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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新江永杰：以公有資本控股改革破解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難題

點擊：作者：吳文新江永杰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3-07-11 09:22:25

【摘要】學術界表達了對平臺經濟的較多關注，但其相關主體利益失衡難題尚待破解。這種利益失衡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各相關主體經濟利益失衡、平臺企業與個體參與者自主性等人格權益失衡、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安全利益失衡；其深層原因是私有民營平臺運營數據的資本邏輯和私有平臺經濟固有的內在矛盾。為此，我們建議對私有民營平臺進行以公有資本控股為主要內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合理性主要來自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戰略的政治需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經濟需要、協調利益創造和分配的社會需要，及實現主體利益均衡、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全面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必要性，以及社會主義制度、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生產力要求生產關系變革和平臺經濟發展趨勢等所昭示的可能性。要實現這一變革，應當遵循以下方法論原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科學發揮“資本的文明面”，從大數據的共享化入手，以平臺混合所有制改革為重點，努力實現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共贏共享、共同富裕。

伴隨科技蓬勃發展，以數字為基本生產要素的平臺經濟已經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平臺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暴露出諸多問題，特別是在各種私有民營平臺中，各利益相關主體的利益失衡問題突出，其負面效應逐漸顯現，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造成一定消極影響。對此，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國家發展改革委、市場監管總局等九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堅持發展和規范并重，確保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要促進平臺經濟健康發展，完成平臺經濟專項整改，實施常態化監管，出臺支持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5月末，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提出“在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以公平競爭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這都為平臺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各方利益均衡、助力共同富裕，提供了原則性、方向性和建設性意見。但是在現實發展中，如何切實有效地解決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問題，還需要進行專門研究。

一、相關文獻簡要述評

近年來學術界對平臺經濟及相關問題做過不少研究，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幾個不同的主要研究視域，關注點有明顯差異。西方經濟學視域下的研究更關注平臺運行特征和市場效應，缺乏對其背后的資本邏輯和生產關系進行深入分析和探討。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域下，多數學者采用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觀點，從消費用戶的個人行為展開分析，認為這屬于產消型數字生產過程，用戶進行的是無償勞動。馬克思主義視域的研究，從資本邏輯出發，以數據壟斷、勞資關系、生產過程、價值主體、商品流通等為切入點，運用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對平臺經濟進行了深入剖析。

第二，在眾多策論性研究中，平臺經濟的產權性質問題被重點關注。面對這一新經濟現象及其正在顯現的利益分化問題，學者們提出眾多應對之策，包括征收數字稅、加強監管、完善立法、所有制變革等，其中有關所有制變革的研究深入到平臺經濟的內在機制層面，主要從兩個角度展開。一方面，基于法權關系探討平臺產權變更問題，在上層建筑范疇內反映了平臺所有權的變化。如丁曉東提出一種以場景為基礎界定數據權屬的方式，即在具體場景中確定數據的性質與類型，根據各方的合理預期來確定相關主體的數據權益。侯曉東、程恩富主張通過漸進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實現平臺產權國有化，平臺企業大數據的產權應由國家代表全民所有，平臺國企依法掌控和使用，其他企業依法有償使用，收益應實現平臺財富全民共享。朱春輝、李少育主張分類推進私有產權向混合所有的產權結構轉變，構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平臺企業混合所有產權制度。（另一方面，直接剖析平臺的所有制，提出相應對策。王彬彬、李曉燕主張構建國有資本主導的合作制平臺組織。徐偲骕、張巖松提出構建基于“勞動權”的“數據公有制”。趙燕菁建議政府通過PPP模式代表公眾參與平臺企業的投資，從平臺企業中“萃取”出公共資源創造的價值返還給公眾，從而實現平臺企業公眾化。馬云志、王寅主張消解平臺資本所有制的生產關系，重構適合中國特色的平臺社會主義。

第三，總體而言，對當前私有民營平臺各相關主體利益失衡問題關注不夠。學界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別是程恩富等有關平臺經濟的策論研究，為我們以私有民營平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解決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問題，奠定了較好的學術理論基礎，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較大的探索空間。隨著平臺經濟日益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平臺及其數據資源成為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的關鍵，解決好相關主體利益失衡問題，更好地規范和保障平臺經濟有序運行，是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礎。因此，以平臺所有制改革回應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基于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深入探討平臺經濟所有制改革及其對相關主體利益分配的影響。這里首先對平臺及平臺經濟利益相關主體進行界定。一般認為，“平臺經濟是以互聯網平臺為主要載體，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驅動力，以網絡信息基礎設施為重要支撐的新型經濟形態”。由于我國特殊的所有制結構，目前的平臺經濟絕大多數屬于私有民營即非公經濟范疇。我們這里討論的平臺，特指我國現階段的私有民營平臺，只有對它們才談得上以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式來解決利益失衡這一難題，對此，我們基本認同姜英華等關于平臺外延的界定，將平臺劃分為廣告平臺（包括各類搜索引擎和社交媒體）、按需平臺（以提供產品和勞務交易的中介服務為主）、云平臺和工業平臺四類，并把廣告平臺和按需平臺作為研究對象，因為其絕大部分屬于私有民營平臺，具有量大、面廣、多數據、多主體參與的特點。“人的存在泛網絡化”主要基于這兩類平臺，它們具有明顯的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特征，消費者個人的行為所生成的數據對平臺運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平臺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各利益相關者的投入和參與，平臺經濟的運行必須考慮他們的利益，實現整體利益均衡，從而推動社會的共同富裕。我們認為，平臺經濟利益相關主體包括平臺企業、技術工作者、依托平臺的個體勞動者和使用平臺的消費者用戶，以及與平臺企業存在競爭關系的非平臺企業，這五類利益相關主體與平臺經濟發展密切相關。

