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中天教授對信仰的認知存在偏差，將信仰狹隘地理解為超自然、超世俗的宗教信仰，摒棄了世俗信仰，進而否定了中華民族信仰的存在。這一認識正是基于對中西文明的傾向性闡釋，易中天教授在“貶低中華文明，膜拜西方文明”的文明立場上喪失了民族信仰，并在為“財富精英”的辯護中漠視信仰的人民性基礎，無視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看不到私有制是“貧窮、愚昧之源”的歷史事實，反映了有產階級或“財富精英”的利益需求。揭開易中天教授所謂的唯物史觀幌子，就能發現其內蘊的“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易中天教授理論依據的欺騙性和虛偽性使其言論極具蠱惑性和隱蔽性，公眾在其謊言誤導下會間接形成對民族信仰和中華文明的質疑。易中天教授關于中國人無需信仰的言論，究其根本，也否定了世俗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基于此，必須堅定高舉馬克思主義信仰大旗，并以知行合一的信念踐行科學理論。“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一個人沒有信仰，就會變成無根浮萍、行走“僵尸”；一個國家沒有信仰，就會四分五裂、任人宰割；一個民族沒有信仰，就會變成一盤散沙、受人欺凌。而易中天教授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和出版著作中提及中華民族沒有信仰，中國人也不需要信仰。易中天教授對民族信仰的否定折射出他對中華文明的虛無態度和人民立場的失，在“普世價值”的虛偽謊言中不斷販賣新自由主義價值觀。讓“無信仰”的人講信仰，帶來的只有信仰的崩塌和瓦解。為此，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唯物史觀，駁斥易中天教授關于信仰的謬論，以增強我們的民族信仰自覺與自信。在易中天教授看來，我們的民族從來沒有信仰？[2]他自始至終的觀點是：“中國原本沒有宗教，也沒有信仰”[3]；“信仰就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沒有宗教，就不會有信仰”[4]。由此可以發現，易中天教授將信仰狹隘地界定為宗教信仰，把宗教定義為以信仰為核心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宗教是超自然、超世俗化信仰的社會文化形態，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揭示了宗教從作為統治工具的國教轉變為市民社會中人的有差異的信仰[5]。宗教成為可供人們自由選擇的信仰形態，宗教信仰“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6]。宗教信仰是“孤立個人”在其社會-精神緊密聯系的內在需要引導下從事的活動，因而它本身也是社會性和精神性極強的活動，用于滿足現實中“孤立個人”的社會需要和“孤苦靈魂”的撫慰需要，以及消除和解脫現實壓迫與困難疾病的渴望。因此，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宗教雖然形式上比較虛幻、神秘，卻是以精神文化的方式，意圖解決現實生活不自由、不幸福的問題。宗教只是信仰的早期和粗陋的形態，而并非信仰的全部含義。信仰本身是包容的，信仰的含義包含著處事的態度和為之付出的行動，是“知行合一”的行為總體。為適應社會發展，宗教形態的信仰不斷歷經世俗化變革，自近代以來，隨著理性主義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一些信徒將對神媒的精神寄托轉向為對理性的追求。從圖騰崇拜到神人同體的上帝，再到人格化的神被理性信仰取代，信仰不斷凸顯世俗化。[7]因此，在超世俗的宗教信仰之外，還存在世俗信仰。宗教信仰基于“神-天-人”的神秘整體性，而世俗信仰以天人整體性的客觀現實性為基礎。[8]隨著社會發展，世俗信仰在不同社會環境中萌生，并與人的精神世界發生互動。信仰并非完全的、超世俗的、純粹的抽象，信仰世俗化并非悖論，只是易中天教授在對信仰的狹隘理解中摒棄了世俗信仰。基于對易中天教授信仰認知的辨正，信仰必須從超越宗教的意義上理解。除了近現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在傳統的私有制社會中，中國人對超自然、超世俗宗教的信奉是一種信仰，對神怪的崇拜也是一種信仰，這種從屬地方性的民間信仰，具體信奉對象與當地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有著密切聯系。易中天教授所提及的中國人對玉皇大帝、菩薩、女媧、媽祖、關公等的所謂實用主義的信奉，不外乎是對超世俗對象的世俗崇拜。美國學者歐大年認為：“地方性的民間信仰有他們自己的組織形態、秩序和邏輯，并制度化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這是人民最真實、也最具體的活動、儀式和信仰。”[9]宗教信仰或基于地方民俗的信仰也并非中國人信仰的全部。作為信仰對象，是高于現實的因而具有理想性的價值[10]，我們對積極入世的儒家文化的追崇，對大同社會的向往，是根植于社會的世俗信仰；對佛家的出世觀念，對“輪回轉世”的認同，也是一種信仰，這些信仰反映了不同的價值追求。所以，信仰是包容的，可以是超世俗的，也可以是世俗的，甚至可以是兩者參半的。在《易中天中華史·莫基者》中，易中天教授談到中華文明有三種精神：人本精神(即無神論)、現實精神(即信而不仰，不承認彼岸世界，但不排除大眾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民間信仰”)、藝術精神(即禮樂教化等)。[11]這三種精神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世俗信仰的三個要素，恰與他所謂的“無信仰”之說相矛盾。不同的世俗信仰有其發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過程，信奉對象來自不同的社會土壤，隨著所處社會環境和社會現實的變化，人們尋求不同的精神寄托企求解決世俗的現實問題，這反映出不同時期、地域等因素的信仰需要。但易中天教授將信仰狹隘地理解為超自然、超世俗，實際上已經背離了唯物史觀，這是一種“非歷史”和“非社會”的觀點，脫離了現實的社會關系，以純粹抽象、狹隘唯心的觀點認識信仰，是為本質性錯誤。
