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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專門研究美國式的腐敗，沒有為別的國家、地區和組織的腐敗進行掩飾的任何目的。

有人說美國是民主國家的典范，沒有腐敗。其實，這是個誤區，是美國用所謂的“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欺騙世人造成的結果。只要你全面深入的研究美國，就會發現美國式的腐敗是非常瘋狂的，已經成為美國式民主墜入深淵的奪命殺手。

關于腐敗，不同的人可能給出不同的定義。好搜百科對腐敗的定義是：運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腐敗的定義是：“腐敗是濫用公共權力以謀取私人的利益。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腐敗是指國家官員為了謀取個人私利而違反公認準則的行為。”邁克爾•約翰遜采用廣義的腐敗定義，認為腐敗是指對公共角色或資源的濫用，或公私部門對政治影響力量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邁克爾•約翰遜(引自Elliott，1997)根據政治和經濟機會的不均等性將腐敗現象劃分為4種類型：1、利益集團競爭型腐敗：利益集團憑借各種經濟資源(競選捐款、其他的各種禮物、公然的賄賂)來尋求其對社會的影響，如美國、英國、德國等。2、精英統治型腐敗：他們控制著經濟機會以此獲利，操縱著政治機會(有價值的稀缺商品)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報答。在某些國家中，政治人物、官僚以及整個政府機構都在進行經商活動或成為企業的合伙者，如日本、韓國等。3、半施舍型腐敗：精英們不僅政治的參與性較大，而且還可在激烈競爭和相對稀少的經濟機會中尋求權力。掌握權力的不僅有政治組織，而且還有更為邪惡的集團，如意大利和俄羅斯的“黑手黨”，哥倫比亞的販毒集團，也包括中國各地的“走私集團”與海關官員的內外勾結。4、施舍機器型腐敗：利用施舍組織控制政治競爭，控制政府，攫取經濟利益。第二種和第三種腐敗常處于控制之外，同時為黑手黨利益和政治精英服務，威脅到政治的穩定，導致道德衰敗、社會不滿、政治分離。

一、美國式的腐敗

美國式的腐敗以利益集團競爭型腐敗為主要形式，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普通的腐敗。

（一）普通的腐敗。屬于一般意義上的腐敗，指利用公權力謀取私人利益。1868年到1871年，美國前紐約市議員和國會議員威廉特威德任坦慕尼協會老板時，紐約市腐敗達到了頂峰。據不完全統計，他直接或間接盜取國庫的金額不少于3000萬美元(按1870年美元價格計算)，甚至高達二億美元。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美國，通往司法公正的道路被金錢和權力堵塞，政治機器影響并操縱著各州和地方法官的選派過程，并把持著法官席位的任命權。于是，許多法官紛紛淪為政治機器的幫兇或傀儡，而不再是司法公正的代言人。由坦慕尼協會老板特威德挑選的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卡爾多佐就是多次司法腐敗案件的主謀之一。在其包庇下，上百名與特威德集團有瓜葛的罪犯被減刑或赦免。此外，工商業巨賈通過行賄立法者、法官和陪審團干涉判案過程的事件也屢見不鮮。

1883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彭德爾頓法》，確立了一套以功績制為核心的文官選拔和獎懲機制，打破了政治機器壟斷職位任命權的局面，從而重挫了分贓交易者的囂張氣焰。此后，為保證政府廉潔、防止金錢對選舉的滲透和腐蝕，國會相繼通過了一系列與抑制腐敗密切相關的法律，比如禁止公司向聯邦公職候選人捐款的法律(1907年)、競選經費公開法(1910年)、聯邦反腐敗行為法(1925年)和禁止聯邦文官參與政黨活動的哈奇法(1939年)等。這些法律反映出廉潔而高效的政府應遵循的三個原則，即高度透明性、強烈的責任感、權力限制。隨著美國對政府道德標準的不斷修訂，其所謂“現代公共道德管理體系”亦開始逐步走向成熟。

各種反腐敗法律的制定，對于腐敗的打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沒有完全消滅。

2007年9月8日美國工人日報道，美國新澤西州特倫敦檢察長辦公室9月6日宣布，聯邦調查局端掉了當年全美最大的貪污腐敗案。包括兩名市長和兩名州議員在內的11名政府公務員涉嫌公開索賄，這些涉案官員面臨著罰金20萬美元和監禁20年的嚴厲處罰。

人民日報社《環球人物》雜志（2009年第5期）《美軍500億貪腐窩案》一文報道，負責伊拉克重建工程的美國陸軍后備役上校科蒂斯•G•懷特福德，與承包商串通一氣，貪污了500億美元。除此之外，尚有1000多億美元的伊拉克戰后重建資金不知所終。