二、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的表現

總體看，我國平臺經濟發展處于初級階段，存在的問題尚未完全暴露，但是目前已有的平臺企業之間、平臺企業與個體非平臺企業、與消費者用戶、與個體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失衡現象已顯出其嚴峻性，若不能妥善解決，勢必影響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及共同富裕的實現。平臺經濟相關主體的利益失衡大致有以下表現。

（一）平臺經濟各相關主體經濟利益失衡

1. 大平臺企業擠壓中小平臺企業發展空間

平臺企業間形成自然的不平等競爭。隨著互聯網平臺的不斷發展，各類資本蜂擁而至，紛紛涌入平臺經濟大潮，但由于互聯網平臺具有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市場、流量、平臺關注度的天平會自然地向大平臺企業傾斜，形成一種自然壟斷現象。在市場競爭中，各類平臺層出不窮，率先進行技術升級、實現數據變現的平臺具有絕對優勢，形成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所以，諸如Facebook、亞馬遜、谷歌、阿里巴巴、Uber等家喻戶曉的巨頭平臺，相比于一些不知名的中小平臺發展更快，它們會吸納更多的流量和數據，而后加入的“中小微”平臺顯然沒有競爭力。在市場經濟中，大平臺對小平臺的相對控制是平臺企業間競爭關系的最顯著特征，這無疑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小平臺企業由于沒有能力吸納足夠多的普通資本和數字資本，而在市場競爭中居于劣勢，導致各個平等的平臺企業間利益失衡。

2. 平臺企業和個體勞動者收益不對等

對廣告平臺和按需平臺來說，平臺相當于商品交易場所，除平臺企業方外，還涉及參與平臺經濟運行的個體勞動者，如網絡主播、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淘寶商家等，這部分參與者雖然進行的是有償勞動，但他們要使用平臺這一中介，就不得不向平臺支付租金，任由平臺高額抽成。例如網絡主播的收益需要與平臺五五分成，往往只能提出實際收益的50%，而在斗魚平臺打賞禮物，平臺要抽取60%，映客平臺采用映票翻倍的形式，平臺抽成高達68%。“代替單個機器的是一個龐大的機械怪物，它的軀體充滿了整座整座的廠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龐大肢體莊重而有節奏的運動掩蓋著，然后在它的無數真正工作器官的瘋狂旋轉中迸發出來。”在平臺經濟時代，平臺就相當于一個數字化、消費者集合化的超大機器，能夠極大提高個體勞動者的生產力。平臺企業掌握著這一新經濟形態中不可或缺的“場地”，可以為個體勞動者提供大量消費者，加之企業所謂合作共贏的迷惑性掩蓋了平臺所有者的貪婪本性，掩蓋了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的本質，面對這樣的“不平等條約”，個體勞動者也只能無奈接受。

3. 平臺消費者無酬地為平臺企業提供“原材料”

在平臺經濟中，平臺消費者的搜索、娛樂和購買等行為都具有潛在生產力，它們以一種無形的方式融入平臺經濟的生產過程，成為“產消型數字勞動者”，從而“絕對地”為平臺企業增加利潤。

對于消費者的這些個人行為是否創造價值，目前多數學者認為用戶確實在進行無償勞動，持異議者則認為這只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比如陸茸認為，勞動必須要有主體參與勞動的主觀目的，而這些消費者沒有從事勞動的意圖，而且他們也不是數字產品的真正生產主體，所以他們的個人行為不創造價值。但我們認為，雖然平臺消費者沒有主動的勞動意愿，但其網絡數字活動產生的數據卻成為生產要素參與到平臺經濟的生產過程中，最終成為“商品”，這充分體現出消費者的行為為平臺企業帶來價值增殖的事實，這種巨大的潛在生產力是毋庸置疑的。以短視頻平臺為例，除了專職播主以外，還有諸多自由發布內容、以娛樂為主、不以盈利為目標的個人用戶，其創作的“作品”不斷在平臺積聚，豐富了平臺的數據資源。這與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大不相同，在數字化平臺的生產過程中，資本增殖的隱匿性更強；消費者所產生的初始數據作為平臺企業的生產資料，通過算法生成大數據，這些數據與整個數字商品的生產過程是不可分割的。數據作為消費者用戶的實踐性存在，由“單個成員”成為“總體工人”，“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勞動對象，但“總體工人”模糊了原來的每一個“單個成員”。最終生成的大數據及數字商品由企業獨占，技術勞動者的活勞動結合平臺消費者提供的數據轉變成了平臺企業的資本，而個人消費者毫無察覺，無意識地為企業輸送源源不斷的“原材料”。我們認為，普通消費者無論是否有勞動的意愿，都在客觀上具備了價值形成和增殖的生產性功能，因而他們作為“產消型數字勞動者”的行為就是一種無酬勞動，平臺企業通過這種勞動實現了“無本萬利”。

4. 平臺企業與非平臺個體企業之間的利益失衡

首先，平臺企業依靠互聯網平臺，聚集了大量商家，為消費者提供一站式服務，而那些單純依靠實體性商品制造或生產的非平臺企業，則主營線下市場，其競爭力明顯不足。其次，平臺企業通過直播帶貨，發放各種優惠券來降低商品價格，但其背后真正受到損害的是為之提供商品的實體非平臺企業，后者的利潤空間被極大壓縮。這就使非平臺企業資金周轉放慢，從而不利于擴大再生產和技術改造升級，顯著阻礙實體經濟發展。再次，被迫平臺化成了非平臺企業發展的必要選擇。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人們的生活節奏也在不斷加快，許多人不愿外出，也沒有時間去實體店鋪，久而久之，在平臺企業便利化和人們生活節奏加快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非平臺企業必須平臺化、網絡化，否則就沒有發展空間的局勢。以出租車為例，網約車平臺推出前期，通過各種優惠券，用戶乘車價格遠遠低于出租車價格，致使一段時間內出租車行業受到嚴重影響，迫于生存壓力，靠實體運營的出租車公司也進行了平臺化轉型，加入網約車行列。最后，當大多數用戶習慣于在平臺上購買商品和服務，這勢必使實體零售企業要么破產，要么被迫向平臺型企業轉變，或者逐漸依附于更大的平臺企業；平臺化的實體企業雖然提高了生產流通效率，擴大了市場，但是在線上市場卻又陷入基于網絡化、規模化的價格競爭和流量競爭。這樣，平臺企業以數字化形態傾向于“虛擬化”，極大壓縮了非平臺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致使二者經濟利益嚴重失衡。

