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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短期周期因素和外部沖擊的影響，我國經濟仍存下行壓力。進入“雙收官”之年，穩經濟與推進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兩大關鍵點，一個是短期的任務，一個是長期但卻是極為緊迫的任務，事關我國未來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

2019年我國宏觀經濟穩中有進，各項主要宏觀經濟指標處于合理區間。2020年是重要而關鍵的一年。這既是歷史上少見的“雙收官”之年，需要高質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任務；也是極為重要的承上啟下之年，要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為“十四五”開局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打好基礎。

2019年我國宏觀經濟總體態勢：穩中有進，內外長短壓力交織

2019年我國宏觀經濟穩中有進，各項主要宏觀指標處于合理區間。經濟持續下行的壓力有短期周期因素和外部沖擊的影響，但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長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因素，我國工業處于持續的報酬遞減趨勢中，制約了投資增長、工業增長，不解決報酬遞減問題，我國經濟便會長期受經濟下行壓力拖累。應當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降低投機回報率、提高創新的回報率，形成報酬遞增以根本扭轉報酬遞減律的限制。

多項主要經濟指標呈企穩趨勢。一是季度GDP增速達6%。2019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分別增長6.4%、6.2%和6.0%。從三次產業的動力來講，由于第二產業處于長期調整中，增長動力繼續減弱，前幾年強勁增長的第三產業也在放慢。前三季度第二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6%，比上年同期回落0.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同比增長7.0%，比上年同期回落0.9個百分點。二是工業增長穩中趨降。2019年1—10月累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6%。從三大部門看，采掘業增加值同比增長4.5%，比上年同期回升2.5個百分點，而制造業和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增加值分別增長5.8%和7.0%，分別比上年同期回落0.8個和3個百分點。制造業增速回落是工業增長回落的主要原因。從所有制看，國有控股企業、股份制企業和私人企業分別增長4.7%、6.7%和7.7%。三是投資增長較為乏力。前10個月累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510880億元，同比增長5.2%，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5個百分點。從產業看，第二產業投資較為低迷，是導致投資增長持續回落的主要因素；第三產業投資同比增長6.8%，比上年同期加快1.4個百分點。從地區看，中部地區投資較快，東部和西部增速較低。四是消費增速下滑。前10個月累計，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34778億元，同比增長8.1%，名義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1個百分點。

中美經貿摩擦壓力顯現，但弱于預期。中美經貿摩擦升級對我國貿易進出口的影響日益顯現。2019年上半年前主要是對企業發展預期和市場產生了較大的干擾，而對我國進出口產生較大的影響是在7月以后。1—7月，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為174083億元，同比增長4.2%，其中出口總額為94758億元，增長6.7%；進口總額為79325億元，增長1.3%。8月后我國外貿進出口出現了較明顯的調整。1—10月，貿易進出口總額為256273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4%，比1—7月回落1.8個百分點，其中出口增長4.9%、進口下降0.4%，分別比1—7月回落1.8個和1.7個百分點。有關研究表明，美國對我征收高額關稅，并不像原先他們估計的那樣主要是由我國承擔，2019年我國出口雖然較2018年明顯放慢，且7月后出口增長持續下滑，但實際結果明顯好于預期。主要是因為我國在過去10多年間出口結構不斷優化，出口產品競爭力不斷上升，結果美國征收的高額關稅負擔在較大程度上轉嫁給了美國，導致美國進口產品價格上漲。2019年我國貿易結構進一步繼續優化。一方面，一般貿易占比繼續上升，1—10月累計，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增長4.8%，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9.3%，比上年同期提高1.4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民營企業的出口主導作用越來越強，1—10月累計，我國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長10.3%，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2.4%，比上年同期提高3個百分點。2019年12月13日，中美雙方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

平穩增長高就業是我國經濟最大亮點，也是最主要的“進”。一方面，自2012年我國經濟增速首次回落到8%以下的合理區間運行以來，我國物價總體保持平穩態勢，CPI增幅持續7年在2%上下波動。2019年CPI在第四季度后快速回升，10月CPI同比上漲3.8%（11月又上升到4.5%）。看通貨膨脹的走勢，主要是看核心通脹率，2019年1—10月，我國CPI同比上漲2.6%，但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后的核心通脹率僅為1.7%，比上年全年還低0.2個百分點。預計全年CPI上漲2.8%左右，低于年初確定的調控目標。從趨勢上看，2020年上半年會在相對高位停留一段時間，但之后會有明顯回落。總的來看，我國經濟增長在6%—7%的合理區間內運行，既無明顯的通脹壓力，也無明顯的通貨緊縮壓力。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的穩定性和穩中有進的表現是就業的長期穩定向好。就業是經濟社會穩定的基礎，經濟增速是否合理，主要看是否能保持就業的穩定。2019年前10個月累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193萬人，提前實現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的目標。10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比上月下降0.1個百分點，其中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6%，與上月持平；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比上月下降0.1個百分點。全年各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基本穩定在5.1%上下，未出現大幅波動。其中的原因，一是我國經濟具有內生的穩定性，二是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穩就業工作。2019年以來國家把穩就業首次置于宏觀經濟政策層面，把穩就業放在“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之首，特別是落實對穩就業起關鍵作用的中小型企業的減稅降費及其他政策支持，對穩就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特別是零工經濟、平臺經濟的發展，也為新增就業注入強大動力。

