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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 饒毅（北京大學教授）

      今天的“科學精神在中國”論壇，我想講兩點，都與科學精神有關。第一點科學精神與中國科技體制；第二點是科學精神與中國走向世界。

我們都知道科技體制和其他體制一樣，對我們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科技體制對我們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的不斷發展非常重要。很長時期經過很多人努力改革我們的科技體制。其中有一個簡單的問題，什么時候科技體制改革到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兩層：第一，科技體制的改革是一個永恒的，隨著不同的時間、空間，科技體制需要不斷地調整，這是從長遠來說。第二，在一定時間和地點，科技體制改到一定的模式，應該到位了。

但是，如何判斷到位了？

這就要看體制是不是真正支持了有德、有才、有能的科技工作者有效地開展科技工作。

在不遠的過去，中國的科技界曾出現過無德、無才、無能主導中國科技界的現象。今天不能說百分之百還是是這樣，而是有所改進，但是還有很大的改進的余地。

我們科技體制改革有沒有到位的關鍵標準：有德的科學家能否成為我們中國科技界的代表，有才華的科學家能否主導我們的科技體制，有能力的科學家能否得到我們有效的支持。

在頂層我們需要確立科技體制支持有才、有德、有能的科技工作者之外，我們還有一個最簡單的低端和邊線，就是科學精神要求的求真、實事求是。這本來應該是最容易做到，因為我國科學技術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了，而不是以前那樣隨便一個故事都可以騙某些媒體和領導的情況。

在大量科技工作者從事扎實科學工作的時代，我們的底線不應該繼續滑坡。

今天，我國科學底線滑坡的突出例子是武漢大學的李紅良。他十七年如一日，從他在暨南大學讀碩士研究生、加拿大做博士后，到武漢大學做教授期間，他經常在同一篇文章把同一個結果用在不同的圖片里，當成不同的實驗。他的作弊非常拙劣、很容易識破，可是他不僅長期得逞，而且在揭發之后，相關的單位，無一進行嚴肅處理。在國家得到各種獎勵也沒有被撤銷。

首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是我國享有盛譽的組織，基金會從上到下都知道李作弊的事實，可是自然科學基金會居然不肯處理，而找借口，例如要武漢大學先調查。事實上，自然科學基金會完全不用依賴武漢大學，而可以自行從論文看到李紅良的作弊。但是自然科學基金會居然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對我國自然科學的基本道德底線視而不見。其次，還有一些機構，例如上海的談家楨基金會，不久前給李紅良發過獎。也不處理。獎勵應該是榮譽，被獎勵的人突破了底線，發獎的機構因為沒有人公開批評基金會，就裝聾賣傻，那么這種基金會發的獎就不是榮譽。今天我們這里指出了，看看談家楨基金會是繼續裝聾賣傻，還是為了其他獲獎者的榮譽而處理李紅良。如果不處理，那么談家楨基金會的獎就不是榮譽，而是恥辱，我們拭目以待談家楨基金會明年是頒獎、還是頒恥。第三，武漢大學作為在這一事件出現之后，幾天之內就跳出來說沒有問題。那之后李紅良被揭發出更多問題。武漢大學有良心的師生、武漢大學的有底線的校友都在出汗。如果讓李在武漢大學做教授，浪費國家的經費，浪費武漢大學提供的空間，還能夠招研究生，研究生去他那兒學什么？他不符合科學的基本的求實的精神。如果李紅良造假了，而不被處理，等于是鼓勵其他師生可以舞弊。如果不處理舞弊的老師，憑什么處理舞弊的學生？如果不處理李紅良，就是提倡沒有科學精神最基本的底線。

科學精神同樣與走向世界有關系。我們今天有很多老師、學生參與國際交流。我們有很多需要向西方學習的部分，可是西方、包括美國有優點也有缺點。美國的科技體制在過去幾十年建設得比較好，所以它的科技機構的領導人相對來說不那么重要，放一個科學做得還挺好，但不需要特別杰出的人，也不需要特別有才華的人就能管一些機構。例如現任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NIH）的院長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他在科學上做得挺不錯，但并非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在有些認識他的同輩科學家里面，還有人認為他比較平庸。他的科學最重要的、最著名的發現是1980年代克隆了人類的囊性纖維化（CF）的罹患基因，這個基因在白人的突變頻率非常高，1/20的攜帶者，在白人里面是非常嚴重的遺傳性疾病。他的工作里面與當時在加拿大的徐立之教授競爭，任何仔細看這個工作的人都知道，徐立之的工作比他重要。這對一般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常識，但是事實。柯林斯的學生曾經造假，柯林斯也知道出來承認錯誤，公開撤過幾篇文章。讓他做不需要改革的行政工作，例如NIH的院長還有一個原因：美國人民的科學精神比較差。美國人民的科學精神差表現之一是很多人相信猶太基督這種單一神教，這種神教在根本上與科學是沖突的，它們不是我們中國人理解的佛教行善就好，它們最根本的一條是信仰上帝的存在，然后再談其他事情，所以猶太教基督教從根本上違反科學精神。猶太人為什么要信這個宗教？人家可憐巴巴地被打得在世界上到處流浪，部分猶太人信不信是小眾的事情。基督教承接猶太人而發揚光大之是一個突破道德底線的事情。承接了猶太教成立的基督教，反過來踩猶太教一腳，同時也不允許穆斯林自己發展出一個宗教，基督教是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一個蠻橫無理的宗教。當然它也有一部分優點，它的根本是一個缺點是與迷信和愚昧分不開。但美國很多人信宗教，在美國的所有總統里面，沒有任何總統敢說自己是無神論者，全部說自己是信基督教的。

美國大部分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科學家是不信宗教的，但他們派了一個科學家里面的異數（少數派、極端少數派）去做NIH的院長，因為柯林斯信基督教。他在保守政府可以簡單地要錢，他去國會作證的時候也比較容易，免得別人質問他有關宗教的問題。所以他在這樣的情況下做了NIH的頭兒，不表明他能代表美國科學，而是為美國科學可以起到服務作用。

最近柯林斯碰到了以前沒有處理過的問題。美國科學家長期扮演營救其他國家受難科學家的角色，他們自己比較少很大沖擊。現在美國出現反智主義總統上臺，把美國的問題都歸罪于外國、抱怨不是白人的美國移民。柯林斯碰到這樣的問題骨頭就軟了，在國會他也把外國、把中國、旅美華人當作替罪羊往上推。一方面是美國科學家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處理。另外一方面，這跟柯林斯本身不是一個有脊梁的人有關。在這種怪外國、怪中國的情況下我給他寫過信，這封信可以供中國外交人員進修英文、進修有理有利有節的理性辯論。（饒毅致信美國科技官員：科學家應該有脊梁）

《南方周末》有一個記者寫了一篇批評我的文章，他是一位不懂美國、不懂科學的文科記者。他習慣性批判中國，頌揚美國。同樣，出現美國白人和中國人意見不同的時候，他自動頌揚美國白人，批黃皮膚的中國人。我可以告訴大家美國的白人科學家、英國的白人科學家都跟我明確表示，我寫得對。《南方周末》的那位記者應該投奔北大，作為我的學生，經過輔導后再回去上班，免得《南方周末》專業水平繼續下降。

當我們走向世界的時候，我們既要學習別人，也要知道別人的錯誤。他們做錯了，我們要批評，我們自己做得對，就應該堅持。我們做錯了的時候，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要改進，這樣才是實事求是、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