（二）平臺企業與個體參與者自主性等人格權益失衡

平臺經濟的個體參與者是指依托于平臺的個體勞動者和使用平臺的消費者用戶，他們是平臺經濟的利益相關主體，理應同平臺所有者一樣享有自由等人格權益。但實際上，由于平臺企業利用數字化信息技術開展隱蔽的強制性活動，個體參與者自主選擇等基本人格權益受到嚴重侵害。

1. 平臺“霸王條款”及勞動時間“主動”延長損害個體勞動者的自主選擇權益和生活權益

平臺強迫個體勞動者“二選一”，約束了個體勞動者的自主選擇權。“二選一”模式實際上形成了平臺與商家的“獨家合作”，進一步加劇了平臺的壟斷，對于同一領域內與其競爭的其他平臺而言，發展受到限制；對于個體勞動者而言，平臺的自由選擇權受到制約。2021年，平臺監管和法規不斷完善，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阿里巴巴“二選一”等壟斷行為進行調查，阿里巴巴被處以罰款182.28億元。自此，公開的平臺“二選一”行為受到打擊，但是也讓這一行為更加隱蔽，轉而采用“限流”等方式，個體勞動者的選擇自主性依然無法獲得尊重，其被迫站隊，淪為壟斷平臺的獲利工具。顯然，這種“霸王條款”表現了平臺企業對個體勞動者的強力規制，直接損害了他們的自主選擇權益。由于生活與勞動時間界限模糊，個體勞動者的生活權益受到更嚴重威脅。平臺經濟看似勞動時間自由，可以有更多的生活和休閑時間，但事實上，許多個體勞動者都陷入數據和信息構造的高效率“迷霧”，把不斷提升勞動強度看作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平臺個體勞動者的零工形式類似于“計件工資”，按馬克思的說法，“實行了計件工資，很自然，工人的個人利益就會使他盡可能緊張地發揮自己的勞動力”。平臺不少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他們的“高收入”是通過充分自我壓榨換來的。工作時間與生活時間界限模糊，平臺經濟看似“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許多個體勞動者除正常的8小時工作外，分散化、零碎化的時間都在看似休閑的環境中被利用起來，逐漸失去生活的自主性，真正的閑暇漸漸消失，而平臺所有者在享受生活的同時，占據了個體勞動者勞動時間延長所創造的絕大多數利潤。

2. 平臺企業壟斷、操控等行為損害消費者用戶的自主性權益

首先，一些“巨無霸”平臺使個人用戶作為消費主體失去了能動選擇的權利。在依托網絡社交的當代，如果周圍的朋友都聚集在同一平臺，那么后來加入的消費者用戶大概率也會選擇這個平臺，這樣一來，新用戶基本上失去了平臺選擇的自主權。例如，微信、QQ兩大平臺占據了我國大部分的社交通信市場，目前，微信擁有中國十億用戶，占據中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多。由于個體消費者在平臺上產生的數據可攜帶性較差，所以基于某一平臺的數據信息很難從平臺轉移出去，消費者黏性不斷增強，似乎要終生“扎根”于某個平臺。平臺經濟發展一般會經歷兩個階段：平臺依賴于用戶和用戶依附于平臺，即在平臺成長期，平臺企業會通過各種優惠、便利的政策來吸引用戶，以獲取海量數據；但當這些數據積累到一定程度，足以形成自然壟斷時，平臺就進入了成熟期，用戶會自然依附于平臺。

其次，個人用戶成為平臺數據信息、商品的被動接受者，在消費偏好記錄中逐漸喪失自主性。平臺實時記錄用戶的搜索、瀏覽等行為，通過算法形成消費者偏好，并自動向用戶推薦瀏覽過的相似或同類內容。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個人即時需求的滿足和有針對性地消費，但是長此以往，人的自主性會在這種偏好記錄中逐漸消失，個人用戶成為數據信息、平臺商品的被動接受者。2021年，江蘇省消保委對淘寶、京東、拼多多、蘇寧易購、考拉海購、網易嚴選、唯品會七大知名電商平臺進行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平臺都存在強制收集個人信息、誘導消費等問題。除此之外，平臺還存在“大數據殺熟”“監聽”之類的道德失范問題，平臺的差別對待導致消費者用戶逐漸由平臺主動方成為被動方，在毫無察覺中接受了平臺“見人下菜碟”的“潛規則”。

最后，個體消費者通過平臺共享的內容，如知識分享、生活分享等，都被對象化為流通的商品，失去了原先分享的意義，消費者的自主性在平臺資本的貪婪驅動下逐漸消失。

概言之，個體參與者在平臺經濟中的活動自主性、個性等人格權益受到嚴重危害，表面上看是由于算法算力技術的發展，人成為技術的附庸，但事實并非如此，這正是因為平臺企業是平臺——數據——算法的背后控制者。馬克思指出“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系決定和規定的”。受資本邏輯支配的平臺經營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平臺企業為逐利而削弱個體參與者自主性的問題，極大損害了個體勞動者和消費者用戶的人格權益。