結構優化但效益提升放緩，面臨內外短期壓力。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盡管承受了較長期的下行壓力，但結構在不斷優化升級，這是宏觀經濟總體平穩和就業形勢持續穩定的主要支撐。我國經濟結構優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不斷提高，成為支撐經濟和就業增長的主要力量。2015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達到50.5%，比2008年提高7.6個百分點，2018年上升到52.2%，對GDP的貢獻率連續4年超過50%，拉動經濟每年增長3.5—4個百分點。二是消費與投資的關系發生重大變化，消費主導型開始形成。2012年以來消費率連續保持在50%以上，2018年消費率提高到54.3%，比投資率高9.4個百分點，2015年以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連續4年在60%左右，拉動經濟增長每年4個百分點左右，成為穩增長的主導力量。三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不斷優化，高端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現代化服務業加快成長。從長遠來看，這些經濟結構的優化將有利于經濟整體效益的提高，但由于受傳統產業發展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以及新興產業占比仍然偏低且大多數新興行業還未顯示報酬遞增的優勢，使得結構優化了而總體效益提升卻較緩慢。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深層原因分析

 

從調整的時間來講，自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調整時間已達11年，非同尋常。此次經濟調整不同于以前中短周期的調整，而是長周期的調整，即發展階段的重大變化。這可以從反映經濟發展的生命周期曲線中得到解釋，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2008年我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達到全球中等收入水平），普遍規律是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30%—40%。目前經濟處于這一潛在增長率的下軌（6%），因為新的消費主導型經濟還未完全確立和鞏固，從供給上看，制造業調整仍在繼續，服務業有所放慢。

衡量經濟增長真正向好的標準不是速度，而是質量與效益的提升。在新的發展階段，經濟調整的困難在于當經濟潛在經濟增長率出現不可逆轉的明顯下降的同時，經濟增長的報酬遞減規律也在同時發揮作用，形成雙重壓力（在過去高增長時期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一情況）。一方面，當經濟增長與效益增長關系不變時，經濟增速下滑，必然導致經濟效益同步下滑，由于經濟增速遞減是不可逆轉的，那么周期性的刺激政策只能穩增長而不能促進經濟增速明顯回升，結果企業效益增長受到經濟增長回升空間的巨大限制。另一方面，因報酬遞減律的作用，效益下滑速度快于經濟增長下滑的速度，結果導致經濟效益增長繼續放慢。行業經濟或企業經濟越困難，經濟下行壓力自然就會越大。改變這一趨勢是無法通過刺激經濟增長、提高增速來實現的，只有通過提高創新能力、注入新的報酬遞增動能，來根本扭轉報酬遞減律的影響，實現由要素投入驅動（主要是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換。在實現這一過程中，必然經歷報酬穩定到報酬遞減，再到報酬遞增的轉換。見底回升絕不是看經濟增速是否明顯回升，而是看報酬遞減趨勢是否被打破，新的報酬遞增態勢是否確立。也只有新舊動能轉換完成、新的報酬遞增開始出現時，經濟才真正跨過“歷史關口”。

影響新舊動能轉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創新的回報率偏低。這里用工業效益數據代替整體效益，通過計算規模以上工業效益增長與GDP增長的比值來實證我國過去20年間的經濟發展階段和動力的變化。一是2012年以來我國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凈資產收益率和銷售利潤率均在繼續下降，尚未見底。二是更能反映微觀經濟實際收益狀態的是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長率與同期銷售收入增長的比值變化表明，我國經濟自2012年以后持續處于報酬遞減的趨勢中。過去一段時間我國結構不斷優化、新動能快速成長，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但占比偏小，有關研究表明，我國“四新”產業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大致在15%左右，難以支撐大塊頭經濟增速的持續回升，更重要的是，當新產業新業態發展占比較低時，其所帶來報酬遞增效應相對也小，無法抵消傳統產業整體處于報酬遞減的壓力。三是新舊動能轉換遲遲難以完成的根本原因是投機的回報率偏高，而創新的回報率偏低。自2008年以來，每當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不少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刺激房地產市場，讓其發揮“支柱”作用，而把優化結構調整、促進創新發展及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這一要務放在一邊，正是這種過度依賴房地產發展、過度偏重短期穩增長的慣性，使得我國經濟此輪調整過于漫長，新舊動能轉換無法進入快車道。

 

 

2020年宏觀經濟展望及政策取向

 

