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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先生《心勝》中關于西路軍部分的硬傷㈡、㈢

點擊：  作者：成都雙爺    來源：雙石茶社  發(fā)布時間:2018-10-04 13:05:20

 

金一南先生《心勝》中關于西路軍部分的硬傷㈡、㈢

金先生在“為什么孤軍深入”一節(jié)中，反復強調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西進“孤軍深入”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陜北窮，養(yǎng)不活那么多人，第二個中央在陜北建立了根據地，第三個是紅四方面軍主力提前渡河。

但就是不談寧夏戰(zhàn)役的方向在哪頭，目的是什么？“孤軍深入”是向什么方向深入！

筆者對照金先生原文，先說第一個。

〖金文原文及引文〗

第一個原因，今天，幾乎所有的紀念館、紀念文章都將過河之舉描述為“孤軍深入”。

是不是孤軍深入？其實設身處地想，當時河西只有馬家軍，國民黨力量相對薄弱；河東則重兵云集，集中了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關麟征部。

我們今天看到西路軍后來的嚴重損失，覺得過河是“孤軍深入”，其實當時，過河是找一個比較安全的、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地方。

【筆者評述】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過河是為了什么？

也就是：寧夏戰(zhàn)役是什么目的？

其實，奪取寧夏的設想早在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重新溝通聯(lián)系的1936年6月26日致共產國際的第一個電報中就提出來了，這其實就是要解決紅軍的生存問題——陜北、陜甘邊太窮，養(yǎng)不活多少隊伍。而為了奪取寧夏，中共中央也希望得到共產國際的軍火援助。

主次也是很清爽的：奪取寧夏——是主，取得援助——是輔。

而且，寧夏戰(zhàn)役計劃，根本沒有西進的內容！

這也就是紅四方面軍西渡后，中共中央并沒有馬上放棄寧夏計劃的緣由?。ㄟ@一點后頭再敘！）

至于金先生所言的“其實當時，過河是找一個比較安全的、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地方”，有一定道理，但卻沒有說清爽這當間的道理：過河的目的是奪取寧夏，擴大根據地；奪取寧夏是以陜北根據地為依托為后方的。而過了河就奔西，是沒有這個后方這個依托的。雖然中央在得到共產國際1936年9月11日指示后，也曾有過西進打通遠方的設想，但那是在奪取寧夏取得援助之后而不是之前，而不是“孤軍深入”！“孤軍深入”奪取涼州，才是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設想！

〖金文原文及引文〗

第二個原因，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先期到達，已經與陜北紅軍共同組建了陜北根據地。

陜北根據地面積并不大，客觀上容納三個方面軍也確實有困難，養(yǎng)不了那么多部隊。

再加上當時兩個方面軍之間確實存在隔閡，所以就主觀來說，開辟另一塊根據地，已經成為不僅是張國燾，也是紅四方面軍多數領導的行動取向。一、四方面軍分裂的陰影尚未過去。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會師，一方面軍加上陜北紅軍2.2萬人，二方面軍1.1萬人，四方面軍3.8萬人。雖然四方面軍南下在川西作戰(zhàn)時遭受了重大損失，其人數仍然比一、二方面軍和陜北紅軍加起來還要多，作戰(zhàn)能力也最強。

三軍會師之前在甘南，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回憶說：我軍在甘南占領的地區(qū)，人口80萬，而陜甘寧地區(qū)人口才40萬，相比之下我們的處境相對還好些。

這是實際情況，不像我們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陜北是塊福地，張國燾放著福地不去，偏要到甘南、河西。

陜北紅軍、中央紅軍會合之后，陜北的資源已經不足以支撐這么大的軍政力量。

毛澤東知道，張國燾也知道，四方面軍先期占領甘南是不錯的，人口80萬，是陜甘寧地區(qū)的兩倍，物產也豐富，問題是能不能站住。

國民黨中央軍來了，甘南勢必要丟掉。那么從什么地方再搞一塊根據地，作為四方面軍發(fā)展的基礎，成了不僅是張國燾，也包括四方面軍很多干部的共同心愿。

寧夏戰(zhàn)役計劃終止之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決定將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遠營改到安西，后來又改到新疆哈密。其主要原因是蘇聯(lián)政府擔心蘇日關系出現(xiàn)麻煩，如果從外蒙進來，就會和日本發(fā)生比較大的沖突。

這樣一再改變，形成了什么局面呢？9月11日，共產國際警告，同意紅軍部隊占領寧夏區(qū)域和甘肅區(qū)域西部計劃，同時堅決不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以免其脫離中國主要區(qū)域，成為邊緣化的力量。