易中天教授得出中華民族無信仰的論調，與其長期對文明本身的理解，尤其是對中西方文明不同態度傾向的闡釋是分不開的。只有在精準理解中華民族歷史及其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才會挺立起堅強的民族自信心。[12]民族信仰應建立在文明認同的基礎上，如果不認同中華文明，又何談對中華民族文明的信仰？易中天教授以非唯物史觀的標準衡量中華文明，中國幾千年的文明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信仰，又從中華文明沒有宗教信仰得出我們連恒定的價值觀都沒有的結論[13]，易中天教授在對中華文明的曲解和貶低中喪失了民族信仰。歷史文化工作者必須基于一手資料，反復考證和拼接所收集到的事實“碎片”，對其做出客觀公正的事實闡釋，從而盡可能貼近真實發生的歷史；而易中天教授主觀割裂歷史，庸俗解讀文化，為追求標新立異而以評價的支流為主流，以“新”視角解讀歷史文化之名行歪曲歷史文化之實。通過對易中天教授著作及公開演講的考察，我們發現易中天教授從文明的歷史源頭、文化傳承上皆致力于貶低中華文明。1、以西方標準截斷歷史源頭：中華文明僅有3700年易中天教授以宗教、哲學和藝術為標準衡量中華文明史，得出中華文明最早的起源只能從二里頭遺址算起，因此中華文明只有三千七百年[14]。為考古求證中華文明的起源，我國于2001年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發掘中華文明的源頭，該項目已在良渚遺址發現城市遺跡王巍指出：“以良渚為核心的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等成果，是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無可辯駁地實證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15]而易中天教授以哲學、宗教和藝術的出現、城市和文字的考證來敲定中華文明起源的這套標準正是西方社會對文明認知的標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16]隨著考古工作持續開展和深入，新的地下物不斷出土，學者不應停滯地看待史學研究的對象，必須堅持辯證的思維方式，以發展、全面、系統、聯系的觀點，而非靜止、片面、零散、孤立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審視歷史。習近平總書記談到，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現在還在往前探源，并相信“我們的文明史更悠久”[17]。然而易中天教授卻急于為一脈相承的中華文明劃定上限，無須西方出場，易中天教授便自我矮化了中華文明。優秀傳統文化承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精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18]翻開易中天教授的著作，就會發現書中摻雜了大量的“性崇拜”和“生殖崇拜”，刻意在闡述中渲染低級趣味，制造低俗情趣。傳統文化不應被束之高閣，應當以鮮活的方式呈現出來，但易中天教授對傳統文化的加工處理，反映了他刻意迎合消費主義和樂主義的庸俗價值觀。傳統文化要想普及必須做到大眾化、通俗化，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化可以用于嘩眾取寵，以吸引眼球的方式庸俗化，低俗化。易中天教授的著作在市場上大行其道，在強烈的視覺沖擊下，給讀者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往往不是傳統文化的真諦和歷史事件的本質性、規律性認知，而是這些經過加工處理的扭曲畫面。“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19]，易中天教授的著作，必然會對民眾的歷史認知和文化素養造成負面沖擊。更為甚者，易中天教授在其青少年普及讀物《易中天中華經典故事》中，直接以文字敘述或插圖的形式向讀者灌輸其畸形的價值觀和偏離原意的中華經典解讀。如書中對孔子的描述：“孔子的課堂上是有音樂伴奏的。孔子的課堂上是能暢所欲言的。孔子的學生是可以自由選擇職業的。孔子自己是喜歡春游的。他也不怎么勵志。”[20]易中天教授從何得出這樣的結論呢？通過上下文，可知它來自關于孔子贊同曾皙志向的曲解：“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孔子一生刻苦讀書，創立私學，普及教育事業，周游列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即便到處碰壁也致力于傳播儒家思想，為君王提供治國之策，而易中天教授就因為曲解孔子師徒所向往的融入自然而又其樂無窮的志向，所以他不理解這實際是一種與“孔顏之樂”相通相契的極為高遠的理想人生境界和社會狀態，就得出孔子不怎么勵志的淺薄結論，這完全是對孔子及其學說的詆毀。此外，在這套書中，易中天教授講唐朝長安的商業區時強調“陪酒女郎”，漢高祖的功績體現在“泡如泡吧”，齊宣王喜歡聽“小妞唱曲”，以“與情郎夜夜笙歌顛鸞倒鳳”，甚至以露骨，低俗的插圖來闡釋孔子所言的“名不正、言不順”的結果。這樣的事例出現在兒童讀物中實屬不恰。實際上，易中天教授不過是借助傳播傳統文化的幌子，向青少年灌輸其低俗、庸俗的價值觀。通過這種普及讀物，青少年得到的關于傳統文化的認知，將對我國的文化自信和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造成怎樣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綜上，易中天教授對中華文明的解讀呈現出虛無化傾向，實際在曲解中貶低了中華文明消解了中華民族信仰，尤其是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一代，危害極為巨大，必須嚴正對待并加以分析批判。易中天教授近年來的代表性著作當屬體系龐大的《易中天中華史》，這套書雖說是以全球視角審視中華文明的位置，但隨處透露著易中天教授對西方文明“不明是非”的追崇。實際上，希臘人如此熱衷于殖民，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獨立。也就是說，一個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如果人口過剩，那些地位相對較低、又不甘心被邊緣化和底層化的“調皮搗蛋分子”，就會選擇遠走他鄉，自立門戶……航海讓他們體會到自由，殖民讓他們懂得了獨立。那么，經商的意義又是什么？學會平等。[21]美國，是希臘城邦的“轉世靈童”………這就是“美國精神”，同時也是“希臘精神”。獨立、自由、平等，科學、民主、法治，一以貫之，薪盡火傳。[22]樣本就是美國。這個制定了人類第一部成文憲法的國家，這個談出來而不是打出來的國家，是民主、共和、憲政的典型。[23]古希臘殖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確實是城邦內部斗爭不斷，失敗者在本邦難以發展，以及城邦的人口數量超出了城邦的承載力。