（三）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及國家安全利益失衡

這里說的安全利益主要包括用戶的個人隱私安全利益和國家層面的安全利益。

1. 平臺企業侵犯個人隱私安全利益

隨平臺經濟發展而來的還有嚴重的個人隱私數據泄露問題。2021年，平臺數據泄露所占比例繼續攀升，在所有數據安全事件類型中占比80%，其中以獲利為目的的數據泄露事件占比最高，同為80%。數據承載著個人用戶幾乎所有的隱私信息，平臺運營中用戶私人數據頻繁泄露，個別平臺運營商甚至將這些數據作為商品出售給其他商家，從而獨獲暴利，嚴重侵犯消費者用戶的隱私權，造成嚴重的社會倫理和法治問題。用戶在使用某個平臺之前，通常會簽署平臺方發出的隱私協議，“主動”讓渡自己的某些信息（比如身份證號、手機號、電子郵箱、通訊或住宅地址等）和數據使用權；用戶在平臺上的搜索瀏覽記錄，個人偏好甚至是隱私信息都被平臺實時地記錄下來；隨著物聯網的發展，智能穿戴和家居設備逐漸普及，用戶的生活起居都在平臺上被記錄。不斷推進的算法技術，強制簽署的平臺協議，使平臺對用戶信息和數據的掌握、集合程度不斷提升，再加上平臺經濟通常存在外包的情況，造成許多方面的責任方并不明確，隨著科技發展，不法分子基于網絡的入侵技術也在不斷改進，上述情況都成為平臺個人隱私數據安全問題的缺口。

2. 對國家總體安全利益構成威脅

個人數據通過算法整合成為大數據，可能會形成對國家安全存在威脅的數據集，折射出國家安全利益存在潛在風險。不管是個人信息，還是瀏覽記錄、消費記錄、出行記錄等，極有可能被別有用心之人按需求收集起來，對由此生成的大數據進行過度地整理和分析。海量碎片化的個人數據匯聚在一起，通過關聯分析，可以洞察其背后隱藏的“重要情報”。2020年全球數據泄露事件的數量超過去15年的總和，特別是政務、醫療和生物識別信息等特殊敏感數據泄露風險與日俱增。像2021年滴滴公司在美國上市等還極有可能將國人出行的路線及沿線相關地理、政治、經濟乃至軍事信息等涉及國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數據泄露給美國，進而造成重大的國家安全事故。此外，像阿里巴巴、騰訊等巨型平臺公司都有外資大股東掌控運營的情況，而其中涉及十幾億中國公民個人和家庭信息的大數據一旦泄露出去，后果將不堪設想。隨著平臺經濟日益全球化，這些數據如果不幸被不法或反華分子利用，除了經濟安全，整個國家的金融、國防等安全以及社會秩序也都會受到巨大影響。

三、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的深層原因

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問題，目前還沒有逆轉跡象。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搞清楚它的深層原因。我們認為，最根本的依然是支配平臺運行的資本邏輯，并表現為平臺經濟運行機制的多對矛盾。

（一）私有平臺企業運營數據的資本邏輯

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可從利益相關主體角度歸納出支配平臺經濟運行的三方面資本邏輯：平臺企業間公開的資本競爭邏輯，個體勞動者延長剩余勞動時間背后的資本增殖邏輯、消費者用戶“產消一體”數字活動中隱蔽的資本“絕對增殖”邏輯。

1. 平臺企業間公開的資本競爭邏輯

少數大平臺具有自然的壟斷地位，相比于“中小微”平臺，技術更新速度和資本流通速度都更快，故能獲得更多利潤。這一現象反映出平臺企業之間公開的資本競爭邏輯，是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競爭機制自發作用的表現，而達爾文關于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的觀點同樣適用于解釋這一現象，因此也可將這種現象稱為“平臺達爾文主義”。如上所述，由于平臺經濟的運行機制，“中小微”平臺的發展空間受到擠壓，大的平臺企業擁有獲取數據的絕對優勢，數字資本加速積累。由此，在這種公開的資本競爭邏輯和自然形成的不公平競爭環境下，大平臺企業與“中小微”平臺企業的發展利益嚴重失衡。

2. 個體勞動者延長剩余勞動時間背后的資本增殖邏輯

依托平臺的個體勞動者由于時間相對自由，會自發延長自己的勞動時間，從而也為平臺企業提供了相應的資本增殖。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界限不清晰，正常工作時間與加班時間完全混同，為了提高收入，個體勞動者主動延長剩余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個體勞動者落入企業“文明的和精巧的剝削手段”的陷阱，雖然收入有所增加，但由于剩余勞動時間延長，平臺抽成也隨之增加，這就為企業帶來更多利潤。平臺企業占據了個體勞動者活勞動創造的大部分價值，因而造成了平臺企業與個體勞動者收益失衡。

3. 消費者用戶“產消一體”數字活動中隱蔽的資本“絕對增殖”邏輯

消費者用戶“產消一體”的數字活動給平臺企業帶來的是一種“絕對的”資本增殖。企業通常會以各種便利和優惠吸引用戶，但是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他們不會白白地施舍，他們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筆買賣。”平臺企業絕不會無償為用戶服務，他們隱蔽地占據了平臺用戶“產消一體”數字活動創造的價值。私有民營平臺的運營根本上受資本邏輯支配，彌漫著“數據交換”的味道。剖析這種隱形化的價值增殖過程，可以揭示平臺消費者的數字勞動為平臺企業帶來“絕對”利潤，從而發現這一過程同樣受資本增殖邏輯的支配，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平臺經濟的部分生產成本轉移到消費者用戶。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有相當一部分由消費者個人無償提供，他們還無償為平臺提供源源不斷的數字資本。這些用戶自己的智能終端和相關網絡設施成為平臺免費的不變資本；他們自身成為平臺企業隱匿的勞動者，個人用戶的數字活動并非以工作為目的，不存在必要勞動時間，所以企業無須向其支付任何費用，個人用戶無意中成了它免費的“可變資本”；此外，用戶所產生的數據更是直接為企業提供了用于生成大數據的“原材料”，數據在流通過程中不斷通過用戶再生產出新數據，因此，數據流通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也成了生產過程，數據像滾雪球一般不斷擴大，成為平臺企業免費的數字資本。《資本論》中提到兩類屬于企業主的機器，“一類是死機器，另一類是活機器……活機器……延續的時間越久，歷代的技能積累得越多，就越好。”在平臺經濟下，無數的個人用戶就像一臺臺活機器，在平臺中產生的數據越多，為平臺節省的成本和創造的價值就越大，從而成為平臺企業生產資料的“自然富源”，為它提供絕對的“原料節約”和“勞動節約”。

