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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海外毛澤東傳記文本中的若干謬誤

點擊：6276 作者：王芳來源：《毛澤東研究》2021年第4期發布時間:2023-06-08 09:41:03

【摘要】歷史虛無主義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海外毛澤東傳記成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的重要載體與推手。此類海外毛澤東傳記文本披著傳記的“外衣”，采用不同形式，進行歷史虛無主義邏輯及核心觀點的隱性滲透：通過“碎片化”的逸聞、戲說構建所謂的毛澤東生平歷史；通過心理分析和主觀臆測塑造毛澤東的個性人格；打著學術研究的幌子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價值和指導意義；濫用“史料”進行論證，對毛澤東作出不符合史實的具有欺騙性和迷惑性的評價。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以海外毛澤東傳記作為載體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危害。對此，必須提高警惕、加強研判、堅決批判。

“所謂歷史虛無主義，就是構建虛假歷史的各種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的總稱。”歷史虛無主義有多種多樣的表現方式，尤其善于借助一些大眾文化載體進行滲透。由于毛澤東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加之傳記文體的獨特性，海外毛澤東傳記已然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藏污納垢”“夾帶私貨”的“大本營”。

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海外創作出版了大量毛澤東傳記。這些毛澤東傳記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閱讀，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還被翻譯成中文，受到我國讀者的青睞，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雖然海外毛澤東傳記中出現的一些極端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受到了我國學者的揭露和批判，但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海外毛澤東傳記中仍然無孔不入，通過不同的“外衣”隱性滲透其邏輯及核心觀點。此類海外毛澤東傳記文本在敘述毛澤東生平和思想、塑造毛澤東人格和個性、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等問題上表現出歷史虛無主義傾向，且具有更深的迷惑性和欺騙性，因此更易造成廣泛而深刻的危害。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加強研判、堅決批判，這亦是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用“碎片化”的逸聞、戲說構建毛澤東的生平歷史

在歷史學領域，“逸聞趣事”一般被視作不可靠的“野史”“秘史”，難登大雅之堂。近代以來，西方傳記理念發生轉變，開始將傳記主人公的逸聞趣事當作書寫鮮活生命的手段，以體現其個性，并增強傳記的故事性和趣味性。這種傳記理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以“碎片化”的逸聞趣事代替客觀的歷史進程，或采用戲說的形式敘述人物生平歷史則極易滑向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受西方傳記理念的影響，在敘述毛澤東生平歷史的過程中偏好使用一些并不可靠的回憶性材料，表現出“逸聞主義”和“娛樂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

（一）偏好使用并不可靠的回憶性材料，消解歷史的真實性

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偏好使用回憶性甚至是虛假捏造的材料，用個體記憶“還原”所謂的細節，妄圖用主觀構建的歷史代替客觀真實的集體記憶和整體歷史。20世紀90年代，一本歪曲史實的所謂的“回憶錄”出版以后，海外掀起了一輪創作毛澤東傳記的熱潮，如羅斯·特里爾就使用了回憶錄中的材料對他之前出版的《毛澤東傳》進行修訂。