但是兩個月后，11月3日，共產國際電報，不得不把援助地點調到哈密，這就使得接收裝備的紅軍必須大縱深西進。這個局面是最初各方面都沒有想到的。

援助地點越來越遠，時間也越拖越久，從1936年的12月拖到1937年的二三月，最終成為過早渡河的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越走越遠的重要原因之一。

【筆者評述】

陜北窮，養(yǎng)不活多少人，這是個客觀的生存環(huán)境。

而中共中央之所以決定奪取寧夏，就是要擴大根據地，改善這個生存環(huán)境。對于紅四方面軍來說，甘南雖好，但也不是久留之地——也是呆不住的。好地方沒人會留給你！

金先生說：“國民黨中央軍來了，甘南勢必要丟掉。那么從什么地方再搞一塊根據地，作為四方面軍發(fā)展的基礎，成了不僅是張國燾，也包括四方面軍很多干部的共同心愿。”有道理啊有道理，可奪取寧夏難道不是“再搞一塊根據地”？噢，因為這是“共同奪取”，于是就不愿去了，而是要自己去河西盤一方天地出來？那么請問，這叫什么？中央決議中給張國燾安上的那幾個“主義”，對上榫頭沒？

嘿嘿嘿嘿，這一回，金先生可算把“孤軍深入”的根子摸到了藤了！

順便說一句：金先生在這個部分有兩個硬傷：

金先生說：“寧夏戰(zhàn)役計劃終止之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決定將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遠營改到安西，后來又改到新疆哈密。”

這個嘛，大BUG哈！共產國際指示是1936年11月3日的，這個時間段中，中央并沒有宣布寧夏計劃終止，還在策劃海原、海打以及打擊中央軍的計劃，還在考慮戰(zhàn)勝胡宗南后繼續(xù)寧夏戰(zhàn)役。而且，不是什么“將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遠營改到安西，后來又改到新疆哈密”，而是先改在哈密，而后在中共中央的爭取下，改在了安西——替西路軍把“孤軍深入”的距離給弄短了！

〖金文原文及引文〗

第三個原因，出在我方的決策上。四方面軍過早渡河，援助沒有到，部隊也不能回來，所以提出，在甘州、涼州、肅州這一帶建立根據地，等待蘇聯(lián)的援助。

這也就是后人看到的“孤軍深入”局面形成的原因。

【筆者評述】

其一，四方面軍過早渡河，是奉了誰的命？這個問題非常要害，金先生應該說道明白。

其二，“援助沒有到，部隊也不能回來，所以提出，在甘州、涼州、肅州這一帶建立根據地，等待蘇聯(lián)的援助。”——這里需要金先生說道清爽的是：部隊不能回來，是什么原因？“所以”二字，從何談起？在共產國際指示未到而寧夏戰(zhàn)役計劃仍在執(zhí)行的時候，難道他們沒盯著這疙瘩，準備在這疙瘩大有所為？取涼州，這可是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早就策劃要盤下來的地方哈。

給個提示，金先生不妨參見一哈《張國燾對紅四方面軍迅向西北進之大計方針指示致徐向前、周純全電（1936年9月13日）》、《徐向前對作戰(zhàn)部署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陳昌浩電（1936年9月15日19時）》，以及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置中央屢電指示而不顧，推翻西北局會議決定，執(zhí)意要經臨夏西渡而不果的事實。

至于“等待蘇聯(lián)的援助”，呵呵，這可是個從天而降的餡餅，意料之外的。

當然，打定主意要西去的人，樂得撿了這個餡餅當旗幟用啊。

金一南先生《心勝》中關于西路軍部分的硬傷㈢

一、金先生文章第三節(jié)，說道了西路軍放棄三次東返的問題。

但他的頭一句話，就是一個大大的硬傷。

〖金文原文及引文〗

如果援助越來越遠，一味等待下去，會面臨重大損失，可以選擇回來。但西路軍為什么沒有東返？

從全過程來看，西路軍有三次東返的時機，但都沒有實現(xiàn)。

【筆者評述】

 “如果援助越來越遠”這一句，請問金先生是從何說起？共產國際1936年11月3日電變更的交貨地點是哈密，中共中央隨之要求改在安西，此間西路軍又向涼州及其以西進了，那應該是距援助越來越近，怎么就成了越來越遠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什么時候告訴過西路軍首長就地等待物資送來？