然而，易中天教授僅站在希臘殖民侵略者的視角看待這段歷史，將殖民者輕化為“調皮搗蛋分子”，忽視了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剝削、給當地土著居民造成災難的事實。唯物史觀不是以主觀意識解讀歷史，而是從社會存在出發，對于這一點，易中天教授似乎也以為然，他曾多次提到要對歷史抱以“歷史之同情”，要了解歷史人物當時的境遇和活動緣由。然而，在具體剖析時，易中天教授卻被自己的主觀意識所支配，個人立場和價值觀念占了先鋒，他對諸多歷史事件的分析有悖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原理。希臘在建立殖民地后，新的殖民地仍然保持政治上的獨立性，但美國也是如此嗎？美國是希臘的“轉世靈童”嗎？美國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后，從反抗殖民侵略演變成“繼承”殖民侵略。在自身獲得獨立以后，仍然采用這種方式將自身受到的壓迫強加于其他民族。美國推動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西進運動，并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斷擴大殖民侵略地區和范圍，在對華侵略戰爭中掠奪了大量財富，提出“門戶開放”等政策，要求在侵犯中國利益問題上與其他侵略者機會均等，這都是美式帝國主義武力擴張、血腥壓迫其他民族的確鑿鐵證。易中天教授把美國爭取獨立解放的一小段歷史引申為一部完整的美國史，無視美國在追求自身獨立、自由、平等后迫使其他國家和地區陷入不獨立、不自由、不平等的境地。如此一個“戰爭販子”“侵略大國”，易中天教授卻將獨立、自由、平等的帽子戴到美國頭上，將其概括為“美國精神”，使美國搖身一變成了獨立、自由、平等的標桿、典范。易中天教授在北京理工大學發表“我的歷史觀”演講時曾提到，歷史學科是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相比，其結論不必證明，也不能證明。[24]雖然歷史學在價值性評估方面無法用實證方法得出標準答案，但歷史研究必須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高度重視一手史料，并通過不斷考據，盡可能貼近和還原歷史真相，并從中合乎邏輯地引出評價性結論。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25]，如果歷史不需要證實和證偽，那么歷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易中天教授虛偽的“雙標”史觀至此已露端倪。易中天教授膜拜西方文明，甚至不惜為部分負面事件開脫，但他的論點和依據卻經不起推敲，實則是拿片面的、裁剪過的史料，用局部的、微小的歷史事件來代表整體的、全面的歷史。“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26]而易中天教授在分析歷史時，存在只摘取和渲染符合自己需要的材料，通過斷章取義來標榜自己“獨樹一幟”觀點的情況。此類例證頗多，但限于篇幅，這里只舉典型一例，易中天教授在《帝國的終結》一書中，曾對鴉片戰爭的性質作了如下分析：誰也沒有想到，那些家伙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奪錢財和婦女(此類罪行多半順手牽羊)，更不是間覆政權，而是通商貿易和傳播文化(比如傳教)。事實上，1840年那場戰爭，在英國人那里就被稱為“通商戰爭”，而不是“鴉片戰爭”……說得白一點，英國人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發動戰爭，只不過是要和我們做生意。[27]其他條約也大體如此。它們常常被說成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其實并非條條都不平等。比如“大清大皇帝、大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目保佑身家全安”，就不能說是不平等。“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也只是為了“貿易通商無礙”，并無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之意。何況“恩準”二字，也給足了大清面子。[28]就算是“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辛丑條約》，其中也不乏要求平等之處，比如要求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就是。[29]易中天教授竟以西方列強的視角來解讀鴉片戰爭，由此得出“鴉片戰爭只為貿易論”“戰爭平等論”的結論。英國人自然不會輕易承認他們向中國傾銷鴉片的事實，易中天教授從英國人那里得出“通商戰爭”的結論，就好比抗日戰爭時期從日本侵略者那里獲知日軍在中華領土上與中國人相處“其樂融融”！列寧指出：“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30]更何況，易中天教授以條約中列強對清政府的幾句“客氣話”來減輕清政府遭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不平等，認為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就是平等之處，可事實是西方列強要求將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將一切涉外事務放在清政府最重要的位置。“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31]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才強調：“任何人想要否認，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歷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絕不答應！”[32]易中天教授如此美化侵華戰爭，不敢想象缺乏批判思維的讀者在易中天教授的引導下會如何看待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每個社會成員民族自信心的確立和愈益堅定，便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的實踐發軔點，也是真正踐行民族信仰的起點”，[33]易中天教授站在推崇西方文明的基本立場上，將中華文明本身置于否定之中，又怎么會形成民族信仰呢?
