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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鄲三惡少虐殺案，是一起挑戰和沖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霸凌慘案。它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法律到底在保護什么人”的問題：在保護未成年受害人，還是在保護未成年加害人？這個問題的實質，不是別的，正是客觀存在的未成年人的逆保護。

什么是未成年人的逆保護？就是說，在未成年人保護實踐中，客觀上受到實質性保護的不是未成年受害人，而是未成年加害人。其具體表現是：給予未成年加害人的是追西風、趕時髦的教條主義濫保護；給予未成年受害人的是非主流、打醬油的形式主義虛保護。

邯鄲三惡少以團伙式霸凌，長期針對一個弱小善良的同班同學，最終兇殘殺害之。他們蓄意謀殺、共同作案，劫財害命、毀容埋尸，悍然行兇、淡定應對。暴戾而貪酷，冷血而狡詐。視人命如草芥，視國法如空文。主觀惡性極大，手段特別殘忍，過程血腥恐怖，情節極端惡劣。不嚴懲不足以平民憤，不嚴懲不足以安民心，不嚴懲不足以顯公平，不嚴懲不足以伸正義，不嚴懲不足以保平安，不嚴懲不足以護穩定。

他們雖然已被核準追訴，但不等于逆保護不存在了。《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國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第四條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應當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處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項，應當符合“給予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等六項要求。具體到邯鄲三惡少虐殺案，受害人和加害人都是十三周歲，而受害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參與權均已被加害人兇殘地剝奪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要給予加害人特殊、優先保護，每人先賞一顆“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的定心丸，再送一個“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大禮包，這等于受害人連僅剩的受保護權也嚴重縮水了。最后，把加害人在未成年人管教所里充滿關愛地養起來。對比之下，傷害何其大也！這公平嗎？這正義嗎？向來如此就對嗎？保護未成年人，應當最有利于未成年受害人，還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加害人？以善報惡，何以報善？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千百年來老百姓的樸素公平正義觀的最大公約數。當年劉邦破秦入關，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第一條便是“殺人者死”！如果我們的法律既治不了霸凌殺人的惡少，又治不了欠債不還的老賴，那么，老百姓有什么理由相信法律？法律的權威又從何而來？電影《第二十條》有句臺詞說得特別好：“法律的權威來自哪里？來自老百姓最樸素的情感期待。”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法律，毫無疑義應當堅持人民性與權威性的有機統一。法不能向不法讓步，法不能對惡少縮水，法不能遇難題躺平，法不能跟老百姓的樸素公平正義觀對立。說老百姓是法盲很簡單、很容易，但法律要贏得老百姓的信任不簡單、不容易。正如演出效果不佳不能怪觀眾不懂戲一樣，法律效果不佳不能怪群眾不懂法。究竟是老百姓不懂法律，還是法律不懂老百姓？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判斷法治是不是良法善治的根本標準，就是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什么叫人民至上？這就叫人民至上。什么叫以人民為中心？這就叫以人民為中心。老子講得透徹：“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民間常說，“別把羅成當娃娃”。邯鄲三惡少的作案過程和事后應對表現充分證明，他們是典型的羅成式犯罪嫌疑人，是事實上的低齡型超成人，是國人皆曰可殺的校園小惡魔。我們憑什么要像唐僧對白骨精那樣對三惡少發慈悲心、當爛好人？如此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未成年三害，理應是我們嚴厲、沉重打擊的對象，決不是我們特殊、優先保護的對象。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和智者。人民群眾對邯鄲三惡少是什么態度呢？是必欲判其死刑而后快！從來沒有哪起案件像這起案件這樣持久地牽動著全國上下、社會各界、千家萬戶的視線和神經。人民的憤怒在輿論場上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某些“法學東郭先生”，習慣性地把所謂“情緒化”的標簽硬往群眾臉上貼，卻絲毫看不到隱藏在其法律書袋里的無窮后患。他們的說教無異于“虎狼屯于階陛尚談因果”，豈不聞“下下人有上上智”！邯鄲三惡少窮兇極惡、慘無人道地剝奪了一個毫無過錯的同齡人的生命，人民群眾要求依法“剝奪剝奪者”天公地道。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的法治也是為人民服務的。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的法治就一定會不斷進步。相反，如果我們不尊重人民意愿，不嚴懲邯鄲三惡少，那么，我們的法治就會失去人民的信任，極有可能導致叢林法則盛行、以暴制暴成風的災難性后果。能動司法之人民立場的真諦是什么？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將心比心，正義自見。對被害孩子的家長來說，法庭判決應當是伸張正義的鐵拳，而不是自嗨理性的雞肋。