【[英]迪克•威爾遜著《毛澤東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

特里爾、迪克·威爾遜、亞歷山大·潘佐夫等海外毛澤東傳記作者創作毛澤東傳記時都偏好使用回憶性材料，特別是回憶性材料中的逸聞趣事，一方面為了迎合大眾獵奇心理的需要，不惜使用虛假的材料；另一方面，試圖利用回憶性材料給讀者形成一種“真實性”的印象。但是，過度依賴回憶性材料存在很多問題：一是回憶性材料是根據當事人的記憶形成的，選擇性記憶和記憶錯誤的情況經常發生；二是回憶性材料容易受到當事人個人情緒等主觀因素的影響，難以保證客觀公允性；三是很多回憶性材料都屬于“孤證”，無法從旁佐證；四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歷史當事人的身份，用回憶錄的形式捏造事實，見利忘義、吸引眼球。這本所謂的“回憶錄”也已經被證實完全是虛構偽造、捉刀代筆的政治產物。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敘述毛澤東早年經歷和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時，大量地使用了蕭瑜（蕭子升，下同）和張國燾的回憶錄。蕭瑜曾是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同學，他在20世紀50年代用英文出版了《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一書，但書中所記述的毛澤東早年經歷并非全部是蕭瑜的見聞，而是摻雜了大量“構建”的“對話”，且他在寫這本書時已經時隔數十年之久，很多回憶和敘述并不可靠。比如，書中描述了他陪同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的情景，特里爾、菲利普·肖特、迪克·威爾遜的毛澤東傳都曾引用這一敘述。但事實上，與毛澤東一起參加會議的并非蕭瑜，而是何叔衡。這個史實可以找到很多相互印證的證據，而蕭瑜的說法僅是“一家之言”，并無其他佐證。不僅如此，他在書中對自己和對毛澤東形象的描述都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因此這本書是不完全符合信史材料標準的。客觀地敘述和還原歷史必須全面、充分地掌握史料，但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作者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這一原則。以敘述毛澤東在中共三大期間對國共合作的態度為例，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作者主要引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張國燾的回憶與分析作為論據，卻忽視其寫回憶錄時反對毛澤東的態度及其分析中帶有主觀色彩和揣測成分這一事實，因此此類傳記顯然不能提供客觀真實的史料與認知。

（二）采用“逸聞主義”的寫作方法，消解歷史的規律性

進入20世紀后，西方文化發展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即對歷史在科學中的地位提出質疑，對傳統歷史觀的客觀、真實性表示懷疑，否認傳統歷史觀的理性進步及歷史的整體性等認識，認為歷史之所以呈現某種統一性和連續性，是“闡釋”活動的產物。因此，歷史不再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是“歷史敘述”或“歷史修撰”，“大寫的歷史”被眾多“小寫的歷史”取代了。西方后現代文化氛圍中對歷史的重新認識和對歷史真實性的消解影響了傳記的創作理念，使得傳記作家對歷史記載中的零散插曲、逸聞趣事、偶然事件、異乎尋常甚至不可思議的情形特別感興趣，認為逸聞趣事不再是難登大雅之堂的野史秘聞，而是將其當作描寫“歷史”的手段。

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受到西方傳記理念的影響，通過敘述傳記主人公的逸聞趣事達到所謂“觸摸真實”的效果。逸聞趣事的恰當運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傳記主人公的性格特點，但是，把逸聞趣事從歷史點綴的地位上升為方法論意義上的“逸聞主義”，事實上否定了歷史的整體性、連續性和邏輯性，用“碎片化”的逸聞趣事構建人物生平，缺少對歷史邏輯和意義的揭示，從而“虛無”了歷史。歷史虛無主義屬于唯心史觀。以特里爾的《毛澤東傳》為例，在描述1945-1949年解放戰爭時期的歷史時，他用“構建對話”的方式大肆渲染毛澤東和赫爾利、蔣介石、馬歇爾等人的談話和交往，卻對解放戰爭的重大歷史進程幾乎沒有任何敘述，對諸如抗日戰爭勝利以后毛澤東對中國的未來走向是如何思考的、毛澤東對解放戰爭是如何進行戰略部署的、解放戰爭為什么能夠取得勝利這樣的重大問題幾乎沒有客觀嚴肅的分析，這種“先天不足”注定其傳記不可能全面地反映毛澤東作為軍事家、政治家和戰略家的才能和貢獻。

（三）基于“娛樂主義”的寫作態度，消解歷史的嚴肅性

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之所以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毛澤東傳記具有很強的趣味性、通俗性、故事性，能夠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但這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平衡不好真實和虛構、史學和文學的天平，傳記寫作就極易墮入戲說歷史、娛樂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深淵。事實上，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就采用了戲謔、戲說的方法來敘述重大歷史事件。以特里爾的《毛澤東傳》為例，該書大量運用了戲說、比喻、隱喻的方式敘述和評價重大歷史事件。其中的一些虛構和隱喻無疑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丑化與抹黑。