易中天教授到處打著馬克思主義的幌子，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文本來佐證自己的觀點，并多次在公開演講和訪談節目中大談馬克思主義對他的影響，但事實上，易中天教授并不敢直面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如果我們揭開易中天教授思想的本來面目，就會發現他“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34]。在名利雙收的誘惑下，易中天教授受資本邏輯支配，為不同時期的有產階級、剝削階級或“財富精英”辯護，背離了人民立場。既然信仰的人民基礎都被其漠視，他又怎么會承認中華民族有信仰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我們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這個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道理。”[35]唯物史觀肯定了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創造和推動作用，《神圣家族》中的一段話清晰地表明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它‘不擁有任何驚人的豐富性’，它‘沒有進行任何戰斗’！其實，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一切”[36]。因此，人民群眾的歷史是不能回避、也無法回避的內容。而易中天教授卻忽視人民立場，其著作只體現王侯將相、士大夫之類歷史人物，對農民階級則缺乏關注。古代的史書編纂多以士大夫為視角，主要關注帝王將相及英雄人物，側重政治和軍事的記錄，相對忽略對普通民眾活動的考察。但自新史學以來，各類地方檔案、民間文書受到廣泛重視，社會史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挖掘并豐富了記錄人民群眾歷史活動的史料。易中天教授以宏大的國家制度和中華文明為主線，但這部“鴻篇巨著”的中華史，對農民起義的介紹僅限于陳勝、吳廣起義，對黃巾起義、黃巢起義等有些許論述，而對其他的群眾運動、民間活動只是蜻蜓點水，相較于撰寫王侯將相、精英人物的篇幅而言，簡直就是微不足道。進行歷史研究既要充分肯定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同時又要把他們的貢獻放到恰當的位置上，特別是置于人民群眾總體上的決定性作用及其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中來評價，決不能把歷史寫成王侯將相、英雄人物的歷史，要堅決反對歷史評價中的唯心主義英雄史觀。歷史是一個過程，中國封建王朝的推翻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37]，推動歷史發展的最強大決定力量正是人民群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斗爭不斷推動中國封建社會向前發展。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言，“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38]。農民階級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一次次農民起義也在促使農民階級走向成熟，而這極少在易中天教授的關注范圍內。在《先秦諸子》一書中，易中天教授曾提出：“文明、富裕、發展、科技進步，也絕不是導致罪惡的原因。貧窮、愚昧、落后，才是萬惡之源。”[139早些年關于“貧窮和愚味是萬惡之源”的主張并非易中天教授唯一公開發表的言論，在對比谷愛凌和“鐵鏈女”時，易中天教授認為：“谷愛凌享有的，是富足與自由。鐵鏈女面對的，是貧窮和愚昧。貧窮和愚昧，不可能塑造健全人格，只能造就人間慘劇。”[40]他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文本，認為《哥達綱領批判》中“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講了富足，《共產黨宣言》中“自由人聯合體”講了自由，在以此佐證其觀點后，得出“富足與自由是理想社會的前提，貧窮和愚昧才是萬惡之源”的結論，而這實則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明顯曲解。首先，我們來看富足，易中天教授所引“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如是表述：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41]馬克思在原文中已經明確指出理想社會就是共產主義社會，易中天教授卻將其模糊處理，以“理想社會”代之。易中天或許主觀上并不認同共產主義社會，畢竟共產主義社會與他的私有產權信仰背道而馳。經易中天教授刪減后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仿佛變了味兒，他以裁剪換詞后的文本試圖論證其富足的觀點。而馬克思所提到的富足，是勞動創造出來的，是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勞動人民的共同勞動創造的物質和精神的富足，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易中天教授并不懂什么是勞動價值論，通往富足之前的貧窮被他視為萬惡之源，由此我們可以發問：萬惡之源是貧窮嗎？貧窮之源又是什么呢？易中天教授如果真正意義上接受馬克思主義，斷然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也曾多次提及造成貧困的萬惡之源，如馬克思在揭示工資本質時提到：雇傭工人只有為資本家（因而也為同資本家一起分享剩余價值的人）白白地勞動一定的時間，才被允許為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勞動，就是說，才被允許生存；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中心問題，就是用延長勞動日，或者提高生產率，增強勞動力的緊張程度等等辦法，來增加這個無償勞動；因此，雇傭勞動制度是奴隸制度，而且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越發展，這種奴隸制度就越殘酷，不管工人得到的報酬較好或是較壞。[42]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萬惡之源正是私有財產制度。在私有制下，“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43]。正是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造成了無產階級貧困的加劇，可是易中天教授卻對這段話做了剪裁和扭曲。我們再來看《共產黨宣言》關于自由的論述：“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44]與共產主義社會相對立的是資本主義舊社會，與每個人自由發展相對立的是資產階級的排他性“自由”發展。正是私有制造成階級對立，造成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貧富差距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因而才滋生貧窮、愚昧與富足、自由的對立。但是，易中天教授卻從中得出貧窮和愚昧是萬惡之源，好像貧窮和愚昧是某些人天生的、先在的、固有的、永恒的。究其根本，貧窮和愚昧只是表面現象、只是私有化社會歷史運動的結果，萬惡之源是私有制。易中天教授處處為私有制辯護，而人的真正解放恰恰建立在消滅私有制的基礎之上。易中天教授無視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對造成貧窮和愚昧的根源，即阻礙人真正解放的私有產權卻避而不談，這正是由其階級立場所致。毛澤東認為：“隨著立場，就發生我們對于各種具體事物所采取的具體態度。”[45]易中天類授之所以持有這樣的態度，正是因為他根本就沒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而是在資本邏輯支配下站在了“財富精英”的立場上，代表了他們的利益、為他們代言，必然受到該利益集團的擁護。鋪天蓋地的文章推廣、廣告信息、宣傳演講，將易中天教授推向了“學術市場”或“思想市場”，推量式生產歷史作品，使其名利雙收。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把一切都變成商品，對歷史學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于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46]易中天教授曾提到“人文學者”的“學術論文”每天都在批量生產出來，汗牛充棟，與其掛一漏萬，不如統統不看[47]。易中天教授這樣的治學態度，對學術界研究成果的輕視，正反映其浮躁功利之心。在一次采訪中，易中天教授認為大家都把“學術商品化”看作貶義，其實是一種誤導，是由于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商人低賤給人的刻板印象。[48]而易中天教授所言的僅是其中的一個歷史性因素，“學術商品化”主要是在資本邏輯下，學術成為商品進入市場，研究者可能會在名利的刺激下，單純迎合“市場”口味、媚俗低俗庸俗、追求經濟效益、忽略社會效益，敗壞學術風氣，學術一旦粗制濫造將毫無科學性可言。在資本的裹挾下，易中天教授已經被市場化，為了在市場上“經久不衰”，只有持續露面、刻意媚俗、吸人眼球。簡言之，易中天教授的思想顯然背離了人民立場，主張迎合有產階級或“財富精英”的利益需求。易中天教授在這種辯護中漠視了民族信仰的龐大群眾基礎，甚至不惜歪曲歷史事實，解構客觀歷史。按照主觀價值取向解讀歷史，歷史的意義便無從體現，忽視對人民群眾的考察那歷史學的價值也會隨之傾覆。