2009年2月13日，美國新澤西州聯邦法庭。當美國陸軍后備役上校科蒂斯•G•懷特福德步入被告席時，記者們競相按下相機的快門，因為此人正是涉嫌揮霍500億美元伊拉克戰后重建資金的元兇，身負1項“陰謀罪”、1項“受賄罪”和11項“詐騙罪”的指控。他甚至被伊拉克、歐洲和美國媒體稱為“超級碩鼠”。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01年1月上任時仍然持有與國防和生物科技相關的私人公司的大量股票。其中包括吉利德科學公司的大量股票，該公司擁有克流感專利權。2005年7月，五角大樓購買了價值5800萬美元的克流感，幾個月后，衛生部宣布，要訂購價值高達10億美元的克流感。如此官商不分，讓人嘆為觀止。2006年，拉姆斯菲爾德宣布辭職前三周，布什簽署了國防授權法，該法規定遭遇公共健康急難，總統可調用軍隊實施隔離檢疫并確保疫苗供應。這對吉利德等制藥業是大好消息，短短五個月，其股價上漲了24%。2001年1月，吉利德公司的這支股票大約7.45美元，拉姆斯菲爾德卸任時，這支股票每股價值67.6美元，一共上漲了8.07倍，拉姆斯菲爾德單單從這支股票身上獲利就達4000萬美元左右。

（二）選舉捐款。這是利益競爭型腐敗的一種，就是在總統和國會議員、州市長和議員選舉時，利用政治捐款，選出能夠最大限度實現自己和公司、機構利益目標的總統和議員，一次達成目標，最少可管用一個任期。

美國號稱是世界最民主的國家，總統和國會議員、各州州長和議員的選舉都是一人一票。表面看，美國的總統和國會議員選舉是一人一票進行的。但面對共和黨和民主黨各自十多個總統候選人、500多個美國國會議員位子的眾多候選人，還有數量非常龐大的州、市長候選人，州、市議會議員，普通民眾怎么去選擇？于是，每到大選年，眾多的候選人，要到全國、全州、全市民眾中進行選舉造勢，要利用電視、報紙等眾多媒體宣傳造勢拉票。要參加眾多的候選人辯論，用以展示自己的執政綱領。這一切的競選活動都需要金錢。金錢，成為影響選民選擇趨向的最最重要的影響力量。

美國法律允許候選人向社會募款，用以展開候選人的競選宣傳活動。早期，美國法律對競選捐款有過嚴格的規定。美國的總統選舉在捐款問題上有嚴格的法律規定，美國國會在1972年和1974年修改了《聯邦競選法》，對籌款數額實施進一步限制。每位捐款人最多只能向每位候選人捐款一千美元，候選人向自己捐款也是如此。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以及2014年對“麥卡欽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進行審判，因兩起訴訟案都得到了最高法院五名共和黨法官的支持形成判決。這兩起判決歷史性地允許美國政治和司法活動無限制地接受秘密資金（包括境外資金）。從此以后，美國總統和議會選舉的秘密捐款逐年增加。據美國權威機構統計，在美國，競選國家公職官員費用呈幾何級數上升，1860年林肯競選美國總統花費僅10萬美元。這種花費到1980年達10億美元，2008年猛升到24億美元。美國參議員的平均競選費用目前也達500萬美元以上。美國大選的費用到了2012年就一下猛增到60億美元。據美國有關機構預測，2016年的美國大選費用，可能要達到100億美元。

（三）院外游說。這是利益競爭型腐敗的另一種形式，如果說選舉捐款是“一錘子買賣”，“捐”成一個總統或議員，可以讓總統或議員為自己公司謀利最少一個任期，那么，院外游說則可以是“細水長流式”的買賣。就是每日每時利用金錢收買總統或議員為自己的公司謀取利益。

在美國，從建國開始，就允許公民和公司、機構對總統或國會議員進行游說，以此來影響總統或國會議員對國家政策和法律的選擇、建立和修改，從而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美國，院外游說，被稱之為體察“民意。”但從實際情況看，有能力通過游說影響總統和國會議員的，大多是金錢充裕的大公司，一般民眾不可能通過游說來影響總統或國會議員，因此，所謂體察“民意”，并不是真正的民意，而是金錢的意愿，簡稱“金意。”

根據美國《國家》(The Nation)雜志報道，華盛頓現有注冊說客12281人;另據分析人士說，實際上美國從事說客工作的人或多達10萬之眾，這一產業的年收入高達90億美元。位于白宮北面和和國會西面的“華盛頓K街”更是集中了各大游說團體、金融機構、公關公司、律師事務所、民間組織、智庫和高級餐廳，被戲稱美國“第四權力中心”

