時的啟蒙讀物——正是從那個時候起，筆者開始知道了“西路軍”，知道當年這樣一批革命前輩艱苦卓絕的轉戰歷程。而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天煥將軍在《走出祁連山》中那個經歷失敗后的悲愴之句：
“誰能相信這是紅軍的隊伍？誰能相信這支潰不成軍的隊伍，主要成員就是當年使敵人聞風喪膽的紅三十軍呢？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14]”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筆者就把他們鐫刻在了自己心靈中的英雄星座上了！20多年后，當西路軍“蒙冤”、“平反”之說沸沸揚揚之時，筆者根本就反應不過來：
[1]《鐵血西路軍——從〈驚沙〉說到西路軍的悲壯歷史》中陳鐵鍵語，《北京日報》2011年3月28日第20版。
[2]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505～第510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徐向前關于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的講話（節錄）（1982年8月14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243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4]歐陽毅《關于西路軍問題》（1937年9月26日手稿），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5]《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軍事文集㈠》第71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6]《原西路軍總部作戰科長潘同在迪化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12月11日）》。
[7]《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編審委員會）第21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氣壯山河——紅西路軍遠征記》，《紅旗飄飄》第10輯第75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年1月版。
[9]《中央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1937年3月31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0]《中共中央關于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態度問題之指示（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1941～1942）》第405～第407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11]《關于應注意提拔原四方面軍干部的批語（1949年12月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1949.10～1950.12）》第17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12]《李先念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1983年2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263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3]《朱德關于安排西路軍失散同志生活和工作的指示（1958年7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225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