四、以所謂唯物史觀為幌子傳播“普世價值”與新自由主義按易中天教授的觀點，中華文明無信仰，無恒定價值觀，而西方文明才是存在真正信仰的文明，才是存在獨立、自由、平等價值體系的文明。習近平指出，“我們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動搖，根本的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牢固。”[49]易中天教授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幌子，對信仰高談闊論，但他對信仰概念本身的理解存在偏差，通過虛無中華文明來貶低中國人的信仰，并提出信仰是“荒謬”的。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易中天教授的價值判斷存在諸多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相抵牾之處。一旦揭開易中天教授的遮羞布，他追崇西方文明和創世神，以西方標準為圭臬的真相便昭然可見，易中天教授實則堅持的是西方的“普世價值”，并暗含新自由主義及其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普世價值”是西方對外灌輸其意識形態的價值觀手段，這也正是易中天教授否定我國信仰，扭曲中華文明的價值準則。在其著作中，易中天教授將整部中華文明史塑造成追求西方價值觀的歷史：從雅典到費城，西方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核心價值也一目了然。但，這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嗎?回答是肯定的。[50]航海讓人體會到自由，殖民讓人懂得了獨立，經商讓人學會了平等。平等就不容專制，獨立就需要互利，自由就必須有法可依。獨立、自由，平等的結果，勢必是民主、共和、憲政，是契約治國和權力制衡。[51]中華民族的國家史和文明史，是一部不斷追求獨立、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又屢屢求之不得、得而復失的“惆悵史”。[52]盡管易中天教授表示自己并不認可西方“普世價值”的說法，但他持有的卻正是“普世價值”觀。易中天教授在《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中提到：“普世傾向也好，普世主義也罷，其實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種情懷。有此情懷并不奇怪。從心理學的角度講，好東西就該與人分享。”[53]西方向外灌輸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普世價值”竟然是出于善意、出于情懷，為了向全世界弘揚獨立、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從而讓整個世界“分享”其益，易中天教授眼里的“普世價值”宛如人類文明和制度的“救世主”！然而，易中天教授似乎忽略了“普世價值”的實踐背叛了它在理論上所設定的價值追求，如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啟蒙運動”的理想設定與其結果的悖反一樣，“普世價值”實踐的結果反倒成了一幅極不普世的諷刺畫。易中天教授在書中指出獨立、自由、平等的結果是民主，共和與憲政，又指出中華民族的歷史也在不斷追求這種核心價值，豈不是說中國追求的目標也是西方的這套政治制度？易中天教授忽視了我國的國情、歷史發展、文化傳統的特殊性，將打著普遍性、永恒性幌子的西方價值體系灌輸到我國的價值觀念之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普世價值”變成了“政治宗教”，仿佛只要照搬這些制度和價值，就可以實現升華。“宗教是人民的鴉片”[54]，“普世價值”則成為民族和國家的鴉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應該大力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確理念指引。”[55]這種全人類共同價值顯然與西方資產階級標榜的“普世價值”存在本質不同。西方所謂的獨立、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看起來多么完美，多么具有“普世性”，殊不知這正是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完美的偽裝和精巧的陷阱，在民主和自由的“包裝”下，西方追求個人主義的自由和政客之間表里不一的民主。它的獨立、自由、平等都具有狹隘性、片面性：以獨立和自由為借口，向外殖民護張，侵害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獨立及人民自由：將資產階級的階級性自由夸大為全人類自由，實際上無產階級工資微薄、生活困苦，沒有自由發展的資格和條件；所謂的平等只是典型的“雙標”，在涉及自身利益時要求對本國平等，對別國卻頻繁破壞平等原則。實際上，西方的“普世價值”推行到哪里，哪里就會發生災難。一旦價值滲透和政治干涉達不到目的，西方一些國家就會通過赤裸裸的軍事干預侵犯別國主權，在“人權高于主權”的幌子下，將霸權凌駕于別國主權之上，把別國人民拋向暴力戰亂、水深火熱之中，置別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于不顧，甚至以反恐名義支持和制造恐怖活動，制造駭人聽聞的人道主義災難。歷史的事實就擺在那里，看待歷史必須全面、完整，否則所得結論將毫無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的人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56]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無須以西方“普世價值”詮釋我國的歷史和文化我們從中國傳統價值觀中提煉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清了國家、社會、個人層面的價值追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的價值觀隨著歷史和實踐的發展，逐漸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價值共識。“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必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人民正在進行的奮斗相結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相適應。”[57]我們應有充分的歷史和文化自信，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必須根植于我國的歷史傳統而非西方的歷史傳統。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標準，衡量我國的歷史、文化和文明，只會歪曲事實，消解主流意識形態。沒有了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我們的一切行動都將失去凝聚力，喪失歷史主動和精神動力，最終從根本上動搖我國的國本。源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自20世紀80年代傳人我國以來，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很大沖擊，嚴重危及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盡管新自由主義思潮一進入中國，就遭到黨中央的公開譴責和抵制，但由于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中國與國際接軌不斷深入，這一社會思潮在中國仍然存在，而且分布在各個領域。對易中天授的思想進行解析，就能發現其世界觀呈現出一種尷尬的二元結構，既有“學而不精”的所謂唯物史觀，且在其著述中被嚴重曲解和邊緣化;同時又充斥著新自由主義的立場和思想方法，易中天教授對文明、歷史和文化的認知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種種觀點十分契合。新自由主義思潮竭力維護私有產權，并把私有財產和人的解放，個人自由發展相結合，主張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前提和基礎。易中天教授對私有產權的極端認同，充分體現他追求產權私有化的實質，實際表明了他新自由主義者的本質。易中天教授認為獨立人格不可侵犯建立在一個重要前提下，就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重點是個人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58]“經濟獨立的結果，是人格的獨立；人格獨立的結果，則是意志的自由。”[59]獨立人格建立在個人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礎上，聽起來似乎合情合理，但是他所說的獨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欺騙性、排他性的獨立和自由，是有產階級才能享受到的獨立和自由，私有財產一詞也僅模糊表達了新自由主義者在所有制層面對私有制的擁護，廣大民眾極易落入易中天教授的話語陷阱，在現實中成為這些“自由”的犧牲品。事實上，易中天教授所說的個人私有財產下人格獨立和意志自由的實現只有在社會生產力處于較低發展階段才能實現，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這種獨立和自由必然會被消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這一點：“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60]在私有制下，“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系決定和規定的”[61]。