關于三次東返，金先生的敘事省略了太多的細節(jié)。但有幾個題應該很清楚。

其一，西路軍進至甘州以西，是自己走不動停下來的，不是中央強令他們停下來的。

其二，西路軍在甘州以西走不動了，要求中央要么派四、三十一軍前來歸建，要么讓遠方物資送到高臺，并沒有要求“繼續(xù)西進”。

其三，在高臺、臨澤建立根據地，是西路軍首長年前就策劃的計劃，在甘州以西西進不能，東返不愿的情況下，中央指示他們按他們的原計劃，就地建立根據地。這個責任，算不到中央頭上來。

其四，至于西路軍為什么放棄東返的，有一大堆文獻電報可查。既然金先生說得不多也不清爽，筆者也就不多說了也不多言了——有心者看電報去吧，看完看懂再說別的。

二、金先生在其文章第四節(jié)，談到了“西路軍為什么損失慘重”的問題

其一是輕敵，又引出了李先念談話等例證，因為沒有出處，筆者不予置評。

其二，金先生說到了高層決策分歧。

金先生在這個問題上BUG很多。比如：

〖金文原文及引文〗

1936年6月，張國燾剛剛取消“偽中央”，對四方面軍的影響還是很大的。當時毛澤東與張國燾對紅軍發(fā)展方向和方式各執(zhí)己見：先河東還是河西，先向南還是向北，先建立根據地還是先接通遠方，先滅馬家軍還是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還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調不一致，緩急不一致，方針不一致。西路軍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艱苦作戰(zhàn)的。

實際上，當時在中央領導層內部分歧是很大的，而我們也不能說張國燾完全不服從中央指揮。因為張國燾時任紅軍總政委，中革軍委的第二領導者，中革軍委主席是朱德。

【筆者評述】

筆者在此請教金先生，毛澤東與張國燾在“先建立根據地還是先接通遠方，先滅馬家軍還是先取得援助”有什么分歧？“先建立根據地還是先接通遠方”的問題是由誰先提出來的？“先滅馬家軍還是先取得援助”又有什么分歧？這個問題誰提出來過？能不能亮亮證據？

至于“而我們也不能說張國燾完全不服從中央指揮。因為張國燾時任紅軍總政委，中革軍委的第二領導者，中革軍委主席是朱德”，這句中的“因為”二字用得不好，這個“因為”與服不服從中央指揮，沒有唯一對應的邏輯關系。有這個位置并不代表著就一定會服從中央指揮，這個事例就太多了——當年草地分裂的時候，張四燾是權力很大的紅軍總政委，不是照樣跟中央擰著干直至成立偽中央么？

再如：

〖金文原文及引文〗

張國燾支持寧夏戰(zhàn)役計劃，是將寧夏戰(zhàn)役看作另辟根據地的非常好的機會。他積極指揮四方面軍部隊搶先渡河，主要是為了在河西找一個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陳述他的部署：

四方面軍主力迅速取得寧夏定遠營，取得物資后，再與主力回擊深入之敵就更有把握了。

張國燾的意思是先到寧夏，先拿裝備。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軍共同取裝備，包括二方面軍也共同到定遠營。如果不明白當時三個方面軍之間的分歧，和來自不同的根據地、不同山頭之間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難明白西路軍的形成及其后來錯綜復雜的行動。

10月2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致電彭德懷，要他與張國燾共商：

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暫不渡為宜；

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

幾乎在毛澤東要求彭德懷與張國燾“共商”的同時，10月24日晚三十軍已在靖遠以南的地區(qū)渡河，“共商”幾成多余。雖然今人不知曉當時彭德懷是否還來得及與張國燾“共商”，但三十軍的過河總算還有一份中央的背書，九軍的過河呢？

毛澤東24日剛講“九軍擬暫不渡為宜”，25日晚九軍就開始渡河。說九軍不服從中央命令，但九軍得到了中革軍委朱德、張國燾聯(lián)名的命令，朱德是中革軍委主席，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其實當時主要是張國燾的意思，朱德被張國燾完全架空了。

10月26日，張國燾命令九軍、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渡河。就在渡河的當天，中央以絕密電致前敵總指揮彭德懷：

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

涼州在西面，寧夏在北面，張國燾有意向西不向北。10月27日，九軍及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全部過河。同日，彭德懷、聶榮臻分別向中央報告張國燾有意破壞預定計劃。寧夏戰(zhàn)役計劃首先擊破南敵，四方面軍一個軍渡河，兩個軍留在河東，與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共同擊退南面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關麟征等部。由于四方面軍的幾個軍都渡河，首先擊破南敵的方案流產。