另一方面，用戶個人消費性的數字活動產生的數據被吞噬于大數據之中，它產生的利潤被隱匿于大數據產生的巨大利潤之中。平臺經濟的生產和流通過程都通過平臺這一中介進行，用戶在使用平臺前，與平臺簽署協議，讓渡出數據的使用權，由于數據本身在單獨使用時沒有太大價值，所以大部分消費者用戶都不太在意，而一旦這些數據被轉化為大數據，就會實現數據變現，成為一種可以帶來收益的商品。個人用戶在使用平臺時生成的數據隱藏在大數據里，大數據匯集了眾多數據形成一片廣闊的“數據海洋”，個人數據就像一塊石頭落入汪洋大海，連一個漣漪也不會生成。因此，用戶個人的利益在平臺巨大的利益面前只是大海滴水，極易被忽視。

（二）私有平臺經濟固有的內在矛盾

從深層規定性來看，由于平臺企業的資本邏輯，海量數據集中到大平臺企業手中，這看似由于其背后強大的算法宰制——算法作為異化的工具對大量數據進行訓練，可以引導甚至支配平臺經濟的市場走向，致使“中小微”平臺企業、個體勞動者、消費者用戶在大平臺企業面前利益嚴重受損。從平臺經濟的運行機制來看，這種資本邏輯又表現為多對矛盾。

1. 平臺市場自由開放性和平臺企業自然壟斷性之間的矛盾

在平臺經濟浪潮下，各類資本所有者看到這種基于平臺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帶來巨大利潤，便紛紛涌入平臺市場，但是前期投入資本和技術的平臺企業得到了海量數據，其規模和網絡效應不斷加強，漸漸形成了自然壟斷。盡管后來加入平臺經濟市場的，不乏創新力強、技術含量高的平臺，但是由于缺少用戶，無法得到足夠的數據，造成資本周轉時間長，資本增殖困難。馬克思曾說，如果“大資本家要擠掉小資本家……甚至可以承受暫時的虧損，直至小資本家破產，直至他擺脫小資本家的競爭”。整個平臺經濟市場處于大平臺企業操縱之下，形成了一種畸形扭曲的局面，巨頭私有民營平臺壟斷了市場，致使平臺企業之間利益分配嚴重失衡。

2. 平臺的公共屬性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

平臺作為交流和貿易等活動的媒介，聚集了大量與公民權利、國家安全、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基礎性數據，涉及廣泛的公共利益，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但平臺企業憑借資本投入，私人占有平臺和用戶數據的使用權，這一過程具有隱匿性，不易被察覺，因此，利用這些數據進行生產得到的大數據也被平臺企業所私有。可以發現，隨著平臺經濟的快速發展，平臺及數據被私有民營平臺獨自占有，平臺經濟相關主體的利益失衡會變得更加嚴重。這種潛藏的矛盾，暗中的利益沖突實際上加劇了階級或階層的分化與對立。

平臺市場以形式上的公平掩蓋了不同利益相關主體間實際上的不公平。對于個體勞動者，企業向其提供平臺這一中介，從而提高了個體勞動者的工作效率，但隨著其勞動時間的自我延長，企業也在不斷占有其生產的更多利潤。對于消費者用戶，盡管平臺企業滿足了他們使用平臺的需求，通過這種方式進行了一定的補償，但其結果仍是不公平的。由于平臺企業資本增殖的隱形，用戶對算法等技術的不了解，消費者任由企業從自身“產消一體”的數字生產活動中謀取私利。有學者認為這種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分享和互利為基礎，將更多的交換過程和交換關系轉化為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平臺以這種不對等的方式占有了個人用戶無酬勞動創造的價值。“資本家用他總是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經對象化的勞動的一部分，來不斷再換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勞動。”平臺企業通過占有平臺和大數據，不斷吸納更多的個體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數字活動，從而繼續占有他們創造的新價值，實現資本的持續增殖。

3. 基于平臺公共性的數據共享趨勢和隱私數據被企業泄露隱患之間的矛盾

基于平臺的公共屬性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引申出平臺經濟內在矛盾的第三個表現。正因為平臺本身的公共屬性，平臺的數據資源共享可以節省社會成本，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因此備受推崇，但是個人在平臺產生和共享的數據越多，隱私信息泄露的風險就越大。數據泄露是一個必須引起關注的問題，雖然相關的政策和法規已經出臺，但平臺經濟內在的機制性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決，數據共享與隱私或國家機密數據泄露隱患之間的矛盾就難以消除。

四、平臺經濟公有資本控股改革的合理性

就我國目前的發展狀況而言，平臺經濟的上述矛盾大多處于初級階段，其造成的相關主體之間的利益失衡矛盾尚未達到尖銳化、對抗化的地步，但我們需要未雨綢繆，做好戰略預判，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防止矛盾尖銳化及其可能的危害性影響。為此，我們主張對私有民營平臺進行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合理性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理解。