個人擁有排他性的私人財產，這種財產占有方式極易造成少數人的兼并、擴張和壟斷，無產階級在勞動異化下，始終屈服于生產工具，連個人的自由勞動都無法實現，因此所謂的獨立人格、自由意志也只能是排他性的自由，這間接反映出易中天教授觀點對人的解放的偏離。如果再深入地分析，即使是有產階級，在這種私有制下，也無法得真正的自由。資本家歸根結底只是資本的人格化，他的靈魂受到資本的控制和支配。他的所作所為只是受資本的驅使無限榨取剩余價值，不斷進行資本增殖，并以此作為自己的目標追求和興趣所在。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實現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從而實現人的真正解放呢？對于這一問題，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作出了明確回應：“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62]只有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真正實現公有制，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能得以實現在那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于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63]。真正共同體的出現，恰恰是建立在消滅私有財產的基礎上！我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為理想目標，而易中天教授的觀點與馬克思主義對人的解放的認識截然相反。易中天教授混淆視聽，以個人私有財產的表述模糊了他對私有制的辯護，在思想傳播中潛移默化地輸出其私有化理念，企圖對讀者的所有制認知進行“和平演變”，對我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造成不利影響。馬克思認為，個人主義正是私有制的產物，有產者在擁護私有財產的同時，必然會將自身的利益作為排他性利益。易中天教授認為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他在闡釋歷史時，對于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相沖突的歷史事件，強調對個人利益的保護，因此走向了極端個人主義。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經常被易中天教授拿來作為反面案例論證自己的觀點。他在講中庸原則權宜之法時，提到海瑞連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拎著不放：“像海瑞那樣，手下的文書領辦公紙，也要自己數。發給你十張，交回來也得是十張，不能貪污國家的那張紙，這就清得有點過頭了。”[64]又如在一次對話訪談中，易中天教授再次強調海瑞的廉潔是節約過頭，是不近人情，無助于反腐。[65]易中天教授究竟是站在誰的立場上評判海瑞？這是顯而易見的。易中天教授把明朝官員的腐敗歸咎于制度性腐敗，認為明朝俸祿過低，所以才會出現貪官污吏，而只要官員個人利益的小小滿足對國家共同體的整體利益構不成大威脅，可以選擇對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海瑞作為政府官員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從不諂媚權貴，從不貪污腐敗，他的“不近人情”是針對那些貪官污吏。如果所有官員都能實打實地做到海瑞的廉潔，整個官僚系統的風氣也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人人都不是海瑞，都以個人主義唯利是圖，貪得無厭，最終受苦受難的還不是最廣大的底層平民百姓？易中天教授在《先秦諸子》中對墨子和楊朱的評論，亦顯現出極端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易中天教授將“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的楊朱視為主張天下為公的代表，理由是楊朱反對一切侵犯和占有，認為所有東西都是私有財產，應當得到保護；而認為為社會考慮的墨子，實際上專制獨裁，極權統治，沒有人性。[66]在易中天教授看來，楊朱是正當捍衛個人權益;而關心勞動人民，為廣大勞動人民謀利益的墨子則是“矯枉過正”，毫無人性。這正如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揭示的：“任何一種所謂的人權都沒有超出利己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即沒有超出封閉于自身、封閉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為、脫離共同體的個體。”[67]又如易中天教授在《品三國》中對劉備率十幾萬當地士人，百姓于兵臨城下之時南撒一事的描述，也是其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表現。《三國志》對此事的原文是“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三國志·先主傳》)對于這個“以人為本”的理解，易中天教授認為劉備是“以人為資本”：劉備講“以人為本”，恐怕更多的是以人為“資本”。我們知道，在東漢末年的政治博弈中，劉備的資本或者說本錢是不太多的。但他所到之處，都備受尊敬和歡迎，其原因就在程昱所說，他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人望、人緣、人心，是劉備的本錢和資本，也是他的根本和基本。[68]《三國志·先主傳》這句話意思是成大事的人必然是以人為本的，如今百姓歸順于我，我怎么忍心舍棄他們而離開！大軍壓境，率領十幾萬百姓隨從安全轉移并非易事，若劉備真的只是把百姓看作統治的資本，出于功利考慮，十幾萬的士人、百姓等隨從人員，其中不乏老弱病殘的民眾，不但拖累行進速度，而且糧食等物資也是一大筆消耗，負擔太過沉重。況且劉備本就出身于普通的農民階層，他對平民百姓本就有特殊的情感，正如恩格斯在評價文學作品時，提到“主要的出場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正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69]。而易中天教授卻以個人主義觀點將劉備的“以人為本”曲解為對百姓的利用，將劉備的出發點視為利益至上，將劉備塑造成功利主義的“資本家”，其個人主義分析邏輯已滲透進學術理解之中。
易中天教授的理論明顯具有新自由主義的欺騙性和虛偽性，又以所謂的唯物史觀標榜自身思想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這讓他的言論充滿蠱惑性和隱蔽性，在社交媒體廣泛傳播的時代具有危險性。易中天教授對相關問題的解讀，時常夾帶新自由主義“私貨”，致力于讓民眾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一整套西方價值體系，這使缺乏專業知識素養的普通讀者極易受其誤導，從而對民族信仰、中華文明產生懷疑，進而喪失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馬克思主義剖析了人民群眾、階級斗爭、革命運動對歷史發展、社會進步的作用，進而揭示出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并以真正共同體或自由人聯合體的實現、所有人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追求。而易中天教授表面上淡化其意識形態，“客觀”展開中西文明比較，實際卻暗中運用西方價值標準，因而難以被普通民眾察覺。新自由主義思潮揚言保護每個人的私有財產，這樣“每一個人”都能實現獨立自由發展，以此迎合人民群眾的心理需求，極具蠱惑性，實則帶有欺騙性。資產階級所講的平等、民主、自由等思想打著普遍性的幌子，實際上僅僅代表占社會少數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如果不考察源自西方的這些思想產生的基礎和歷史語境，那么“占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70]。需要揭露的是，雖然易中天教授的新自由主義史觀與其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表面上可以“融通”，但其實二者具有原則性和本質性的區別。首先，真正的唯物史觀堅持人民立場一以貫之，它關注農民起義、階級斗爭，普通群眾的生產生活，而易中天教授則是虛偽的有產階級立場，它只注重王侯將相等英雄人物，缺乏對人民群眾歷史的關切和了解，實則是一種唯心史觀。其次，唯物史觀以實現所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理想目標，而易中天教授雖然宣揚追求個人的獨立、自由，卻以保護個人私有財產為手段，只能實現排他性的財產和自由，無法實現對所有人的公平。資本的權力使有產階級處于統治地位，無產階級只能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因此他們從屬于資本，不具有自身的獨立性。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下，私有制的存在促使舊式分工繼續發展，人的勞動對人來說成為一種異己的力量，人處于生產工具的支配之下，無法實現自身的解放。“隨著基礎即隨著私有制的消滅，隨著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以及這種調節所帶來的人們對于自己產品的異已關系的消滅，供求關系的威力也將消失，人們將使交換、生產及他們發生相互關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71]易中天教授以這套西方“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來曲解中華文明，煽動民眾接受西方文明，進而否定我國的民族信仰，并以極具蠱惑性和虛偽性的言辭進行“包裝”“掩飾”，使得這套曲解中華文明和民族信仰的價值觀念似乎外在地契合了部分民眾的情感訴求，但是拋開外在而直擊本質就會發現其危害。易中天教授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群眾，經過精心剪裁利包裝之后，中華文明在他的表述中變得面目全非，對民眾的歷史和文化認知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虛無和消解了民眾對民族信仰的認同，尤其嚴重阻礙了青少年形成正確的歷史觀并堅定文化自信的進程。