【筆者評述】

這段的BUG實在太多。

其一，“張國燾支持寧夏戰(zhàn)役計劃，是將寧夏戰(zhàn)役看作另辟根據地的非常好的機會”，金先生應該說明，這個“另辟根據地”在哪里？是在寧夏么？如果不在寧夏在其他地方，請問還能叫做“支持寧夏戰(zhàn)役計劃”么？

其二，“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軍共同取裝備，包括二方面軍也共同到定遠營”，請問中央有這個意思么？哪個電報表達出來的？如果真是這樣，紅四方面軍主力過河后，中央為什么反復催促去取中衛(wèi)向定遠營前進？而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有這個意向么？為什么？

其三，金先生引用了張國燾1936年10月28日電報的一句話：“四方面軍主力迅速取得寧夏定遠營，取得物資后，再與主力回擊深入之敵就更有把握了。”

而該電原文是：“迅以一個軍出定遠營……取得物質后，再以主力回擊深入之敵，那就更有把握了。”此前的26日電中則稱：“是否允許用四個軍去打中衛(wèi)、北關須考慮”。而事實是，紅四方面軍主力三個軍過河，并無向定遠營前出意圖。而且，數十年后，徐向前在與黨史工作者廖蓋隆等的談話中，也說明了他們當時不愿去定遠營的原因——

過河后，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么小，這么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源蚨ㄟh營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

這說得還不夠清楚么？——而且有徐陳那幾天自請西進涼州的電報為證。

關于這個問題，還是毛澤東瞅得明白看得清爽——金先生也引了這個電文：

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

這是10月26日毛澤東提醒彭德懷的電報，是他老說準了，還是金先生說得準？

其實，金先生說“幾乎在毛澤東要求彭德懷與張國燾“共商”的同時，10月24日晚三十軍已在靖遠以南的地區(qū)渡河，“共商”幾成多余。雖然今人不知曉當時彭德懷是否還來得及與張國燾“共商”……

其實，這個“共商”早在24日白天就進行了——當日16時，朱、張電告中央：“關于根據新任務由德懷同志提出之戰(zhàn)役計劃要旨，我們完全同意”，而這個“計劃要旨”的內容如下：

第一步，野戰(zhàn)軍主力略取靈武、金積，于黃河南岸努力解決渡河技術。三十軍、四軍略取景泰、向中衛(wèi)攻擊，吸引馬鴻鴻逵主力向中衛(wèi)增援。控制蘭州、一條城、靖遠黃河左岸。

第二步，渡過黃河襲占平羅城、控制石嘴山、鄭白橋、聚保堡地區(qū)，在可能時進占澄口，控制寧夏門戶。以一部襲定遠，接受蘇聯(lián)物資幫助后，再進攻省會。為接運遠方資財，已收集百余只駱駝作運輸工具。

而這個被張國燾稱作“完全同意”的“計劃要旨”，當天就被張國燾等棄之如敝履。先是九軍西渡，進而要求全軍西渡。請問這叫什么？這叫“支持寧夏戰(zhàn)役計劃”？

金先生后來說到了“錯判”，舉出了三個“證據”：

〖金文原文及引文〗

所以，西路軍在西部的行蹤不定，來回反復，包含有中共中央對形勢判斷的來回修正。當時以為東北軍能有很大影響，最后證實它沒有太大影響，對馬匪則幾乎沒有影響。

為了援助西路軍，1937年1月2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

西路軍領導機關??要求我們把二馬弄好，并要求四軍、三十一軍西去援助，軍委已屢電指出其弱點，但一方面我們應盡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馬方面西安尚有辦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學忠對馬步芳來一威脅，謂不停止進攻，紅軍主力即將攻擊青海，如停止進攻，則西路紅軍可以甘州為界，甘州以東不相侵犯。

當時對東北軍抱了希望，也對馬匪抱了希望。

中央2月6日致電周恩來：

與于學忠商調1師、2師進駐永登紅城子與西路軍配合。

希望東北軍在西路軍解除困境方面發(fā)揮作用。

2月24日，毛澤東再電在西安作為國共和談調解人的周恩來：

聽說馬步芳很愛錢，請你考慮是否有辦法送一筆錢給馬，要他容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二馬有代表在西安否？

后來有些人講，毛澤東想讓西路軍陷入絕境，這完全是信口雌黃。毛澤東恨不得收買馬步芳，讓他放過西路軍。聽說他很愛錢，便問“是否有辦法送一筆錢給馬步芳，要他容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說毛澤東當時對馬步芳抱有幻想，小看了其干到底的決心，是不得不認的事實；說毛澤東想讓西路軍覆滅，見死不救，則是不折不扣的污蔑。

