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么發展,怎么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并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里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里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么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系。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
讓學生進去后就想就業,會造成什么結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鉆。
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
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后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
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我們從領導到學校,從中央到地方,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這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咨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但是我篤信無疑。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
他說轉化是來自于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制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
什么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后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的重視教育。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后嘆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但我想說我并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
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駐馬店。為什么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駐馬店相對于河南,就像河南相當于中國,就像中國相對于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汝南縣的一個小村莊──小郭莊──生活了三年多,然后在駐馬店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駐馬店度過了十一個春秋,這里有我人生中最親切、最難忘的一段經歷。雖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滿足、很快樂。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里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么樣的生活?過什么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沖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鐘62次,血壓130/80。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制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復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么不救我父親?!
但是后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直到父親去世,我一直非常幸運。從小學就接受了很體面的教育,中學、大學更是如此,大家都很關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覺得我缺回報。父親去世后,我真的開始懂事了,我發誓要照顧我的母親,回報從小到大愛護、關心我的老師和父老鄉親。
我們缺什么?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謝謝大家!
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是擁有強大且眾多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出于國家利益和戰時需求,美國依靠以“阿爾索斯”命名的美軍偵察部隊,通過強制和非強制手段,把戰敗國德國、意大利的幾千名科學家工程師帶到了美國,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學、核物理學、化學和數學等軍工領域的專家。這些人才對美國二戰后的快速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今,中國的科技雖然取得了重大發展,與美國卻依然有不小差距。當務之急是要解決頂級科技人才問題。要向美國學習,吸收全球頂尖人才。
來源:走向科學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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