（一）我國推進平臺經濟公有資本控股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

1. 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政治需要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制度屬性和戰略目標要求我們不斷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及其制度體系，切實體現人民性，做到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從而達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當前，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平臺經濟作為時代進步的產物，其發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然要求，否則將會失掉民眾對共同富裕的政治認同；這其實也是中國共產黨馴服資本、駕馭資本，遏制資本野蠻生長、防止資本肆意壟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現實政治需要。據此，我們有必要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大局的高度，思考平臺經濟如何實現良性發展，如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這是推動平臺經濟以公有資本控股為主要內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必要性。

2. 體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經濟需要

從現狀和趨勢來看，平臺私有的生產關系已不能與飛速發展的數字化、智能化生產力相適應，因此，必須對平臺企業的生產關系進行適當調整。當在原所有制框架內的局部調整無法解決矛盾時，為避免由平臺經濟引發的“灰犀牛”和“黑天鵝”危機，就必須考慮平臺所有制改革。恩格斯指出，應當“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他們的社會性質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平臺經濟以數字信息技術為驅動，實現了生產力的飛速發展，推動社會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進，但平臺經濟社會化發展帶來的巨大的生產力只有與社會化的生產關系相適應，才能滿足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3. 處理好利益創造和利益分配關系的社會需要

要實現平臺經濟利益創造與利益分配的協調，就必須深入分析平臺經濟的所有制問題。平臺企業通過與消費者簽署協議擁有用戶個人數據的使用權，因此，學界對平臺資本壟斷的批判多基于平臺使用權的濫用，提出的解決方法也是通過監管、數字稅、立法等上層建筑范疇來規制，雖然緩解了一些問題，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上述矛盾，這也造成了人們對所有制層面實際問題關注的淡化。用戶在平臺上的初始數據通過算法轉化成大數據，數據從具體到一般，難分彼此，個人用戶也成了“總體工人”，這種情況下討論初始數據的利益分配，從初始數據產權入手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必須著力于平臺經濟的所有制改革。平臺由此真正實現和增強其公共屬性，從而使其各相關主體的利益得到充分體現，以滿足普遍的利益分配需求。

4. 避免相關主體利益失衡嚴重后果的時代需要

平臺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是當前高科技在經濟中的新運用，其各方責任主體尚不明確，在此背景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唯利是圖地自發發揮調節作用，許多方面都反映出平臺企業對資本增殖的追崇。如果任由私有民營平臺經濟自由發展，其帶來的后果很可能是：在利益分配上，大平臺企業一方和由“中小微”平臺企業、個體勞動者、消費者用戶組成的另一方處于天平的兩端，導致平臺經濟相關主體之間的收益分配失衡；在人的發展上，個體勞動者和個人消費者都成為平臺及數據的附屬物，自主能動性等人格權益嚴重受損；在社會安全上，平臺和數據實際歸屬不明，容易被不法分子鉆空子，導致數據被濫用；在行政管理上，平臺與數據所屬主體界定不統一，缺乏統一的管理機制，甚至造成“九龍治水”局面，嚴重浪費社會資源。所有這些都跟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之新時代的大趨勢、大目標不相匹配，故必須逐步改革。

5. 推動更高質量經濟發展和更全面共同富裕的需要

通過這一改革，平臺經濟逐步阻斷其因單純私有民營而固有的資本利潤邏輯。平臺社會化、公有化程度提高，能平衡各相關主體的利益，不斷提高數據可攜帶性，充分體現個體勞動者和消費者對平臺客體的主體能動性，通過國家全過程監管，算法監測和防御技術改進，可以有效防止個人隱私數據泄露，進而防止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另一方面，這一改革還能惠及整個社會發展的諸多方面。首先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培育健全統一的技術和數據市場，助力國內大循環。其次，高度重視平臺數據安全問題，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防范化解數據安全風險，提升平臺公信力，有助于數據安全共享，進而實現平臺資源共享。再次，基于龐大的數據資源，公有化平臺還有利于文化共享發展，從而促進人民群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第四，以此平衡平臺經濟各相關主體利益，實現利益共享，從而達到各相關主體物質生活的共同富裕。最后，隨著平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將有助于構建“平臺經濟共同體”，推進全球非隱私數據安全合作，消除數字鴻溝，對于后疫情時代的經濟復興也具有重要作用。

（二）我國推進平臺經濟實行公有資本控股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可能性

1. 共產黨領導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可能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最大優勢，這正是開展平臺經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可能性。在黨的領導下，我國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努力實現全體人民福祉；社會主義根本經濟特征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且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內容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上兩點充分反映了私有民營平臺經濟由公有資本控股的制度可能性。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進行平臺所有制改革，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優勢穩步推進，以實現戰略性的平臺公有民營甚或公有公營。

2. 生產資料數字化智能化的技術可能性

隨著數字時代的發展，數字信息技術不斷推進，生產資料日益呈現數字信息形態，與傳統的物質實體形態的生產資料相比，更具有可復制性和共享性的特點，成為推動平臺經濟所有制改革的技術可能性和內生動力。借助數字技術和平臺載體，數字信息形態的生產資料更容易共享，各類數據、信息資源在平臺經濟中實現聯通交互。生產資料數字化智能化程度越高，共享性就越強，平臺經濟成本就越低，所實現的社會價值也就越大，因此，數字信息形態的生產資料比物質實體形態的生產資料更有利于實現平臺經濟的公有資本控股。

3. 生產力發展促使社會關系變革的社會可能性

馬克思指出，“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平臺經濟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并進一步推動科技變革，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由此改變了生產過程，社會化的平臺經濟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平臺經濟相關主體間關系的變化，從而為變革平臺所有制提供了可能。對平臺經濟進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走出私有民營平臺資本邏輯的固化思維，以社會主義的思維方式對待平臺經濟，從而促使平臺經濟領域內社會關系變革，推進平臺產權的公有化，最終走向“平臺社會主義”。