現實版“紅孩兒”們憑什么敢肆無忌憚地興妖作怪？他們憑的是法律“三昧真火”：一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這個公約把十八歲以下的任何人統稱兒童，明確規定不得對犯罪兒童判處死刑或無釋放可能的無期徒刑。中國是締約國之一。二是《刑法》第四十九條。這個法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三是《未成年人保護法》。該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嚴重的問題在于：上述法律善意正在被未成年作惡者惡意利用，變成了他們對付執法者、司法者的護身法寶、反攻利器。

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我們應當怎么辦？我們應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拿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武器，破除對法律的迷信和執念，聚焦霸凌案，扭轉逆保護，把顛倒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

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在當今互聯網時代的社會生活中，未成年人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呢？未成年人身體心智早熟化、違法犯罪低齡化、犯罪方式團伙化、犯罪手段成人化、重新犯罪突出化、惡性犯罪殘忍化、作惡成本超低化，而他們利用法律善意的能力和反偵查能力卻在野蠻生長。他們不守法并不是因為不知法，而是因為不畏法。他們要鉆的就是法律的空子，像吃青春飯那樣犯少年法，倚小賣小，氣焰囂張。在一些未成年加害人那里，教育和法治非但不是萬能的，簡直就是無能的：教師不敢管、管不了，學校不敢開、開不了，警察不敢抓、抓不了，法官不敢判、判不了。師道尊嚴和法律權威在他們的心目中壓根兒就不存在。這些被法律供起來的未成年加害人，反倒變成了“圣嬰大王”式的國民小祖宗，真是豈有此理！對這種令人憤懣的法律善意反效果，警察和法官既窩火、又憋屈，但卻無能為力；早已失去戒尺的教師除了和風細雨外，只能是日益佛系；善良的人們心甚憂、意難平，正所謂“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再沒有比這更大的“天下之憂”了，凡此種種，人民群眾強烈不滿久矣！

生活、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判定法律之是否良法，同樣依此而定。生活經驗和實踐真知告訴我們，成年人欺負未成年人的案件確實有，但不多；大量的類似案件是發生在未成年人之間的霸凌案件。而在未成年人惡性犯罪案件中，受害人絕大多數是弱小無助、勢單力薄的那一部分未成年人。最常見的霸凌是“多打一”模式，雙方的力量對比，是加害方對受害方的碾壓式絕對優勢。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客觀事實。在這類案件中，區別對待未成年受害人和未成年加害人顯得尤為重要。否則，所謂未成年人保護只能在客觀上起到保惡屈善、護強抑弱、厚眾薄寡、鼓勵人性之惡的反作用。

正如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一樣，沒有受害人和加害人的區別就沒有未成年人保護的公平正義。譬如在一起強奸殺人案件中，加害人不滿十二周歲，被害女童年僅四歲，結果是加害人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真可謂逆保護的冰火兩重天！法律對這個女童的保護承諾，竟然是口惠而實不至，保了個落花流水春去也。法律對她這個未成年至弱者何其不利、何其不公、何其無情！于是乎，我們的法律陷入了自身的尷尬悖論：保護了惡意滿滿的作孽強者，辜負了長恨綿綿的可憐弱者。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自然、社會和思維無不遵循矛盾法則。差異就是矛盾。為什么會出現未成年人的逆保護？因為未成年人保護嚴重忽視了矛盾的特殊性。其結果是：給予未成年加害人的保護，是具體的、實質性的、全方位的、一條龍一整套的；給予未成年受害人的保護，是抽象的、表面性的、空泛化的、無后續無措施的。我們往往不自覺地讓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代表”所有未成年人來享受法律保護、享受合法權益保障，用自以為是的法治進步換來了事與愿違的情理倒退。全面保護未成年人，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在區別未成年受害人和未成年加害人的基礎上實行差異化保護，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只有堅持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才能掌握未成年人保護的規律。對反復出現的問題、普遍存在的問題，應當到全局指導上找原因。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必須堅持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原則。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必須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受害人的原則。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必須堅持同一案件未成年受害人權益保障優先、未成年加害人權益保障限制的原則。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必須堅持依法追究加害方監護人責任的原則。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當前，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法治領域的突出問題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普遍認為：法律對壞人太好，對惡少太善。真正的法治必然拒絕圣母心，因為圣母心泛濫的結果就是“法治圣母”被“圣嬰大王”先奸后殺，到死還在念叨：“拋開事實不談，他還是個孩子，不適用死刑……”這叫什么？這叫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和實踐相脫離。