【[美]羅斯·特里爾著《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毛澤東的語言極具個人特色與魅力，特里爾的《毛澤東傳》在敘述歷史事件時，卻常常拋開具體語境大量引用毛澤東的語言并將其“割裂化”“碎片化”。他作為一個“局外人”，通過冷嘲熱諷、戲謔、戲說的方式將嚴肅的歷史事件描述得非常滑稽荒誕，以迎合大眾娛樂主義的低級趣味。必須看到，對歷史缺少理性的審視和總結，否定歷史對現實的意義和價值，這是以特里爾的《毛澤東傳》為代表的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表現。

二、通過心理分析和主觀臆測塑造毛澤東的個性人格

傳記除了敘述主人公的生平與思想，還要能夠塑造出其鮮明的個性。但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拋卻傳記敘述的客觀原則，抽象運用所謂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方法否定歷史的客觀性，從道德層面曲解、丑化、攻擊毛澤東，企圖把歷史解釋為“陰謀”的結果，呈現出明顯的歷史虛無化傾向。

（一）抽象運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否定歷史的客觀性

心理分析方法作為人物研究和微觀研究的方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只有與歷史分析、邏輯分析結合起來才能夠真正客觀真實地闡釋歷史進程和歷史人物。離開歷史語境，僅僅抽象運用心理分析方法則是唯心史觀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表征。

白魯恂的《毛澤東的心理分析》一書，忽視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條件，單純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分析毛澤東晚年發動政治運動的內在動力和心理因素，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背道而馳。正如有學者所批評的白魯恂一書“把社會政治事件還原為心理的原因、把成年的經歷還原為幼年的原因”那樣，夸大心理因素的影響、忽略客觀因素，是其唯心主義分析方法的主要缺陷。如果脫離近代中國在外受到帝國主義侵略、在內人民深受剝削壓迫，無數仁人志士不懈探索后才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救亡圖存道路的歷史背景，僅抽象運用心理分析方法推斷出毛澤東的個性，并作為解釋中國革命歷程的根本原因，無疑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

（二）通過主觀臆測，從道德品質層面攻擊、抹黑毛澤東

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慣常通過心理分析方法塑造毛澤東的個性和人格，但其中很多分析都屬于主觀臆測。例如，亞歷山大·潘佐夫在《毛澤東傳》中否定了毛澤東對放棄去歐洲勤工儉學所作的解釋，認為“他放棄去法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自尊心。……他不想品嘗比別人差的滋味”。這一說法明顯缺乏信服力。眾所周知，毛澤東17歲時就毅然外出求學，并在青少年時期通過各種方式自覺地錘煉自己的意志力。這樣的毛澤東怎么可能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就輕易放棄機會？再比如，潘佐夫把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解釋為為了從美國人那里獲得支持的手段，這種主觀臆測是嚴重違背事實的。

【 [俄]亞歷山大·潘佐夫著《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

除此之外，許多海外毛澤東傳記文本中都存在“陰謀論”式的解釋或推斷。還有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甚至故意使用虛假材料，以圖通過丑化毛澤東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慣用伎倆。歷史虛無主義絕不是什么學術思潮，而是一種披著“學術外衣”的敵對政治思潮。我們必須堅決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與這一錯誤思潮作堅定斗爭。

三、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曲解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不僅是政治家、軍事家，還是戰略家和思想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和寶貴的精神財富。客觀評價毛澤東思想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以學術研究的名義歪曲毛澤東思想，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價值和指導意義，對于這種“學術化”包裝、隱蔽性較強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尤須提高警惕。