揭露了易中天教授信仰相關的一系列主張背后所隱含的立場、理論基礎和現實意圖，我們最后回歸信仰問題本身。易中天教授指出，“我不認為中國需要信仰，我認為把中國當前道德滑坡，道德沙塵暴出現歸結為中國人沒有信仰，是一個偽命題。”[72]信仰是社會發展、人生選擇中不可缺少的內核，“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73]。面對眾多現實問題，我們需要的是能夠反映現實此岸世界的世俗信仰，并且是科學的信仰，“科學的信仰是真理與價值的統一，是有著現實基礎和規律依據以及符合人們切身愿望和根本利益的價值體系”[74]。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能沒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就會土崩瓦解。”[75]馬克思主義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是真正指導實踐、關注現實的信仰但這并不意味著從根本上否定宗教性、民俗性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體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仰，并且始終致力于全人類的解放。因而，要在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指導下，積極引導多樣化的信仰形態與之相適應，必須發揮馬克思主義對其他思潮的重要引領作用。馬克思主義信仰就是共產主義信仰，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中，廣大共產黨員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76]。共產黨人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堅信“兩個必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理論、文化高度認同和自信，積極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整個國家和民族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并不是靠宣傳、口號就能實現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取得的一系列偉大成就就是馬克思主義信仰發揮作用的鮮活案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脫貧攻堅、推動共同富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等實踐中，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群眾基礎不斷擴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深刻認識實現共產主義是由一個一個階段性目標逐步達成的歷史過程，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統一起來，同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統一起來。”[77]立足實際，不同社會群體對馬克思主義信仰有著不同的現實追求，共產黨員應踐行“貴民、尚勞、公廉、和同”的理念，知識分子踐行“學本、繼圣、明德、仁民”的標準，公眾人物踐行“慎獨、雅潔、精藝、親民”的原則，廣大民眾踐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精神[78]。讓信仰真正體現在行動上，才能讓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遠大理想和社會共同理想結合，到達以民族信仰構筑的理想彼岸。易中天教授如此荒謬地瓦解中國的信仰體系，卻仍能收獲一眾“信徒”，這表明我國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建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國科學的信仰體系構建，需要做好馬克思主義信仰大眾化、普及化工作，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學者占領信仰“主陣地”，讓有信仰的人去講信仰，讓錯誤思想無處遁形，防止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想蠱惑和荼毒社會思想領域，這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必須高度重視、持久空持且不能“筑塌”的“信仰長城”，是新時代全體中國人民真正的“精神家園”。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2021年。
易中天:《易中天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
牟林:《〈易中天中華史>讀后感》，https://mp.weixin.qq.com/s/CFybnkmOPR2BuePkJtj-nw.2021年12月21日。
注 釋：
[1]《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頁。
[2]易中天:《你有信仰嗎?什么是信仰?》,https://haokan.baidu.com/v? pd=wisenatural&.vid=5384371142966217417.2023年5月18日。
[3]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南朝,北朝》,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17頁。
[4]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奠基者》,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67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37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333頁。
[7]劉晨曄、王文瑞:《論信仰世俗化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對宗教信仰的超越》,《科學與無神論》2021年第5期。
[8]吳文新:《當代中華信仰的本體基礎探析》,《東岳論叢》2018年第6期。
[9][美]歐大年：《神明、圣徒、靈媒和繞境：從中國文化觀點比較地方民間信仰傳統》，《臺灣宗教研究》2023年第2期。
[10]吳文新，孫武安：《知行合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何以必須被信仰》，《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9年第6期。
[11]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奠基者》，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65-170頁。
[12]吳文新:《論中華民族文化自覺的信仰維度》,《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13]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40頁。
[14]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隋唐定居》,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74頁。
[15]新華社：《良渚: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18755987166816414&.wfr=spider&for=pc,2021年12月10日。
[16]《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2023年版),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3頁
[17]參見杜尚澤:《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人民日報》2023年6月5日。
[18]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頁。
[19]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頁。
[20]易中天：《易中天中華經典故事之(論語)》，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第12頁。