馬克思主義者是立法本意與法律效果的統一論者。邯鄲三惡少把一道法治難題挑釁性地扔在了我們面前，人民群眾高度關注，考驗各方神圣的智慧和勇氣的時候到了！我們的專家學者怎么看？我們的代表委員怎么說？納稅人的錢總不能白白花在刀鞘和刀背上而與刀刃毫不沾邊吧？俗話說，活人不能讓尿憋死。針對現實版“紅孩兒”們的法律“三昧真火”，竊以為可以用如下四個辦法來滅火伏魔、扭轉乾坤。

第一，正名劃線，一分為二?？鬃诱摓檎葎照f：“必也正名乎！”按照我們的民族習慣，我們可以對未成年人實行一分為二的正名劃線：十二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屬于少年；十二周歲以下屬于兒童。這樣，對三惡少判處死刑，就并不違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國有句老話，男子十二奪父志。我們的古人甘羅十二歲就憑真本事拜相當領導了。我們認為，把未成年人一律視為兒童是荒唐可笑的，是嚴重缺乏人類發展自信的。事實上，我們的中學生從來不過兒童節。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好比是統一戰線，我們區分少年和兒童好比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我們要嚴懲的邯鄲三惡少不是兒童，而是少年，因此不受這個公約的約束。什么叫中國特色？這就叫中國特色。什么叫走自己的路？這就叫走自己的路。

第二，拿來主義，洋為中用。大膽引入英美法系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為我所用。一則邯鄲三惡少的犯罪惡意遠遠超過成人，應當按照成人標準定罪量刑。二則受害人和三惡少同為十三周歲未成年人，理應按照未成年抵消規則對三惡少實行權益保障限制，適用成人量刑標準。同時，建議發揚司法首創精神，組建人民陪審團參與此案審判，把能動司法建設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第三，原心議罪，古為今用。法治文明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我們的古人有著非常務實而高明的司法智慧，例如“原心定罪”原則和“嚴誅首惡”原則。馬克思主義法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法學，從《唐律疏議》到《大清律例》，我們都要以“兩個結合”的精神批判性地吸收其法治精華。清代乾隆年間，一個九歲男孩霸凌另一個九歲男孩，強吃惡要零食，致后者倒地斃命，被判處絞監候，相當于我們現在的死緩。乾隆皇帝表示，如此惡童，決不減刑。邯鄲三惡少比這個惡童年齡大得多、惡意深得多、罪孽重得多，難道他們不該被處以極刑嗎？

第四，修改法條，創設規則。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我們可以在充分討論、集思廣益的基礎上修改有關法條，并科學創設新的法治規則。比如說，我們可以在規定刑事責任年齡的同時，特別規定受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案件，追究刑事責任不受年齡限制。比如說，我們可以考慮再次下調刑事責任年齡。下調的本身，就是對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的超前震懾和積極預防。比如說，既然有特赦令，為什么就不能有特懲令？打破思維定勢，一切皆有可能。

辦法總比困難多，關鍵在于我們有沒有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敢不敢做第一個吃螃蟹的法治孤勇者和規則創立者。沒有先例，那就創造先例。上述辦法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未成年人虐殺未成年人者死！