（一）以學術研究的名義，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價值

施拉姆在《毛澤東》一書中質疑和批判新中國成立以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對原始文稿進行“篡改”。他將文稿的修改、編撰視作“包裝”與意識形態欺騙。這一認知是非客觀理性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是為了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經驗，并在不影響和改變思想表達的前提下，本著精益求精的態度就語言和文字表達進行調整與修改。施拉姆的質疑實質是用細節否定整體、用所謂學術考證的方式對編校層面的文字加工作擴大化解釋，將之曲解為思想內涵的改變。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捏造事實，貶低甚至否定毛澤東對毛澤東思想的貢獻。這些歷史虛無主義的論斷充斥于海外毛澤東傳記和海外毛澤東研究之中，變換形式與說法反復出現，其目的就是否定毛澤東的理論貢獻、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價值。

【[美]斯圖爾斯·施拉姆著《毛澤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

（二）曲解毛澤東思想的實質，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意義

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以毛澤東本人思想的發展、變化為線索，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之間的異同、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實踐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并進行主觀解讀。例如，施拉姆認為：“也許毛澤東的思想根本就沒有任何體系，沒有清晰的結構，只是兩條脈絡，時而側重某一面，時而又混雜著各種意向。”他在《毛澤東》一書中，把“民族主義”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主線，認為“民族主義”推動并決定了毛澤東的實踐進程；他還認為，“唯意志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另一個要素，“毛式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即人的意志與客觀因素二者相比，他更重視人的意志”，“農村游民可以變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認識是極端唯意志論令人吃驚的反映”。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政治和知識肖像》這本傳記中把毛澤東所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毛澤東的農民革命思想定義為“民粹主義”，認為毛澤東和馬克思、列寧不同，因此是對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雙重異端”。又如，特里爾的《毛澤東傳》、菲利普·肖特的《毛澤東傳》、迪克·威爾遜的《毛澤東傳》等西方作家所著的毛澤東傳記普遍使用“毛主義”的概念代替“毛澤東思想”，以圖表明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異質性”。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還常把毛澤東思想解讀為“民族主義”“唯意志論”“實用主義”等，出現了否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

改革開放后海外出現了一股“非毛化”思潮，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隨即攻擊毛澤東沒有看過馬克思主義的書，不懂馬克思主義，等等。這些說法完全扭曲了事實，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曾回憶，早在1920年他就積極搜尋那時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共產主義書籍，如《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等，樹立起了馬克思主義信仰。自那以后，毛澤東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有些書反復讀過多遍并作了大量批注。他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從來都不是泛泛而讀，而是結合中國實際、帶著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的思考有重點、有目的地閱讀。由此可見，一些海外毛澤東研究絕非像其標榜的那樣是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以施拉姆、邁斯納為代表的毛澤東研究者不是把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放入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而是從特定立場出發，以學術為托詞，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從表面上看這些觀點似乎是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認識，但從實質上看，則是一些西方學者基于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根深蒂固的偏見，編織出了一條曲解毛澤東思想、否定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價值和指導意義的歷史虛無主義隱性路徑。我們對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實質要進行深刻的揭露與批判，并予以堅決回擊。

四、濫用材料論證其前置的立場和預設的結論

關于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的史料非常豐富，這為毛澤東傳記創作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但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作者卻“偷換概念”，將其當作傳播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幌子”，刻意選擇、歪曲、偽造史料，炒作所謂的“新史料”，以掩蓋其虛無歷史的真實目的。

（一）偽造史料，歪曲歷史事實

張戎和喬·哈利戴夫婦2005年出版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西方媒體極力鼓吹其完全改變了人們認識毛澤東和中國革命史的方式，在西方社會產生了“轟動”效應。這本書的作者宣稱，他們為撰寫該書走遍了世界主要國家的檔案館，使用了1200多條史料，采訪了400余位歷史相關者，撰寫了68頁的腳注，給讀者造成一種“客觀解讀”和“學術嚴謹”的假象，極具迷惑性。但是，這本書出版以后很快就被國內外學者揭穿其真面目：這本傳記無論是所謂的檔案材料還是訪談材料都存在明顯的虛假性和帶有目的性的歪曲和裁剪，最終目的是丑化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這本書出版后，有的“被采訪者”明確否認提供過相關資料。這本所謂“傳記”充斥了大量的八卦消息、扭曲的記錄、小道消息和煽動性翻譯等虛假素材，甚至把毛澤東所反對、批評的觀點當作毛澤東的觀點加以攻擊，因此它是通過偽造、歪曲素材達到攻擊、丑化毛澤東的徹頭徹尾的歷史虛無主義產物。由此，海外學者也對以張戎版“毛澤東傳”為代表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展開了“第六次論戰”。