4. 平臺經濟本身發展趨勢所昭示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幾種可能性，再深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平臺經濟的發展已經呈現某種頗具公有化意義的趨勢：其一，全民共享性。恩格斯在《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中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化，不是任何時候都可能實現的，“只有在機器和其他發明有可能向全體社會成員展示出獲得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時，共產主義才出現。”平臺經濟反映出共享普惠的顯著特征，即多種數據資源和信息匯集于平臺，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同時滿足了大眾多元化的平臺需求，彰顯出巨大的共享價值。其二，主體共建性。平臺經濟由各相關主體參與，構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每一個參與主體都履行著社會責任。平臺企業提供初始資金和管理效能，技術工作者保證平臺技術，推動平臺更新，個體勞動者參與平臺資源流通，個人用戶提供源源不斷的初始數據，作為消費者拉動經濟增長；參與其中的各方主體均可通過平臺直接提出建議，對平臺經濟進行監督。其三，時空自由性。從時間維度看，在平臺經濟體系中，某些行業的個體勞動者不必再局限于“朝九晚五”的傳統工作模式，可以隨意安排工作時間；從空間維度看，平臺經濟對工作地點的依賴程度更小，大多數主體可以利用智能終端在任意場所從事平臺工作。工作時間和空間相對靈活，這種勞動的彈性反映出平臺經濟利益相關主體有更多自由發展的可能性，這也正是未來社會的圖景。

上述平臺經濟出現的社會化、公有化新趨勢，雖然存在諸多問題，例如用戶直接監督，有學者認為這是對勞動過程的“軟控制”；平臺經濟的共享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資本逐利；平臺經濟由各相關主體共建，但并沒有體現出相關主體利益分配的均衡；有更多自由發展的時間也并不意味著自由發展的現實，個體勞動者的閑暇時間沒有完全擺脫勞動，生活乃至休閑趨于工作化，將逐漸成為常態。但無可辯駁的是，這些問題并未遏制已經出現的公有化趨勢，不能阻止平臺經濟實行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公有化趨勢和公有資本控股改革反倒有助于緩解甚至消除這些問題。

五、平臺經濟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則、措施和價值旨歸

解決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問題，促進平臺經濟高質量發展，助力共同富裕，推進其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新時代實現新使命的歷史必然性。這就要求我們在理論上探索平臺經濟所有制的改革機制，遵循科學原則、采取有效措施，堅守共贏共享、助力共富的價值旨歸。

（一）守正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直接為所有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當然也沒有現成的理論來回應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這一現實難題，但是它的價值就在于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分析和解決現實的高科技經濟問題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論證仍是研判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問題、探索平臺經濟實行公有資本控股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論基石。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公有化改革方向，符合平臺經濟領域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日益社會化乃至國際化的大趨勢。具體而言，中國的平臺經濟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其理論和實踐都與我國的國情緊密結合，故此，對平臺經濟所有制的改革也要走對的路，走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路；這就是要堅持黨對平臺經濟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結合私有民營平臺在我國的具體發展狀況，在當代妥善解決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失衡問題。

（二）端正態度：科學發揮“資本的文明面”

正確看待資本對平臺經濟所起的作用。要想將平臺經濟的蛋糕切好分好，實現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均衡，就必須把蛋糕做大做好，而不能僅從生產關系的分配上考慮，這就需要正確地對待資本，發揮資本對生產力的正向作用。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資本對經濟發展有巨大的張力，只有正確運用才能發揮“資本的文明面”；“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習近平也指出，“既注重保障資本參與社會分配獲得增殖和發展，更注重維護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使各類資本機會平等、公平進入、有序競爭。”為促進平臺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既用好公有資本的主導優勢，又充分發掘優質的非公有資本。

對平臺經濟進行公有化方向的改革是為了遏制私有民營平臺資本的無序擴張和肆意壟斷，促進各類資本公平競爭，實現各相關主體利益均衡，并不意味著限制平臺的創新發展，為平臺經濟發展設置障礙。我們認為，通過建立權責利一致的平臺創新激勵制度，對注重創新、體現普惠、承擔社會責任的平臺企業實行獎勵，以此弱化資本的無序逐利，引導資本依法規范增殖，發揮平臺創新研發的積極作用，從而促使平臺經濟真正實現主體共建性和全民共享性。

（三）消解痛點：從大數據的共享化入手

數據作為平臺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充斥著平臺經濟運行的各個環節；各相關主體的利益失衡也首先直接表現為數據所有權的倒掛，成為平臺經濟發展的社會痛點。近兩年，中央有關文件都高度重視平臺數據安全問題，2021年我國出臺了《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但均未對平臺數據的歸屬作出明確界定。平臺企業和用戶都是私主體，然而用戶使用平臺產生的數據具有公共屬性，“公”“私”成為確立數據權屬、釋放數據活力過程中的一對顯著矛盾。在改革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以平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關鍵就在于如何實現平臺數據資源的真正安全共享，這關乎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為此，我們認為首先要從大數據的共享化入手，解決平臺數據歸屬、高效利用和利益分配平衡問題，打破各平臺數據孤島，節約全社會數據資源流通成本，充分激活數據應有的發展活力。