法律，歸根結底是治國理政的工具。法律之劍，貴在鋒利，不貴時尚虛名，正所謂“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铘”。法律，也要講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的呼聲，就是我們立法修法的努力方向。我們的法律，決不能聽滿世界賣人權拐的偽善海盜的忽悠。我們歷盡艱辛追尋良法善治，驀然回首發現：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才是我們做好包括立法修法工作在內的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證。

法治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最管用的就是最好的。世界上不存在一旦制定、萬古不變的法律教條，更不存在四平八穩、雷打不動的法治進步。我們認為，死刑的震懾作用無可替代，判處死刑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該判死刑而不判死刑，才是脫離群眾，不得人心。邯鄲三惡少是一個霸凌殺人犯罪團伙，理應均以主犯論處，不存在什么從犯，而只存在主犯中的首犯。為了保護最大多數未成年人的安全，極刑嚴懲未成年三害，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也是最大的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叫什么？這叫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

塑造什么樣的“中國少年”，就會有什么樣的“少年中國”。這些年來，我們保護未成年人的最大失誤，就是把未成年加害人慣成了法律的寵兒、社會的熊孩，未成年人保護異化為單純優待劣跡少年。二十年前，某市綁架殺人的四名未成年罪犯躲過死刑、相視而笑的場景實在氣人。他們作案前早就知道自己是“判不死的小強”，所以才決定“犯罪要趁早”。二十年后，霸凌虐殺同學的邯鄲三惡少，年齡更小，罪行更惡。二十年來辨是非，善花開處惡果結。血的教訓啟示我們：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必須堅持兩手抓、兩手硬，一手抓全面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一手抓嚴厲打擊未成年人惡性犯罪。就是說，為了教育挽救大多數，必須嚴懲重處極少數。只有這樣，才是符合對立統一法則的未成年人保護，才是符合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的未成年人保護。

王陽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立法修法和執法司法的過程，就是我們致良知的過程。如果我們抱著宋襄之仁、尾生之信，死守“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的教條不變，寧可負天下人，也不負三惡少，那么，悲劇的重演就不可避免。

年齡有大小，人性無大小，欺軟怕硬、恃強凌弱的人性之惡，才是三惡少犯罪的實質性主導。留守是外因，善惡是內因，自私冷酷、漠視生命的內在之惡，才是三惡少犯罪的決定性因素。對這等貨色選擇節約公共資源，堅決送其往生才是大仁大義的上策。若容許罪大惡極者留得青山在，好人遲早會遭火燒。請大家用逆向思維來認真想一想，假如邯鄲此案久偵未破，甚至受害人糊里糊涂“被失蹤”了，三惡少會不會良心發現，投案自首？會不會幡然悔悟，金盆洗手？絕對不會！他們只會更奸更惡更老練，而遭其禍害的孩子也只會更多更慘更可憐。作為學生家長、作為孩子父母，就說你怕不怕？敢不敢往下想？誰能保證今后不會再發生類似案件？須知：最狠的打擊才是最好的預防。

當前未成年人保護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未成年受害人的權益保障需求與未成年人保護不全面、無區別甚至更偏重對未成年加害人的權益保障之間的矛盾。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量變已經足夠，質變就在眼前。我們應當以最大的歷史自覺，來推動未成年人保護的質變的發生。嚴懲邯鄲三惡少，就是實現這個質變的破局第一刀。我們的法治，要以取經趕考的精神務實擔當，傳承紅色基因；這個紅色基因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我們的法治，要以察今變法的精神砥礪奮進，彰顯文化自信；這個文化自信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捍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我們主張嚴懲邯鄲三惡少，不僅是要嚴厲打擊未成年人惡性犯罪，而且是要堅決捍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惡少對同窗學友非但不誠信、不友善，反而包藏禍心、惡毒至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尖銳對立，于情于理于法，皆是背道而馳，此風決不可長。為什么古人對逆倫案的罪犯要殺無赦甚至還要罷縣令的官？就是為了捍衛當時“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核心價值觀。自古邪不壓正、法不容惡，古人的治理智慧值得我們虛心借鑒：對邯鄲三惡少，一個都不寬?。?/strong>