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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蘇區政府舊址

反官僚主義斗爭是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內容。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蘇區是全國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區，也是中國共產黨開展反官僚主義斗爭的核心區。對于官僚主義，毛澤東明確指出：“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扔進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因而，中央蘇區糾治官僚主義的斗爭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作風建設中具有鮮明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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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調查研究及時糾偏

一方面，突出表現為“反對本本主義”。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鮮明地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在古田會議決議案中，毛澤東對紅四軍黨內嚴重存在的主觀主義思想作風又提出嚴厲批評：“主觀主義在某些黨員中濃厚的存在，這對分析政治形勢和指導工作都非常不利，因為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

另一方面，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進行了大量的實際調查，如仁風山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開創了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注重調查研究的新風。中央蘇區各級黨組織、蘇維埃政府注重通過調查研究及時發現工作中的問題，并第一時間進行調整。于都縣羅坊區三門灘鄉在推銷經濟建設公債時，發生了攤派、命令、強迫等問題，“該區委、區蘇感覺到這問題的嚴重，立即派人到該鄉調查，明了真相后，當即召集全鄉黨團員及全鄉代表大會，嚴格指出該鄉蘇李漢盛官僚主義及攤派命令強迫方式，給了無情的打擊……不（到）二天的時間，該鄉勞苦工農群眾自動的推銷經濟建設公債一千余元，集中現金九百余元”。

1933年9月，針對當時查田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中共中央及時作出《關于查田運動的第二次決議》，提出“要反對在查田運動中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如查田不經過宣傳和講階級，不經過群眾討論階級，不召集工會、貧農團會議，只由工作團或幾個同志去秘密查田，甚至幾個人黑夜去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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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節省運動

中央蘇區十分注重干部領導和工作方法，以打破因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而造成的物質生活困難。

從1933年冬天開始，家住蘇區的本地干部自帶干糧去上班，在瑞金的中央機關后方工作人員成立“節省總會”，大家每天只吃兩餐飯，節約一餐口糧支援前線。同一時期出版的《紅色中華》幾乎在每期上都有關于機關、團體、部隊、學校開展節省運動的介紹和評論。《紅色中華》倡議實踐“六項節省規約”，號召全體蘇區干部每人每天節省一個銅板、不進飯館不額外加餐、節省30%的辦公費用、建立節省箱、每個伙食單位自建菜園自供蔬菜，并開設專欄介紹“響應本報節省號召”的情況。在群眾支持下，中央總務廳全蘇大會工程所查出了5個貪污分子，中央總務廳下屬運輸隊查出1個，教育部查出1個。節省運動等糾治官僚主義斗爭更多的是以運動、競賽的方式開展。如上杭縣蘇區工作人員熱烈響應號召，以同志與同志的監督來實現運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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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和自我批評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糾正黨內不良傾向的重要方法。1929年7月紅四軍第三縱隊政治部編印的《黨員訓練大綱》專列一節“怎樣批評同志”，為根據地黨組織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提供了方法指導。1930年10月發出的《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告同志書》強調：“現在，我們號召全黨同志和各級黨部，根據這種精神，堅決的實行對于工作的檢查實行自我批評。”文件認為，要防止出現為了批評而批評的“僅限于一般原則和全國政策上的空洞的批評”，也要有“公開認清事實的勇敢，而不應當夸大和隱瞞”。《紅色中華》刊文指出自我批評對反對官僚主義的重要作用：“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對于每個同志的工作應有經常的檢查的督促，要以階級路線的觀點與立場來清洗機關中的工作人員。毫不留情的把一切階級異己分子與貪污腐化，專門坐在機關里發號施令而不做一點實際工作的官僚主義分子掃出蘇維埃機關以外。”自我批評的內容也會登上機關報，作為范例。在《粉碎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傅祿同志的自我批評》一文中，傅祿自我批評說：“在三月中間就是（有）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實際表現，例如去買米及買菜就私用了公家四塊多錢，拿去買表及吃東西，在工作中是不積極的，而是消極怠工，對一般的工作不負責任。”他將發生這些錯誤的原因歸結為“對目前政治不深刻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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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監察機關，加強監督檢查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關于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中提出，要“吸引工農勞動群眾中最積極最有威信的分子尤其是工人領袖，來參加政府機關及各種委員會的工作。在政權中要肅清一切富農成分，政府機關中不應容留消極怠工腐化分子尤其是官僚主義分子在內，要徹底肅清舊政權基礎上的官僚制度”。1931年11月通過的《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第六十一條規定：“工農檢察部有他的特別任務，得設立控告局，以接收工農的控告事件，還可以組織工農群眾的突擊隊，突然的去檢查某項國家機關或企業的工作，以揭破官僚主義者與腐化分子的假面具，還可以組織群眾法庭，以審判未涉及犯法行為的官僚腐化分子。193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省縣監察委員會的決議》，規定中央黨務委員會及省縣監察委員會的職責是“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神，維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檢查違反黨的總路線的各種不正確的傾向、官僚主義及腐化現象等，并與之作無情的斗爭”。1934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通過《優待紅軍家屬禮拜六條例》，“責成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察）委員會經常檢查禮拜六工作的執行狀況，嚴厲打擊對禮拜六工作敷衍怠工的行為”。