在歷史上的多次丑聞被揭露出來之后，美國國會于1995年通過《聯邦游說管理法》，規定一個人只要使用20%以上的帶薪時間從事影響政策的活動，便須登記為“說客”;說客可以招待議員餐飲，一次花費須在50美元下，一年內的所有花費不得超過100美元;原議員及其助手、所有的公務員在離職后的1年內不得游說國會。

不過，規定只是規定，說客們也變出更多花招來掩飾他們的行為。請吃飯送禮不成，便大量購買議員所撰寫的書，或者在他們舉辦活動的時候，特別是在競選的時候為他們出力“募捐”，更常見的方法則是請政要們“演講”，一次的出場費常常高達二三十萬美元，照樣可以完成利益輸送。

中評社華盛頓2014年8月31日電《“歷史終結論”者福山語出驚人：美國腐朽中》一文指出：過去40年，美國利益集團的游說業的爆炸性增長令人瞠目，1971年僅有175個注冊說客，1981年增加到2500個，2009年增加到13700個，年開支35億美元。

據美國盡責政治中心公布的報表，資本利益集團近年來在說客身上的花費與日俱增，1998年為14.4億美元，2011年已狂飆至33.3億美元，十四年時間增長幅度達131%。

二、美國式腐敗的目的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和悉尼大學政府與國際關系學院共同完成的“選舉公正項目”在比較各國選舉是否滿足國際選舉公正性標準時認為，美國擁有老牌民主國家最糟糕的選舉，特別是在選舉籌款和選民登記方面。據民間組織“代表我們”提供的數據，過去5年中，全美200家最熱衷于政治活動（大選捐款和院外游說）的公司共花費58億美元影響美國政策制定，獲得總計4.4萬億美元的經濟回報。

資本家最講究的是投入產出比，就是用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產出。無利不起早，沒有最大產出的投入，資本家沒有一個會去做。

（一）爭取工程項目

2002年1月25日,人民網軍事論壇發表文章《賣軍火攪得風云變幻，用金錢影響內政外交----軍工集團牽扯全美利益》，文章指出：為了更加有效的對美國政府及國會施加影響，美國各大軍工集團還專門組織了勢力龐大“院外集團”，并利用提供競選經費和拉選票等手段對美國立法機構、行政部門和法院進行游說，以確保他們制定和執行的政策符合本集團利益。2001年10月26日，美國國防部同洛克希勒---馬丁公司簽訂了生產3000架下一代主力戰機JSF的合同。為了爭奪這筆多達2000億美元的訂單，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曾在事前展開了規模空前的推銷和游說戰。美國官方資料顯示，在本屆總統選舉中，作為總統候選人的布什從軍工企業集團籌集的資金是戈爾的15倍。連美國千總統納爾遜.洛克菲勒也不得不承認：“院外利益集團在指導美國的對外政策”。

由美國大公司提出的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協議)，表面上講是自由貿易協定，但其實質是幫助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突破其他國家、集團主權壁壘、進行經濟入侵的協議，美國的大型跨國公司是TTIP和TPP的最大受益者。美國民主黨考慮兩個協議或導致更多的美國民眾失去工作，導致美國中產階級逐漸變窮，如同美國大型跨國公司力推的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那種后果。2015，保障兩個協議在議會快速通過的“快速通道”法案，遭到美國民主黨的激烈反對。奧巴馬本屬于美國民主黨，但在推動TTIP和TPP在議會快速通過的過程中，完全站在共和黨的立場，努力的說服民主黨人，同意通過TTIP和TPP。這個現象看起來有悖常理，但要仔細分析，實際上是奧巴馬在還債。因為奧巴馬能順利當上總統，最大的捐款者，就是美國的大型跨國公司，應該說，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他在總統選舉時最大的支持者辦了一件天大的事。

（二）爭取減免富人稅收

2015年12月29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在美國，有錢人才能享受低稅率》。文章指出，在1993年到2012年的20年間，作為初次分配，前1%的富人收入增長了86.1%，而后1%的窮人收入僅增長了6.6%，除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作為二次分配的稅收方面的不平等狀況，也令貧富差距雪上加霜。由于股票等投資受益的稅率低于工資收入的稅率，富人的非勞動所得變得成本更低，將依靠工資生活的中產階級和工薪階級甩在了身后。

文章指出，占全美不到1%的富人，利用給參選的總統候選人捐款，給國家稅務部門捐款，利用游說人員游說美國政府工作人員、國會議員給富人減稅，利用專業律師，在稅務法庭援引晦澀難懂的法律條文，以及與美國國內稅務與局私下協商，穩步的消減了政府對自己征稅的能力。結果，他們創造了一種私人的稅收制度，而且這個制度僅服務于幾千個美國最富的人。