[21]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國家》,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83頁。
[22]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國家》,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01頁
[23]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國家》,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212頁
[24]易中天:《我的歷史觀》,https://www,bilibili. com/video/BV1Ls411m7gP? share_source=copy_web.2015 年8月8日,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0頁
[26]習近平:《在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七十七周年儀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7月8日。
[27]易中天:《帝國的終結》,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202-203頁。
[28]易中天:《帝國的終結》,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203頁。
[29]易中天:《帝國的終結》,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203頁
[30]《列寧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4頁
[31]《列寧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4頁
[32]習近平:《在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七十七周年儀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7月8日。
[33]吳文新:《論中華民族文化自覺的信仰維度》，《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34]《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7頁。
[35]楊麗敏:《人民是黨執政興國的最大底氣》,《人民日報》2022年7月14日。
[3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頁
[3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5頁
[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頁
[39]易中天:《先秦諸子》,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 163頁。
[40]易中天:《愿所有女孩都能成為谷愛凌,而不是……》,https://mp .weixin.com/s/B-ZkOo87XTGIPwmF8jkIYg.2022年2月9日
[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6頁。
[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1頁
[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頁
[4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頁。
[45]《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頁
[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3頁。
[47]易中天:《易中天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2頁。
[48]宋厚亮:《告別土豪：中國慈善新時代》，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15年,第236頁。
[49]《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16頁。
[50]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國家》,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213頁
[51]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國家》,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212頁。
[52]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國家》,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31頁。
[53]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26頁。
[5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頁
[55]習近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頁。
[56]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頁。
[57]習近平:《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頁。
[58]易中天:《正和島演講》，http://video. sina, com.cn/p/finance/20131231/160963323567.html.2013年12月31日.
[59]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國家》,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86頁
[6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3頁。
[6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頁。
[6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頁。
[6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頁。
[64]易中天:《中國人的智慧》，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64頁。
[65]曾勛:《對話易中天:倡廉要靠好人,反腐更得靠別的》,《廉政瞭望》2020年第20期。
[66]易中天:《先秦諸子》，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124頁。
[6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頁。
[68]易中天:《品三國》(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185頁。
[6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頁。
[7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頁.
[7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539頁
[72]易中天:《你有信仰嗎?什么是信仰?》,hitps://haokan. Baidu.com/v? pd=wisenatura&vid=5384371142966217417.2023年5月18日。
[7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頁。
[74]吳文新、孫武安:《知行合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何以必須被信仰》，《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9年第6期。
[75]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頁。
[76]《中共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頁。
[77]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17頁。
[78]吳文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中華文化解讀——基于不同主體的踐行視角》,《理論學刊》，2016年第1期。
（作者：吳文新，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永杰，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本文原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4年第1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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