值得指出的是，中央蘇區還在群眾運動中成立了輕騎隊、突擊隊等監督組織。輕騎隊是在蘇區團組織領導下，由廣大青年自愿加入，負責檢查蘇區機關與企業內部的腐化現象，反映蘇區黨政權力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輕騎隊與工農檢察部門之間可以互派代表參加會議，這些被派遣人員不需要支付生活費用。張聞天總結指出：“為得要使工農檢察委員會能夠很迅速的把下面所發生的各種情形反映到上面來，工農檢察委員會必須與群眾有最密切的聯系。”“簡單的依靠工農檢察委員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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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樹先進典型

毛澤東強調：“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在戰爭突擊動員方面，《紅色中華》刊文對十二月突擊月的動員成績進行表揚：“在動員問題周圍開展了具體的反機會主義的斗爭……大大增加了動員新戰士的數量（從過去每月一千二千到十二月的將近一萬）與改善了工作的質量（開小差的大大減少，階級異己分子的洗刷，與兩星期的軍事訓練）。在興國，瑞金，西江三縣造成了不但完成而且超過原定數目的光榮成績。”同時，把西江突擊隊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布置了具體的突擊中心”，“反機會主義斗爭開展了”，“抓住了干部動員了群眾”。在秋收動員方面，《紅色中華》刊文指出：“最好的是沙溪區，他們是在各鄉組織了秋收隊……適當的調劑，因此，雖然秋收緊迫時也不感覺人力的缺乏與空閑，沙溪區的秋收是很迅速的完成了，其次就是潭頭、良村等區。”通過對典型的表揚，將革命戰爭與群眾利益緊緊聯系起來，在中央蘇區形成了廣泛的示范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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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踐行群眾路線

中央蘇區時期是毛澤東群眾觀形成的重要時期。毛澤東強調：“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他在興國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每個共產黨員對爭取群眾的觀念，要如和尚念‘阿彌陀佛’一樣深刻，時刻都要叨念‘爭取群眾’。”

在實際工作中，中央蘇區也效法蘇俄“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做法，實行禮拜六義務勞動幫助紅軍家屬制度。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作出《關于優待紅軍家屬的決定》，規定：“各級黨部和政府必須經常注意紅軍家屬的日常需要和困難（如疾病，缺乏日常需用品等），領導群眾幫助其解決。”“優待紅軍家屬是一種擴大的經常的群眾運動，只有依靠廣大群眾的熱情和力量，才能解決紅軍家屬的需要和困難。”

反官僚主義的斗爭，成為中央蘇區持續加強黨組織建設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1934年年初，盡管面對嚴峻的形勢，黨的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仍然強調：“必須繼續的、堅持的進行反對暗藏在蘇維埃機關中之階級異己分子之斗爭，必須廣大的開展反對蘇維埃機關中的個別的貪污腐化、浪費公款及官僚主義的分子的斗爭。”中央蘇區開展的反官僚主義斗爭，剖析了官僚主義的屬性及危害，揭露了其具體表現和產生原因，探索了進行糾治的舉措，得了良好的成效，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