據美國國內稅務局的統計，克林頓擔任總統時，400位全美收入最高的人，將他們收入的27%，繳納了聯邦稅收。而2012年，奧巴馬再次當選總統時，這個稅率已經下降到了不到17% ，僅僅比年收入10萬美元的典型美國家庭高出一點點。

在美國西北大學研究經濟領域精英人物的政治學者杰弗立.溫斯特說：“這些超級富豪們僅僅為這些納稅咨詢服務付了幾百萬美元，卻少交了幾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稅金。”

2014年3月5日，第一財經發表王玉鳳《奧巴馬再提取消富人減稅優惠，2015財年預算案難闖國會》文章，文中提到：一直以來，美國稅收體系中的漏洞常常被富裕的投資者或者那些提供法律﹑咨詢﹑游說等專業服務的企業主所利用。

以金融業為例，很多美國金融機構從業者早已躋身于美國富裕階層，但是目前的稅收減免政策使得這些金融家們長期投資的資本利得稅僅為20%，而普通行業的高收入員工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接近40%。

奧巴馬對取消富人減稅優惠一直很上心，巴菲特也提出要富人多繳稅。但代表美國最富有人群的共和黨對富人減稅優惠一直持強烈的反對態度。

2010年，奧巴馬簽署了打擊富人逃稅的法令，美國國內稅務局還組建了全球高收入產業組織，俗稱“富豪獵殺小組”，上述組織幫助美國政府追回了數十億美元稅款。但在富豪的游說之下，控制了參議院的共和黨消減了國內稅務局20億美元的預算，使得美國國內稅務局不得不對只有23000個執法崗位消減5000個！共和黨不給你錢，看你稅務局還有多少力量對富豪收稅！

（三）壓制競爭對手

在美國的游說史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說客，阿布拉莫夫。方鯤鵬在《超級說客阿布拉莫夫》一文中指出，阿布拉莫夫成立了一個非盈利機構“國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數次資助國會議員和白宮官員享受國外豪華旅行。2000年5月25日，阿拉布莫夫以“國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名義，給原美國國會眾議員多數黨領袖湯姆.迪萊提供了倫敦、蘇格蘭豪華游。實際花費至少12萬美元。這些資金，是阿布拉莫夫叫他的客戶提前打到“國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賬戶上以供湯姆.迪萊的旅游花費。旅游結束后不久，一項不利于阿布拉莫夫客戶的議案就流產了。

阿布拉莫夫還干過一次兩頭通吃的游說活動。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薩斯州的東部相鄰，路易斯安那州有一個開賭場的印第安人部落，是阿布拉莫夫的客戶，德克薩斯州東部地區也有一個印第安人部落正在籌備開賭場。如果德克薩斯州東部賭場成功開設，路易斯安那州印第安人賭場的客源很明顯會被分流。2001年10月，阿布拉莫夫告訴路易斯安那州客戶，說他打聽到德州議會只差一票就可開放賭場的議案。阿布拉莫夫極力游說路易斯安那客戶，有客戶拿錢，在德州進行反賭場宣傳，組織開放賭場的議案通過。阿布拉莫夫推薦他的一個叫史康羅的人，和路易士安那州印第安部落簽下400萬美元合同，委托史康羅的公司在德州發起反賭場運動，阿布拉莫夫游說德州議會阻止德州賭場開設的費用還要另做計算。在阿布拉莫夫的操縱和游說之下，成功將德州眾議員已經通過的開放賭場議案，到德州參議院后不予表決，無疾而終。

一個賭場可以通過游說打敗同行，獲得區域壟斷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行業的自由競爭，實際上在依靠說客的自由競爭。

說客的游說目的是多種多樣的，客戶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競爭利益，都可以是說客游說的目的。

《紐約時報》2005年11月10日報道，2003年阿布拉莫夫向加蓬共和國總統奧馬爾.邦戈開價900萬美元，作為安排布什總統會見他的游說費。10個月后，2004年5月26日，邦戈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見到了布什。2006年2月21日，美國各主流媒體都在顯著位置報道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默罕默德于前一天告訴新聞記者，阿布拉莫夫版主他2002年會見了布什，游說酬金為120萬美元。

其實，臺灣和以色列，為了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在美國的游說活動也是非常活躍的。

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曾把華盛頓稱為“全世界最腐敗的首都”。他在2002年表示：“我們創立了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中，非法和不道德之間沒有區別。”

