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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4月8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于北京（圖片來源：IC photo）

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4月8日警告中國，稱后者對新興產業不斷增加的投資將導致“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工人及企業面臨重大風險”。耶倫稱，中國“現在的產能規模太大，世界其他國家根本無法吸收這些過剩產能”。

“我向中國的高層官員表達了我的擔憂：中國經濟表現出來的一些特點，給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帶來的負面溢出效應越來越大。我尤其擔心中國長期存在的宏觀經濟失衡問題，這是由家庭消費疲軟和企業過度投資導致的，而政府對特定產業部門的大規模支持又加劇了這種失衡，這將可能給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工人和企業帶來巨大風險。

長期以來，中國的儲蓄一直處于過剩的狀態，房地產和政府資助的基礎設施投資吸收了其中的大部分。而現在，我們又看到企業正在加大投資一些政府產業政策所扶持的‘新興’產業，其中包括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耶倫說。

在耶倫看來，中國現在的產能規模太大了，世界其他國家根本無法消化。中國采取的任意行動都可能影響世界市場的價格，當世界市場上充斥著各種中國制造的“廉價商品”時，美國和其他外國公司的生存與發展就可能面臨問題。

這種籠統的觀點帶來了三個疑問：

一、問題究竟是出在中國的過度投資上，還是出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投資不足上？

二、中國生產能力的提高對工業產品的需求是否帶來影響？也就是說，供給增加是否可能導致需求增加？

三、誰購買了更多的中國產品？是美國以犧牲本國工業為代價購買了大量中國產品，還是中國產品賣到了那些沒有競爭性工業的國家？

目前還沒有足夠的數據來為上述問題提供明確的答案，但有足夠的證據表明，耶倫的言論往好了說是過于簡化，往壞了說則是扭曲事實。

美國制造業從業者人數與2019年5月基本持平（2024年3月為1296萬人，2019年5月為1280萬人），美聯儲工業生產指數保持不變，除了對半導體制造廠的補貼投資外，美國的工業投資一直處于疲軟狀態，非國防資本設備（不包括飛機）訂單在2019年1月為378億1982美元，但到了2024年1月卻降至342億美元，降幅接近10%。2023年第四季度美國制造業結構投資為1400億美元，而2019年第一季度為1850億美元。

同時，經季節性調整，2024年1月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增至920億美元，而2019年1月的逆差為720億美元。出于某種原因，美國減少了對本國制造業的投資，選擇從其他國家購買更多的制造業產品。在此期間，美國對超過2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2019年1月至2024年1月，中國商品的進口價格（稅前）略有上漲。根據美國統計機構的報告，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進口額從2019年1月的410億美元下降到2024年1月的360億美元。

過去五年，美國制造業投資下降，對外國商品的依賴性增加，但這恐怕不能歸咎于對中國進口的增加。在過去，進口中國產品確實造成了美國制造業就業機會的流失，但如前所述，美國對中國的進口在過去五年已經有所下降，而且這是長期趨勢，這一趨勢早在中國電動汽車產業興起之前就已顯現。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在其他國家的投資促進了這些國家出口的增加，而這些國家出口的很多產品是美國購買的，但這是另外的問題。導致美國制造業表現疲軟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不利于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稅法、過度監管以及不重視技術人員培訓等。

如果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了，那么中國的出口走向何方？在過去幾年中，中國對發達國家市場（美國、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出口幾乎沒有增長，而對全球南方市場（包括俄羅斯、波斯灣國家、中亞、韓國和臺灣）的出口卻增長了約一倍。這是世界貿易模式史無前例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過去十年中最重要的經濟事件。

中國向全球南方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出口對比，藍線表示全球南方國家，橙線表示發達國家（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總署、作者整理）

中國對南方國家的大規模出口包括數字和實體基礎設施。中國主導了東南亞、中亞、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國家的寬帶以及實體基礎設施的建設。中國出口的很大一部分產品提高了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為這些國家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礎。例如，價格低廉的電動汽車能提高流動性，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數據顯示，對南方國家的寬帶投資有助于企業建設并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我最近為《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雜志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的部分出口產品是有助于維持當地經濟增長的，供給能夠創造需求。

當然，中國商品的出口也有可能擾亂當地產業，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南方國家過度進口中國產品或基礎設施項目不成功的例子。但是，這些問題值得仔細分析，應當密切關注數據，而不是一概而論。

現有數據表明，中國大部分出口產品都流向了那些在新興產業領域不與中國構成競爭的國家，而這些國家往往受益于從中國進口產品，因為這些產品將有助于其未來經濟增長。

信息的全面性是應該考慮的問題，提出失敗案例的同時也應該考慮那些成功的例子。耶倫應該考慮一下，在新興產業中增加產能是零和游戲還是正和博弈。她忽視了新興產業的正和影響，這實在是個令人遺憾的疏忽。

最后，耶倫建議中國刺激消費、減少投資，這一建議沒有考慮到中國發展的基本趨勢。自1979年鄧小平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有賴于城市化，農民涌入城市，成為生產線上的工人。而在未來，城市化率將急劇下降，中國必須提高工業生產率，就像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所做的那樣。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可能的人口規模縮小，提高工業生產率是必然的，而這需要高水平的投資。

當然，耶倫的擔憂也不應忽視，她擔心中國的新興產業可能損害美國經濟，這或許沒錯。作為一名美國消費者，我希望能以低于1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一輛電動汽車（在中國，最便宜的一款特斯拉也需要20萬元起步，約合2.7萬美元——譯注）。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同意特朗普的警告，即價格低廉的中國電動汽車可能會“血洗”美國汽車產業。他在3月18日提議對中國電動汽車進口征收高額關稅，同時邀請中國汽車制造商在美國建廠，這似乎是目前最好的解決方案。

美國財政部應該更加努力地找出切實可行的政策性解決方案，而不是向其他國家提出這種普遍性的建議。

（作者：大衛·戈德曼 系美國經濟學家，《亞洲時報》副主編；來源：底線思維 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