進行大數據共享化改革需要優化數據共享機制，減輕平臺對用戶的鎖定效應，提高個人數據的可攜帶性，從而有效促進數據自發、有序流動。首先，對那些使用平臺而對大數據生產和積累作出貢獻的個體勞動者和消費者，依法依規適度敞開使用權限，在確保隱私安全的前提下，保證大數據“共同生產者”能夠共享與他們的業務發展相關的數據。其次，對那些具有教育、學術、文化、醫療健康等公益性公共資源和服務性大數據逐步放開，就像各地圖書館、博物館、紀念園等面向公民免費開放一樣，向全體公民免費實名開放，如此逐步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大數據全民共享。再次，對于其他涉及個人隱私等不可公開性質的數據，平臺根據用戶的實際需要，在正常服務范圍內使用數據，且實施全程監管，事先設定好數據使用行為紅線，一旦平臺超出正常業務服務范圍，系統會自動發出紅色預警。最后，應對數據生產全過程進行嚴格的算法評估，從大數據的生成階段抑制數據不正當采集和壟斷，到數據傳輸、存儲、應用的各個階段提高算法透明度，從而保障數據安全。堅持大數據共享化能有效提高數據利用率，降低平臺運行成本，切實滿足平臺用戶需求。

（四）漸進改革：以建強公有總平臺并控股私有平臺的改革為重點

平臺經濟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其發展規律和潛在問題仍未充分暴露，對其進行公有化方向的改革，既是一個動態過程，也是一個目標追求，必須堅持穩中求進，實現平臺經濟發展與其以公有資本控股為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進程有效銜接、有序推進。當前，私有民營平臺在我國平臺經濟中“位高權重”，而公有公營平臺的發展相對滯后，其發展活力尚未得到充分激發，為此可以考慮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現公有公營資本和私有民營資本的多樣化有序整合。

1. 做大做強公有公營總平臺，整合私有民營平臺數據資源，實現公有公營平臺和私有民營平臺的共同發展

推進公有資本集聚優化，在技術和資金上加大對公有公營平臺的投入，提高其創新力和影響力，為平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動力。《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提出“深化公共資源交易平臺整合共享，研究明確各類公共資源交易納入統一平臺體系的標準和方式……加快培育統一的技術和數據市場。”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類數據資源錯綜復雜，難以直接實現平臺經濟的公有化。可以效仿公共服務性質平臺，如借鑒全國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臺，由工信部牽頭、國資委負責在“央企”層面建立大型大數據公共平臺總公司，形成國家主管運營的公有制性質的嵌套式共享數據集成平臺，將各個平臺可公開性質且具有共享意義的數據整合為一個共享數據庫，并全過程嵌套至國家監管的數據總平臺，從而整合私有民營平臺數據資源，并對各相關私有民營平臺行使監管、調控、引導職能。以此逐步將各種私有民營平臺的大數據集成整合納入國家統一大平臺體系，在特定領域、特定行業、特定環節，發揮其“專精特新”的功能。在此共享數據集合平臺上，數據歸參與者集體所有，全民共同使用，監管權歸國家，最終實現公有公營總平臺和私有民營平臺的共同發展。

2. 通過雙向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實現私有民營平臺的公有民營

“引導非公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直接介入當然不可取，而最佳的市場化引導方法正是通過國有企業的介入，通過國有資本的滲透、控制和影響來實現。”一方面，對于已經發展起來的私有民營平臺，可以采取公有資本參股控股的方式，由政府介入，國家力量參與平臺治理，引導民營平臺健康發展。尤其是涉及各種具有公共基礎設施和公益性質并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私有民營平臺，甚至可以采取贖買方式直接接管其核心大數據運營環節，確保國家和人民數據安全，發揮其公共效益。另一方面，對于初入市場的新興民營平臺，政府應從多方面給予支持，扶持其發展壯大，提高其抗風險能力，促進新興平臺公平參與平臺市場競爭，在發展壯大后，平臺企業自覺踐行社會責任，回饋社會，由此培育一批“公有民營平臺”。逐步引導各種私有民營平臺以服務人民、服務社會主義為原則，以文化共享、資源共享為路徑，以助力全民共富特別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為目標，穩步推進平臺經濟總體上以公有化為大方向的改革，建立適當機制確保其合法私營收益，從而在整個民營平臺中營造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良好市場氛圍。

（五）共贏共享：努力實現平臺經濟相關主體利益均衡

平臺經濟的主體共建性反映出平臺經濟利益構成也應體現各利益相關主體共同分配，因此，推進平臺公有化方向的改革進程，還須著力在平臺經濟各相關主體之間尋求利益的動態平衡。在當前階段，不能把平臺經濟的利益分配關系簡單理解為全民所有、平均分配，這不利于調動各平臺經濟相關主體的積極性。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早就指出勞動所得不折不扣，按照平等的權利屬于一切社會成員這種利益分配的不科學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平臺經濟尚未發展成熟時，應當是除去必要扣除之外、按照各相關主體具體的勞動貢獻進行分配。

要想把平臺經濟這塊大蛋糕切好分好，就必須從不同主體的參與度、需求和特性出發。首先，對于個體勞動者，可以通過減免平臺租金，提高其參與平臺經濟的積極性，同時，對平臺經濟領域內的從業人員進行必要的法律保護，保障好這部分零工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落實中央《關于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促進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參與社會保險，加強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安全意識、法律意識培訓。”其次，對于消費者用戶，要切實地實現其使用平臺的多樣化初始目的，保護好用戶個人的數據隱私，讓用戶能安心使用平臺，真正感受到平臺經濟所帶來的資源和利益共享。第三，對于平臺企業，在解決利益分配的問題上，不能因其帶有資本屬性就忽視其對平臺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正如馬克思深刻洞見的，勞動本身僅僅是人的勞動力的表現，脫離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勞動并不能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勞動者為平臺經濟的運行提供了勞動、數據、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但如果沒有平臺運營商前期的資本投入，平臺就不會生成，沒有這樣一個陣地，平臺經濟的運行是不能完成的，所以企業的貢獻應得到妥善對待。最后，有學者提出利用區塊鏈技術將不同參與者連接在同一利益鏈條上，讓每個參與者都能在數據流通中受益。隨著技術的發展，這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案。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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