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人經歷過很多失敗，西路軍是其中一個重大失敗。怎么總結出經驗教訓來？經驗教訓的總結來自于它的客觀，指揮層面、統(tǒng)帥層面都有問題，都有加以檢討的必要。而我們不能用統(tǒng)帥層面的問題掩蓋指揮層面的問題，也不能企圖用指揮層面的問題掩蓋統(tǒng)帥層面的問題。

1988年徐帥的《歷史的回顧》出版，他總結了四點西路軍的歷史教訓：

第一，任務多變。

第二，戰(zhàn)場主動權的喪失。

第三，戰(zhàn)場指揮缺乏機斷專行。

第四，對蔣介石的輕信。

【筆者評述】

此段前說了“錯判”之一二：其一是“錯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的難度”，其二是“高估了東北軍對西北軍閥的影響”?？偠灾熑味际侵醒氲摹?/span>

這里頭的BUG，筆者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經說道。這里簡單再補述幾句。

要求西路軍東返配合的問題，西路軍首長認同了么？如果不認同，這個責任如何算到中央頭上？“高估了東北軍對西北軍閥的影響”從何談起？西安事變三天后周恩來、博古致毛澤東等電稱“于學忠與回民關系比我方更壞，對二馬不能派人疏通”，這叫“高估了東北軍對西北軍閥的影響”？

至于2月6日電，金先生又不把電報引全——中央在該電中說明了緣由的：

（甲）馬步芳、馬步青殺害于學忠委派之甘州高臺縣長及東北軍在甘北之人員，步芳之第三旅在民和布防，威脅甘省后方，此事于應注意。

（乙）在目前甘省中央軍尚未撤退之時機，為鞏固蘭州計為推廣駐區(qū)計，為防二馬和配合西路軍計，于學忠最好能調一、二師進駐永登、紅城子一帶，一部向古浪伸進。

（丙）此事請即與于學忠商決，以快為好，因西路軍甚須于之配合。

中央急于為西路軍解困，肯定是啥法都要想。但這個辦法靈不靈，有多靈，都對西路軍的行動產生不了什么影響，中央能知不道？難道中央沒有在一邊想盡用盡各種辦法來為西路軍解困的同時，一邊也要求西路軍立足于自身來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沒跟西路軍首長說清楚道明白，而強令他們坐等天上掉餡餅？請問這算什么罪過？這算什么誤判？是不是中央不想這個辦法不與于學忠商洽這個“配合”了，就不是“錯判”了？這是什么邏輯？這是什么道理？

金先生在后頭言及毛澤東要拿錢為西路軍買命，也同樣是這個道理！是不是中央不想這個辦法不試這個辦法，就不是“錯判”了？再者說了，后來西路軍失散被俘人員逃脫東返，中央不也通過各種關系包括拿錢打通各種關節(jié)為他們買路買命了么？這又是不是“錯判”耶？

講道理，是不是還是要多少顧及點邏輯？

金先生說得最過份的話是這句——

我們今天研究西路軍問題，切忌“大翻燒餅”。過去講西路軍失敗是張國燾路線錯誤的損失，今天又講西路軍失敗是中央決策的損失，兩種講法都有問題。

所謂“過去講西路軍失敗是張國燾路線錯誤的損失”，那一定是從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中開始的，那個迄今未被推翻的決議中有這么一句話：“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今天看來，這個決議這個結論是非常節(jié)制的，并沒有說西路軍首長執(zhí)行了張國燾路線，這也含有要解脫和團結大多數的意圖。金先生認為這個結論有問題，那么請問是什么問題？講錯了什么？如果這筆爛賬不算在張國燾頭上，那么該算到誰的頭上？張國燾他冤了么？冤了什么？冤在哪兒？

有人對“西路軍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最后破產”不滿，認為是對西路軍廣大將士不恭不敬，請問這是什么道理？路線錯誤跟廣大將士有什么關系？遠的不說，就說遵義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中，不是也有“……機會主義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理論與實際，在第五次戰(zhàn)爭中是完全破產了”的結論么？這是不是就讓中央紅軍全體紅色戰(zhàn)士們都蒙了冤受了屈哩？這樣的邏輯，說得通么？

把西路軍廣大將士拉來為領導人的錯誤遮臉買單，那才真正是讓人家蒙了冤受了屈?。?/span>

還有，金先生引出了一位歷史當事人總結的歷史教訓，卻不知為什么沒把內容引出來？請問有啥忌諱？能不能說來聽聽？

最后說一句：史學不是文學，走不了捷徑的，要想弄清說清問題，還得多下笨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