（二）炒作“新史料”，顛覆歷史事實

號稱發現“新史料”并輸出“新觀點”是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的常規操作之一。亞歷山大·潘佐夫的《毛澤東傳》宣稱首次解密蘇聯絕密檔案，是全球最具史料價值的毛澤東傳記。在中文版序言中，作者指出，以前的研究認為，早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中國共產黨就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的黨；毛澤東在和斯大林的關系上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上具有獨立性。但作者認為，“可悲的是，所有這些說法都離真相很遠”。這本書從毛澤東與斯大林、中國革命與莫斯科的關系這個視角出發，試圖證明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成功依賴斯大林的支持和莫斯科的幫助。他把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成功解釋為“偶然”和“運氣”。書中所謂的“新史料”并未提供重要內容，其所謂的“新說法”“新結論”消解和虛無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獨立自主的奮斗歷程，實質上是“陰謀論”的舊調重彈而已。用片面否定全面、以“新發現”否定“既有的總和”,否定歷史的整體性，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慣用方法。

（三）預設結論，挑選、曲解材料進行論證

關于毛澤東研究的材料非常豐富。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的復雜性、史料的豐富性，要求作者在盡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選擇最能體現毛澤東的思想、行動、個性的材料，并基于客觀材料進行解釋和說明，才能得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與此相反，歷史虛無主義不是立足材料、從實際出發，而是從主觀出發、羅織材料。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作者由于自身的特殊經歷，專門挑選“消極”的、“被污染的材料”使用，甚至到了凡是否定毛澤東的他們都贊成、凡是肯定毛澤東的他們都反對的荒唐地步。還有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作者站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預設結論，再根據結論挑選自己需要的“材料”，隨意裁剪、斷章取義、惡意曲解、顛倒是非，妄圖通過否定毛澤東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五、總結

一些海外毛澤東傳記在敘述毛澤東生平和思想、塑造毛澤東的個性人格、進行解釋和評價的過程中暴露了其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一是抽象運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否定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二是從預設的結論出發進行推演，濫用材料進行論證；三是利用“碎片化”的逸聞趣事和史料否定歷史的整體性；四是打著“學術研究”的幌子掩蓋其真實的政治企圖。歷史虛無主義否定歷史的客觀規律性，否定歷史的整體性，否定歷史的價值和意義，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

總的來看，海外毛澤東傳記成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重要載體與推手。一方面，毛澤東的特殊歷史地位使得他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集中歪曲的對象。另一方面，傳記文體兼具“史學屬性”和“文學屬性”的獨特性給作者的描述、解釋留下了一定的夸張和想象空間，能契合大眾的獵奇心理，為其傳播提供了便利。

當前學術界已經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產生了高度警惕，一些極端的歷史虛無主義傳記已經遭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回擊和批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大量暢銷的海外毛澤東傳記，包括部分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文本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歷史虛無主義因素，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些傳記傳播面廣，出版發行量動輒數以百萬冊計。海外毛澤東傳記的閱讀群體主要是普通群眾、青年學生，這些讀者許多不具備辨別真偽的知識儲備和學術素養，很容易受到一些錯誤觀點和立場的影響。長此以往，以訛傳訛，錯誤認識流行開來，會擾亂大眾對真實歷史的認知和態度，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在社會上形成歷史虛無主義的氛圍，其負面影響較之顯性的歷史虛無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為此，學界應當對海外毛澤東傳記文本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展開更系統、更具體、更深刻的揭露與批判。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來源：昆侖策網，原刊于《毛澤東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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