2020年不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保持2020年宏觀經濟穩定發展，意義重大。預計我國經濟將繼續保持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宏觀經濟政策將長短兼顧，但更會關注長期，著力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第一步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經濟環境將趨于穩定和改善。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中美經貿摩擦進入相對平靜期，有利于我國外貿穩定發展。前不久中美達成的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便是中美經貿摩擦進入緩和期的有力表現，對2020年我國對外貿易穩定發展將會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就國內環境來講，短期穩的因素在繼續增多。用改革的辦法促消費、穩投資政策效應將逐步顯現。減稅降負、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加大，將有利于企業投融資環境的改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及全面開放步伐加快，將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社會信心。區域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將提高經濟發展韌性和聚集效應，特別是三大城市群及其他區域中心城市發展將有利于創新資源的匯集，促進創新發展和協調發展。“十四五”規劃以及更長期的發展規劃制定和出臺將會大幅提升社會對未來的發展信心。

宏觀經濟仍將處于合理區間，一些重要宏觀經濟指標趨于改善。預計全年GDP增長6%左右。盡管經濟仍有下行的慣性，但下行空間有限，主要是由于我國消費增長的潛力巨大，長期以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均在4個百分點左右，特別是最近幾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均超過60%，消費主導型經濟基本形成。我們預計2020年消費增長穩中微升，預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8.5%。預計2020年就業形勢將繼續穩定，調查失業率維持在5.2%左右，與2019年持平，城鎮新增就業規模仍能超過1100萬人。2020年物價走勢則會出現先揚后抑的走勢，上半年受2019年下半年因豬肉價格暴漲所帶來的滯后影響，CPI會繼續保持高位增長，但自二季度后將會逐步回落，下半年則會明顯回落，預計2020年CPI仍能維持在3%以內。

穩經濟與推進高質量發展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兩大關鍵點，一個是短期的任務，短期經濟增長面臨多重挑戰，一個是長期但卻是極為緊迫的任務，事關我國未來經濟的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盡管短期內穩經濟有難度，但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最嚴峻的考驗是如何盡快解決長期瓶頸制約，即整體社會的創新回報率嚴重偏低，難以抵消工業投資與生產的報酬遞減壓力。必須加大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力度和促進消費需求升級，重點是加快制造強國和消費強國建設，只有從供需雙方面發力，培育“雙重新動能”，才能根本上改變工業整體發展上的報酬遞減趨勢。

2020年穩經濟的政策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注重提高宏觀政策的前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六穩”工作并不輕松，但我們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宏觀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信心主要來自兩大方面，一方面，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穩字當頭，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實際就是增強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靈活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完善“六穩”舉措，健全財政、貨幣、就業等政策協同和傳導落實機制，同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同消費、投資、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另一方面，我國經濟治理能力顯著提高，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經驗或法則，這是保障2020年經濟穩定的重要保證。2019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總結出四條管用的治理經驗，即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加強全局觀念，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善于通過改革破除發展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激活蟄伏的發展潛能，讓各類市場主體在科技創新和國內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一線奮勇拼搏；強化風險意識，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既強調穩經濟的重要性，更強調必須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且從理念、重點路徑和實招三個層次，作出新要求、新目標和新思路。一是推進高質量發展，必須全面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發揮新發展理念在推進高質量發展中的“指揮棒”和“紅綠燈”作用。高質量發展就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緊緊扭住新發展理念推動發展，樹立全面、整體的觀念，并要求要把堅持貫徹新發展理念作為檢驗各級領導干部的一個重要尺度。二是雙驅動、雙升級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途徑。強調在推進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必須實行“雙輪驅動”。創新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手段。要從根本上扭轉報酬遞減趨勢，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提高創新能力，通過提高創新能力、創新的回報率和貢獻率來抵消報酬遞減律的影響，并最終形成報酬遞增新局面。創新新動能的形成必須通過深化改革開放來得到，同時解決其他發展問題也需要深化改革來實現，因此，改革開放成為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輪子”。為此，要求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求對外開放要繼續往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方向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要瞄準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這正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的新要求。兩個輪子共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必然能發揮出整體、綜合效應，必然能加速轉方式、調結構、增效益的步伐。從新動能的發展來講，供求雙方都需要形成新動能，即產業和消費的雙升級。2019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有一個亮點就是首次提出雙升級，這是推進高質量發展在供求雙方發力的新要求，這與我國處于三個攻關期（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內在要求，為克服下行壓力而要求培育新動力以及應對外部重大挑戰的要求相關，目的就是培育供求雙方的新動能。三是高質量發展還需要培育新的動力源。創新、產業升級、消費升級都與區域發展的集聚力和輻射力相聯系，因此，推進高質量發展不僅要重視產業升級和創新，而且要從區域發展中尋找新的動力源。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培育區域新動力源的重要性，即要加快落實區域發展戰略，完善區域政策和空間布局，發揮各地比較優勢，構建全面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源。

（作者：王小廣，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產健，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前線理論圈”，原載《前線》雜志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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