三、美國式腐敗的影響

美國式的腐敗對美國以及世界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一）民主逐漸變質為“金主”

在美國，競選國家公職官員費用呈幾何級數上升，1860年林肯競選美國總統花費僅10萬美元。這種花費到1980年達10億美元，2008年猛升到24億美元，2012年達到60億美元，據美國一些機構預測，2016年大選的費用有可能達到100億美元。美國參議員的平均競選費用目前也達500萬美元以上，而國家給予政黨及候選人的經費極其有限，可謂杯水車薪。這樣，“化緣”、找贊助成為西方政黨及其候選人參與選舉的普遍途徑，而捐助者也有諸多需要求助政黨及當權者之處，雙方由此形成一種利益互換的默契。

游說行業在美國的發展蓬蓬勃勃，方興未艾。游說只為富人服務，只為金錢服務。

美國的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手中的全力已經被資本大佬手中的金錢所收購，權力已經不再為民做主，而是一心一意的為“金錢”做主。美國標榜的普世價值“民主”已經完全變質，變成了一切由金錢做主。

（二） 貧富差別瘋狂拉大

在美國式腐敗的攻擊之下，美國的貧富差別越拉越大。

2015年5月23日，上海華爾街見聞發表文章《去年美國上市大企業的CEO薪酬是普通員工的373倍》，文章指出，美國勞工聯合會（AFL-CIO）本周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去年美國上市大企業的CEO薪酬是普通員工的373倍，前年是331倍。去年這類企業的CEO全體薪酬上漲將近16%，普通員工漲了2.4%。

AFL-CIO估算，去年標普500成份股公司的CEO平均年薪約1350萬美元，普通員工平均3.6134萬美元。去年CEO與員工的薪酬差距為2009年以來最大。2000年差距更大，CEO的年薪是員工的525倍。

今年AFL-CIO的報告也將沃爾瑪視為典型，稱沃爾瑪的CEO與員工薪酬比例高達537：1。

喬納森•卡恩的最暢銷書《安息年的奧秘》稱：2008年，有25%年齡段在18-29歲的美國人都認為自己是“下等階層”。但在2014年，竟會有49%的該年齡段的人認為自己是“下等階層”。美國的就業員工比率居然回到1982年的水平上。美國歷史上首次出現關閉企業比新興企業還要多的狀況。

由于“走關系（政治捐款和游說）”代價巨大，一些群體因沒有足夠的資源“走關系”或不屑于“走關系”，要么主張被長期忽視，要么只能通過示威活動引起重視，一些重要的政治議題也偏離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堪薩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艾倫•西格勒表示：“享有資源的和沒有資源的人群之間本來就已失衡，游說的增長更使這種失衡愈加嚴重。”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試圖占領華爾街，有人甚至帶了帳篷，揚言要長期堅持下去。他們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要把華爾街變成埃及的開羅解放廣場。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呈現升級趨勢，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華盛頓游行，如今已逐漸成為席卷全美的群眾性社會運動。紐約警方11月15日凌晨發起行動，對占領華爾街抗議者在祖科蒂公園搭建的營地實施強制清場。美國奧克蘭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場，事件演變為流血沖突。這場活動還得到歐洲很多城市民眾的支持和參與。

新華社華盛頓2016年4月15日電（記者陸佳飛 徐劍梅 劉帥）數千名美國民眾15日在全美30多座城市舉行聯合示威，抗議利益集團和富人階層利用巨額政治獻金操縱美國政治。

當天，數百名抗議民眾在位于首都華盛頓的國會山前舉行游行示威和靜坐，要求國會通過立法，來改變目前特殊利益集團和富人階層能夠無限制向政客競選提供政治捐款的現狀。

據活動組織方介紹，此次示威活動自本月11日持續至18日，得到約100個民間組織支持，已有約4000人報名參與。截至15日，警方以從事“非法示威行為”為由累計拘留抗議者約900人次。

（三） 瘋狂圍堵中俄，企圖在衰落之前突擊建立“世界政府”

美國式的腐敗導致美國普通民眾強烈反對，但實際控制美國的資本大佬的目標是建立“世界政府”，最終實現“99%的世界民眾只擁有1%的世界財富，而1%的美國資本大佬卻要強行占有99%的世界財富”的目標。現在，美國資本大佬實現建立“世界政府”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國和俄羅斯，因此，美國資本大佬已經瘋狂，采取多種措施，圍堵中國和俄羅斯，困死中國和俄羅斯，最終實現建立“世界政府”的目標，瘋狂的從世界民眾身上吸血。

看起來，美國資本大佬的目標就快要實現了。

但是，這種極端自私的統治方式能長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